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期生涯

光緒八年（1882年），宋教仁出生在湖南常德市桃源。

光緒十四年（1888年），六歲的宋教仁進入私塾讀書。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17歲的宋教仁升入桃源漳江書院。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他考入武昌普通中學堂。翌年入學，在校期間，由吳祿貞等人組織的革命團體在武昌花園山的聚會吸引了他，常與同學議論時政，並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

參加革命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結識黃興，成為摯友，不滿清政府統治，傾向革命。11月4日，偕黃興，劉揆一、陳天華、章士釗共同成立華興會。

光緒三十年（1904年）二月，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華興會在長沙成立，黃興任會長，宋教仁任副會長。同年12月13日，宋教仁抵達日本。後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成為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創辦革命雜誌《二十世紀之支那》，入讀日本法政大學；8月，支持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並當任其法務部檢事長，將《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為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曾一度回中國，企圖在東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期間，根據其偵探結果編纂《間島問題》一書，為清政府日後保護圖們江間島地區做了有力證據。

宣統二年（1910年）底，宋教仁從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報》主筆，以“漁父”筆名撰寫大量宣傳革命的文章。

宣統三年（1911年）七月，宋教仁與譚人鳳、陳其美在上海組建同盟會中部總會，親任總務幹事。他親自來往於上海、兩湖各地，積極發展中部總會分會，籌款購買武器彈藥，推動長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進程。

日本求學

1904年11月，宋教仁東渡日本，入東京政法大學、早稻田大學學習。在留日期間，他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特別感興趣，廣泛地閱讀了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和社會制度方面的書籍。他還翻譯了各種文稿，有《日本憲法》、《俄國之革命》，《英國制度要覽》，《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各國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國制度要覽》，《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覽》，《比利時、澳匈國、俄國財政制度》，《美國制度概要》等等。宋教仁從這些翻譯工作中，系統地掌握了理論知識，對當時世界重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各種制度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有利於他深入地研究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這對他後來從事黨政工作有極大的幫助。

推廣憲政

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漢口沿江東下，2月15日抵達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號黃興家中。在國民黨選舉勝利並且有望組織責任內閣的情況下，孫中山並沒有與宋教仁就相關事宜進行直接磋商，反而經過與袁世凱中央政府的密電協商，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進行並不急切的考察訪問。

1913年2月19日，宋教仁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發表演講，更加明確地撇開孫中山發明的五權憲法而大講他自己三權分立的憲政構想：“討論憲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如何分配，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及許可權應如何規定，是皆當依法理，據事實，以極細密心思研究者”。接下來，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辭全盤否定袁世凱政府當局的內政外交，認為只有國民黨方面出面組織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醫生”。

1913年3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基本結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經營下，國民黨取得重大勝利。眾議院議員596人，國民黨得269議席，共和黨得120議席，統一黨得18議席，民主黨得16議席，跨黨者得147議席，無黨派26席。參議院議員274人，國民黨得123席，共和黨得55席，統一黨得6席，民主黨得8席，跨黨者38席，無黨派44席。國民黨在參、眾兩院870議席中占有392席，雖然沒有超過半數，由於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加起來只有223席，國民黨依然可以憑藉其絕對優勢影響操縱參、眾兩院。國民黨的選舉勝利，進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權預期和政治熱情。

仁遇刺身亡

1913年中華民國國會大選，國民黨大獲全勝，宋教仁正欲循歐洲“內閣制”慣例，以黨首身份組閣之際，同年（1913年）3月20日22時45分，被洪述祖暗殺於上海火車站，子彈從後背射入體內，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兇手開槍後逃逸。宋教仁疼痛難忍，趴倒在一張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頭拉到胸口，喘息地說：“吾痛甚，殆將不起……”，當時在火車站送行的黃興、于右任、廖仲愷等將宋教仁送往滬寧鐵路醫院急救。在醫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遺囑：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暫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三、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

他並授意黃興代擬電報給袁世凱，講述自己的中彈經過和革命生涯，最後希望袁世凱能夠竭力保障民權，自己則雖死猶生。

手術後，情況沒有好轉，大小便中出血嚴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進手術室，延至22日凌晨4時48分不治身死，年僅31歲。身故後，范鴻仙拍下宋教仁遺體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於上海市閘北公園。

思想主張

　　政治思想

宋教仁主張“責任內閣制”，他認為：“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

主張原因

宋教仁堅持責任內閣制的一個重要的現實目的就是要限制大總統的權力。有論者認為孫宋二人向來不睦，宋不願看到孫任總統後大權獨攬，而堅持責任內閣制而對其進行掣肘。但是，從當時的情形看，很大程度上還是存在著防範袁世凱的意圖。因為當時革命黨高層已經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凱表示贊成共和，臨時大總統的位置就要拱手讓與袁世凱。宋教仁對袁世凱素無好感，不相信袁世凱真心贊成民主共和，而當時革命黨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通過實行責任內閣制，使“總統命令，不特須閣員副署，並須由內閣起草，使總統處於無責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 當時，舉袁世凱為總統幾乎成為無法改變的事實，若實行總統制，政權則掌握在袁世凱手中；若實行責任內閣制，政權將集中於內閣，革命黨人還有機會通過議會競選來控制內閣。

宋教仁堅持責任內閣制的另一個原因是想藉此排除舊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勢力。他曾說：“現在組織臨時政府，肇造共和政體，要不是由我們黨人負起責任，大刀闊斧，革故鼎新，就不足以談政治的改革。舊官僚模稜兩可，畏首畏尾，那裡可以跟他們談革命，講民主？‘以塗附塗，未見其有濟也’。我認為組織政府之初，應該全用革命黨員，不用舊官僚。” 宋教仁深知，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政權，必須保證革命黨人在政府中的絕對領導權。可是武昌起義後，宣布獨立的各省有很多在舊官僚、立憲派人的控制之下。對此宋教仁很不甘心，在組織臨時中央政府初期，他還採取措施試圖削弱黎元洪的影響。他希望憑藉責任內閣制，將中央政府的實際權力牢牢掌握在革命黨手中。

公開闡釋

宋教仁開始公開地有針對性地抨擊時政和闡釋他的政治觀點，應當始自1905年。由此至武昌起義爆發，他先在日本留學，後歸國任《民立報》主筆，公開發表了大量文章，批評時政，分析國際形勢。其時清政府正在內外交困的局勢下“預備立憲”，在不危及當權者統治權的前提下進行小心翼翼的改革。這些政治革新走的是維新派和改良派的路線，客觀看來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但是，在已經系統化學習過西方政治理念的宋教仁看來，這些小腳女人似的改革與其說是向西方學習，不如說是清政府拿西方人的政治工具來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揭開清廷立憲“虛假的面紗”。

清政府初有立憲之議，宋教仁便明確指出，清廷不可能真正搞立憲。因為立憲國家的一個基本要求——國民權利義務平等——是清廷無法做到的。清朝定製，漢人都要繳納地丁糧，而滿人非但沒有納稅負擔，反而由政府以地丁糧供養他們，這怎么能做到義務平等呢？清朝的另一個定製是政府官吏基本上滿漢平均，有的部門甚至為全部為滿人所操縱，而全國人口滿人只占漢人二百分之一，這怎么能做到權利平等呢？因此，在這種滿漢極端不平等的情況下，清廷決不能實行立憲，即使實行也是假貨。

1911年4月，宋教仁到香港參加廣州起義的籌備工作時，起草了大量的文告和法律檔案，即欲把所學的西方各種政治制度付諸實踐。今天我們已無從知道這些檔案的內容了，但在宋教仁不久後所寫的《論都察院宜改為懲戒裁判所》一文中可以看到他政治理想的第一次比較具體而完整的表述：“今後吾國政治變革，結局雖不可知，然君主制政體必不再許其存在，而趨於民權的立憲政體之途，則固事所必至者。” 同年8月，英國上院多數通過“國會法案”，上院基本失去了對法案的否決權，英國貴族進一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沿續數百年的兩院制最終轉變為實質上的一院制，實為民主政治的一大進步。宋教仁隨即在《英國之國會革命》一文中論道，英國作為君主立憲的母國，也在逐步實現實質上的民主化，難道還不能看出世界政治轉向民主政治是大勢所趨嗎？ 可以看出，這時的他已堅信君主制勢將被民主共和政製取代。

在宋教仁政治理念中，無疑是溶入了這種議會至上和內閣負責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吾人則主張內閣制，以期造成議院政治者也。蓋內閣不善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搖動國本。此吾人所以不取總統制，而取內閣制也。” “國勢之盛衰強弱，全視其運用國家權力機關組織為準，而內閣則尤眾機關之總匯，行政之首腦也。” 他認為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形成有效的制約，才算是理想的政體模式。內閣制在總統和總理之間的職責許可權上進行了制度化的規範制約，而不是指向當總統的某個人和當總理的某個人。他堅信責任內閣制必將導致良好的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

經濟思想

宋教仁作為清末民初傑出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不僅在政治上多有建樹，且於經濟領域亦不乏見地，其中，均勢外債方面的識見就是重要體現。

主張原因

宋教仁對於外債並不排斥，他曾言道：“蓋以吾國今日之狀況論之，資本缺乏，產業幼稚，國民經濟枯槁之現象，已達於極致。各國投資貸款之來，雖由於其經濟的侵略政策，而吾苟能諳於管理之法，使用之途，與夫一切關於財政之準備，亦未嘗不可利用之，中國外債僅十六萬萬，視各國為最少，此事並無損國家主權。民國將來不但本年須借債，從此六七年中均不可免。此時先逐算每年應借若干，作何用途然後漸次整備，亦不難利用外債以強國。”宋教仁之所以提出均勢外債主張，與當時的形勢息息相關。清末的中國，列強之間已然形成連雞之勢，這為中國推行均勢外債政策提供了機會，“彼等之爭先恐後而來投資或貸款者，既非一國，而其間又往往有互相疑忌爭奪之事，則苟有一國壟斷其利，而破壞各國均勢之局者，其他各國必不能默爾而息，此亦勢之所不得不然者。有此連雞之勢，互相牽制，此正吾國善有以自處之一機會也；不特有以自處而已，更宜進而為牽制各國之動力，使各國不得不成連雞之勢，以長久維持均勢之局，此尤為吾國今日外交之要訣，而借債亦當如是者也”

公開闡釋

宋教仁的對於均勢外債觀是這樣解釋的：“所謂均勢者，非各國在滿洲之均勢，乃言各國在中國全土所得之現在勢力約略相當，且以維持不變相約，以保其平均也”。宋教仁對外債問題關注三點：一是管理，二是用途（目的），三是選定債權國（均勢）。三者之中，均勢乃其中的重中之重。“夫吾人非反對借外債者也，且極主張借外債者也，惟以管理債款之方法，使用債款之目的，與夫選定債權國之政策，皆非審慎周詳，以研究其真正利害，而後逐緒行之不可。而現政府皆不足以語此，故素昔不敢主張現政府之借外債，今則已矣。彼竟借最危險之外債矣，其管理方法，使用目的，已足病國，固不俟論，而其最可惡者，則選定債權國政策，直是全昧於國際形勢，開門揖盜，以斷送四百餘州之運命，故吾國人不可不深惡痛絕之也。”

軼事典故

書捍國土

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時期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領袖。他在發揚資產階級革命思想、領導推翻帝制的武裝鬥爭、草擬資本主義憲政綱領、以議會方式反對袁世凱專制等方面的業績，是常為世人道及的，而他在25歲之齡，即為中國領土的完整做出過傑出貢獻。

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東北，聯絡當地反清武裝力量，在此期間，也得知日本正在密謀侵吞中國東北領土。在長白山東南，有一塊縱十里、寬一里的灘地，歷來屬於中國。朝鮮諧稱之為“墾土”，譯音“間島”。日本早就覬覦這塊土地，作為向中國擴張的跳板。日本的報刊大造輿論，硬說“間島”是“朝鮮的屬地”。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當局向該地派出警察，設立了派出所，受日本參謀部操縱的長白山會，也在為日本侵吞“間島”製造假證據。

宋教仁聞此義憤填膺，通過日本友人片山潛介紹，裝扮成日本人，假名貞村，打入長白山會。他在這一帶進行了實地考察，蒐集了第一手資料，還將長白山會製造的全部偽證拍照攜歸。路經朝鮮時，宋教仁到漢城圖書館，查閱了各種有關資料。隨後又返日本，在帝國大學圖書館翻閱了大量文獻圖籍。經數月努力，宋教仁在縝密考證基礎上，寫成了《間島問題》一書。書中宋教仁援引了大量中國、朝鮮、日本的歷史、地理文獻典籍和公私記載，並運用自己豐富的國際法知識，論證“間島”地區從周秦以來一直是中國設官管轄之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間島問題》書成後，日本當局深恐清政府以此為據，戳穿其編造的偽證，先是離間，勸說宋教仁不要幫助迫害他的清政府；後又以巨款購買該書著作權。但宋教仁富貴不淫，拒賣書稿，以民族大義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關資料。

7月，中、日就“間島”問題進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書稿，使日方製造的謊言和偽證難以成立，被迫放棄侵吞陰謀。當然不能說“間島”地區主權的捍衛全在於宋教仁的一本書，但這本書在“間島”談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為此，人們在論及此事時，謂之為“一本書捍衛一塊國土”。

袁世凱曾致電駐日公使館贈送宋教仁二千日元，為宋婉拒。他說：“吾著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之賺幾文錢也。”袁世凱約宋回之涉，他也未予接受。據說慈禧太后曾擬賞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絕。他說：“吾本革命黨人，烏能為清政府官，但能為祖國盡力者 ，生死以之，不願為官也。”(《宋漁父先生史譚》)自此以後，日本官方將他看作中國派來的密探，而留日學生中有人罵他賣黨交結官吏。處身內外夾攻的困境中，他不以為意，不改初衷。

兩次挨打

第一次是1912年年初，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決定推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時。孫中山與部分開國元勛，主張一定要袁世凱離開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職，以對袁世凱進行鉗制。可另一些革命元老卻不以為然。雙方為此互不相讓。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爭論這個問題，一人提議，乾脆讓黃興帶兵北上，以迎袁為名，將其北洋軍消滅掉。宋教仁不贊成這樣做，他說北洋軍有重兵把守直隸、山東，革命軍根本無法北上。他的話音剛落，同盟會元老、廣西才子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他左眼流血不止。馬動手兼動口，大罵宋教仁是在給袁世凱作說客，想出賣南京，出賣革命者。

宋教仁第二次當眾挨打，系孫中山譽為“創立民國的巾幗英雄”的唐群英所為。唐群英，湖南衡山縣人，其夫家與秋瑾的夫家有親戚關係，因此，唐得以和秋瑾相識。1904年，寡居在娘家的唐群英聽說秋瑾已去日本留學，便也乘船東渡。她是同盟會中第一個女會員。

作為一名女性，唐群英在進行革命活動時，將相當多的注意力放在爭取婦女權益問題上。1912年2月，她聯絡湖南的女國民會、上海女子參政同志會等團體，先後五次向孫中山和臨時參議院上書請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內訂明“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選舉權”的條款；4月，她發起成立了“女子參政同盟會”，並親自起草了“實行男女權利平等”、“實行普及女子教育”、“實行一夫一婦制度”等十一條政綱。她還通過辦報刊、演講等宣傳男女平等、婦女解放。

同盟會是吸收女黨員的，但是，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一則由於以英國憲政為榜樣（當時英國婦女沒有參政），二則由於不少男會員還存有封建思想殘餘，所以，在國民黨新黨章中，規定不接收女黨員。

這一規定讓唐群英不能接受。1912年8月25日，由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在北京虎坊橋湖廣會館召開成立大會，有一項議程是宣布新黨章，宣布一條，說明一條。當說到新黨章中規定不吸收女黨員時，坐在台下的唐群英衝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組工作的宋教仁，結結實實地打了宋教仁一記耳光。

挨馬君武的巴掌時，宋教仁還想還手；挨唐群英的耳光時，宋教仁只好捂著面頰退避。

死因爭議

各方反應

袁世凱的第一反應

據章士釗回憶，當宋教仁遇刺的電報傳到時，他正在總統府與袁世凱一起用餐。袁聞訊後的反應是嘆息說：“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隨後閒談中，袁世凱意指宋案的兇手是黃興，理由是“黃、宋爭國務總理，兩派大決裂為證”，章士釗聞之不滿，憤然辭出。

孫中山的第一反應

宋教仁案發生時，孫中山正在訪日。1913年3月21日孫中山中止訪問，立刻回國，於3月25日返抵上海。當晚在黃興家召開國民黨高級幹部會議。孫中山說“若有兩師兵力，當親率問罪”。孫中山10年後回憶當時情景，“於是一般同志問我有何辦法。我謂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為袁世凱是總統，總統指使暗殺，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

　　趙秉鈞的第一反應

據國務院秘書長張國淦回憶：1913年3月21上午，趙秉鈞正主持國務會議。國會選舉事務局長顧鰲卻突然闖入報告：前門車站收到上海來電，宋教仁昨晚在滬寧車站遭槍擊，傷重恐難救活。趙聞訊面色大變，猛然站了起來，以手掌擊手背，環繞會議桌一個勁地兜圈，一面反覆喃喃自語： “這一下醃雜了。人家豈不要說我打死了鈍初嗎？豈不要說賣友嗎？我還能算人嗎？”

黃興的第一反應

據說開槍時，黃興正在現場，於是他將宋教仁扶住說：“我們一方面將宋教仁先生送到附近醫院，另一方面迅速派人追捕兇徒。”宋教仁手術出來後，住在單間病房。黃興代擬一電文，向袁世凱報告遇刺經過。臨終前，“宋已不能語，惟以目四矚，周視故人，依依難捨。黃興睹此心痛，用雙手扶著宋的臂膀，附耳呼曰：‘鈍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氣絕。黃興痛哭失聲。”

在悼宋教仁的輓聯中，黃興嚴斥 “兇手”：“前年殺吳祿貞，再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黃興在輓聯中所說的“今年”是民國3年，即1913年，於這年3月22日死，4月13日召開追悼大會，黃興因病未參加。

追查兇手

兇手很快落網，警方追查兇手為一個22歲的失業軍人、流氓兵痞武士英。偵查、抓捕、取證、審訊，牽涉出包括擁有中華國民共進會的會長和江蘇駐滬巡查長頭銜的青幫大佬應桂馨、內務府秘書洪述祖（清代著名學者洪亮吉的曾孫）、內閣總理趙秉鈞等人，武士英承認子彈是從他的槍膛中射出的。先供述受應桂馨指示，後又在法庭翻供稱系個人所為，否認見過應桂馨。後來突然傳出兇手暴斃上海獄中的訊息，各方猜測應屬中毒，趙秉鈞被迫辭去總理。

1914年1月，應桂馨出獄後北上向袁世凱索酬，被人追殺，在逃往天津的火車上被刺。時在天津的趙秉鈞曾為之抱怨，不久在家中突然死亡。以致於案情更為撲朔迷離。洪述祖後被抓獲，被判處絞刑。

一個毒殺兇手的饅頭，將一個舉國矚目的政治大案劃上了句號。從此，關於宋教仁案幕後的元兇就成了一個謎。

涉嫌兇手

有毒的子彈結束了宋教仁年輕的生命，但是從沒有結束“是誰殺了宋教仁”的疑問。

百年來，以上諸位“第一反應者”都被放在顯微鏡下一一過目。曾經板板釘釘“證據確鑿”的嫌疑者最後似乎也不那么“證據確鑿”，曾經慷慨激昂的同志卻在懷疑者的筆下顯得“疑點重重”：

袁世凱殺宋說

據說袁害怕宋教仁以合法手段取得權利，後見收買不成，便布置歹徒，對宋教仁下了毒手。《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檔案》（右圖）（章伯鋒、李宗一主編）中收錄了，案發前後，應桂馨和袁世凱，洪述祖來往的電報。電報內容已經赤裸裸說明袁世凱殺宋教仁的意圖。另，《張浦泉先生回憶錄、日記》說：宋遁初被難後，洪自南來，又見總統一次。總統問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這還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見袁顏色不對，出總統府，即到內務部告假，赴天津養病。

但是以當時國民黨在國會的得票率，還不能肯定宋教仁一定能夠組閣，也就不存在誰怕誰、非要殺誰的問題。何況當時跨黨人士比比皆是。引退後的伍廷芳，就被先後拉入11個黨。國民黨議員的組成也是“什麼人都有”。到關鍵時刻伍廷芳式的議員會投哪個黨的票？

宋教仁雖然公開競爭總理，但一直明確主張總統要選袁世凱。而宋死後，國民黨內還有孫中山、黃興這樣威望遠高於宋的領袖，憤怒的國民黨在國會占有多數，在正式總統選舉中把袁從總統寶座上拉下來是極有可能的，而且國民黨當時確實有這樣的計畫，即所謂“法律倒袁”。所以袁世凱在宋案後非常恐慌，對人說：“這是怎么好！國民黨失去了宋遯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考慮到激怒國會的嚴重後果，袁世凱完全沒有必要為相對次要的內閣問題冒險刺宋。

根據現有證據，袁世凱對刺宋是否知情只能存疑，但是根據對民初政局的分析，刺宋並不符合袁世凱的利益，很難構想袁世凱會有這樣鹵莽的舉動。所以，袁世凱是殺宋的主謀的說法也變得撲朔迷離。

趙秉鈞殺宋說

根據在場目擊證人和其他人士舉報，嫌兇很快就鎖定在無業流氓武士英頭上，隨後又有古董商王阿法舉報，短短三天，兇手武士英和他背後的應桂馨雙雙被緝拿歸案。

武士英原名吳福銘，只是個失業軍人，在窮困不堪時，曾向同住在鹿鳴旅館的兩個學生借錢，並誇口殺人還錢。案發當晚，武士英回來就說自己有錢了，次日便離開旅社。

3月23日，古董字畫商王阿發到英租界捕房報稱：一周前，因賣字畫曾去巡查長應桂馨家，應桂馨拿出一張照片，要他謀辦照片上的人，願出酬金1000元。王阿發自然不敢答應，而宋教仁遇刺後，照片見於各報，竟與他所見照片相同，於是報案。巡捕房立即對應桂馨實施抓捕，並在一家妓院將其抓獲，武士英隨後也很快被擒拿。巡捕房在應桂馨家中搜獲兇器，以及密電碼三本，封固函電證據兩包，皮箱一個。

證據顯示，應桂馨策劃暗殺了宋教仁無疑，但是這絕不是故事的結局，背後必然還有人。從應桂馨家搜出的密碼本上注有“國務院”、“應密”、“民國二年一月十四日”等字樣，而電文內容將矛頭指向了國務院秘書洪述祖。3月20日半夜兩點鐘，即宋教仁被害之日，應桂馨致電洪述祖有“所發急電令已達到，請先呈報”等語。次日又致電洪述祖稱“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望轉呈”。從上述證據來看，洪述祖涉案是逃不掉的。更重要的是，上面應的電報，均有“轉呈候示”、“請先呈報”、“望轉呈”。那么轉呈的對象是誰？顯然不是趙秉鈞就是袁世凱。應桂馨與洪述祖的電文公之於眾後，趙秉鈞便成了刺殺宋教仁的最大嫌疑人。

4月26日，黃興致電袁世凱指出“此案詞連政府”並認為“國務院總理趙秉鈞為暗殺主謀之犯”。因為“法院既在政府藩籬之下”所以建議“請大總統獨持英斷”。

4月28日，袁世凱復電黃興，指出趙秉鈞雖接到應桂馨、洪述祖的來電，但並未回電，而3月13日之前往來電文，均為“解散會團及應、洪串謀挾制訛詐各事，詞意甚明，與刺宋案無涉”。袁在回電中指出，不能因應與洪的函電就認定趙秉鈞是謀殺主犯，他承認應桂馨與洪述祖圖謀陷害宋教仁名聲一事，並指出只是在3月13日才有“去宋”謀殺之意。趙發給應桂馨的密碼本包含了公務成分，如果憑著這一條，不經偵查審訊，僅僅根據應、洪往來函電便將趙秉鈞“指為主謀暗殺之要犯”，確實是“實非法理之憑”。

不久，趙秉鈞給上海地方檢察廳一封公開信為自己辯護說：“程都督、應民政長宣布宋案證據，其涉及秉鈞者，惟手書兩件，然一為發給密碼，一為請領津貼，均屬因公”。而且按照趙宋二總理的交情與利害來說，趙秉鈞殺宋說也顯得可疑。

趙秉鈞曾在北京《新紀元報》上發表談話，說他在唐紹儀內閣期間和宋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門外的農事實驗場，離城十里，有時天晚無法出城，宋總是住在他家，彼此無話不談。宋離京南下時，欠了5000多元的債，都是他替宋還的。

法庭呈現的“密電”中並不能得出趙參與並贊成殺宋密謀的結論。因為所有密電、信件中最惡毒的字眼是“毀宋”，而“毀宋”不一定就是殺宋，有證據證明之前應桂馨已經蒐集了一些試圖詆毀宋教仁名譽的黑材料。

主犯應桂馨此人是個兩面間諜角色。趙秉鈞曾自辯說：我只和他有“書信往來”，他卻幫黃興將私存公債六十萬轉抵義豐銀行私存，趙質問：“書信往來與銀錢往來孰輕孰重。”證據顯示，趙秉鈞確實涉案，但僅以“宋要來做總理，我往哪擱”這種理由去推論，未免過於草率。民國初年，各種制度極其混亂，各種官職也是走馬燈似地輪換，僅半年多就換了三個總理。趙秉鈞出任總理，還是孫中山和黃興1912年7月到北京見袁世凱，由黃興提出的，當時有個人選是國民黨的沈秉堃，黃與國民黨員們商議，多數人不服沈，折中出個趙秉鈞。在國事未定、國會未開、憲法未定的情形下，總理之職是很虛的，今天你做，明天可能他做，為此殺人，怎么能殺得過來。宋教仁遇刺後，因為輿論反應很大，趙秉鈞馬上就上了辭呈，

1914年2月26日。趙秉鈞在天津督署內中毒，七竅流血的詭異死亡更使趙秉鈞殺宋說變得疑點重重。

陳其美殺宋說

辛亥前，同盟會發生過兩次倒孫風潮，在這兩次倒孫風潮中，宋都沒有站在孫一方。由此，陳其美等鐵桿擁孫派對宋頗為懷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宋與孫處處相反。孫主北伐，宋主南北議和，推袁作總統。孫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張定都北京。倆人政見也大相逕庭：孫主張實行美式總統制，宋主法式責任內閣。孫堅持要做大權獨攬的大總統，不願受人制約，理由是內閣制“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因為在此非常時代，吾人不能對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而誤革命大計”。雙方爭到面紅耳赤，不歡而散。

於是，作為國民黨內的激進派，陳其美利用孫中山出國之機，在孫中山不知道的情況下，貿然殺宋，以造成既成事實，進而達到一箭雙鵰的作用：近可以讓自己更上一層樓，順理成章地接孫的班，遠可以激發黨人國人，發起反袁“二次革命”。

當時袁世凱為穩定政局，正在全國“打黑”，應桂馨出面發起的共進會，也是帶有黑幫性質的組織。負責打黑的洪述祖南下之後，應桂馨同他達成交易，願受政府招安，並自告奮勇承擔“毀宋”任務。洪述祖護主心切，“假託政府名義”向應桂馨下達指令，以致回京後秘密函電往來。但應桂馨腳踩兩隻船，一面跟洪述祖聯絡，一面向同門大哥陳其美透露了“毀宋”計畫，陳其美巧妙利用國務院秘書洪述祖的“毀宋”計畫，安排應桂馨和一班黨人成功地實施了“殺宋”計畫。

當時上海是陳其美勢力的大本營，宋案從刺殺到審判都發生此處。和以往刺殺案懸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獲卻是出乎意料的順利，幾乎要用難以置信來形容。

而兇手武士英在監獄的神秘死亡，似乎也與陳其美有關。當時看守武士英的滬軍六十一團，是國民黨人黃郛的部隊。而陳其美、黃郛和蔣介石是拜把子兄弟。

這一切不禁使人開始懷疑上了陳其美。

1913年3月27日，梁啓超在寫給女兒梁思順（令嫻）的家信中：“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陳其美也），臚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補者，今將彼宣告文剪寄，應某謀北來刺我，二十日前蛻丈已電告矣。”但是陳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為一個戰壕里的同志，而且宋被刺時，陳就在身邊，事後表現也可圈可點。在宋案中，雖然陳其美疑點重重，但並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陳其美就是殺宋的幕後黑手。那些宋陳恩怨都是捕風捉影。

餘論

宋案已發生了百年，這樣的爭吵在私底下就從來沒有停過。因為宋案當年沒有真正經過司法程式開庭審理，二次革命就爆發了，所以從法律的角度講，沒有直接證據能夠證明誰是真正刺殺宋教仁的幕後黑手，它至今是個謎。

後世紀念

宋教仁故居

桃源故居

宋教仁故居(出生地，現已重建）坐落在桃源縣漳江鎮漁父村，該村風景優美、秀麗，故居毀於十年動亂，對這位近代民主革命家，桃源縣委縣政府擬在縣城重建漁父祠，以為紀念。

鬯春堂

宋教仁故居（鬯春堂，位於北京動物園）：在北京動物園最西端，遊客罕至的綠蔭深處，有一座歐式

巴洛克風格的精緻小巧的兩層洋樓，這就是清末慈禧太后往來於大內皇宮與“夏宮”頤和園之間的行宮暢觀樓。與暢觀樓遙對，是清乾隆時期樂善園的遺存建築鬯春堂。鬯春堂灰色筒瓦歇山頂，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四面迴廊，周圍假山環抱，古槐遮蔭。這清幽靜謐的樓房，曾住過辛亥革命的風雲人物、孫中山的主要助手、國民黨的實際組建者宋教仁。

辛亥革命後，暢觀樓曾作為北平農事實驗場及國立北平天然博物館的一個組成部分。袁世凱當政時期，暢觀樓一度成為國民黨先賢在京秘密串聯抗袁人士組織政黨內閣、實現真正共和的重要活動場所。因此，暢觀樓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許多名人先賢駐足的痕跡。1916年6月，為紀念宋教仁，人們特地在鬯春堂與暢觀樓之間建造了一座高約2米的宋教仁紀念塔。紀念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毀，現只餘一座兩層的塔基。

宋教仁宋教仁墓

1924年6月，在上海閘北群地百餘畝建成宋公園（現名閘北公園），葬宋於園內，墓呈半球形，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頂塑一展翅雄鷹，象徵先烈革命的凌雲之志，四周遍植龍柏，綠樹成蔭，莊嚴肅穆。墓前方立有宋教仁先生的石雕像，作支坐側思狀，下為石座，石座上有章太炎的陽篆“漁父”二字，于右任撰書刻銘：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紀，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嗟嗟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