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龔自珍（1792年～1841年），字璱（sè）人，號定庵（ān），後更名易簡，字伯定；又更名鞏祚，號定庵，清代思想家、文學家。漢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於世代官宦學者家庭。祖父龔禔身，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詩》。父麗正，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著有《國語注補》、《三禮圖考》、《兩漢書質疑》、《楚辭名物考》等書。母段馴，著名國小(古漢語指文字學)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綠華吟榭詩草》。晚年居住崑山羽琌山館，又號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詩人、文學家及改良主義的先驅者。

1813年4月再應順天鄉試，又名落孫山，7月妻子因誤診卒於徽州府署。9月天理教農民起義。次年著四篇《明良論》，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對君權專制進行抨擊。他指出，腐敗的原因首先在於皇帝視臣下如犬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恥，只知朝夕長跪，只知追求車馬、服飾，以言詞取媚君上。在這種制度下，“官愈久則氣愈偷，望愈崇則諂愈固，地愈近則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針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閱後又驚又喜，他欣然加墨批點：“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說“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憾矣！”。後回徽州後參與父親主持的《徽州府志》[1]重修工作。1815年，續娶安慶知府何裕均侄孫女何吉雲。祖父病逝後與家人回杭州守孝。兩年後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28歲的龔自珍會試不售，在京師與魏源一起師事今文學家劉逢祿，研讀《公羊春秋》。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龔自珍會試再度落第，以舉人挑選為內閣中書。從道光元年起，又任國史館校對等官職，先後十幾年。其間，他閱讀了內閣豐富的檔案和典籍，勾索舊聞，探討歷代得失，以後又參加《大清一統志》的修撰，寫出了《西域置行省議》等有深刻見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年），38歲的龔自珍經過第六次會試，終於考中進士。他在殿試對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撰《御試安邊撫遠疏》，議論新疆平定準噶爾叛亂後的善後治理，從施政、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張。“臚舉時事，灑灑千餘言，直陳無隱，閱卷諸公皆大驚。”②主持殿試的大學士曹振鏞是個有名的“多磕頭、少說話”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將龔自珍置於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為內閣中書。在歷任京官的20年中，龔自珍雖困阨閒曹，仍屢屢上書，指斥時弊，但都未被採納，甚至被同僚視為“痼疾”。這一時期，他也撰寫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論，如《乙丙之際箸議》、《大誓答問》、《古史鉤沉論》等，譏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由於龔自珍屢屢揭露時弊，觸動時忌，因而不斷遭到權貴的排擠和打擊。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他又忤其長官，決計辭官南歸，於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離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還眷屬。兩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龔自珍寫下了許多激揚、深情的憂國憂民詩文，這便是著名的《己亥雜詩》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龔自珍執教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三月，父親龔麗正去世，龔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陽書院講席。夏末，他曾寫信給江蘇巡撫梁章鉅，準備辭去教職，赴上海參加反抗外國侵略的戰鬥。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陽，年僅50歲。

人物生平

書香門第
龔自珍生於1792年8月22日（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世代官宦的家庭。祖父龔禔身，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父龔麗正，字至極，號學路。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母親段馴，著名文學家段玉裁之女。

年少有成
龔自珍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大學》。12歲從其姥爺段玉裁學《說文》。他搜輯科名掌故；以經說字、以字說經；考古今官制；為目錄學、金石學等。同時，在文學上，也顯示了創作的才華。13歲，作《知覺辨》；15歲，詩集編年；1810年（嘉慶十五年），倚聲填詞，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

仕途不順
1813年4月，龔自珍再應順天鄉試，又名落孫山，7月，妻子因誤診卒於徽州府署。

1814年，龔自珍著四篇《明良論》，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對君權專制進行抨擊。令外祖父段玉裁閱後又驚又喜，他欣然加墨批點，認為他的論述正中當今政治要害，是別具一格的見解。後回徽州後參與父親主持的《徽州府志》重修工作。

1815年，續娶安慶知府何裕均侄孫女何吉雲。祖父病逝後與家人回杭州守孝。兩年後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龔自珍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

1819年（嘉慶二十四年），龔自珍應會試落選，28歲的龔自珍會試落選，在京師與魏源一起師事今文學家劉逢祿，研讀《公羊春秋》。

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龔自珍會試再度落第，以舉人挑選為內閣中書。

從1821年（道光元年）起，又任國史館校對等官職，先後十幾年。其間，他閱讀了內閣豐富的檔案和典籍，勾索舊聞，探討歷代得失，以後又參加《大清一統志》的修撰，寫出了《西域置行省議》等有深刻見解的文章。

1829年（道光九年），龔自珍經過第六次會試，終於考中進士。他在殿試對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撰《御試安邊撫遠疏》，議論新疆平定準格爾叛亂後的善後治理，從施政、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張。“臚舉時事，灑灑千餘言，直陳無隱，閱卷諸公皆大驚。主持殿試的大學士曹振鏞是個有名的“多磕頭、少說話”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將龔自珍置於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為內閣中書。

1839年（道光十九年）春，由於龔自珍屢屢揭露時弊，觸動時忌，因而不斷遭到權貴的排擠和打擊，他又忤其長官，決計辭官南歸，

1839年6月4日（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離京。9月又自杭州北上接還眷屬。兩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龔自珍寫下了許多激揚、深情的憂國憂民詩文，這便是著名的《己亥雜詩》315首。

執教興學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春，龔自珍執教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三月，父親龔麗正去世，龔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陽書院講席。夏末，他曾寫信給江蘇巡撫梁章鉅，準備辭去教職，赴上海參加反抗外國侵略的戰鬥。但1841年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陽。

軼事典故

藏書故事
龔自珍不僅僅是晚清思想家，還是一名知名的藏書家、目錄學家。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時代所撰《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等文，對封建專制的積弊，進行了揭露和抨擊。藏書極精，抄本和宋、元本達20餘種，曾托鈕樹玉、何元錫等人助其搜討，又四處借抄。曾為諸多知名藏書家撰寫藏書記、藏書詩、藏書序跋。其《慈雲樓藏書志·序》，對古典目錄學的闡述，深刻獨到：目錄之學，始於劉向，嗣是而降，約分三支：一曰朝廷官簿，一曰私家著錄，一曰史家著錄，三者體例不同，實相資為用，不能偏廢。尤喜收藏碑文、石刻、印章，文博藏品之富，陳元祿稱之為“不可勝記”。藏室名為“寶燕閣”、“寰中一玉之齋”，其藏帖“二千種之冠”，邀林則徐、魏源、何紹基等好友同賞。又有“晉墨齋”。研究藏品之作如《說印》、《商周彝器文錄序》、《秦漢石刻文錄序》、《瓦錄序》等專論文章數篇。惜藏書後來毀於火。他生平詩文甚富，後人輯為《龔自珍全集》。其子龔橙撰有《仁和龔氏舊藏書目》1冊，手抄本，著錄圖書700餘種。

名父·逆子
龔橙是龔自珍的長子，字孝拱，號半倫。他除了對小老婆，別的通通不愛，故自號“半倫”，真是“坦誠”得讓人佩服。龔半倫雖放蕩不羈，可並非不學無術之徒，相反他自幼聰穎，“藏書極富，甲於江浙，多四庫中未收之書”，少時即“沉酣其中”。孝拱治學於公羊最深，著述甚富。他不自收拾，為人豪放，不修邊幅，恃才傲物，世人因此多忌恨他。晚年家道益落，變賣先人金石書畫殆盡。李鴻章愛其才，月資二百金以備無米之炊。孝珙客居海上時，曾做英國人威妥瑪的幕府，月資數百金。後來資金日減，生活益窘，寵愛的兩個姬妾都下堂入廚。

有人甚至攻擊他曾把女兒送給威妥瑪做妾。龔孝拱給英國人巴夏禮做幕僚時，曾引導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據說當時英人慾直攻故宮，龔孝拱力阻之，說圓明園珍寶如山，是中國菁華之所在，毀此亦足以泄憤。英人聽從他的話，京城遂得保存。

與龔半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的父親龔自珍。父子倆一個愛國，一個賣國，一個名垂青史，一個遺臭萬年。清人趙翼說，名父之子多敗德，這雖然不是必然規律，但名父不幸而有逆子，按照“子不教父之過”的說法，龔自珍自然也難辭其咎。孝珙除精於公羊學外，還精於史學、國小。著有《元志五十卷》、《雁足鐙考三卷》、《清邋遢史三卷》。

死因之謎

離奇暴斃與丁香花公案

自珍在京做官時，是明善堂主人的上客。主人的側福晉顧太清慕其才，二人有曖昧事。有人說，自珍詩集中遊仙詩及詞中《桂殿秋》、《憶瑤姬》、《夢玉人引》諸闕，倘恍迷離，都是為這件事而引發的。後來被明善堂主人察覺，只好引疾歸鄉。結果還是被明善堂主人鴆殺了。還有一說。自珍晚年眷戀一個私娼，叫靈蕭，而靈蕭卻另有所愛。有一天，他去靈蕭家，遇見了那個人，自珍讓靈蕭與他斷絕往來。靈蕭明應，而暗中往來愈密切。半年之後，龔自珍在靈蕭家又遇到那人。龔自珍回家拿了鴆毒交給靈蕭，命她毒死那人。這種毒藥本出自宮內，服下後並非立即死，死後也沒有傷痕可驗。那靈蕭收下藥，隨即放入酒中，端給自珍。龔自珍飲下，回到家就感不適，數日後死了。

雖然日子過得苦哈哈，龔自珍詩歌中卻不乏艷情之作，這與他的生活態

度是分不開的。他對女性的欣賞，讓他一生中有過許多短暫的情緣。其中最為著名的，莫過於他與清代女詞人顧太清的情感糾葛。這一段情事，是清代最廣為人知、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段秘聞，稱為“丁香花公案”。

這段公案，起源於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一首。詩歌寫道：“空山徒倚倦遊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篇末並自注云：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這裡的“宣武門內太平湖”，指的是乾隆曾孫、宗室才子、貝勒奕繪的府邸；而“丁香花”、“縞衣人”，則被附會為奕繪的側福晉顧太清。

奕繪和顧太清都能詩善文，與京中文人墨客過從甚密。龔自珍本是他們夫婦的座上賓。人們認為這首詩表明顧太清與龔自珍之間存有曖昧之事。清末學者冒廣生《讀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顧太清遺事輒書六絕句》首次將此事書之成文：“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來。人是傾城姓傾國，丁香花發一徘徊。”這起“丁香花公案”遂廣為流傳，贊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闢謠者有之。清末的曾樸曾將此事虛構一番，寫入了小說《孽海花》的第三、四回，兩人的所謂“情事”更是得以盛傳。

龔自珍與顧太清一為當世才子，一為聞名才女，二人的情緣是真是幻，直到今日仍然爭執不休。只是，這件事對兩位當事人的一生影響深遠。顧太清被逐出王府，從此流落市井。1839年（道光十九年），龔自珍也辭官回鄉。他匆忙離開京師之後，對進京心有餘悸，曾遣僕人入京迎接家眷，自己並不親往。兩年後的八月廿十，龔自珍暴病而卒。

其他說法
一說死於權貴穆彰阿之手，一說被青樓女子靈簫和小雲毒死，—說是榮親王府派來的殺手。晚清小說《孽海花》則以龔自珍兒子的口吻說，他被宗人府的同事，用毒酒毒死了。

文學創作

龔自珍的文學創作，表現了前所未有的新特點，開創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龔自珍認為文學必須有用。他說，“曰聖之時，以有用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同年生吳侍御傑疏請唐陸宣公從祀瞽宗……》）。指出儒學、政事和詩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認為詩和史的功用一樣，都在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文章、詩歌都和史有源流的關係。他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詩經》是史官採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七》）。因此，選詩和作史的目的，都是“樂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進行社會歷史批評。所以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清議”或“評論”，“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雜詩，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夜直》）。從這一詩論觀點出發，他認為詩歌創作的動機是由於“外境”即現實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文章”（《與江居士箋》），不得不然。而創作方法則和撰史一樣，應利用一切歷史資料（《送徐鐵孫序》）。龔自珍的詩和他的詩論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著眼於現實政治、社會形勢，發抒感慨，縱橫議論。他的詩飽含著社會歷史內容，是一個歷史家、政治家的詩。他從15歲開始詩編年，到47歲，詩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己亥雜詩》）。這些“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雖然都已失傳，但當時卻是針對政治腐敗和官僚庸俗的“傷時”、“罵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視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幾次戒詩。

嘉慶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開始戒詩，次年夏因考軍機章京未被錄取，賦《小遊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編了兩卷《破戒草》後，又發誓戒詩，“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正是憤慨於他的詩不能為腐朽庸俗社會所容忍。所以後來他又破戒作詩。龔自珍詩今存的600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後的作品，主要內容仍是“傷時”、“罵坐”。道光五年的一首《詠史》七律是這類詩的代表作。詩中詠南朝史事，感慨當時江南名士懾服於清王朝的險惡統治，庸俗苟安，埋頭著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詩末更用田橫抗漢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誘騙文士的用心：“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釋言四首之一》，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誹謗，“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對自己的嫌棄，“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詩人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害，統治階級的昏庸墮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疚，如“只籌一纜十夫多”、“不論鹽鐵不籌河”等，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龔自珍更多的抒情詩，表現了詩人深沉的憂鬱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觀中，寄託著詩人清醒的志士孤憤，抒發著對天下死氣沉沉的深憂。在詩人的許多作品中表現了重重矛盾。作於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詩相當集中地表現了詩人思想中的矛盾。詩中有逃向虛空的消極因素，更多的積極意義在於詩人對無可奈何的現實社會環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因而在《己亥雜詩》“少年尊隱有高文”、“九州生氣恃風雷”二詩中，他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希望“風雷”的爆發，以掃蕩一切的迅疾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氣沉沉的局面。

散文特色

龔文的表現方法一般很簡單，而簡括中又有鋪敘誇張，有的直率，有的奇詭。他的散文語言活潑多樣。有的散行中有駢偶，有的瑰麗，有的古奧，甚至偏僻、生硬、晦澀。龔文區別於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兩漢古文的一個獨特的發展，開創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風氣。龔自珍的詞也很著名。譚獻認為龔詞“綿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復堂日記》二）。實際上，他的詞沒有擺脫傳統詞的影響，偏重於詞的言情本性。

作為古文大家，龔自珍更為有名。其散文也與其詩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或“以經術作政論”，或直接批判揭露現實，或借題發揮，或通過論文、論事、記物、記名勝形勢對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諷刺，思想內容豐富而深刻。而表現方法也十分多樣，或直率，或奇詭，散行中有駢偶，簡括中有鋪陳，語言瑰麗古奧。

梁啓超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全集》，若受電然。”（《清代學術概論》）

當然，今天看來，龔自珍提出的改革，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許多是不徹底的，有的甚至是陳腐的。當他找不到出路時，作品中就表現出孤獨哀傷，甚至消極出世。

主要成就

政治
《己亥雜詩》中的批判、呼喚、期望、集中反映了詩人高度關懷民族、國家命運的愛國激情。例如《己亥雜詩》中第一二三首，“不論鐵鹽不愁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斗，屠妞那不生栽禾。”寫出了作者對清朝政府不重視籌劃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鹽鐵生產、稅收和水利等問題，一味依賴東南的漕運，對江南人民加重剝削，致使農業生產凋敝，人民困苦不堪，危害國家經濟的現實進行了大膽揭露和批評。再如《己亥雜詩》中第八七首，“故人懷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蕆勛。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表達詩人對禁菸鬥爭的關注，對國家命運的關注。

文學
他的許多詩既是抒情，又是議論，但不涉事實，議論亦不具體，而只是把現實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提出問題，抒發感慨，表示態度和願望。他以政論作詩，但並不抽象議論，也不散文化。

在他的詩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爪怒”、“靈氣怒”等等，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像。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寫落花，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變為無比壯麗的景象，更高出尋常的想像之外。“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己亥雜詩》），則從衰敗中看出新生。

實際他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古體侓詩”，七言的“近體詩”，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衝口而出。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突出。

龔詞大部分還是消閒之作，抒寫纏綿之情，成就遠遜於詩。晚年他發現自己詞的缺點：“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體難躋作者庭。悔殺流傳遺下女，自障紈扇過旗亭。”（《己亥雜詩》）。他也寫了一些抒發感慨懷抱的詞，抒發孤獨而自豪的感情；與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實現的感慨；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思想上劍態和簫心的矛盾，有志於作為，又思退隱，留戀山水。

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股自然清麗，沉著老練，有杜韓的影響，有些篇章由於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龔自珍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秀詩篇的靈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使龔詩別開生面，開創了詩的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不同於唐宋詩，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龔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它的影響始大於晚清，主要由於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內容結合，又不落於以文字、學問、議論為詩。

作為古文大家，龔自珍更為有名。其散文也與其詩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或“以經術作政論”，或直接批判揭露現實，或借題發揮，或通過論文、論事、記物、記名勝形勢對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諷刺，思想內容豐富而深刻。而表現方法也十分多樣，或直率，或奇詭，散行中有駢偶，簡括中有鋪陳，語言瑰麗古奧。

龔文的表現方法一般很簡單，而簡括中又有鋪敘誇張，有的直率，有的奇詭。他的散文語言活潑多樣。有的散行中有駢偶，有的瑰麗，有的古奧，甚至偏僻、生硬、晦澀。龔文區別於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兩漢古文的一個獨特的發展，開創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風氣。龔自珍的詞也很著名。譚獻認為詞“綿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復堂日記》二）。實際上，他的詞沒有擺脫傳統詞的影響，偏重於詞的言情本性。

梁啓超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全集》，若受電然。”（《清代學術概論》）

藏書故事

詩作特色

政論、抒情和藝術統一

他的許多詩既是抒情，又是議論，但不涉事實，議論亦不具體，而只是把現實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提出問題，抒發感慨，表示態度和願望。他以政論作詩，但並不抽象議論，也不散文化。

豐富奇異的想像

在他的詩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爪怒”、“靈氣怒”等等，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像。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寫落花，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變為無比壯麗的景象，更高出尋常的想像之外。“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己亥雜詩》），則從衰敗中看出新生。“天命雖秋肅，其人春氣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觸，得十五首》），從沒落的時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形式多樣，風格多樣

詩人自覺地運用古典詩歌多種傳統形式，“自周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實際他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古體詩”，七言的“近體詩”，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衝口而出。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突出。作於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雜詩》315首，獨創性地運用了七言絕句的形式，內容無所不包，詩人的旅途見聞，以及生平經歷和思想感情的發展變化，歷歷如繪，因而成為一種自敘詩的形式。它們可以作為一首詩讀。由於作者這種充分地、富於創造性地運用，自然地使七言絕句成為一種最輕巧、最簡單、最集中的描寫事物、表達思想感情的形式。複雜深刻的思想內容，多種多樣的語言形式，是龔詩風格多樣化的基礎。“從來才大人，面貌不專一”（《題王子梅盜詩圖》），詩人是以風格多樣化自勉和自許的。他的古體詩，五言凝鍊，七言奔放；近體詩，七言律詩含蓄穩當，絕句則通脫自然。

語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麗，沉著老練，有杜韓的影響，有些篇章由於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龔自珍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秀詩篇的靈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使龔詩別開生面，開創了詩的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不同於唐宋詩，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龔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它的影響始大於晚清，主要由於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內容結合，又不落於以文字、學問、議論為詩。龔自珍文在當時比詩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議，目為禁忌，不敢逼視。除幾組學術論文外，它們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論文。有些“以經術作政論”，“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學派的觀點與現實的政治聯繫，引古喻今，以古為用。如《乙丙之際箸議七》、《乙丙之際箸議九》和《尊隱》等，都是公羊“三世說”的運用。有些則是直接對清王朝腐朽統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論》；以及各種積極建議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議》、《對策》、《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類是諷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館記》等。還有許多記敘文，記人、記事、記名勝、記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狀》、《書金伶》、《王仲瞿墓志銘》、《書居庸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等，內容不同，都富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