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家庭出身

出身官宦世家，先世居湖廣麻城之孝感鄉，明洪武中遷蜀，著籍遂寧。其高祖張鵬翮（1649—1725），清代康熙、雍正朝名臣，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子太保、太子太傅，《清史稿》有傳；曾祖張懋誠（1667—1737），官至通政使、署工部右侍郎；祖張勤望（1694—1757），官至山東登州知府、署登萊青海防兵備道；父張顧鑒（1721—1797），官至雲南開化知府。張顧鑒有三子，即問安、問陶、問萊；有二女，長適浙江歸安監生潘本侃，次適驤黃旗漢軍襲騎都尉高揚曾。張問陶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五月二十七日（公曆6月26日）出生於山東省館陶縣（治今山東省冠縣冠縣北館陶鎮），自幼隨父宦遊均州、荊州、黃州、漢陽。乾隆四十三年（1778），父升雲南開化知府，問陶隨母及全家留漢陽。不久其父因荊門“失出”案發受牽連去職，家產賠累殆盡，住房也為豪吏所奪，全家生活陷入困境，常奔走告貸，“恆數日不舉火”。

才華橫溢

問陶自幼受家庭薰陶，在其父直接教導下，與兄問安、弟問萊發憤攻讀。其嫂陳慧殊，工詩，時稱“女翰林”。

問陶飽覽群書，博研名畫，勤學苦練，少年時即嶄露才華，被目為“青蓮再世”。十五歲時寫《壯志》一詩抒懷：“……咄嗟少年子，如彼玉在璞。光氣未騰天，魍魎抱之哭……。”少年壯志，氣概不凡。雖家中生活窘困，仍頑強堅持學習，“布衣不合饑寒死，一寸雄心敵萬夫”。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問陶年二十歲，在京與四川涪陵周興岱（號東屏，時任贊善官）之長女結婚。次年八月，偕周夫人乘船回川省親，十月在途中生一女，周夫人因病乃與小女留涪陵娘家。問陶回遂寧寫詩甚多。第二年五月，周夫人病逝涪州，不久小女亦夭。這時，其家境更為困頓，有時竟到“僅求衣食亦無緣”的地步。是年秋，問陶與兄問安去成都參加鄉試。因問陶所寫詩歌傳抄者眾，詩名大噪，成都鹽茶道林儁（號西厓）愛慕其文才，將其女林韻徵（名頎，號佩環）許配予他，乾隆五十二年（1787）九月，在鹽茶道署成婚，其家裡因此出現了世界詩壇罕見的“三兄弟三妯娌詩人”，即張問陶及其兄問安、弟問萊、嫂陳慧殊、妻林韻徵、弟婦楊古雪均是詩人。

官場生涯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問陶又赴京師參加順天鄉試，中舉人，次年初，西返四川，在成都、遂寧小住，歲末去北京。這期間他吟興甚豪，每到一地必有一詩，或憑弔古蹟，或流連風景，寄詞壯采，顯示出卓絕的才華。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中進士，點翰林院庶吉士，此期間寫詩最多，幾乎每日一首或幾首，而且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在翰林同年中，石韞玉、洪亮吉等名士與問陶結交，對他的詩非常佩服。五十八年（1793）三月，授翰林院檢討。五十九年，寫《論文八首》、《論詩十二絕句》反映了問陶的詩歌風格和理論體系。

嘉慶二年（1797）秋，在家丁父猶。這期間，他往來於遂寧、成都、北京，目睹現實，寫詩揭露，如《宿寶雞縣題壁十八首》中有“豺虎縱橫隨處有”、“焦土連雲萬骨枯”的句子，對官吏們掠奪人民的暴行，以及“萬骨枯”社會的悲涼景象作了深刻的揭露。嘉慶五年（1800）八月，分校順天鄉試，翌年奉派教習庶吉士，九月又分校順天鄉試。嘉慶十年（1805）九月，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奉派巡視北京南城。嘉慶十四年（1809）春，充會試同考官，七月，改吏部驗封司郎中。嘉慶十五年（1810）七月，出任山東萊州知府。問陶赴任後，即櫛風沐雨，跋山涉水，深入所轄七邑了解民情，並清理積案，考試童生，獎掖後進。他為官清正廉明，審理案件及時，且不徇情枉法，深得民心。其斷案所下判詞，簡切透闢，後人奉為典範，曾多次編選印行。萊州轄區掖縣、即墨兩縣農業減產，平度、昌邑、高密、濰、膠五州縣遭嚴重水災，村落蕭條，民生困苦，問陶面對這般現實，痛如切膚。他乃具報請予減免緩交稅租，並發放積穀，以賑濟饑民。為此事，與上官意見不合，見為民請命，難有作為，鬱郁不自得，逾年而病。

晚年生活

嘉慶十七年（1812）三月以病辭官，行前，他繫念萊州歉收，民有饑饉，便將己之歷年積蓄捐谷七百石賑濟七邑饑民。他上辭呈後曾寫詩自述：“二十三年指一彈，非才早愧不勝官。雲衣久已輕如葉，虎背抽身也不難。”離萊州時，又寫詩自白：“絕口不談官里事，頭銜重整舊詩狂”。這些詩句反映了他對官場生活的憤懣和沉重心情。他在《平度昌邑道中感事》詩中寫道：“天意蒼茫地苦貧，救荒無策愧臨民，辭官也作飄零計，懺爾流亡一郡人”，真是寄情於民了。到吳門時，病情加重，便留虎丘寓所，自號“藥庵退守”。其寓位於蘇州山塘街青山橋附近，鄰白居易祠，遂名為“樂天天隨鄰屋”。寫有《題樂天天隨鄰屋》詩，有句云：“憑欄早醒繁華夢，點筆難刪諷喻詩”，反映了他晚年的生活情趣。著名文史學者胡傳淮著《張問陶年譜》（2000年巴蜀書社出版、2005年修訂再版）、《張問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張船山書畫年譜》（《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01期）、《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溝張氏家族》（2012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張問陶家族詩歌選析》（2012年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記載甚詳。四川電視台經濟頻道2013年攝製播放了巴山蜀水之城市故事《神斷張問陶》，對張問陶進行了全面評價。

張問陶墓

張問陶憂患餘生，積勞成疾，醫治無效，嘉慶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日申時（公曆4月23日下午3至5時），病卒於蘇州寓所，年51歲。張問陶辭世時，家境蕭條，三個女兒尚未出嫁，家人無力扶其靈柩回鄉，乃寄殯於蘇州光福鎮玄墓山，一年後得鮑勛茂（字樹堂）太僕等人資助，始得歸葬故鄉四川遂寧兩河口（今四川省遂寧市蓬溪縣金橋鎮翰林村二社兩河口唐家灣月亮坪金子圖內）祖塋。張船山墓1959年被掘毀，2014年8月修復。周、林兩夫人亦葬於兩河口張氏祖塋。

個人成就

文學

張船山一生致力於詩、書、畫，造詣精深，其詩被譽為清代“蜀中之冠”，也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詩人，詩作5000餘首，今存3500餘首，表現了他獨特的思想個性和藝術風格。對於詩歌創作，他主張抒寫性情，強調獨創，反對摹擬。詩作多描寫日常生活。作品較好的是一些紀游、寫景、題畫之作，如《嘉定舟中》、《瀘州》、《瞿塘峽》、《巫峽同亥白兄作》、《下新灘》、《空□峽》、《題李墨莊前輩歸槎圖》等。亦間有反映白蓮教起義和清軍腐朽的作品，如《出棧宿寶雞縣題壁十八首》、《鄉愁五首》、《庚申六月寄亥白兄成都》等。他的詩風清新自然，以七絕最勝，但有一部分詩篇情調沉鬱。著有《船山詩草》20卷，清嘉慶二十年（1815）刊行；《船山詩草補遺》6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行，兩書共收詩3000餘首。1986年，中華書局將《船山詩草》（包括補遺）列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出版，2000年重印。這是目前最完備、最通行的張船山詩集。著名文史專家胡傳淮著有《張問陶年譜》（2000年巴蜀書社出版、2005年修訂再版）、主編有《張問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主編《張問陶家族詩歌選析》（2012年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成鏡深、胡傳淮等編有《船山詩草全注》（180萬字，2010年巴蜀書社出版），有助於張問陶研究。

清人評論其詩“生氣湧出，沉鬱空靈，於以前諸名家外又辟一境”，是“太白少陵復出”。書師米芾，險勁放野，別具一格。其畫，近似徐青藤（徐渭），不經意處，皆有天然，尤善畫猿、馬、鷹、鳥等，“墨猴”畫技藝尤精。傳世作品有藏於故宮博物院的《芍藥》扇等。楊守敬說其：“乾嘉間之書家，莫不胎息於金石，博考名跡，惟張船山，宋芷灣絕不依傍古人，自然大雅，由於天分獨高，故不師古而無不合於古”。張問陶是乾嘉詩壇泰斗、清中葉詩冠、三百年來第一人。

張問陶弟子有崔旭、梅成棟、姚元之等，合稱“張門三才子”，受張問陶影響巨大。

繪畫

張問陶的繪畫亦集明四大畫家（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之技藝精華而揮筆自如、線條流暢，工筆精湛、韻味宏厚，技藝一絕、別具風格。畫山——險峻陡峭。畫樹——枝粗葉茂。畫面清爽，工筆水墨相間，圖紋轉折如行雲流水，圖文並茂。如《深山隱居圖》。

詩學主張

張問陶主張詩歌應寫性情，有個性：“天籟自鳴天趣足，好詩不過近人情”（《論詩十二絕句》），“詩中無我不如刪，萬卷堆床亦等閒”（《論文八首》）反對模擬：“文章體制本天生，祗讓通才有性情。模宋規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須爭。”（《論詩十二絕句》）他的詩論與性靈說相吻合，為袁枚所稱賞。袁枚譽張詩“沉鬱空靈，為清代蜀中詩人之冠 ”，又夸其具“倚天拔地之才”，視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答張船山太史》）。其原因在於張問陶不僅才華橫溢、創作成績斐然，而且其思想觀念與詩學觀點同袁枚頗多相通之處，成為嘉慶時期性靈派的重鎮，與乾隆時期性靈派的代表人物袁枚、趙翼鼎足而三，占據乾嘉性靈派殿軍的地位。

張問陶沒有論詩專著與文章，但其《船山詩草》卻收有數十首論詩詩，可供我們窺探其論詩要旨。綜觀張問陶論詩，可知其詩學觀與袁枚性靈說笙磬相應，又不乏獨到之見。張問陶堪稱性靈派獨具特色的詩論家。

張問陶論詩一再標舉“性靈”，可見其主性靈之旨。如“性靈偶向詩中寫”（《正月十八日……絕句志之》），“傳神難得性靈詩”（《梅花》），“同無青白眼，各有性靈詩”（《冬日》），“濃抹山川寫性靈”（《題子靖〈長河修禊圖〉》），“筆墨有性靈”（《戊辰日依竹堂感懷》）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愧我性靈終是我”（《頗有謂予詩學隨園者，笑而賦此》）之句，更顯示其與袁枚“獨抒性靈”（《隨園詩話補遺》卷四）說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袁枚“獨抒性靈”之性靈說內涵是強調創作主體應具真情、個性、詩才三方面主觀因素。張問陶論詩要義一方面與此相通，一方面又有補充與發展。

袁枚性靈說最重真性情，所謂“性情得其真”（《寄程魚門》），“情以真而愈篤”（《答尹相國》）。張問陶重性靈亦以真性情為創作要旨。首先，他強調創作者必須具備真情實感，有真性情要抒發。因此稱“詩人原是有情人”（《題屠琴隖論詩圖》其六）、“好鳥鳴春尚有情”（《論詩十二絕句》其八），因為“有情”才能寫出真詩，所謂“熱腸湧出性情詩”（《贈徐泰征》）是情與詩因果關係的生動說明。其次，他指出表現真性情是詩的本質，雲“好詩不過近人情”（《論詩十二絕句》其十二），“自磨碎墨寫天真”（《代啟答畢秋帆先生並上近詩一卷》），“不寫性靈斗機巧，從此詩人賤於草”（《題法時帆式善前輩詩龕嚮往圖》），所謂“人情”、“天真”、“性靈”，皆指“詩緣情”（陸機《文賦》）之本質而言。因為主情，故與袁枚一樣批評肌理派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稱“何苦顢頇書數語，不加箋注不分明”（《論詩十二絕句》其八）。翁氏“誤把抄書當作詩”（袁枚《仿元遺山論詩》），已遠離詩抒情之正軌。張認為，詩情不是從“古人書”中所能得到的，而是從生活閱歷、社會實踐中產生的，故云：“寫出此身真閱歷，強於飣餖古人書。”（《論詩十二絕句》其三）又云：“關心在時務，下筆唯天真。”（《陳蔭山舍人……限五古》）這一觀點對袁枚性靈說所謂“神韻是先天真性情”（《答李少鶴》）、“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遣興》）之主觀唯心因素是一種補救。另外，就“情”本身而言，袁枚強調其真，尤重“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園論詩書》），與理相離。這有其思想解放的意義，但亦有忽視情之美與善的弊病。張問陶主情，既重視其真，亦兼顧其真與善，故云“古人懷抱有真美”，“惡詩盡有真情境，忍與風花一例刪”（《重檢記日詩稿自題十絕句》）。這一觀點比袁枚要合理、全面。

張問陶於強調真性情的同時，還標舉“氣”：一曰真氣，二曰奇氣。《成都夏日與田橋飲酒雜詩》云：“有情那可無真氣？”即明確提出真氣與真情相輔相成的觀點。如果說真情是詩的血肉，真氣則是詩的筋骨，更是詩的精神力量，有情無氣仍難見詩人之真本色。此“氣”從詩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具有剛正的氣質、人格的力量。從詩的角度而言，則是具有一種勁健的風骨、壯美的氣勢。張氏重視氣，就是重視詩人的品格、氣質的修養，從而賦予詩作以氣勢。《華陰客夜讀卷施閣詩文懷稚存》又標舉“奇氣”：“死有替人應屬我，詩多奇氣為逢君。”“奇氣”是指詩人的非凡、狂放的氣質，一種浪漫精神。這與張問陶的個性特徵相關。張問陶論詩重氣，當受到摯友洪亮吉的影響，洪氏《北江詩話》即將“氣”與性、情等相提並論，作為“詩文之可傳”的重要因素之一，皆意在針砭某些性靈詩輕佻滑易、缺乏氣骨之弊，亦是對袁枚性靈說之補救。

張問陶於性靈特彆強調“我性靈終是我”，這是同袁枚性靈說推重“作詩不可以無我”（《隨園詩話》卷七）一樣張揚個性、崇尚創作的獨創性。為此張問陶宣稱：“自吐胸中所欲言，那從得失爭千古”，“浮名未屑以詩傳，況肯低頭傍門戶！”（《題方鐵船工部元鵾詩兼呈吳穀人祭酒》）意謂詩人應該獨抒性靈，自出機杼，詩中有人。為此又從反面強調：“詩中無我不如刪，萬卷堆床亦等閒。”（《論文八首》其七）所謂“詩中無我”即缺乏個性、因襲他人，清代乾嘉詩壇之擬古者正是“詩中無我”的典型，為此張問陶譏云：“模宋規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須爭”（《論詩十二絕句》其十），“規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殘花放幾枝。鄭婢蕭奴門戶好，出人頭地恐無時。”（《題屠琴隖論詩圖》）矛頭指向沈德潛、厲鶚這些規唐模宋者，並認為依傍門戶是不會出人頭地的。與模擬者相反，性靈派皆主創造，以表現自己的真情與個性，張問陶亦云：“土飯塵羹忽嶄新，猶人字字不猶人”，“《鹹英》何必勝《簫韶》，生面重開便不祧”。（《論詩十二絕句》）所謂“斬新”、“生面重開”就是詩人所推崇的創造精神，只有做到“不猶人”，才能寫出“我”之“性靈”，自成一家。

張問陶重性靈亦如袁枚一樣重詩人之靈性，或曰詩才，並略有闡發。詩人有靈性表現之一是創作之際易產生靈感，無須雕肝鏤腎、生寫硬湊。《論詩十二絕句》其四、其五云：“憑空何處造情文，還仗靈光助幾分。奇句忽來魂魄動，真如天上落將軍！”“躍躍詩情在眼前，聚如風雨散如煙。敢為常語談何易，百鍊功純始自然。”採用生動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詩人創作產生的靈感現象。前引張問陶關於創作要有“自身真閱歷”的觀點，亦即是“不憑空”；但創作還須藉助“靈光”即靈感。二詩寫出靈感降臨“忽來”的突發性、“驟得”的短暫性，以及思維的活躍性，“詩情躍躍”指感情激動，而且想像豐富，所謂“提筆便存天外想，神龍鱗爪破空來”（《題屠琴隖論詩圖》）。此外靈感乃自然而生，不可強求，所謂“詩為無心如拾得”（《成都夏日與田橋飲酒雜詩》）。可見張問陶對靈感的認識還是比較全面深入的。

對於詩歌的審美特徵，袁枚性靈說要求靈活、有生趣、風趣，張問陶則主張空靈、有真趣，二者頗為接近，但亦有區別。張《題屠琴隖論詩圖》云：“一片神光動魂魄，空靈不是小聰明。”袁枚之注重意象的靈活有趣，就跡近於“小聰明”，而張問陶之重“空靈”，內涵要廣，它不僅要求意象靈動，而且追求意境深、韻味長，是一種高境界，故又稱“詩到空靈藝始成”（《孟津縣寄陳理堂》）。為達空靈之境，在藝術表現上注重以白描之筆勾勒意象，不堆砌典故；於創作心境則要求自然純真、擺脫動利。《論詩十二絕句》其六云：“想到空靈筆有初，每從遊戲得天真。笑他正色談風雅，戎服朝冠對美人。”說明空靈之境非滿腦子禮教、一味“談風雅”者所能達到，而必須出自於自然“天真”。另外，“天趣”、“真趣”亦與雕鑿無緣，同擬古、考據之作亦不相干。對詩歌語言乃推重自然、質樸的“常語”，所謂“敢為常語談何易，百鍊工純始自然”（《論詩十二絕句》其五），這與袁枚“家常語入詩最妙”（《隨園詩話補遺》卷一）、“口頭語，說得出便是天籟”（《隨園詩話補遺》卷二）的觀點相近。

張問陶的詩學觀點由於表達形式的限制，比較粗略，遠不及袁枚《隨園詩話》、詩序等論詩專著觀點闡述得詳盡周全，範圍亦不如袁枚性靈說廣泛。但其要旨與袁枚性靈說屬同調，性靈說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備。不過，張問陶的性靈說是嘉慶年間的詩論，張問陶亦有其獨具的個性、思想，因此與袁枚又有差異。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差異實為對袁枚性靈說不足或弊端的補救，從而使性靈說有所發展。這是張問陶詩論的新貢獻。

為了弘揚問陶詩風，四川省蓬溪縣成立了問陶詩社，有會員100餘人，定期出版社刊《問陶新韻》。

一代詩宗

中國歷史悠久，詩人輩出，多如繁星。因受規模和條件限制，能寫入文學史的詩人，是極少的。以清代詩人為例，正處在籌備階段的《全清詩》，“初步測算作者總數約為十萬家，成書則當在一千冊以上。”近人徐世昌輯《清詩匯》，收清代詩人6100餘家，得詩27000餘首。而能進入《中國文學史》的清代詩人只占《清詩匯》詩人總數的千分之三、四。中國社科院編三卷本《中國文學史》論及的清詩人僅16人；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論及的清詩人僅19人；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論及清詩人也只有28人。如此之少的清代詩人入《中國文學史》，而張船山即為其中之一，足見船山在清詩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在各種通行清詩選本中，船山詩也占有突出地位。清代光緒五年（1879）刊印的《國朝全蜀詩鈔》（孫桐生輯選），規模宏大，體制精嚴，是清代蜀選本中集大成者。該書共64卷，計選詩人362人，存詩5900餘首，其中張船山詩入選最多，獨占6卷，入選詩作近600首，已是《船山詩草》的五分之一，占《國朝全蜀詩鈔》的十分之一，“猶以未獲盡登為憾。”可見船山在孫桐生的心目中是大頭，就全清詩人而論，蜀詩人中能躋身於第一流的，也只有張氏一人而已。李朝正先生云：“乾嘉年間的性靈派在華夏擁有詩人之眾，是過往的許多詩派無法比擬的，而巴蜀詩人恰恰是通過張問陶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帶領一批詩人，影響著一批詩人。因而，活躍在詩壇，齊集在張問陶周圍的蜀中詩人都崇尚性靈，……形成了眾星拱月、群星燦爛之勢，迎來清代巴蜀詩歌中最為壯觀的黃金時代。”

近人徐世昌輯《清詩匯》，計200餘卷，是清詩選本中影響大、聲望高者。該書入選船山詩37首，為蜀中詩人入選最多者。其他蜀中詩人，如李調元入選4首，彭端淑1首，費密8首，張問安11首，卓秉恬1首，劉沅1首，張鵬翮2首，劉光第7首……。在乾嘉時期全國性詩人中，張船山入選量僅次於袁枚（41首），而高於其他乾嘉著名詩人，如黃景仁34首，洪亮吉33首，蔣士銓27首，趙翼22首，宋湘9首，舒位25首，吳錫麒13首，孫原湘23首，郭頻伽14首，姚元之10首，石韞玉6首，王曇4首，黃丕烈1首，顧翰9首，王學浩6首，王芑孫19首，崔旭5首，屠倬9首，楊芳燦17首，黎簡34首，陳文述5首，吳嵩梁5首，朱文治9首……。可見，船山在乾嘉詩壇地位之顯赫。

當代著名清詩選本，也給船山崇高地位。如錢仲聯《清詩三百首》（1985年嶽麓書社版），選張船山詩3首，僅低於袁枚（5首），而高於趙翼（2首），蔣士銓（未選）、洪亮吉（1首）、吳錫麒（2首）等人。陳祥耀《清詩精華》（199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選張船山詩8首，比乾嘉其他詩人多，如袁枚7首，宋湘4首，蔣士銓4首，洪亮吉3首。李夢生《律詩三百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選張船山律詩3首，高於袁枚（2首）、趙翼（2首）、龔自珍（2首）。該書中選清詩人3首及以上者僅10人，船山即其一，可見張船山是清代律詩寫得最好的十大詩人之一。

出版的清代詩歌史及辭典，如朱則傑《清詩史》、嚴迪昌《清詩史》、霍有明《清詩史》、劉世南《清詩流派史》、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清代卷）、胡傳淮《張問陶年譜》《張問陶研究文集》等，都給了張船山以充分的肯定。
楊世明先生在《巴蜀文學史》（巴蜀書社2003年版）中，列專節以《性靈派大家張問陶》為題，評述船山詩作及貢獻，並云：“乾嘉時期是清代巴蜀文學最繁榮的時期……。這一階段最輝煌的一頁，是產生了大詩人張問陶。”又說：“從漢代以來，巴蜀出產了司馬相如、揚雄、陳子昂、李白、蘇洵、蘇軾、蘇轍、虞集、楊慎、張問陶這十大文學家，他們都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名人。迄今為止，幾乎任何中國文學史，都要對上述十人的文學成就作出介紹。”

張船山是詩、書、畫三絕奇才，當時名震海內、群相斂手，有的詩人寫詩作文，自願化為婦人，為他效力，甚至作為他的妻妾侍奉他。其詩作，對後世影響深遠。晚清詩人易順鼎（1858－1920），幼奇慧，有神童之目，詩作多至萬首，“自謂為張船山後身”。南社詩人柳亞子（1887－1958），有詩云：“猛憶船山詩句好：白蓮都為美人開。”梁啓超在《飲冰室文集》中，講述了張船山在山東任主考的故事；《海上花列傳》中，寫不少人照張船山詩意做詩；張恨水在小說《春明外史》里，讓主人公楊杏園步和了張船山的八首七律《梅花》詩，引得人們紛紛尋找《船山詩草》來讀。可見，船山詩影響之大。

著名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揚忠先生在《張船山全國學術研討會綜述》中說：“張船山不單是西蜀詩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國詩人之冠，對他進行研究，繼承他的文學遺產，乃是全國學者的分內之事。”龍洲劍客在《煙波誰識舊船山》中說：“張船山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應當是不輸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張問陶這樣一往情深地在詩歌中傾吐自己最真誠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來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後只有郁達夫。”“‘江右三大家’中，從袁枚到趙翼、蔣士銓，無論在才氣還是詩歌的造詣上都未必一定勝過張問陶。”“就詩論詩，張問陶是絕對不輸於‘三家’的”；“張問陶在詩界中就象金庸武俠小說里獨立於正統門派之外時隱時現的絕頂高手，別人只能偶爾識得其蹤跡，卻少有人有耐心與誠心去探尋他的蹤影。”著名學者張永義在《感傷時代的人生幻滅——讀<船山詩草>》中說：“恰恰是黃仲則與張問陶（字仲冶，號船山）代表了清朝中葉的最高詩歌水準。正如同一時代的德語文學有歌德與海涅，如果18世紀封閉的國內文壇，失去了‘二仲’的痛飲高歌，那么，我們的閱讀一定會顯得枯燥無味。”“我覺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張問陶，處境更艱難，他的內心所體會到的深層幻滅感比起我們這些200年後敲擊鍵盤的文人要更具體更疼痛，因為那是整個封建王朝的夕陽殘照，他把墨汁和膽汁混合，輕輕一抹，給那個感傷的時代畫上了蒼涼的休止符。”此乃不刊之論。綜上所述：張船山在清代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僅是清代蜀中詩冠，也是清代乾嘉詩壇大家，一代詩宗，是清代第一流的詩人和著名詩學理論家，是性靈派後期的主將和代表人物。

以上摘自胡傳淮《芻議張船山在清詩史上的地位》一文（發表於《西華大學學報》200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