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898年11月24日生於湖南省寧鄉縣。少年時期上過私塾（中國舊式初級學校），1919年中學 畢業。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2年從莫斯科回國，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不久到江西省西北部的安源煤礦同李立三等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隨後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代主任，主任。1925年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此後在上海、廣州、武漢參加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和武漢工人民眾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

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先後在河北、上海、東北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1930年夏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回國，任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 他在長期工作中逐漸認識到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應該實行深入民眾、長期隱藏、積蓄力量的方針，並曾對當時中共黨內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左”傾錯誤進行過某些抵制。

1932年冬進入位於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領導職工運動，後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貴州省遵義縣城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1936年春赴華北，先後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書記、堅定地執行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並對過去黨的秘密工作中的錯誤——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進行了系統的批評。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堅持中共中央的深入敵後、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領導了開創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工作。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原局書記，隨後組織力量深入華中敵後， 開展游擊戰爭。

1941年國民黨陰謀製造的皖南事變，使新四軍蒙受慘重損失。他在這時被任命為新四軍政治委員和華中局書記，同陳毅等一起扭轉了新四軍的困難處境，恢復和發展了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抗日武裝力量，擴建了華中抗日根據地。1939年至1941年作了《論共產黨的修養》等著名演講，豐富了黨的建設的理論。

1943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系統的論述。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在此期間，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攻占延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留在陝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劉少奇任中共中央委員會書記，轉移到華北，和朱德一起負責中共中央委託的工作。同年7月至9月，在河北省平山縣主持召開全國土地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確定的方針，進一步推動了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少奇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在制定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針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50年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

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並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規 定了方向。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59年4月，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六十年代初期，中國的經濟發生了嚴重的困難，劉少奇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參與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措施，使國民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從1963年到1966年，他先後到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塞、越南、朝鮮、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進行了友好訪問。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受到錯誤的批判，並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殘，於1969年11月12日病逝。

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恢復他的名譽作了專門的決定。他的主要著作收入了《劉少奇選集》。

主要貢獻

劉少奇同志出生於湖南寧鄉一個農民家庭。在他的青少年時期，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欺凌和封建勢力的腐朽統治，中國已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正處在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中華民族正處於救亡圖存的關鍵時刻。劉少奇同志從青年時代起就立下拯救民族於危難之中的遠大志向，積極投身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鬥爭，奮起回響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接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走上探索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1920年，他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夏，他赴俄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堅信馬克思主義“確實是真理，確能救中國”；同年冬天，他由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我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從此，劉少奇同志就把畢生精力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他深愛的祖國和人民。

劉少奇同志是我們黨領導的工人運動的著名領袖和主要領導者，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傑出代表。建黨初期和大革命時期，他參與領導安源工人運動、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武漢工人奪回英租界的鬥爭。大革命失敗後，劉少奇同志堅持戰鬥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北平、天津、哈爾濱等地。他堅持從實際出發，獨立思考，善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同黨內“左”傾錯誤進行堅決鬥爭。他參加了中央紅軍長征，在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堅定支持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主張。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黨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並派劉少奇同志前往民族救亡浪潮高漲的華北地區。他領導迅速恢復和發展了黨在華北地區的組織，成功實現黨在白區工作的歷史性轉變，鞏固和發展了黨領導的一二九運動的勝利成果。

劉少奇同志是華北、華中抗日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抗日戰爭時期，他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中原局書記、華中局書記，曾在三大戰略區獨當一面地開闢根據地和領導工作。他堅決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卓有成效地領導了華北抗日根據地和山西新軍創建工作。他組織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出色完成黨交付的發展華中的重任。皖南事變後，劉少奇同志臨危受命，出任新四軍政治委員，同陳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軍軍部，為把新四軍建設成為黨領導下的一支鐵軍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受毛澤東同志委託，統一山東黨政軍領導機構，調整策略方針和各方面政策，使山東抗日根據地迎來大發展的生動局面。

劉少奇同志長期擔任我們黨的重要領導職務。1931年，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43年3月，他任中央書記處書記、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此後20多年，他一直工作在黨中央領導崗位上，成為毛澤東同志的一位主要助手。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同志代表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毛澤東思想作出科學概括，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正是從這次代表大會起，我們黨在黨章中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在毛澤東同志赴重慶談判期間，主持制定“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適時作出“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戰略部署，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作出了卓越貢獻。解放戰爭時期，他以很大精力參與領導土地改革運動，指引億萬農民徹底擺脫幾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剝削壓迫，為我們黨領導人民奪取全國勝利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力量和民眾基礎。受毛澤東同志委託，劉少奇同志對新中國經濟構成和發展道路進行系統研究，提出比較完整的構想，為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繪製新中國建設藍圖作了重要理論準備。他領導建立華北人民政府，使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雛形。新中國成立前夕，他率領中共代表團訪問蘇聯，為建立新中國爭取了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 劉少奇同志是新中國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創立者之一。新中國建立初期，他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主持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悉心指導土地改革運動。他潛心研究合作社經濟問題，大力倡導農民組織供銷合作社，加強城鄉物資交流，對恢復國民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參與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主持起草並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為新中國憲法制定和實施作出了奠基性貢獻。他是新中國第一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一個有偉大功效的制度”，“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統一意志，是人民代表大會和一切國家機關工作的出發點。”他先後主持召開5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會議和109次常委會會議，用很大精力來建立健全這個嶄新的制度，其中包括建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視察制度，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對國家行政機關的監督作用，等等。他主持制定一大批重要法律，對新中國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劉少奇同志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和實施者之一。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他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先後擔任黨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籌備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他召開數十次座談會，為制定八大路線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黨的八大上，劉少奇同志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科學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基本建立後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明確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強調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他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條件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高度重視由分配和物質利益引發的人民內部矛盾，高度重視由官僚主義作風引發的乾群矛盾等問題，進行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提出了許多重要見解。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他回響毛澤東同志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深入農村、工廠開展調查研究。他堅決支持和指導實施“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正確方針，對面臨的困難作出清醒而充分的估計，提出戰勝困難的有力措施，為我國經濟走出困境、進入健康發展軌道付出了大量心血。劉少奇同志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提出許多指導意見，大力倡導試辦托拉斯，提出實行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改革物資管理流通體制，這些重要意見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前瞻性，反映了他的遠見卓識。 劉少奇同志是我們黨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黨的建設等領域作出許多理論建樹，留下數百萬字的著作，深入總結和提煉我們黨治黨治國的重要經驗，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大理論貢獻。在劉少奇同志的理論貢獻中，尤為突出的是關於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

劉少奇同志十分重視黨的建設，是黨內公認的黨建理論家。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論黨內鬥爭》等都是黨建理論的重要著作。他指出：“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個政府，必須取得絕大多數人的擁護、贊成，才能鞏固。”“我們要信任民眾，民眾才會信任我們。”“一切工作都要走民眾路線，都要有民眾觀點。”他認為：“嚴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辦事，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方法，是一種執行民眾路線的工作方法”，“黨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只要我們堅持民主集中制，我們就有可能少犯錯誤”。他強調，中國共產黨要求自己的黨員緊密結合黨的階級性質、最高理想、當前任務，在革命的實踐中努力加強個人的思想、品德、作風修養，努力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自覺地改造主觀世界，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同中華民族的優良思想道德結合起來，不斷提高思想政治素質。“一個人要求得進步，就必須下苦功夫，鄭重其事地去進行自我修養”，“而這種修養和鍛鍊的唯一目的又是為了人民，為了革命的實踐”。他還強調：“共產黨員的黨性鍛鍊和修養，是黨員本質的改造。”“一切黨員必須執行黨的政策和決議，積極參加黨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嚴格地遵守黨的紀律，對於黨內黨外一切損害黨的利益的現象必須進行鬥爭。”這些重要思想，對於今天我們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劉少奇同志對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他強調，我們應該學會自己走路，應該根據中國的特點，採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建設。他強調，經濟建設是國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務；“社會主義經濟既有計畫性，又有靈活性、多樣性，豐富多彩”；要用經濟的辦法來管理經濟，黨和政府“管計畫、平衡、仲裁、監督、思想政治工作。生產由公司、工廠去經營”；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場，利用價值規律來調節生產。他認為，“以農業為基礎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是我們的一個根本方針”；農村生產和分配的單位不能太大，如果生產關係跑到生產力的前頭就會破壞生產力，主張在農業生產中實行同產量聯繫起來的責任制。他指出：“科學上的真理是愈辯愈明的，藝術上的風格是必須兼容並包的。”“文化、教育、科學、衛生事業的發展，必須同經濟建設的發展相適應。”劉少奇同志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這些思想理論觀點，是非常寶貴的財富，至今仍然有著重要啟示意義。

不幸的是，劉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殘酷迫害，不幸蒙冤致死。在最艱難的時刻，他仍然以一名共產黨員的高度責任感，向中央建議“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並堅信“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同志平反昭雪，並高度評價了他的光輝一生。劉少奇同志的英名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緊密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