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854年1月8日（鹹豐三年十二月十日）嚴復出生於今福建省侯官縣蓋山鎮陽岐村一中醫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嚴復父親病逝，學館中輟，嚴復放棄走科舉“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駕駛，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為該學堂第一屆畢業生，先後在“建威”、“揚武”兩艦實習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選用道員資格，改名復，字幾道。

1877年3月（光緒三年二月）赴英國學習海軍，與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結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緒五年五月）畢業於倫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國後，被聘為福州船政學堂後學堂教習。

1880年（光緒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師學堂所屬駕駛學堂“洋文正教習”，學生中有後來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緒十五年）報捐同知銜，以知府選用，派為北洋水師學堂會辦。

1890年（光緒十六年）升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但因與李鴻章不合，有意退出海軍界，另謀發展。

1891年10月8日（光緒十六年）嚴復獲得候選道的官銜。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戰爭後在天津《直報》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文，主張變法維新、武裝抗擊外來侵略。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創辦俄文館，並任總辦，俄文館為中國最早的俄語學校；幫助張元濟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資助梁啓超與汪康年在上 海創辦的《時務報》。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宣傳變法維新；將《天演論》在《國聞報》報上連續發表。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光緒帝命嚴復來京覲見，闡述變法主張；改捐同知；撰《上光緒皇帝萬言書》；9月《國聞報》因報導戊戌政變的詳情，被清政府勒令停辦。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嚴復離開天津，避居上海；參加汪康年、唐才常發起的“中國議會”，被選為副會長；創辦名學會，講演名學。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應開平礦務局總辦張冀邀請赴天津主開平礦務局事，後任該局總辦。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

1904年（光緒三十年）辭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一職，回到上海。

1904年冬發生開平礦務局訴訟事件，被邀前往英國倫敦進行交涉。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孫中 山由美 洲到達英國，特意去拜訪嚴復，二人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回到上海，協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任復旦公學校長，為該校第二任校長；被安 徽巡撫恩銘聘去任安慶任安徽師範學堂監督。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恩銘被刺，嚴復離開安徽師範學堂。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

1909年5月（宣統元年四月）被派充為憲政編查館二等咨議官、福建省顧問官。

1910年1月17日（宣統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賜予文科進士出身。

1910年（宣統二年）海軍部授為協都統，後任資政院議員。

1911年（宣統三年）創作大清國歌《鞏金甌》。

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任首任校長；11月辭去校長職務。

1913年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

1914年1月26日被舉為約法會議議員；後被任為參政院參政。憲法起草委員。

1915年5月嚴復被袁世凱聘為憲法起草員；8月23日籌安會宣布成立，嚴複列名為籌安會的發起人，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凱死後，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及籌安會六君子，嚴復避禍於天津。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無效，回到福州養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終年69歲。

主要成就

海軍思想

嚴復的到來，給北洋水師學堂帶來了西方現代海軍管理思想和教學理論。由於他對待工作認真負責、教育教學工作管理有方，加之嚴復對李鴻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總教習（教務長）、會辦（副校長），一直升至總辦（校長）。嚴復在給四弟觀瀾的信中說：“自來津以後，諸事雖無不佳，亦無甚好處，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於上司，當今做官，須得內有門馬，外有交遊，又須錢鈔應酬，廣通聲氣，兄（嚴復自稱）則三者無一焉，何怪仕宦之不達乎？置之不足道也。”由此可見，嚴復對當時的官場是很不滿的。針對此事，四弟觀瀾告訴他，無論如何李鴻 章這個門路，總是要走動走動的，因為李鴻章權勢既大，又是直接上司。於是嚴復偶然也去試試，沒想到果然有用。對此嚴復給四弟的信中曾不無幽默地說：“用吾弟之言，多見此老，果然即有好處，大奇大奇。”但嚴復對李鴻章的趨奉也僅此而已。 

人才培養

嚴復任總辦的北洋水師學堂曾被時人推崇為“實開北方風氣之先，立中國兵艦之本”。作為一所新式海軍學校，該校20年間為社會培養了許多人才，如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以及北洋大學教務提調王劭廉（同時兼任直隸學務公所議長、直隸咨議局議長）、著名翻譯家伍光建等。倒是嚴復自己，對弟子們的評價可以說有些苛刻：“復管理十餘年北洋學堂，質實言之，其中弟子無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學識，而性情乖張；王少泉（劭廉）篤實，而過於拘謹。二者之外，余雖名位煊赫，皆庸才也。”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天津，嚴復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師學堂毀於炮火之中。這給了嚴復以極大的思想打擊，他被迫離開天津遷居上海。

教育思想

在復法運 動中，嚴復是一個反對頑固保守、力主復法的維新 派思想家。他不僅著文闡述維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時代必進，後勝於今”作為救亡圖存的理論依據，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戊戌變法後，他致力於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說及自然科學著作，是一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覆信奉達爾文進化論和斯賓塞的庸俗進化論。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嚴復在《原強》中提出，一個國家的強弱存亡決定於三個基本條件：“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慧之強，三曰德性義仁之強。”他幻想通過資產階級的體、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強國威。“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謂鼓民力，就是全國人民要有健康的體魄，要禁絕鴉片和禁止纏足惡習；所謂開民智，主要是以西學代替科舉；所謂新民德，主要是廢除專制統治，實行君主立憲，倡導“尊民”。嚴復要求維新變 法，卻又主張“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驟”的具體辦法就是要通過教育來實現，即在當時的中國，要實行君主立 憲，必須開民智之後才能實行，總之，“教育救國 論”是嚴復的一個突出思想特點。

呼籲變法

嚴復疾呼必須實行變法，否則必然亡國。而變法最當先的是廢除八股。嚴復歷數八 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錮智慧”、“其二曰壞心術”、“其三曰滋游手”。嚴復主張多辦學校，他曾論述西 洋各國重視教育，對“民不讀書，罪其父母”的強行義務教育表示讚賞。因為中國民之愚智懸殊，自然不能勝過人家。基於這種思想，嚴復對辦學校是積極的。他除親自總理北洋水師學堂長達二十年外，還幫助別人辦過學校，如天津俄文館、北京通藝學堂等。嚴復要求建立完整的學校系統來普及教育，以“開民智”。他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提出中國的學校教育應分三段的計畫，即國小堂、中學堂和大學堂。國小堂吸收16歲以前的兒童入學；中學堂吸收16歲至21歲文理通順、有國小基礎的青年入學；大學堂學習三、四年，然後升入專門學堂進行分科的專業學習 。同時，還要把學習好的聰明之士送出國留學，以造就學有專長的人才。

此外，嚴復還很重視婦女教育。他對當時上 海徑正女學的創辦大為讚賞。認為這是中國婦女擺脫封建禮教束縛的開始，也是中國婦女自強的開始。他從救亡圖存的目的出發，認為婦女自強“為國致至深之根本”。他還主張婦女應和男子一樣，在女學堂里既要讀書，又要參加社會活動，如果不參加社會活動，創辦的女學堂就和封建私塾沒什麼區別，因而也就無意義了。顯然，他是將婦女置於整個社會變革，特別是婦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來考慮的，故十分強調參加社會活動對女學堂學生的重要意義，這也是他在婦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處。 [6] 

提倡西學

嚴復提倡西學，反對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他曾多次將中學與西學作比較：“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其於為學也，中國夸多識，而西人恃人力。總之，西學“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他還指出“中國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認為就是堯、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話，也要向西方學習的。要救中國必須學西學和西 洋“格致”：“蓋非西學，洋文無以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則僅得其皮毛。”他認為“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止”。他認為應做到“體用一致”，“本來一致”要從政治制度上進行改革，提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和”的資產階段教育方針。

他從“體用一致”的觀點出發，具體規定了所構想的學校體系中各階段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他認為在國小階段，教育目的是使兒童能“為條達妥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粗通曉，”因則“舊學功課，十當其九”，並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譯西學中“最淺最實之普學”為輔助讀物。在教學方法上，多採用講解，減少記誦功夫。中學階段應以“西學為重點”，“洋文功課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課居十分之三”，並且規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課”。在高等學堂階段，主要學“西學”，至於“中文”，則是“有考校，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學者以餘力自治力。”他認為對於青少年，應引導他們分析，學些專深的知識，如此，讓他們有所收益，觸類旁通、左右逢源。科學方法問題是嚴復西學觀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曾翻譯《穆勒名學》（形式邏輯），並積極進行對“名學”的宣傳介紹。他認為歸納和演繹是建立科學的兩種重要手段。我國幾千年來，“演繹”甚多，“歸納”絕少，這也是中國“學術之所以多誣，而國計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個原因。嚴復更重視歸納法，主張要“親為觀察調查”，反對“所求而多論者，皆在文字楮素（紙墨）之間而不知求諸事實”。他曾用赫胥黎的話說：“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為我簡編，各物為我文字者，斯真學耳”。

翻譯理論

嚴復是中國近代翻譯史上學貫中西、劃時代意義的翻譯家，也是我國首創完整翻譯標準的先驅者。嚴復吸收了中國古代佛經翻譯思想的精髓，並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經驗，在《天演論》譯例言裡鮮明地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原則和標準。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實準確地傳達原文的內容。

“達”（expressiveness）指譯文通順流暢。

“雅”（elegance）可解為譯文有文采，文字典雅。

這條著名的“三字經”對後世的翻譯理論和實踐的影響很大，20世紀的中國譯者都深受這三個字影響的。

賦稅思想

嚴復曾赴英國學習海軍，並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對賦稅的職能、作用有較深刻的認識，認為納稅是公民的義務，而政府徵稅後要用之於民。他說：“賦稅貢助者，國民之公職也，取之於民者，還為其民”。在向誰徵稅的問題上，嚴復提出了“賦在有餘”的原則。指出“國家責賦在民，必有道矣。國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歲之入，有以資口體、供事畜而有餘，而後有以應國課。”他提出不能以“養民之財”、“教民之財”和“贍疾病待贏老之資”作為徵稅對象。這一主張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要求，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嚴復主張賦稅輕重要適度，“賦無厚薄惟其宜”，認為統治者的責任在於“為其民開利源，而使之勝重賦”，即鼓勵人民發展以提高負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