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主要著作

新序
劉向編撰的一部以諷諫為政治目的的歷史故事類編，採集舜、禹以至漢代史實，分類編撰而成的一部書，原書三十卷，今存十卷，由北宋曾鞏校訂，記載了相傳是宋玉對楚王問的話，列舉了楚國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陽阿》、《薤露》等，說是“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說苑
又名《新苑》，共二十卷，按各類記述春秋戰國至漢代的遺聞軼事，每類之前列總說：事後加按語。其中以記述諸子言行為主，不少篇章中有關於治國安民、家國興亡的哲理格言。主要體現了儒家的哲學思想、政治理想以及倫理觀念。按類編輯了先秦至西漢的一些歷史故事和傳說，並夾有作者的議論，借題發揮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觀念，帶有一定的哲理性。

列女傳
《列女傳》是一部介紹中國古代婦女行為的書，也有觀點認為該書是一部婦女史。作者是西漢的儒家學者劉向，不過也有人認為該書不是劉向所做，因此，現代流行的有的版本作者一處會標註佚名。也有人為認為，現代流傳的版本是後人在劉向所做版本之上又增加若干篇得來的。

別錄
書目名。中國第一部有書名,有解題的綜合性的分類目錄書。二十卷。西漢劉向撰。漢成帝時，劉向受命參與校理宮廷藏書，校完書後寫一篇簡明的內容提要，後彙編成《別錄》。著錄圖書六百零三家，計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分為六大部類、三十八種，每類之前有類序，每部之後有部序，敘錄內容包括：書目篇名，校勘經過，著者生平思想，書名含義，著書原委，書的性質，評論思想，史實，是非，剖析學術源流和書的價值。部序之前、類目之後皆有統計，全書最後還有總計。其子劉歆據此序錄刪繁就簡，編成《七略》。《別錄》唐代已佚，今據《漢書·藝文志》可考見其梗概。

主要成就

劉向所撰《別錄》，為我國目錄學之祖

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秋八月，鑒於秘府之書頗有散亡，詔使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領導校勘、整理採訪來的書籍。他負責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鹹校術數；李柱國校方技。在三閣校書19年，把數十年間堆積如山的宮廷藏書重加整理。每校完一書，乃條貫篇目，撮其旨意，編成當時國家藏書總目——《別錄》，開創了世界上最早的圖書目錄工作的先例。方法為：廣羅遺本，較之異同，除去重複，條別篇章，定著目次，然後再寫定正本，撰寫敘錄。敘錄的內容有：敘撰人之生平，辨書籍之真偽，剖學術之源流。《別錄》記錄了上古至西漢的文化典籍，為古代文化史之精華，對後世目錄學、分類學有極深遠的影響。該書已佚，今從《七略》可窺一斑。

學術觀點

提倡諸子學說
劉向、劉歆父子是在儒學作為經學而一統天下之後，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諸子百家的著作與學說並強調從中吸取思想營養以改善儒學的重要人物。劉向在對《管子》、《晏子》、《韓非子》、《列子》、《鄧析》、《關尹子》、《子華子》以及《戰國策》等著作進行了系統整理的基礎上，認為它們皆有符合儒家經義的地方。例如，劉向說： 《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 ① 荀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 ， 其書比於傳記，可以為法 ②。至於道家，劉向則認為 （道家）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兢，合於六經 ③。除此之外，劉向還在《說苑》、《新序》中直接採用並假借諸子之口來表達自己的政治、學術見解，實際上這也是對諸子學的一種肯定。劉歆繼承父業，他在《七略》中把儒家和諸子各家並列為十家，並認為各家可以互相補充： 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
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不僅如此，劉歆還特彆強調從諸子各家中汲取思想營養的重要性，認為只有兼采各家之長，方能 通萬方之略.正如《易》中所說：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如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既然諸子各家皆為 六經之支與流裔 ，那么在當時 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 的情況下， 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①這就是說，在劉歆看來，只有恢復諸子學的思想傳統，才能在吸收各家思想長處的基礎上，使儒學由僵化的經學、世俗的神學變為真正能夠治國安民的經世致用之學。
劉向、劉歆父子在當時經學獨尊的情況下，大力倡導研究諸子之學，對削弱官方學術思想的統治、解放思想是有積極意義的。
劉向早年得《枕中鴻寶苑秘書》，“書中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響。繼又參與石渠閣的五經講論，濡染於今文經學活動。他後來論歷代興革、國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學者的派頭，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作為論證的依據。元帝時，他上封事，論舜及文武周公時的祥瑞和幽厲以後春秋時期的災異而歸結於“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時上封事，論宗周以來大臣操持國柄之危國，借“王氏外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之異，申言“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這表明劉向的歷史觀是神學的歷史觀。他這種思想反映了西漢晚年大權旁落、皇族失勢的悲觀情緒。

神學觀點
《漢書·五行志》保存了劉向《洪範五行傳論》約一百五十二條。其中論災異跟後、妃、君夫人及外戚間的關係的約三十一條，論災異跟君主失勢、國家敗亡間關係的約三十九條。這不只是劉向政治立場在學術上的反映，這並且是有意地利用陰陽五行學說作政治鬥爭的工具。《漢書·五行志》也保存了劉歆論《洪範五行傳》的材料，約七十三條，儘管論述的對象基本上都在劉向曾經論述的範圍內但沒有一條的具體論述是跟劉向相同的。這也由於劉歆的政治態度跟父親不同，在學術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劉氏父子學術見解的不同，是當時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反映。
劉向雖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但認為“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可以“劉氏長安，不失社稷”。這就等於說天命還是可以人力為轉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時期。在劉歆的遺文里，就看不到這樣的說法了。依《漢書·律曆志》所保存下來《三統曆譜》的材料來看，歷代的興衰是按著五行相生的順序進行的。按照這樣的順序，王莽以土德繼漢的火德，就應該是當然的。王莽在死到臨頭時就還這樣說：“天生德於予，漢兵有如予何！”
當劉向校訂皇家藏書的時候，卻很少運用這種神學歷史觀，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人文主義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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