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823年出生於豐順縣湯坑圩金屋圍（今豐順縣城）。其高曾祖父為逃避戰亂，由長樂縣（今五華縣）遷徙到豐順湯坑鄉（時湯坑屬潮州府揭陽縣，豐順縣城位於豐良）居住並繁衍成當地望族。丁日昌舊居位於揭陽市榕城元鼎路中段，占地面積6000餘平方米，是傳統的“百鳥朝凰”格局，是光緒初年福建巡撫丁日昌所建。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20歲的丁日昌中秀才，次年補廩生。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丁日昌入惠潮嘉道李璋煜幕僚。“

1854年7月（鹹豐四年），海陽縣（即今潮州）三合會吳忠恕等圍攻潮州府城，丁日昌以邑紳身份治鄉團，率湯坑鄉勇三百名援救，駐紮韓山師院。9月18日清晨，丁日昌率鄉勇從筆架山渡凌角池，擊潰吳忠恕駐東津部，生擒百餘人，遂解府城東路之困”（《豐順縣誌》）。同年，廣東天地會起義軍進攻嘉應州（今梅州），丁日昌為李璋煜獻計，以堅壁清野的辦法對付起義軍。事後論功授瓊州學訓導，三年後遷任江西萬安知縣。

1860年（鹹豐十年），丁日昌在江西萬安當知縣四個月後，其突出的政績和卓越的才能不但受到廣大紳民的讚揚，而且受到上司甚至朝廷的賞識，被調回廣東辦理洋務。當地紳民挽留不住，啟程之日，“父老子弟設席作餞，奉香擁送者數萬人。”

1861年（鹹豐十一年）調任盧陵知縣，正趕上太平軍進攻盧陵，縣城失守，被清廷革職。當時曾國藩正率湘軍在安徽作戰，丁日昌轉投其幕中，為其襄辦軍務。

1862年（同治元年）奉曾國藩之命，前往廣東督辦厘金。丁日昌在抵達廣州後，發揮自己通曉火器製造的專長，在廣州市郊燕塘親自設計監製成功短炸炮36尊，炮彈2000餘顆。這些武器受到廣東清軍的歡迎，丁日昌因此聲名遠播。

1863年（同治二年），他在廣州郊區燕塘設炮局，仿製西洋大炮和炮彈，後被李鴻章調赴上海，創設炸炮局，製造18磅、48磅等多種開花炮彈，同時也鑄造少量短炸炮，供淮軍攻擊太平軍之用，在進攻常州作戰中發揮了相當的威力。由於他鑄造的大炮在鎮壓各地的起義中起了很大作用，升補直隸州知州，賞戴花翎。在這個過程中，丁日昌的思想發生了兩個重要的變化。一是認為“太平軍已不足平”，真正構成對清朝威脅的是外國侵略者。

1864年（同治三年）8月，他上書李鴻章，指出中外交通，洋人乘我多事之秋，不時恫嚇挾制，令人憂憤難忍，必須積極自強以圖禦侮。他認為外國的長技在於船堅炮利，洋人恃此以挾制中國，我們也可以取其所長以對付洋人。丁日昌思想的另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他從自己的親身體驗中認識到，中國傳統的生產工藝和手段無法適應近代槍炮製造的需要。舊式泥爐煉不出能夠製造近代槍炮的鋼鐵，用泥模鑄炮也很難使炮膛光滑勻衡。因此，丁日昌產生了改革生產工藝和手段的強烈願望。他在上海與洋人頻繁接觸，已對西人的機器工廠有所了解。王韜所著《火器說略》，更使他對近代槍炮的製造原理、生產工藝，特別是車床等生產工具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寫信向李鴻章推薦王韜，同時建議設立“夾板火輪船廠”，用機器生產近代輪船和槍炮。恰在這時，容閡提出了要在中國發展“制器之器”的主張，丁日昌立即深表贊同。

從手工生產進而追求機器生產，是一個重要的觀念變革。這個觀念變革對中國19世紀60年代洋務自強運動的興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丁日昌以這種新的認識和觀念為基礎，在上海積極設法，主持收買了美國人設在虹口的旗記鐵廠，合併原來的炸炮局，後又接納容閡從美國購回的機器。

1865年（同治四年）9月，丁日昌正式成立了江南製造局。江南製造局是清政府設立的第一家近代軍工企業，它標誌著中國近代軍事工業的產生。

丁日昌性情本急，加上長期操勞過度，他的身體早就極度虛弱，患有咳血等症。在台灣又因瘴氣浸染，舊病復發。

1865年（同治四年）10月，被任命為兩淮鹽運使，他深入各鹽場，向紳士、場丁、灶戶了解情況，完成了10餘萬字的調查報告，制訂了《淮鹽章程》、《兩淮甄別章程》、《淮北總略》等章程和規劃，實行改革，興利除弊。

1868年（同治七年）1月，丁日昌升江蘇巡撫，仍駐節蘇州。1868年（同治七年）4月他雇用9艘輪船把3萬石大米運到天津，為創設輪船公司作準備。但已試航的輪船漕運，卻因頑固大臣的反對被迫停止。

1870年（同治九年）7月，江蘇省鄉試在南京舉行，他特意派出江南製造總局生產的“操江”、“恬吉”兩艘輪船免費接送應試士子，藉以宣傳輪船的優越性。丁在治蘇任內，澄清吏治，整頓地方，全省清理積案27萬宗，得到士民的好感，卻招來守舊派的怨恨。太常寺少卿王家璧3次上疏，對丁肆意漫罵攻擊。頑固派群起附和。後因母黃氏病逝，丁日昌回粵，在揭陽舊居守制3年。並集資購“平安”號輪船，往來上海、汕頭之間作商業營運。

1875年（光緒元年）6月，丁日昌奉旨北上天津，幫助北洋大臣李鴻章商辦事務。9月，在沈葆楨的推薦下，出任福建船政大臣。1876年（光緒二年）初，又奉命兼署福建巡撫。丁日昌抵任後，提出要對船政局的生產加以革新，希望能派員往外國學習，延聘外國技術人員釆廠當教習。他和李鴻章、沈葆楨等奏準福州船政學堂第一批留學生35名赴歐學習，其中有嚴復，劉步蟾等人。 [8]  丁日昌認為電報可以通軍情，為海防所必需，積極主張自設電報。他親自與丹麥大北公司交涉，收買了福州至羅星塔電線，成為中國自營的第一條電報專線。隨後，他又主持架設了台灣府城至安乎、旗後電線，成為中國第一條自建電報線。

1877年（光緒三年）8月，他因病離職回籍休養。此後，清廷一再表示希望他再度出任海疆和樞廷要職。

1879年（光緒五年）下諭賞給他總督銜，令他專駐南洋，節制南洋沿海水師官兵，悉心辦理海防事宜。不久，又命他兼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他都因病未能出山。丁日昌雖然身在林泉，但他對國家的防務仍時時予以關注。

1879年（光緒五年）6月，他上奏清廷，對海防等問題提出16條建議。由於琉球的廢滅，他對日本的侵略野心益加警惕，指出日本“三五年不南攻台灣，必將北圖高麗（朝鮮）”。（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2冊，第394頁）他大聲疾呼朝野內外一定要齊心協力，急謀自強，否則將國無寧日。他還認識到“民心為海防根本”，只有老百姓的生計有著落，元氣得到恢復，才能眾志成城，海疆安如磐石。因此，他希望統治者們能夠切實關心百姓的痛苦，從根本上使中國強大起來。

1881年（光緒七年），丁日昌獲悉法人對越南之經營日趨積極，他便給總理衙門王大臣寫信，提醒他們予以關注。他說，越南為法人蠶食，萎靡不振，若聽其自然，必成為第二個琉球。他建議清廷密派廣西巡撫或提督，與越南密商自強辦法。他自己還曾組織人員翻譯法人所繪著的中越邊境地圖和說明，以揭露法國的侵略行徑。

主要成就

發展實業方面

1864年（同治三年）8月，丁日昌上密稟，主張設廠造船，鼓勵華商購買輪船經營運輸，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覆示允丁主持辦理。年底，他購入蘇州河口的美商旗記鐵廠，開始製造開花炮。其後又將上海兩炮局併入，1865年（同治四年）建立了江南機器製造總局，自任總辦。這是中國第一家近代化的大型軍事工廠，是首次引進西方先進生產設備，按照西方機器工廠組織起來進行生產的企業。

倡辦開平煤礦和輪船招商局；在台灣開礦藏、築鐵路、架電線、造船械、辦農墾等。在他的主持下，開始架設由旗後（今高雄）經台南至安平，長95里的電報線。這是中國人民自己架設的第一條電報線。在他的支持下，籌備已久的基隆煤礦也順利投產。

外交方面

力主維護主權和收回利權等。如：英法軍隊自1860年（鹹豐十年）入上海城內借住，久不退出。丁從1864年（同治三年）開始交涉，促使兩國軍隊於翌年撤出，又收回外國人占據的吳淞炮台基地。丁在上海任職期間，處理對外交涉十餘起，多次批駁了英、法等國超出條約的要求，維護了國家利益。

內政方面

1867年（同治六年）正月，丁日昌升任江蘇布政使。他就職後主持對全省候補官員進行考試，擇優補缺。並針對大戶不交漕糧，小戶負擔過重及書吏差役矇混浮收等弊端，新訂《江北錢漕章程》16條，又發出通告，裁免節壽、門包、到任禮等陋規。

丁日昌行文取諦地方鄉紳惡霸私設的關卡，凡不遵者，從嚴查處。接著，迅速清理積案，平定冤獄。他將各房舊案，調入臥室，十年游幕的閱歷使他對種種積弊深有所知，因而採取了許多有針對性的措施。比如在審案件傳訊被告時，他只發一張傳票，限派一名差役前往，並根據路程遠近當面給予差役所需盤費，不得向百姓勒索分文。每逢在縣內大堂公開審案前，他先將百姓呈狀悉心詳閱，做到胸有成竹，當坐堂之時，他能迅得虛實，提高結案效率。由於他“有告必審，有審必結，有結必辦”，衙中積案迅速遞減。故初至時狀紙在百紙以外，稍後減至四五十紙。一月之後，不過二三十紙而已。對於誣告者，他必弄個水落石出，不法之徒和貪官劣紳聞其名而生畏。不到半年，萬安縣訟事大減，民氣得以復甦。注意治水促耕，搶險救災等。

建議禁止外人在沿海誘騙華工出國；建議設市舶司，管理在外國的華僑和華工等。

文化教育方面

建議變八股為八科，改革科舉制度；推動和促成派遣第一批留美學童；挑選船政學堂優等生赴歐留學；組織翻譯出版西方科技書籍和編撰府志政書；主張在通商口岸創辦報館；倡導廣設社學和義學。

雅好藏書，為官之餘，搜羅古刻善本，不遺餘力。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革命戰爭時，正在江蘇任職，江浙一帶藏書故本多有散出，大力搜求，所獲近4萬卷。任上海道時，收上海大藏書家郁松年“宜稼堂”宋元舊本和普通本幾萬卷，為此，曾與陸心源有過文字過節，陸氏稱其有強取豪奪之嫌。1863年，收得長洲顧湘舟精槧善刻，數年之內，藏書之富稱雄一時。數年之內，又購得黃丕烈所藏的宋槧書數種，其中宋刻本多達10餘種，以北宋本《儀禮鄭注》為其“經籍之冠”，藏書之富稱雄一時。藏書樓名“實事求是齋”，後改名為“百蘭山館”，又命名為“持靜齋”、“讀五千卷書室”，藏書共10餘萬卷，當時與瞿氏“鐵琴銅劍樓”、楊氏“海源閣”並駕齊驅，延請著名版本目錄學家莫友芝、江標等學者為他整理校勘。編有《持靜齋書目》5卷，收錄宋本55種，元刊46種。另有《百蘭山館藏書目錄》，著錄圖書3萬餘卷，善本書目《持靜齋藏書紀要》由莫友芝代編並作序。因藏書管理不善，在晚年，藏書即開始散佚，去世後20餘年，所藏書多由北京、上海書賈購去，部分歸於李經邁、劉體智、順德李文田、廣州莫伯驥等藏書家手中。著有《撫吳公牘》、《保甲書輯要》、《百蘭山館詩》、《奏稿》、《五洲政要通考》、《百將圖傳》、《巡滬政書》、《丁禹生政書》、《百蘭山館古今體詩》，重編《牧令書輯要》等。

軍事貢獻

丁日昌為江南製造局擬訂了經營大綱。他提出要留外國技術人員為教習，培訓華人技藝，力爭自主，不受洋人控制。鑒於局中原有設備以造船機器為多，觸類旁通，製成大小機器30餘台，用以製造槍炮。後來，他又設法擴展該局的生產能力，由生產槍炮進而製造輪船。1868年8月，江南製造局所造的“恬吉”號輪船下水，上海全市為之轟動，“軍民無不欣喜”，中國第一艘明輪蒸汽艦試航成功。“恬吉”號長185尺，寬27.2尺，馬力392匹，排水量600噸，裝炮9門，與日本橫須賀造船廠同期所造的“清輝”號相比既快又好。

1867年（同治六年）初，上書曾國藩，明確提出自己建設新式海防的主張。在他認為中國的海防“以炮台為經，以師船為緯根本不能適應近代海防的要求。因為洋人游弋海上，可以集中兵力，攻取中國沿海任何地方，若中國處處設防，則防不勝防，正犯兵家備多力分之忌，以致常常被動挨打。丁日昌認為要想改變這種局面，只有創建近代海軍以取得制海權。有了制海權，能夠控制住一定的近海海域，就可以擴大防禦縱深，海防才有保障。要想取得制海權，必須在清朝舊有水師之外，創設全新的近代海軍。因為在西方海軍已經裝備了蒸汽動力艦、鐵甲艦的情況下，清朝舊式帆船水師實際上已完全無力進行近代海戰。

丁日昌的海軍建設具體計畫是分設北洋，東洋、南洋三支水師。北洋水師設提督於津沽，兼顧遼東、山東沿海各要口；東洋水師設提督於吳淞，守江蘇、浙江沿海各口，南洋水師設提督於廈門，防守福建、廣東各海口。三支水師各設中等炮艇土。艘，半年會哨演習一次，以使“三洋聯為一氣”。這個計畫是一個統籌全局的海防戰略構想。有了三洋水師，就能分別對京師政治中心，江南經濟中心和祖國的南大門加以屏障和保護。

1868年（同治七年）初，丁日昌重新擬訂了三洋水師章程六條，使自己建立新式海軍的計畫變得更加具體。他明確提出要廢棄沿海舊有水師，移餉訓練新式海軍。除了中等炮艇外，又進一步提出三洋水師應各設鐵甲艦6艘。這時，他還強調近代海軍的建設應與沿海炮台、岸防部隊的建設同步發展。他建議三洋海軍艦隊各練陸兵千人，半年在岸，半年在海，沿海各鎮亦練精兵500人，形成“山有虎”、“水有龍”，水陸相聯之勢。對於海口炮台建設，丁日昌也主張變更過去的辦法，以炮台和水雷為中心建設新式海口要塞，使水師艦船在作戰時能夠和海口炮台“相為表里，奇正互用”。這表明他的海防建設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

體制改革

1869年（同治八年），丁日昌開始對江蘇綠營進行整頓。他上奏朝廷，將江蘇撫標綠營1600餘名減為1000名，成立“練軍”兩營。招幕精壯營勇作為練軍士兵，提高他們的餉額，使他們能夠安心操練。這支練軍全部改用洋槍洋炮，學習準軍洋操。丁日昌組織有關人員將洋人教練淮軍的辦法翻譯成中文，繪圖注說，編成《一哨操演圖說》，《一營操演圖說》、《一軍操演圖說》各一卷，以之作為江蘇練軍練習洋操的依據。在晚清各省練軍中，江蘇練軍是最早裝備洋槍洋炮、實行西式操練的。後來江西等省練軍的洋操辦法就是從江蘇練軍學來的。用近代槍炮和洋操來改造清朝的經制部隊，這在中國近代軍制發展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它為清末新軍的全面改革開闢了道路。丁日昌在整頓綠營，設立練軍的過程中，十分強調精兵的原則。他認為“自古強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強；以散而弱，以聚而強”。他提出要“並兵厚餉，化散為聚”，（《丁中丞政書·撫吳奏稿》卷五）對全國的兵勇大加裁汰。實行精兵政策是與近代軍隊建設的實際相適應的。清朝全國綠營兵60餘萬，加上八旗和勇營，數量相當龐大。但國家財力有限，兵勇糧餉菲薄，特別是綠營兵，糧餉不足自養，大都兼營他業以謀生，訓練成為空話，毫無戰鬥力可言。要想整頓綠營，就得加強訓練，要想加強訓練，就得增加餉額，要想增加餉額，只有裁兵並餉一法。丁日昌的精兵主張，與魏源的思想一脈相承，可謂切中時弊。在改革陸軍軍制方面，丁日昌還提出了分設野戰部隊與地方治安部隊的主張。在設立練軍時，他提出練軍必須集中訓練，專事征戰，使之成為“游擊之師”。他認為應該將“戰兵”與“差兵”、“汛兵”截然分為兩途，把護餉、解犯、守庫、守陵、分泛等項綠營例差一概責成差兵和汛兵，使戰兵“專心防剿，可免外侮之侵凌”。野戰部隊與地方治安部隊分設的主張是近代軍制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在外患頻存的情況下，如不改變綠營“差操不分"的陳規，專門建立一支精幹能戰的野戰部隊，便無法適應反侵略戰爭的需要。丁日昌的這一主張，是林則徐、魏源反對臨戰時抽調“客兵”、專門建立海防部隊思想的又一重要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