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沈家祖居河南，南宋時遷居到浙江，雍正年間沈氏家族中的一支繼續南遷至福建侯官。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沈葆楨出生於貧苦的讀書人家庭，父親沈廷楓以教書為業，亦是貧苦的私塾先生。靠每個月微薄的收入養家餬口。母親林惠芳嫻熟勤快，不但終日替別人做女紅補貼家用，而且還負責了沈葆楨童年時代的教育。她的教子方法獨特、直接而有效，首先克服小幼丹的一些缺點，然後再教習《三字經》、《百家姓》等啟蒙讀本，教授的過程並非按書誦讀而是常常講解原因。

沈葆楨是舅舅林則徐閣樓上書房的常客，在這裡，他覽閱了許多古今中外的名作，在與舅舅的交談中也開始對“洋務”二字產生了最處的了解。他也經常把自己從書中得到的想法告訴舅舅，在一次談話中，他表達了對興辦洋務的看法。

考取功名

道光十六年（1836年），16歲的沈葆楨考取秀才。道光二十年（1840年），沈葆楨和老師林昌彝同榜考中舉人，這年沈葆楨剛好20歲。此時，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不久，擔任兩廣總督的舅舅林則徐被朝廷革職查辦。這年在雙方父母的主持下沈葆楨和小他一歲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林普晴，林則徐的次女，十歲時和沈葆楨訂婚。）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沈葆楨赴京趕考，落第。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沈葆楨與父親沈廷楓一同上京赴秋闈，父子二人都沒能考中，父親發誓永不再考科舉，回鄉繼續教書。沈葆楨年富力強，決心背水一戰，再苦讀三年，再試。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沈葆楨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升監察御史。

鹹豐四年（1854年），補江南道監察御史，一年後調貴州道監察御史。鹹豐五年（1855年），沈葆楨出任江西九江知府。

揚名官場

鹹豐六年（1856年），朝廷擢升沈葆楨為杭州知府，然而沈葆楨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親戚過多為由推辭而改任地處偏遠的江西廣信（今江西上饒）知府。這時侯，太平軍已兩次攻打江西，占領了八府50多縣，朝廷只剩南昌、饒州、廣信、贛州、南安五郡，整個江西的局勢岌岌可危。八月，江西太平軍將領楊輔清率萬餘人向清軍發起了進攻，連克瀘溪、貴溪、弋陽，進逼廣信城。當時，沈葆楨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倫外出征辦軍糧、軍餉。廣信城裡的400守軍，聞弋陽失守，紛紛遁逃。城裡只剩下知縣、參將、千總和知府夫人林普晴，他們組織百姓緊逼城門，誓死堅守。在危急關頭，林普晴顯示了將門名臣之女的風範和氣節，一邊鼓舞百姓，一邊派人向林則徐以前的部下，駐紮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饒廷選求援。第二天沈葆楨趕回了廣信，不久援兵也至。在同饒廷選商議之後，採取了攻其不備，襲擾輜重的戰術，七戰七捷，打退了楊輔清的進攻。經此一役，沈葆楨揚名官場。

鹹豐七年（1857年），升任江西廣饒九南道，三月，石達開攻打廣信，沈葆楨、饒廷選率守軍頑強抵抗，激戰數日，石達開敗走浙江。鹹豐九年（1859年），沈葆楨以父母多病，請求離職回家探望。已經整整十五年沒有回家了，家鄉的日子帶給他的不僅是快樂和回憶，更是難得的清閒和鬆弛。 鹹豐十年（1860年），重又被起用，授吉贛南道道台，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辭。於是被留在原籍辦團練，曾國藩很是賞識。鹹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請他赴安慶大營，委以重用。不久，推薦他出任江西巡撫，倚用湘軍將領王德標、席寶田等鎮壓太平軍，

同治三年（1864年），捕殺太平天國幼天王洪天貴福、洪仁玕等。同治四年（1865年），沈母去世，沈葆楨離官回鄉丁憂。

為政東南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行轅設在福州。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關於設輪船製造局的奏摺，決定在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設船政局，即以後的福州船政局。十月，左宗棠因陝西回民起義，調任陝甘總督，行前力薦丁憂在家的江西巡撫沈葆楨接手船政，並親自到宮巷請沈葆楨出山。然而，左宗棠兩次探望沈葆楨時都被沈以“重孝在身”推諉了。 

同治六年（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辦福州船政局。當時，正是舉辦洋務運動時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馬尾創辦造船廠，尚未來得及開工，就被調往陝甘任陝甘總督。臨行前左宗棠上疏說：非沈葆楨不能任其職。所以沈葆楨一上任即建船塢及機器廠，並附設藝童學堂。造成船艦20艘，分布各海口。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又創辦藝圃，學制5年，培養監工人才。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灣，被高山族人民誤殺為藉口，發動侵台戰爭。清廷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台辦理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籌劃海防事宜，辦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沈葆楨開始了他在台灣的近代化倡導之路。

抵禦外侮

19世紀六七十年代，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紛紛從四面八方向中國邊疆侵逼，造成中國邊疆的普遍危機。尤其對於台灣，先後就有美、日、法的先後入侵，造成台澎地區和東南沿海的嚴重危機，成為當時邊疆危機的一個組成部分。尤其以日本最為兇狠。經過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迅速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表現出對外關係上的極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鄰近的中國，對台灣懷有覬覦之心。

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有琉球貢船兩艘遇風漂至台灣，其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兩社居民殺害，另12人逃脫得救，被中國政府由福州轉送回國。那時日本政府為了緩和日益尖銳的國內矛盾和由“征韓論”所引起的政治危機，正在醞釀對外發動戰爭，決計抓住這一事件作為出兵的藉口。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四日，日本正式設立侵台機構―台灣都督府，並組成征台軍。五月十日，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3600多人在台灣琅嶠登入，其攻擊目標主要是牡丹、高士佛兩社。十八日，日軍開始與當地居民交鋒，二十二日攻占石門，牡丹社酋長阿祿父子等陣亡。六月初，日軍1300餘人分三路進攻並占領牡丹社，十三日進占龜仔角社。七月中，日軍已完成對各社的征討、誘降，並以龜山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築醫院、營房、道路，並向後山南北各處番社分發日本國旗，準備久踞。

清政府起初對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動毫無所知，直到四月十九日通過英使威妥瑪才始知此事。五月十一日，清照會日方詰責，並於十四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率領輪船兵弁馳往台灣，並授予他處理日本侵台事件的軍事外交大權。

六月中，沈葆楨到台後，一面向日本軍事當局交涉撤軍，一面積極著手布置全島防務。他在府城與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廈門間裝置海底電線；增調淮軍精銳武毅銘字軍13營6500人入台，部置於鳳山；陸上防務北路由台灣鎮總兵負責，南路由台灣兵備道負責，海上防務，以揚武、飛雲、安瀾、清遠、鎮威、伏波六艦常駐澎湖，福星一號駐台北，萬年一號駐廈門，濟安一號駐福州；同時大力開通部落地區的道路，並派員招撫各處“番社”。清政府也相繼運來洋炮20尊，洋火藥4萬磅，火藥3萬磅，士氣民心為之大振。這些措施漸次推展開來，形成相當的聲勢，使日軍不能不有所顧忌。

這時候，台南南部惡性瘧疾流行，侵台日軍因氣候炎熱，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數十名，士氣極其低落。在進退維谷、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日本不得不尋求外交解決的途徑。日方全權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顧問李仙得於是年九月到達北京，在前後七次談判中，日方仍堅執日本進兵的是“無主野蠻”之地，對此清政府予以嚴厲駁斥。大久保利通認識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堅持的“番地屬中國版圖”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決日本侵台問題。當時清政府的內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難，於是在英、美、法三國出面調停下，清政府決計讓步，同治十三年（1871年）十月三十日簽訂了《中日台灣事件專約》（《北京專約》）三條，除以“撫恤”及付給修道建屋費用為名償銀50萬兩外，約中有“茲以台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之語，日本出兵乃為“保民義舉”，實際上等於承認琉球為日本的屬國。日軍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一日撤出台灣。

日本入侵台灣是對中國在台灣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次挑戰，對中國來說，這是一次嚴重的邊疆危機。清政府認識到自己的海防空虛，必須急起補救。光緒元年（1875年）四月，清廷發布上諭，派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中國近代海軍的建設從此走上軌道。

促使清政府檢討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認識到危險主要來自於外部而並不是內部。過去清政府認為，“台灣之患率由內生，鮮由外至”。外國的侵略，使官員們開始重視台灣，把它稱為“七省門戶”、“南北洋關鍵”、“中國第一門戶”。沈葆楨、丁日昌一再奏請對日本侵台應加嚴密設防，總理衙門也指出“經營台灣實關係海防大局”，這是對台灣地位的一種新認識。在這方面感受最深、變革最力的是沈葆楨。沈葆楨守住台灣後，立即著手進一步的開發，實施了開禁、開府、開路、開礦四大措施。

晚年逝世

光緒元年（1875年），沈葆楨撤軍內渡，同年奉旨進京，升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辦南洋海防，擴充南洋水師，並參與經營輪船招商局，派船政學堂學生赴英法留學。

光緒五年（1879年）十一月病逝在江寧任上，享年60歲。派遣優秀學員出國留學是他晚年對近代中國的又一重大貢獻。這些出國深造的人員不乏嚴復、詹天佑之輩，他們後來成了近代中國各個領域的專家，對推動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巨大的作用。

主要功績

海防建設

沈葆楨對海防建設培養海防人才。馬尾船政局創立了中國第一所海軍學校馬尾前、後學堂。左宗棠、沈葆楨把培育海軍人才作為“師夷”之根本，其宗旨是為近代海軍輸送具有專門知識的各類人才。船政學堂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不但培養出許多近代工業的工程技術人員，還向中國近代海軍輸送為數眾多的將才。

沈葆楨建立起中國第一支近代海軍艦隊，初步改變了中國有海無防的被動局面。至同治九年（1870年），福建船政已制定四艘兵輪，加上從外國買來的三艘軍艦，沈葆楨經奏準將這七艘軍艦編練成隊，稱為"船政輪船"，中國近代第一支新式艦隊從此誕生。

船政事業

對船政事業，沈葆楨堅持“主權在我”的原則。認為“購置者權操於人，何如製造者權操諸己。”為了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船政局聘用了不少洋員、洋匠及教師。對待這些洋人，在經濟上船政局給其優厚待遇，在政治上卻是寸權不讓，堅決奉行“權自我操”的政策。沈葆楨對洋人賞罰分明，不僅論功行賞，也量過行罰。對不服從領導者予以開除，令其回國。

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十日，在沈葆楨的苦心經營下，在全體船政員工的共同努力下，馬尾船政局自行製造的第一艘輪船“萬年青”號完工下水。該船系木殼蒸汽輪船，船身長238尺，寬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噸，載重450噸，螺鏇漿推進，備有風帆助力，航速10節。九月二十五日，沈葆楨登船試航試炮成功，標誌著歷經艱辛的中國近代海防工業，開始起步。總之，沈葆楨在船政創辦之初，面對新興的事業，面對西方列強與頑固守舊派種種干擾，以強烈的民族責任感排除一個又一個障礙，在坎坷的近代工業化道路上前進。

抵禦日本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入侵台灣，東南海疆出現危機，清廷大為震驚。清政府即命沈葆楨“以巡閱為名，前往台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等辦”。當訊息證實後，清政府深感事態嚴重。同治帝遂正式任命沈葆楨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東渡台灣，處置日本侵台事件。沈葆楨分析了中日雙方形勢，認為日軍有可能擴大侵略範圍，高山族山胞是敵不過手持洋槍洋炮，訓練有素的日軍。而台灣首要任務是加緊軍事部署。他既反對“一味畏葸，只圖置身事外，不恤貽患將來，”也反對“一味高談，昭義憤快心，不妨孤注一擲，於國家深遠計均無當焉。”據此，他十分迅速地制定了全台的防務部署計畫：

陸防方面：撥調北洋、南洋洋槍隊五千名來台設防；南路兵力由一營增至六營，是張其光統率；北路兵力由一營增至兩營，由台灣道專其任。此外，又令前署台灣鎮曾元福“提倡南北鄉團，以資保固，並分招後山響導，諭致屯番生番各頭人，與之要約”。沈葆楨繼承舅舅林則徐“民心可用”的進步思想，看到漁民“衽席風濤”，“招此輩以易班兵，民間既開生途，防務尤為得力”，深信民眾力量的作用，“台地民心可用，當事能拊循而激勵之，足以敵愾”。他認為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對人民反侵略的自發鬥爭加以壓制，雖然是不得已的，而“今日情形迥非昔比，似宜明飭鎮道，如民間受其荼毒，立須聲罪致討，官民同命，草木皆兵”，只要官民同命，便可使“全台屹若長城”。沈葆楨這種進步的思想是他能夠在台進行“厚集兵力”的政治思想基礎。

海軍方面：沈葆楨在大陸時，已了解到日本向西方購買鐵甲艦兩隻以為侵台之用。該艦是當時一種先進的艦種，在海軍中具有決定意義。沈對此有深切了解，奏請設法向西方購買兩艘。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間，沈葆楨再次要求福建船政局趕造兵船。“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他還大膽地提出自造鐵甲艦的計畫，“購致者權操於人，何如製造者權操諸己”。 

修筑西式炮台：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第一座西式炮台在安平海口建成，“外可遙擊敵船，內可近衛郡治”，使安平成為防守日軍入侵的堅固屏障。

入侵台灣的日軍，陷於台灣人民激烈抵抗的泥淖之中。沈葆楨從大陸調來的精銳部隊又將他們團團包圍。日軍不適應台灣南部盛行的疫氣，“死者日四、五，病者不計其數”。日本侵略者見沈葆楨布防周密，在軍事上難以取勝，且軍心波動，不得不與清政府談判。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對閩台海防缺乏信心，深恐局勢發展，會把戰火引向大陸各地，談判中步步退讓。在英國調停之下，以中方賠銀五十萬兩，日本撤軍為條件，結束了戰爭。日本人在台灣戰場上無法得到的東西，卻在談判桌上輕易得到了。

開發台灣

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於日寇侵略台灣，派兵占台南琅礄、牡丹等地，清廷委任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督辦台灣軍務，併兼理各國通商事務。沈葆楨到了台灣，積極加強戰備，堅守城池，不久就迫使日寇知難而退，“遵約撤兵”。沈葆楨守住台灣後，立即著手進一步的開發，實施了開禁、開府、開路、開礦四大措施。

光緒元年（1875年）一月，沈葆楨上奏摺又提出三項改革：

1.廢除嚴禁內地人民渡台的舊例；

2.廢除嚴禁台民私入“番界”的舊例；

3.廢除嚴格限制“鑄戶”、嚴禁私開私販鐵斤及嚴禁竹竿出口的舊例。

沈葆楨提出的這些改革，主要是為了推動台灣土地的開發、特別是後山的耕墾。有利於鞏固海防，同時對促進東部的開發和漢族與原住民的交往都有重要的意義。

與此同時，沈葆楨對台灣行政體制也提出並實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在艋舟甲創建台北府；增設恆春、淡水兩縣；改原淡水廳為新竹縣，原噶瑪蘭廳為宜蘭縣。至於加強海防的具體措施，如建設新式炮台、購買洋炮及軍火機械，購買鐵甲艦，練水雷軍等等，在沈葆楨的主持下，都在一一加緊進行。上述改革措施的實行都得到了清政府的允準，因而加強和改進了清政府對台灣的治理，促進了台灣的進一步開發。

軼事典故

一字誨人

林則徐有一女，才貌雙全，嫁給了當時頗有才氣的沈葆楨。沈葆楨年輕氣盛，到處誇口，目空一切。林則徐聽到別人的議論，就想找個機會和沈葆楨談談。

有一次，沈葆楨月夜飲酒，詩興來了，就寫了兩句詠月的詩：一鉤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輝滿十分。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彎彎的一鉤殘月已照亮了大地，何必要那銀盤一樣的滿月呢？沈葆楨讓林則徐看詩。林則徐看後，思考片刻，拿過筆隨手把“何必”的“必”字改為“況”字，使詩句成了：一鉤已足明天下，何況清輝滿十分。沈葆楨看後，十分羞愧，因為雖然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卻大相逕庭，由自滿的口吻變成了壯志凌雲的生動寫照。從此以後，沈葆楨變得謙虛好學了。這個典故其實是林則徐教導沈葆楨如何對待明清兩朝的態度。

上奏籌餉

光緒二年（1876年），左宗棠在收復伊犁的過程中，碰到了一個大麻煩：沒錢發軍餉買軍糧。因為在西陲邊界作戰，只好就近向俄國購買糧食，然而，俄商要現錢才肯供糧。左宗棠想到向外國銀行募借軍餉1000萬兩白銀。他找沈葆楨商量這個方案是否可行。沈葆楨不贊成他向外國銀行借錢，並且還不顧老左的情面向皇帝上了道奏摺。

奏摺大概意思是：“開礦、造路、挖河，以輕利搏重利，故英美等國，有國債而不失為富貴”，這是投資贏利性的借債；如是國家用度不足向外國借債，以後每年的國庫收入全花在了支付債務利息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再則，向本國商人借債，是“國雖病而富藏於民，有急尚可同患”；而借外債，所支付的利息是“一去不返”的。

他筆鋒一轉，他提出了解決西征大軍糧餉的三條建議：一是建議左宗棠在關外“堅壁清野，開水利，廣屯田，考畜牧”；二是請求朝廷從皇家內庫里撥些銀子出來周濟西征軍餉；三是請朝廷下令各地支持西征，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將有著之款，移稍緩者於最急之區”。

這道奏摺分明是逼皇室出錢做軍餉，引得朝臣一片議論。幸而得到了相當一部分大臣的支持。朝廷為了收復關外，也就咬咬牙關，“於部庫撥借四成洋稅200萬”，再令各省從額定解往西征軍的協餉中提前撥解300萬。另外，向外國洋行“準借500萬”。少借外債500萬兩白銀，也就節約利息300萬兩白銀。有了充足的軍餉，左宗棠也順利地完成了捍衛邊疆平定西北的歷史使命。 

身份複雜

沈葆楨的身份可以用三個兼任概括：林則徐的外甥， 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兩江總督兼管台灣。正是這三個身份，造就了沈葆楨的不凡人生。

作為林則徐的外甥，沈葆楨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淵源，也導致了沈葆楨從小就受到經世致用思想的薰陶。沈葆楨的母親林蕙芳是林則徐的六妹，沈林兩家的關係由此交織開來。福州城並不大，沈家在宮巷，林則徐母親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則徐家先是在左司營，後遷居文藻山，離三坊七巷都不遠，彼此其實算是鄰居，可謂遠親不如近鄰，走訪起來相當方便。

沈葆楨長相一般，個子偏矮，而且小時候還非常多病，“屢瀕於危”。而林則徐能夠將小女林普晴嫁給他，應該是早就看好沈葆楨的前程的。

沈葆楨11歲那年，父親沈廷楓好不容易中了舉人，緊接著赴京應禮部試時，曾把沈葆楨帶上， 不是帶到京城，而是帶到南京，此時林則徐正在那裡擔任江寧布政使。沈廷楓把兒子留在南京，然後獨自北上應試， 未中，返家時又拐到林則徐那裡將沈葆楨帶回。就是這段時間，林則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楨， 第二年即定下了親上加親的娃娃親。

沈葆楨多才好學，室名“夜識齋” ，尤工於書法，筆意蒼勁， 法度謹嚴，間作山水。其詩詞也經常得林則徐指點。最為有名的一次，是沈葆楨書詠月詩一首， 請林公過目，其中兩句曰“一鉤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輝滿十分”， 頗顯自傲。林則徐看後改成“一鉤已足明天下， 何況清輝滿十分”。林公的謙虛進取之心躍然紙上， 令沈葆楨佩服不已。

沈葆楨與妻感情甚篤，從其貧窮之時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兩口曾相伴赴京趕考。後來，沈葆楨中進士，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還是過著貧窮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時的沈葆楨， 身無分文，向人“ 挪川費百金”，是借的盤纏。至省城後， 他租了二進三間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紋十一兩五錢”， 他為此發出了“屋價之貴， 可謂極矣”的感嘆！ 但接著他又借200 兩銀子寄給妻子。在房價飛漲上天的今日，時人對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楨安頓就緒， 書寫長信一封，其後附長詩一首， 表達對愛情的忠貞。詩中寫道：“忽聞犬吠便心驚， 望眼如穿萬里程。一穗殘燈人不寐，夜深獨自聽車聲。生生世世許同心， 一刻體諒十萬金。身似鴛鴦分不得，寒宵況是病中荼。……別來新夢太分明， 說與君知君莫驚。君處春來又春去，人間天上幾書生。”

對愛情忠貞不二的沈葆楨，以事業的拼搏，回報生活。此後， 沈葆楨因在與太平軍的作戰中屢獲軍功，而被曾國藩推薦， 並於同治元年（1862年）擢升江西巡撫，操辦軍務。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國失敗， 清廷賞授沈葆楨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和頭品頂戴。經左宗棠推薦，同治六年（1867年）沈葆楨任船政大臣，光緒元年（1875年）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達到事業的頂峰。

南昌教案

沈葆楨在江西任內，曾經處理著名的南昌教案。1861年末，法國拉撒路會的羅安當被指派為江西主教，根據不平等條約，他準備收回在南昌曾經被沒收的天主教的財產。同時，他還想擴大教堂的規模，並興建一所育嬰堂。當他的中國助手方安之到南昌、買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為育嬰堂的時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紳們就一哄而上，發布了當時廣為流傳的《撲滅異端邪教公啟》。稱：“乃有奸民羅安當、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採生折割，姦淫婦女，錮蔽兒童。”號召人民：“ 鋤頭扁擔，盡作利兵； 白叟黃童，悉成勁旅。”對於中國教徒，一經發現，號召“不必稟官，公開處死，以為不敬祖宗，甘心從逆者戒……”此次教案， 規模宏大。在南昌，聚集了數千參加科舉的學生，發誓要捍衛中國傳統儒家道統。

急於尋求法國支持助剿太平天國的朝廷，遂命令沈葆楨處理此事。沈葆楨說“當時不暇致詳”，而今“誘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計推求，仍無端緒”，表示無法處理此案。直到次年一月底，總理衙門經過和法國的談判，決定派人護送羅安當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楨親自接見羅，並給法國人賠償7萬兩。羅安當還沒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眾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羅安當返回九江談判。經過協商，羅安當放棄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嬰堂，並且把賠償從7萬兩減至1.7萬兩。

沈葆楨在日後說：“以中國之心思通外國之技巧，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變中國之性情，不可也。”可見其支持反對傳教之理由是為了中國道統的完整。他還以堅強的口吻表達了決心：“雖然，辦理不善之咎，我輩自任之，幸勿作緝捕論也。”自此後，中國的教案不斷發生，終於發展成為19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

相關紀念

故居

沈葆楨故居位於宮巷26號，始建於明天啟年間，數次易主。清同治年間，沈葆楨購置這座大房屋，加以修葺居住。現為沈家後裔的住宅，是清代福州典型官宦人家大院。建築基本保存完整，1996年被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兩岸緬懷

2014年9月13日，是沈葆楨率領福建水師赴台驅日140周年，百餘名來自海峽兩岸的沈公後人、抗日戍台將士後人、專家學者和台灣退役海軍將軍團9月13日齊聚福州，共同紀念沈葆楨保台建台140周年。

“沈葆楨是福建船政主要創始人、也是台灣近代化建設先驅者，為保衛台灣、建設台灣作出歷史性的貢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建省經濟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長陳樺致辭表示，重溫沈葆楨保台建台的光輝事跡，是構建兩岸共同歷史記憶，激發兩岸同胞對包含船政文化在內的閩台歷史文化的再認知、再研究。

沈葆楨六世孫女、台灣大學教授沈冬說，沈葆楨到台灣140年，用船政精神推動台灣走向進步，他的前瞻性、開放性到了現在仍然熠熠生輝。“沈葆楨所創船政學堂是台灣海軍發展的奠基石，兩岸同胞應攜手維護中華民族的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