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周恩來，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後赴日本求學，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生重要轉折。

1919年回國，9月入南開大學，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並與運動中的其他活動分子共同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

1920年去歐洲勤工儉學。

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1922年和趙世炎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翌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為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

1923年被國民黨本部委任為國民黨巴黎分部籌備員、國民黨駐歐支部特派員和代理執行部長等職，主持國民黨駐歐支部的工作。

1924年秋回國，在國共合作期間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等職，並先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兩次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創建了行之有效的軍隊政治工作制度。

1927年3月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情況下，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趕走了駐守上海的北洋軍閥部隊。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後，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一起於8月1日在江西南昌領導武裝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

1928年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後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為保證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為聯繫和指導各地區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為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離開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

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實際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並繼續被選為中央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

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成發動武力拘禁蔣介石的“西安事變”後，任中共全權代表與秦邦憲、葉劍英等去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和張、楊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使團結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戰爭時期，他代表中共長期在重慶及國民黨控制的其他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國的力量，並先後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堅持國共合作，積極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

在1945年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抗日戰爭勝利後，為制止內戰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並領導了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軍事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

1946年後，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解放戰爭，同時指導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任政府總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長；當選為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四屆主席。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務。

1949～1952年他成功地組織領導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

1953～1957年“一五”計畫期間，他領導了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1954年他提出建設現代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化目標，組織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推動了國家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

1961～1965年為糾正“大躍進”帶來的失誤，扭轉經濟困難局面，他和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他強調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綜合平衡。他特別關注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並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對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給予特殊的關注，指導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績。他參與制定和親自執行重大的外交決策。1950年韓戰爆發，他協助毛澤東指揮中國人民志願軍作戰，並擔負了後勤保障的組織工作，領導了中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

1954年率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協定，使越南（除南方外）、寮國、高棉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他代表中國政府提出作為國與國關係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使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積極貫徹。他先後訪問過亞洲、非洲、歐洲幾十個國家，接待過大量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和友好人士，為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非常困難的處境中，為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使黨和國家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維持國民經濟建設；為保護大批領導幹部和民主人士，恢復和落實黨和國家的政策，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團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在挫敗林彪、江青集團種種分裂和奪權陰謀活動中，起到了控制和穩定局勢的重要作用。他為開拓外交新局面，實現中美緩和、中日關係正常化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貢獻。

1972年他被診斷出患有膀胱癌後，仍然堅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國共產黨重新提出在中國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目標，鼓舞了人民戰勝困難的信心。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極廣泛的悼念。由於他一貫勤奮工作，嚴於律己，關心民眾，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1976年4月清明節前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大批黨員、工人、學生、幹部甚至士兵和農民，為了紀念他，也為反對當時還當權的“四人幫”，舉行自發的集會，被稱為“天安門事件”，並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抗議運動，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民眾基礎。

主要貢獻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周恩來同志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民軍隊、創建革命統一戰線、創建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建立了不朽功勳。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領導了國民革命軍軍政工作、廣東地方政權工作、震驚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成為我們黨最早認識武裝鬥爭重要性和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大革命失敗後，他領導發動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此誕生。黨的六大以後，他作為實際主持黨中央工作的領導人，在極端險惡的條件下機智勇敢地保衛黨的中央機關，保護黨的大批領導骨幹，發展黨在白區的秘密工作，支持工農武裝割據。他積極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明確提出“鄉村中心”的思想，為推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他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成功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鬥爭，創造了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新經驗。

紅軍長征途中，在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為確立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在危難中挽救紅軍、挽救黨，發揮了重要作用。西安事變爆發後，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

他根據黨中央的既定方針，前往西安，在極端複雜而艱難的環境中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促成了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新局面。抗日戰爭中，他代表我們黨長期堅持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負責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廣泛團結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堅持並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有勇有謀的鬥爭。抗日戰爭勝利後，為制止內戰，他陪同毛澤東同志赴重慶與國民党進行和平談判，爾後又率領我黨代表團與國民黨當局開展了有理有節的政治鬥爭。解放戰爭時期，他協助毛澤東同志運籌帷幄，在推動第二條戰線的形成、轉戰陝北、指揮一系列改變中國命運的戰略大決戰、籌備召開新政協、主持起草《共同綱領》等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同志先後擔任政務院總理、國務院總理長達26年，為積極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全面組織和實施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兢兢業業，殫精竭慮，在政治、經濟、外交、國防、統戰、科技、文化、教育、新聞、衛生、體育等各領域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在領導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中，他強調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居於首要的地位”，一個國家如果經濟上不能完全獨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獨立。他強調要正確處理各種關係，做到統籌全局、全面安排、綜合平衡、協調發展；強調“我們的國家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全面發展；強調一定要重視環境保護，不能因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不要做對不起子孫後代的事。他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作用，強調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他組織領導“兩彈一星”大規模科技攻堅取得重大突破，極大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他高度重視對外貿易和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強調“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 神相結合”。他高度重視發揮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經常傾聽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的意見，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時時不忘祖國統一大業，為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做了大量基礎性、開拓性工作。他卓有成效地領導了黨和國家的外事工作，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遵照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則，推動我國積極發展同各國特別是廣大開發中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使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豐富多彩的外交實踐、獨具一格的外交藝術和外交風格，在國際社會為黨和國家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在“文化大革命”極端複雜的特殊環境下，周恩來同志忍辱負重，苦撐危局，作出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努力，全力維護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運轉，全力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盡一切可能減少損失。他保護了一大批黨的領導骨幹、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他協助毛澤東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妄圖奪取最高權力的陰謀，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糾正極左思潮的錯誤，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他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決策積極促成和落實鄧小平同志復出並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鄧小平同志領導對各方面工作進行整頓；他身患絕症，仍頑強堅持工作，並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他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重申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極大鼓舞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周恩來同志參與領導了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各項重大工作，為黨的每一個重大勝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長期實踐中，他注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認真總結革命和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深入進行理論思考，深刻闡釋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統一戰線、文化教育和黨的建設等領域都作出了理論建樹，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後來改革開放時期我們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