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個人經歷

陳獨秀於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出生在安徽省安慶市城北的一間別墅里。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學習，開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論被書院開除。

1901年因為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學習。1903年7月在上海協助章士釗主編《國民日報》。1904年初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思想。1905年組織反清秘密革命組織岳王會，任總會長。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早稻田大學。1909年冬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後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被捕入獄，出獄後於1914年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

1916年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相當於系主任）。

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俗稱“南陳北李”。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街頭親自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捕入獄。訊息迅速傳遍全國，各界、各省函電交馳，要求釋放陳獨秀。學界有69名署名保釋陳獨秀，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學教員；有新派人物，也有舊派人物。對五四運動持反對態度的田桐，也發表函電，要求立即釋放陳獨秀。在各方的壓力下，陳獨秀恢復了自由。胡適在6年後還念念不忘這件事。1925年12月，他在“北京民眾燒毀晨報館事件”發生後寫給陳獨秀的信中提及此事。

1920年，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進行建黨活動。1921年3月24日，陳獨秀受陳炯明之邀在廣東建黨。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陳獨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選舉產生）。後被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在大革命中，陳獨秀多次反對共產國際的國共合作指示（為了保證合作，共產國際要求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但是由於缺乏有系統的、獨立的階級綱領指導，使得陳獨秀等一次次被共產國際領導層錯誤的行政指令壓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陳獨秀在黨報上發表公開信，單方面宣布退出國民黨，引起黨內外轟動。因為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服從後者的紀律，是共產國際為確保國共合作的既定戰略路線的中心政策（共產國際為何執行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參見百度百科“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的詞條）。但不久後共產國際領導層發來的指令，使大多數中共黨員繼續堅持舊政策，而包括陳獨秀在內的異議分子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要與這種路線徹底決裂，另立獨立路線的無產階級政黨，因為他們並沒有形成完全有別於共產國際的另一種國際國內革命綱領，更不了解當時國際領導層內部托洛茨基一派與史達林一派正在就同一個中國革命問題進行激烈的綱領鬥爭。

大革命失敗對中國共產黨造成了強烈衝擊，大批優秀幹部（包括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在反革命屠殺中喪生，19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敗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響力嚴重削弱.。對這次革命失敗負有第一責任的共產國際領導層（以史達林和布哈林為首）把全部責任推卸在它的中國支部——中共的頭上，中共又把主要責任推卸在總書記陳獨秀頭上，指責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這個栽贓陷害也是中共黨史上最大的冤案。其後，陳獨秀在苦悶中反思，開始接受國際托洛茨基派的觀點，要求中共中央接受託派路線，即反對史達林主義荒唐透頂的左傾暴動路線，同時也反對盲目向農村發展力量甚至把游擊隊高抬為紅軍（誠然，不僅陳獨秀而且當時相當多數國際國內共產黨人都低估了農民運動），而主張以國民會議為中心，主張從民權民主鬥爭開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因為中東路事件，共產國際遠東局從一開始就明確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組織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和擁護蘇聯的民眾示威。對此，中共中央毫不猶豫地做出了積極的回響。他們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並在8月1日“反帝日”舉行示威，而且爭取發動上海工人總罷工。對於中共中央的做法，陳獨秀專門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評，主張在這個時候片面宣傳“擁護蘇聯”“於我們不利”，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廣大民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陳獨秀給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為此，並鑒於陳獨秀等人事實上根本反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中共中央很快正式決議將陳獨秀等人開除出黨。（《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凱、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決議》，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凱、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5冊，第549－555頁。）中共中央明確認為，陳獨秀等人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意見，“是黨內一些動搖的機會主義分子的立場的最露骨的表現。（《評陳獨秀的信件》）”，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12月，與彭述之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領導層。同時，在上海建立托派組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刊物，宣傳托派觀點。1932年，在上海淞滬抗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而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獄，擁護國共合作和國民黨領導抗日，在武漢聯絡民主人士和抗日軍隊，試圖組織“不擁國、不阿共”的第三勢力。此時的陳獨秀已偏離了托派綱領，並遭到多數中國托派的反對，但仍與托派組織保持關係——直至逝世也未曾脫離過這種組織和思想、政治關係。1938年，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晚年陳獨秀最終的立場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權，開始對共產主義理論進行反思。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作為二十多年來一直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而奮鬥的革命戰士於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等。

革命後期

放棄對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妥協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國大革命遭到失敗，除了來自共產國際指導上的原因，他的右傾錯誤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組，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此後，他接受託派觀點，以在黨內成立小組織的方式進行活動。1929年11月，因為他在中東路問題上發表對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而被開除黨籍。同年12月發表由81人署名的作為托陳取消派綱領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同時，在上海組成托派小組織無產者社，出版刊物《無產者》。1931年5月，出席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後囚禁於南京模範監獄。

抗戰時期

抗戰全面爆發後，他於1937年8月出獄，先後住在武漢、重慶，最後長期居住於四川江津（今重慶市江津區）。1942年5月在貧病交加中逝世。

個人思想

政治觀點

民主主義是“逾時代”、“超階級”的，是“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對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未來世界，將實現“無產階級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社會主義是很長的歷史階段，根本目標是發展經濟，使最大多數人民幸福。建設社會主義要吸收資本主義文明成果，不能馬上廢除私有制，初期允許多種經濟成分，而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

肯定“前期”蘇俄，否定“後期”蘇俄。史達林在蘇俄的恐怖專政，是蘇俄制度造成而非個人品質問題；“任何獨裁制度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離的”。沒有民主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相成而非相反；史達林式的官僚政權絕不能創造社會主義，蘇聯早已不是社會主義。

世界大戰中不能引發革命，殖民地不能獲得解放獨立。“此次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勝利屬於德、意、日，我們必然淪陷為殖民地”。

放棄對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信仰。

文藝觀

陳獨秀的觀點：文學之文以情為主，應該華美而不重實用。他曾有“華美無用之文學”的措辭，錢玄同提出質疑，此“無用”二字是否與一貫之主張有衝突。其實，此“無用”二字表達了陳氏一種很重要的文章觀念。所謂“無用”，即無實用之意，並非無價值。文章區別於文學，正是在實用與不實用上劃清界線。套用之文以理為主，應該樸質而有用，清除“阿諛、虛偽、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的惡劣文風。魏晉以後，套用之文駢化傾向日益顯著，大有不駢就不能作文的趨勢；唐宋古文家企圖扭轉這種風氣，其策略不是促進小說的發展，戲劇的新生，以減輕套用文體肩負的美文職能，反而加速了套用文體文學化的步伐，使其變得更加小巧精緻，更加失去了套用的品格。所以，無論是駢文還是古文，都未能將套用文體引向健康發展的方向。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碑銘墓誌，極量稱物，讀者決不見信，作者必照例為之。尋常啟事，首尾恆有種種諛詞。居喪者即華居美食，而哀啟必欺人曰，苫塊昏迷。贈醫生以匾額，不曰術邁歧黃，即曰著手成春。”陳獨秀深諳此弊，提出將套用之文與文學之文徹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贊同。經錢玄同、劉半農的進一步論證補充就完全具有實際的操作價值了。（摘自《套用寫作》雜誌1994年第4期第45頁《“五四”現代套用文發展簡述》）

個人著作

文選

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陳獨秀思想論稿》、《陳獨秀著作選編》等。

1984-1993年間，三卷本《陳獨秀著作選》相繼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者寫於1991年12月的“編輯說明”中說：“對於陳獨秀詆毀中國共產黨，誣衊工農紅軍和反對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錯誤言論，本書全文照錄，不予刪節，以供讀者研究和批判”。字裡行間，“批判”遺風猶在，且不無防身自保之慮。

200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陳獨秀著作選編》六卷本，輯文890篇，272萬字。較原三卷本600多篇、162萬字，多出200多篇、115萬字。校正舊編中錯、別、漏字句上千處。新輯作品主要是檔案檔案、新發現的文章書信，以及音韻學、文字學方面的著作。其中有陳獨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主持特別委員會的發言，五卅運動中在《熱血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在南京獄中寫給汪原放的54封書信，入川後寫給臺靜農等人的近百封書信，等等。

《陳獨秀著作選》第六卷，收入陳獨秀音韻學著作《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以及與他的學生、語言學家魏建功來往書信。文字學著作，收入《國小識字教本》、致臺靜農、陳立夫、陳可忠等人書信。

《國小識字教本》，是陳獨秀文字學研究集大成之作。1929年寫成《中國拼音文字草案》，售予商務印書館。當時，陳獨秀是當局通緝的“共黨首領”，自然不能出版，書稿亦杳無下落。居川期間，陳獨秀在《實庵字說》《識字初階》基礎上，寫《國小識字教本》。原定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出版，並兩次預支稿酬一萬元。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國小”二字不妥，建議改書名為《中國文字說明》。陳獨秀以“國小”乃音韻字、文字學綜合之古稱，也是他研究文字形、聲、義三者統一而非三者分立的特點，拒改書名。此書不能出版，他令家人不得動用稿酬。《國小識字教本》書稿由國立編譯館油印50冊分贈專家。梁實秋分得一冊，十分珍愛，日後帶往台灣，請專人描清字跡不清處，影印500冊，仍感不佳。再請人費時十月，將全稿重描無誤，書名改作《文字新詮》，隱去作者姓名與《自敘》，代之以梁序，於1971年由台灣語文研究中心影印出版。梁私下告友人，此為陳獨秀遺作。《國小識字教本》得以傳世，梁氏功莫大焉。

在獄中，陳獨秀寫了《荀子韻表及考釋》、《實庵字說》、《老子考略》、《中國古代語音有復聲母說》、《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屈宋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戊寅年登石筍山》《乾支為字母說》等音韻訓詁學著作。

書法

陳獨秀論書法，有一則佳話流傳甚廣。即我們都知道的書法家沈尹默先生，早年就是受了陳獨秀的一語“刺激”，而發憤練字，終成一代大師的。當時陳與沈還不熟悉，但性格率直、快人快語的陳獨秀初次相見，就當面說：“昨在劉三壁上見了你寫的詩，詩很好，而字則其俗在骨。可謂詩在天上，字在地下！”劉三則是江南名士劉季平也，其時劉三和蘇曼殊以及陳獨秀、沈尹默等，都是東瀛留學歸來常在一起詩酒風流的名士。沈尹默並不因陳的批評為忤，相反後來沈入北大任教，還把陳推薦給了蔡元培校長，並委以文科學長之職，足見舊時學人謙虛寬博之胸懷。陳獨秀批評沈尹默的字“俗在骨”，實際上也是透露了他自己書法上的審美觀。一般以帖學為宗的書法，若無厚實的北碑為底，用筆單調柔弱，則容易滑向“媚俗”一路。這一觀點也和清代末期由尊帖轉而尊碑風尚是一致的。不過後來即便是沈尹默的書法已經達到很高的境界了，但陳獨秀在肯定的同時，依舊保留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在1941年給臺靜農的信中說：“尹默字素來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無字，視三十年前無大異也。存世二王字，獻之數種近真，羲之字多為米南宮臨本，神韻猶在歐褚所臨蘭亭之下，即刻意學之，字品終在唐賢以下也。”反觀陳獨秀自己的書法則是碑帖結合，寫得汪洋閎肆、兼備眾體。

家庭成員

原配高曉嵐（高大眾）（1876年-1930年9月9日），安徽六安霍邱臨淮鄉人，清末安徽統領副將高登科之女，育有三子一女。逝於安慶。

配偶高君曼（高小眾）（1888年-1931年），高曉嵐同父異母妹。育有二子一女。病逝於南京。

配偶潘蘭珍（1908年-1949年），江蘇南通人，因病去世於上海，無子女。有一養女，潘鳳仙曾居於上海。

長子陳延年（1898年-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廣東、浙江及江蘇區委書記。高曉嵐之子。

長女陳玉瑩（陳筱秀）（1900年-1928年），病逝於上海。

次子陳喬年（1902年-1928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等職。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龍華的楓林橋畔就義。

三子陳光美（1907年-1999年），長期隱居蜀中，由於歷史原因，此子一直未承認是陳獨秀兒子。

四子陳松年（1910年-1990年），曾任安慶市政協常委，安慶市文史館館員，安徽省文史館館員。

幼女陳子美（1912年-2004年），婦產科醫生。文革時經香港前往美加地區，後常住美國行醫。她逝世後中國駐紐約副總領事崔愛民前去弔唁。

幼子陳鶴年（1913年-2000年），與姐姐陳子美為一母所生，母親高君曼，妻子許桂馨。在北大讀書期間是當時北平的“三大學生領袖”之一。1938年底，陳鶴年攜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抗日戰爭期間又回內地。抗戰勝利後，再度帶全家定居香港進《星島日報》工作。

傳有孫子陳仲勁（父親不明），曾在抗戰時期參加“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團第三總隊，後經商，稱祖父對他說“千萬不要搞政治”。

養女潘鳳仙，隨潘蘭珍姓，現居於上海楊浦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