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少時勤學
彭端淑出生於一個富庶家庭。其祖父彭萬昆為明末懷遠將軍，清初為簡州（今四川簡陽市）判官。以 軍功勇著，授四川都督僉事（qiānshì，都督僉事是正二品）。彭端淑的8位叔父，多為舉人、知縣。他從小聰敏穎異，常受先輩“崇實黜浮，又宜力學，毋自棄”的教誨，與兄端洪、弟肇洙、遵泗等苦讀於翠籠山紫雲寺，五六年不曾下過山，得學識淵博的父親彭珣（xún）親授。還得益於其外祖父、進士出身的夾江名儒王庭詔的教益，長進不小。及入縣學，再得合江進士、蜀中制義（八股文）匠手董新策點撥，學業立就。

為官勤政
雍正四年（1726），彭端淑鄉試中舉。雍正十一年（1733）與孿生弟弟彭肇洙同榜登進士第，授吏部主事。乾隆十年（1745）升吏部員外郎，鏇遷文選司（負責人事任免）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充任順天府（今北京市）鄉試同考官。乾隆二十年（1755年）出署“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的廣東肇羅道署察使。
彭端淑待民寬厚，為官一意為民，常以“清慎”自勵。每出巡議事察訪，必輕衣減從，“隨行不過一二人”，並明令所經各州縣一律禁止迎接款待，違者嚴懲，深得“吏民稱歌”。彭端淑斷案明決果斷，對民間訴訟的誤斷，無不一一更正，使民相安。初到粵東，遇積案3000餘件，他立即調集各州縣案卷，會同幕僚開誠布公，明斷有聲。不一月，全部案結，吏民無不驚佩。又督修省城書院，延請名師月課，親為指授，士風甫振。彭端淑旬月之間便弄清了肇羅道所屬州縣陳積老案三千餘件，由是聲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彭端淑在廣東做官約六七年光景，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為顯赫的時期。

隱退講學
彭端淑在為官期間，雖力求進取，決心興利除弊，上報朝廷，下慰民望，不願碌碌終此一生。而當時的清王朝雖已進入極為興盛的乾隆時代，經濟文化也出現了相當繁榮的興旺景象，但是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也日益尖銳複雜了起來。彭端淑在多年的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榮下面民生維艱的社會現實，官場中的明爭暗鬥，最高統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內心逐漸滋生了一種憤懣和惆悵之情，消極避世的隱退思想也逐漸地發展了起來。
乾隆二十六年（1761），彭端淑隨船督粵西糧運，船行在南海中，不慎失足墜水，雖被搭救脫險，但他卻認為這是大難即將臨頭的預兆。他感嘆：“人於宦途不滿意，輒以咎人，此誰擠之者！今不葬魚腹，天於我厚矣，復何望焉。”此時的彭端淑已對官場的爾虞我詐有了充分認識，決意隱退，遂藉口此事，辭官歸蜀，隱於成都白鶴堂，入錦江書院（今成都石室中學），走上了課士育賢的道路。
錦江書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劉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遺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學府。學員選自省內秀才以上人員，學員學費、生活費由清政府撥給該院的學田供給，在院學生有兩百人左右的規模。彭端淑在該院任主講、院長20年。

文學成就

彭端淑的主要成就在其文學方面，其詩歌和散體古文及文學批評理論在當時的影響都非常大。他與李調元、張問陶以文名鼎立蜀中，被譽為清代“蜀中三才子”。彭端淑早年曾醉心制義（也稱制藝），其制義亦技壓蜀中，是繼韓琢庵、董新策後唯一能“發慮經旨”的制義大家。甫入京，即以制義名噪京師，深得蔡寅斗、胡稚威、沈適芳等的推崇，謂為“不世之才”，“鹹推重之”。但制義這種形式主義的創作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彭端淑在文學道路上的發展，直到50歲他才掙脫束縛，“詩學魏、文學左史”，文風為之大變。特別是他辭官後，主動與人民接近，充分了解了廣大人民的貧困生活，更以無比憂憤的心情，力擎巨筆，寫出了一首首含蓄沉凝、膾炙人口的傳世佳作。

彭端淑後期的作品，題材極為廣泛，或憂國憂民，如“憂旱幾經旬，農夫心獨苦”（《七月十六日》）；或憤世嫉俗，如“……深山夜月一聲啼，天地有春留不得。今古世事如蒼狗，王侯蟻螻同枯朽，……胡為歲歲啼不住？似含孤憤爭自訴！”（《杜鵑行》）；或撫時感事，如“骨肉難無故，同懷七剩三。”“何時重聚首，一解憂心憤”（《憶弟》）。

彭端淑與其弟彭肇洙、彭遵泗在當時都以文才知名，時稱“三彭”。其中以彭端淑最為著名，影響也最大。其現存作品有《白鶴堂文集》四卷、《雪夜詩談》二卷、《粵西紀草》一卷、《曹植以下八家詩選》若干卷、《蜀名家詩抄》二卷以及《晚年詩稿》、《碑傳集》、《國朝文錄》、《小方壺齋輿地叢書》、《廣東通志》等。其中《白鶴堂文集》最為有名，議論小品文《為學一首示子侄》（簡稱《為學》）即出於本書。

桃李天下

彭端淑一生很注意對人才的培養，造士甚多。為考官時，對才識俱佳之士，親自考核，極力提拔，不拘一格地量才錄用。清代名臣、《四庫全書》總篡官紀昀，為解元時即得彭端淑提攜，後成為清代學術界權威。

執教錦江書院後，其門下更是人才輩出，李調元、張翯（hè）、鍾文韞（yùn）等皆為其學生。彭端淑把他一生中的最後約二十年時間，全部貢獻給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業。他在《戊戌草·寒食》一詩中有明確的記載：“錦江棲遲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這對他講席書院的時間和心境都作了生動形象的描述。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十一歲的彭端淑病故於成都南郊白鶴堂。今天四川眉山市彭山縣尚有彭端淑的墳台遺址。

文學思想

彭端淑的文學思想比較複雜。他鄙夷那些“宴飲登臨，往來贈答”之作，極力推崇陶潛（陶淵明）“屏跡躬耕，托意詩酒”和杜甫“撫時感事、愛國憂君”（《與友人論陶杜詩》）的作品。指出杜甫入川後的作品所以能振奮人心，是與他貶官後的隴蜀之行的經歷相聯繫的。“少陵入蜀後，數歲且頻移”、“不緣經勝處，焉得發奇思”（《題杜工部入蜀後詩》），又進一步肯定“公倘不來蜀，胸襟何由闊。蜀中得公詩，山川為增色”（《題杜工部草堂》）。他這些觀點重視了客觀事物和外界環境對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指出賢者為諸並非“其初意欲為如是之詩”，而是其思想感情受客觀環境的感染，是感情噴發而成。從而得出了“志動而為情，情發而為言” （《與友人論陶杜詩書》）的結論。這個觀點對於文學產生的根源有較為正確的認識，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 但是，由於彭端淑曾醉心制義和古文，受先代文學批評的理論特別是程朱理學思想的影響很深，加之“崇實黜浮”的先輩遺訓諄諄在耳，這些又決定了他在文學創作理論中無法走出唯心主義的泥潭。

彭端淑曾說，“作文之道有三：曰學、曰識、曰才”，“才”即作者的文學才能。彭端淑指出：“才有大小，授於天而不可強加者也”，“才固授於天者也”（《文論》）。他認為司馬遷、韓愈之所以能“網羅古今，洞悉情事”，是因為“天實授以絕人之才”（《文論》）。這些觀點片面肯定作者的個人才能，忽略了作者的主觀努力，與“有德者必有言”（程頤《語錄》）的程朱理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表現出了其世界觀中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