人物生平

幼年時期

1881年，章士釗生於湖南善化縣。其父章錦曾在鄉里為里正，後業中醫。章士釗幼讀私塾，非常勤奮。

13歲時在長沙買到一部《柳宗元文集》，從此攻讀柳文。

16歲在親戚家為童子師。

1901年離家赴武昌，寄讀於武昌兩湖書院，在此結識黃興。後執教於朱啟鈐家私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陸師學堂學軍事。次年進上海愛國學社。5月，任上海《蘇報》主筆，由於該報連續登載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7月被查封。8月他與陳獨秀、張繼等人又創辦《國民日報》，建立大陸圖書譯印局。同年冬與黃興等組織華興會，從事反清活動。

1903年4月，拒俄運動發生，上海各學校學生罷課，章士釗不顧學堂總辦俞明震勸阻，率陸師同學三十餘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組織的軍事民教育會，任軍理教習。不久被聘為上海《蘇報》主筆，經常發表激烈的革命言論，並因此結識了章太炎、張繼、鄒容，意氣相投，結拜為異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張繼、鄒容均有鼓動革命的書籍。於是章士釗將日本人宮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夢》編譯成《大革命家孫逸仙》一書，將孫之別名“中山樵”與姓氏連在一起。於是1903年9月用黃中黃的筆名刊行，國內由此書而知重孫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蘇報》，並先後逮捕了章太炎、鄒容等七人。章士釗因得主辦此案的江蘇候補道、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僥倖得脫。於8月7日又與陳獨秀、張繼等人創辦了《國民日報》，並繼續激烈地鼓吹革命。1903年11月，他與黃興由上海赴長沙，醞釀華興會的籌建工作。

1904年2月，與楊守仁等在上海建立愛國協會，任副會長。楊守仁為會長。1904年8月，華興會決定當年11月6日在長沙舉行起義。章在上海餘慶里密設機關，暗中接濟。因事機不密，未經發動即遭失敗。10月，黃興赴上海，召集楊守仁、陳天華、章士釗、張繼、楊度等人開會，準備在湖北、南京等地再舉義旗。後因發華興會在餘慶里的機關遭破壞，張繼和章士釗等十餘人被捕，再起義的計畫未能實現。章士釗等人經蔡鍔托人營救，被關押四十餘天后，得以保釋。出獄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東渡日本。

留學時期

1905年流亡日本，入東京正則學校習英語。章回顧過去，認為自己“才短力脆”，連累了同事，感到內疚，一改革命救國為求學救國，乃發憤力學。1905年8月，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但堅不入盟，後來亦未入其他政黨。

1907年，赴英留學。

1908年，入英國阿伯丁大學學法律、政治，兼攻邏輯學。1909年4月，他與同盟會員吳弱男在倫敦結婚，婚後入阿伯丁大學學政治經濟兼攻邏輯學。留英期間，他常為國內報刊撰稿，介紹西歐各派政治學說，於立憲政治尤多發揮，對當時中國政壇很有影響。

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章士釗攜家眷從英國回國，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給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應孫中山邀由英倫回國主持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因視同盟會不合西方政黨標準，主張“毀（舊）黨造（新）黨說”，以施行政黨內閣制，遭同盟會員反對，被斥為“保皇黨”。章憤而辭職，應袁世凱之邀北上。袁贈巨宅，委以北京大學校長，未就。

1912年春抵南京，受黃興、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報》主筆，兼江蘇都督府顧問。7月，章在《民主報》上發表了《政黨組織案》，主張將當時國內新有政黨（包括同盟會）一律解散，在一段時間內各抒已見，然後根據不同政見分為兩黨，出而競選，得多數擁護者，管理國家。這就是著名的“毀黨造學說”。此論遭各方攻擊，同盟會內部大嘩，章士釗乃脫離《民主報》，於同年9月與王無生別創《獨立周報》，繼續議論時政，提出了民國政制究取法國制還是美國制等引起國人注意的問題。

1913年3月，袁世凱主使刺殺宋教仁反嫁禍於黃興。章由此看出袁之險惡，乘隙逃離北京，前往上海，拜晤孫中山、黃興，奉孫中山命，聯岑春煊反袁，並草擬了《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孫中山任命為討袁軍秘書長。“二次革命”失敗後，章亡命日本。

1914年5月，在東京與陳獨秀、谷鍾秀等人創辦《甲寅》月刊，章在第一期上發表《政本》一文，重申兩黨制的主張，提出執政黨應借反對黨之刺激而維持其進步。章倡言革新，反對專制，提倡共和，反對袁世凱，但反對暴力激進手段。批評革命黨有“好同惡異”之弊，力主調和精神。

任職時期

1914年發表《學理上之聯邦論》等一系列關於政體的文章，宣稱聯邦制可以用輿論力量達到革命的目的，引證西文學說，結合中國政治實際，文法謹嚴，理論充足，為時人重視。7月任歐事研究會書記。

1915年冬，袁世凱公開稱帝，護國軍起。5月，肇慶軍務院成立，章士釗出任軍務院秘書長，併兼兩廣都督司令部秘書長。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總統。章士釗留居北京，任國會議員，並應蔡元培之邀請，受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倫理教授。

1916年5月，肇慶軍務院成立，任秘書長，併兼兩廣都督司令部秘書長；6月黎元洪繼任總統，赴北京與黎洽商善後。

1917年1月，在北京出《甲寅》周刊。1917年11月，應陳獨秀之邀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院教授，講授邏輯學。兼圖書館主任，並被選為國會眾議員。章並薦李大釗、楊昌濟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圖書館長職薦李大釗繼任。

1918年5月，任護法軍政府秘書長。次年在上海舉行南北和平會議，當選南方代表。

1920年，章士釗當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澤東。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中，毛澤東、蔡和森持楊昌濟手書拜見章，求予資助。章當即以二萬元巨款相贈，毛以一部資助赴法學生，一部用於湖南革命活動。

1921年春，赴歐洲考察政治，在倫敦訪問了英國學者威爾斯、肖伯納、潘悌。章與諸人講座後，認識到農業國與工業國不同。

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

1922年，周恩來等在歐洲創建共青團，托章將一部印刷機由法國運至德國，章照辦無誤。

中國共產黨誕生後，章士釗在共產黨人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中華民族的希望，政治傾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朋友。

1923年6月離京赴上海。10月曹錕賄選為總統，章時任上海《新聞報》主筆，撰文痛斥受賄議員。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張毀棄約法及國會之主張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44歲的章士釗投入北洋軍閥集團。段從章建議，以“臨時執政”之名兼任總統與總理之職，委章為司法總長。

1925年4月，再派章士釗兼教育總長。章受命後，即宣稱要整頓學風，宣布大學統一考試，合併北京八所大學，引起教育界進步人士及青年學生的反對 [1]  。4月9日，各校學生聚會請願罷免章士釗。章遂辭職赴滬，後經段祺瑞挽勸，乃復任司法總長之職。7月發行《甲寅》周刊，反對新文化運動。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總長，要他繼續“整頓”學風。章不顧人們的反對撤換了一批反對他的大學校長。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裝警察護送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到校就職，後又下令解散“女師大”，鎮壓愛國學生運動。因章的《甲寅》雜誌作為整頓學風的言論陣地，而《甲寅》封面繪有一虎，當時人們稱之為“老虎總長”。

1926年，“三一八”慘案時，章任段政府秘書長。後被國民軍驅逐下台，章出走天津，繼續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該刊強調反對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反對白話文，反對“歐化”，引得罵聲一片，但章我行我素。魯迅著文痛罵段祺瑞、章士釗為“落水狗”，由是惡名遠播。

1927年4月，李大釗同志在北京被奉系軍閥逮捕，他四處奔走營救。

1928年國民革命軍光復北京後，因章系執政府之高級官員，曾被通緝，乃赴歐洲遊歷。

1930年受張學良之聘回國，任瀋陽東北大學文學院教授，次年任院長，“九一八”事變後，章士釗回到上海，為杜月笙賓客，不久正式掛牌當律師。

1932年10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他自動站出來為陳辯護，請求法庭宣布陳無罪。其“辯論狀”著力闡述政府應當容忍不同政黨之理論，文氣逼人，震動法庭，中外報紙競相登載。

1934年任上海法學院院長，並先後擔任北京明德大學、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上海法政學院院長。岑春煊等西南軍閥排擠孫中山，操縱南方護法軍政府，岑任總裁，章出任秘書長。

1937年4月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法制委員會主席。

抗日戰爭爆發後，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維新”偽政府成立，漢奸梁鴻志誘章入伙，被章拒絕。不久杜月笙派人迎護，章由香港轉赴重慶，國民政府給以“參政員”名義。

1938年6月起，歷任第一、二、三、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3年著《邏輯指要》在重慶出版。

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主席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戰後問題；“雙十”協定簽字後，毛因事滯留重慶，毛澤東在重慶與蔣介石會談，徵詢章對形勢看法，章在手心寫一“走”字，耳語“三十六計，走為上”，勸毛速離險境。

解放時期

1946年回上海，在同濟大學法學院任教，並續任律師；同年11月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1948年行憲後，當選為立法院立法委員。

解放戰爭後期，他作為“上海和平代表團”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非正式代表，為國共合作奔走。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欲試探與中共和談之可能性，乃請章士釗及江庸、顏惠慶三人。章返上海後，曾專程至南京，會晤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向程介紹了與毛澤東晤談的情況，轉達了毛對和平寄予的期望，對程消除“懲辦戰犯”的疑慮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決定正式成立代表團，派邵力子、張治中及章士釗等五人為和談代表，於4月1日到北平，與中共舉行和平談判。4月22日和談破裂，章士釗與邵、張等乃留居北平。嗣後去香港，同年6月，程潛派程星齡赴港，會晤了章士釗。章托程星齡帶信給程潛，轉達了毛澤東對程和平起義的期待和中共對陳明仁將軍的熱誠態度，勸說程、陳起義。

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總統委派與邵力子、張治中、劉斐同來北平，與中國共產黨舉行和平談判。因國民黨政府拒絕簽訂雙方代表草擬的協定，乃留居北平。繼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潛，勸說程、陳（陳明仁）起義。9月，他應中國共產黨之邀參加開國大典，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從此定居北京。

新中國成立後

新中國成立後，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並被推選為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委。先後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1951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1952年，他與葉恭綽等人聯名上書毛澤東，呼籲保護北京廣東新舊兩義園的民族英雄袁崇煥遺墓，使袁墓古蹟得以保存。

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與台灣方面連絡，會商兩岸統一問題。

1957年，中共整風，章發言中有語“物必自腐而後蟲生”，被責令檢討，經毛澤東干預始得解脫。

1959年10月，任館長。晚年以大部分時間從事文史研究工作，並曾在中國人民大學漢語教研室講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為《柳文指要》一書。

1961年，國窮民困之際，毛用稿費以“還錢還利”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給章以解其困，送滿十年。

1963年，毛七十壽辰，設家宴邀章士釗、程潛、葉恭綽、王季范四老到中南海，並各攜子女一人到席。

1965年，《蘭亭集序》真偽之辯，高二適駁郭沫若文章發表受阻，章向毛推薦高文，得以通過。

“文化大革命”中，當造反派的矛頭直指“劉鄧司令部”時，他對國家前途充滿憂慮，不顧個人安危上書主席，坦誠陳言，意欲力挽狂瀾。“文革”初期，章遭批鬥抄家，章函告毛，毛要周恩來接章到301醫院予以保護。章對劉少奇命運十分關注，致函毛、劉調解，要劉效廉頗藺相如故事向毛負荊請罪，以求團結共事，卒被殘酷現實打破。從此專心整理《柳文指要》，在毛支持下，於1971年出版，為“文革”中少有的特例。

晚年最為期盼的是祖國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為此，不顧92歲高齡只身前往香港為恢復同台灣的聯繫而奔忙，最終在香港病故，為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大業作出最後的貢獻。

1973年，章士釗自請第四次赴港，欲與台灣方面會談兩岸統一事業，功未竟而身先死。享年92歲。在京舉行追悼會時，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均到會行禮致哀。

思想主張

調和立國

調和立國論是章士釗思想成熟的標誌，也是1910—1919年間其思想言論的基本線索。這也可以說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總結。1962年，年過八旬的章士釗說：“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許。”這么冷靜的反思，他早在民國初年就開始了。

因為言論不被國民黨所採納，他便掛冠而去；但他立即另辦一個《獨立周報》，繼續履行輿論監督職責。在“二次革命”失敗後，他逃亡日本，有了冷靜總結和反思的好時機。在參與國民黨重要政治派別歐事研究會活動的同時，他在自己創辦和主編的《甲寅》雜誌上，他提出和系統論述了“調和立國”論。這個理論批判的矛頭主要指向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但也嚴肅地批評了以孫文為代表的激進主義錯誤，鼓吹建立以調和、寬容為基礎的多元互動的社會運行機制。

在他看來，專制是逆時代潮流的反動禍害。他寫道：“專制者何？強人之同與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於己，即莫不樂於專制。故專制者，獸慾也。遏此獸慾，使不得充其量，以為害於人群，必賴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獨裁之國，抗之以變，則為革命。抗之以常，則為立憲。抗之以無可抗，則為諫諍。”“孟德斯鳩曰：‘且專制之國，其性質恆喜同而惡異。彼以為，異者，亂之媒也。’……彼雖指宗教言，然專制與喜同連，到處可通。”他毫不含糊地認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錯誤，以袁世凱為首的專制統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嚴重。

與此同時，他一再指斥另一種極端——“暴民專制”。他說：“往者清鼎已移，黨人驟起，其所以用事，束縛馳驟鹵莽滅裂之弊，隨處皆有。國人乃皇皇然憂，以謂暴民終不足言治……”黨人“未能注意於利益不同之點，極力為之調融，且挾其成見，出其全力，以強人同己，使天下人才盡出己黨而後快。又其中有所謂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負責任，肆口漫罵，用力擠排，語若村嫗，行同無賴，因之社會之情以傷，陰謀之局以起，則事實具陳，無可掩也。”

章士釗沒有停留在現象層次。他指出，中外歷史一再證明，走向極端，拒絕調和，必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民國初年，以批判態度觀察政局發展的中國人為數不少，但能聯繫世界歷史全局反覆思考的卻不多見。針對這樣的現實，章氏認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應以調和立國論為指導，作出相應的轉變。他清醒地看到，空談化同迎異，不能真正確立這樣的風氣和社會運行機制。關鍵要培養對抗力，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

以農立國

他提出“農國”論，幾乎全盤否定了自己過去的社會政治理念。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反對現代化的理論。其要點是：中國一貫以農立國，必須堅持這個傳統。拋棄一切與工商立國相關聯的追求與制度。在政治領域，一反前期的主張，不要總統、國會、政黨等等與工商國有關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覆演講，說民初以來政局混亂，戰禍連綿，都是走錯了路，把不切中國國情的制度搬到中國。“吾國禍亂相尋，自辛亥迄今十二年無寧日者，徒以大選無方，奸雄竊發已耳。不去選事，亂無由已……西土現制之有裨於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國會，斷乎無復自存之值。”選舉、總統、國會、政黨……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為農國，不能妄采工業國之制度。”

回歸傳統

進入20年代，章士釗的思想起了巨大變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堅決反對新文化運動。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運動進入高潮，章士釗已為文學和道德領域破舊立新深感憂慮。他說：“今人講新文學，頗采報端之見，揮斥一切舊者，欲從文學上劃出一新紀元，號之曰新。愚謂所見太狹，且亦決不可能。”“今之社會道德，舊者破壞，新者未立，頗呈青黃不接之觀……人心世道之憂。莫切於此。”因此，他認為：“新機不可滯，舊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漸改善，新舊相銜，斯成調和。”本來強調橫向寬容的調和，轉而注重縱向新舊融合。隨後，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更趨堅決。

與此同時，章利用《甲寅》周刊強調反對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反對白話文，反對“歐化”，引得罵聲一片，但仍然我行我素。

1921年10月歸來後，章士釗態度改變。以反對直線發展觀為藉口，他斷言：“所謂文明野蠻，不過循環蟬遞”。“新舊並無一定之界限，何者為新，何者為舊，很難於斷定……新舊是循環的，昔日以為新者，今日或視為舊，甲地以為舊者，乙地或反視為新。”“故思想之進化，亦是循環的，並無新舊之不同。”於是，新文化運動全都是無事生非，有害無益。白話文在他看來更是“文詞鄙俚，國家未滅，文字先亡”！簡直是奇災大禍。其惡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謹厚者菑然喪其所守，父無以教子，兄無以詔弟，以言教化，乃全陷於青黃不接、轅轍背馳之一大恐慌也。”

婚姻家庭

娶吳弱男

章士釗24歲時，結識了19歲的吳弱男。4年後，於1909年兩人在英國倫敦結為夫妻，第二年29歲時有了大兒子章可。在章士釗的妻妾中，只有前妻吳弱男留下子嗣，章可、章用、章因。

納奚翠貞

1919年，章士釗在上海時，經黃金榮介紹結識了一個青樓女子（一說是黃的干女兒）奚翠貞，瞞著吳弱男暗中交往，1924年後，公開與奚同住。吳弱男是早期革命的新式女子，容不得章納妾，吵鬧之後於1929年斷然分居（時年她42歲，章48歲），攜三個兒子（二兒子是季羨林同學，二三子都在抗戰時去世，沒有成家）去往歐洲。

章士釗在上海當律師時接了一筆官司，一個賣昂貴康克令金筆的女營業員和一個早有婚配的大家公子生了一個女兒，其父要兒子與其斷絕關係。恰好章士釗的小妾奚夫人沒有生育，於是將女兒抱養過來。這個孩子當時8個月大，後來章士釗為其取名章含之。

納殷德珍

1941年章士釗結識了杜月笙推薦的一個戲子，就又納了一個26歲的小妾——三夫人殷德珍，也無生育，後收養一女章眉。1945年秋天回上海，章士釗另買了房子，與殷夫人同住。奚夫人就頗受冷落了。章含之的回憶也是見父親的時候不多，也沒什麼感情。1949年，68歲的章士釗老人到了北京和談，期間和殷夫人取道香港（殷從此被留在香港），後轉投毛澤東，參加了新中國開國大典。11月的時候，把奚夫人、大兒子章可和14歲的章含之都接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