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佐理曾幕

郭嵩燾年少時曾就讀於湘陰仰高書院，道光十五年（1835年），18歲的郭嵩燾考中秀才，第二年進入著名的嶽麓書院讀書。強調經世致用、堅忍不拔、不尚玄虛、摒棄浮詞是湘學傳統，歷史悠久的嶽麓書院一直是湘學重鎮。作為“湖湘子弟”，郭氏本就受湘學影響不淺，而嶽麓書院的學習使他受影響更深。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嶽麓書院，他與曾國藩、劉蓉等相識，互相切磋學問、砥礪氣節，成為志同道合的摯友。當然，他很可能想不到，與曾國藩的結交將影響到自己的命運。他可能更想不到，這批“湖湘子弟”即將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但在傳統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燾走得並不順利。雖然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考中舉人，但道光十八年（1838年）、道光二十年（1840年）接連兩次到北京參加會試都名落孫山，而曾國藩卻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進士。在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薦，於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杭州給浙江學政當幕僚。這次為幕時間雖然不長，但卻埋下了他以後思想偏離傳統的變化契機。因為當時正值鴉片戰爭爆發，浙江地處前線，他“親見浙江海防之失”，一向為“華夏”所看不起的“島夷”的船堅炮利，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但他並不甘於游幕生涯，又幾次赴京參加會試，終於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第五次參加會試時考中進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雙親相繼去世，依定製他只能回家居喪。

鹹豐二年（1852年）底，太平軍進犯長沙，並攻克武昌，鹹豐帝飭令丁憂在藉的曾國藩興辦團練，曾國藩數辭不允，郭嵩燾幾度登門，曾國藩終為所動，創辦湘軍，羅致郭嵩燾於幕中，出謀劃策、募捐籌餉，成為曾國藩的得力助手。

鹹豐三年（1853年）五月，郭嵩燾率湘軍赴江西援救楚軍江忠源部。經實戰觀察，郭嵩燾認為太平軍之所以攻無不克，多賴水軍，遂向江忠源上“編練水師議，忠源韙之，令其疏請敕湖南北、四川制戰船百餘艘”。此舉使湘軍由劣勢轉為優勢，郭嵩燾因功授翰林院編修。此後三年，受曾國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處籌餉，曾途經上海，參觀外國人所辦圖書館和外國輪船，接觸了一些外國人，了解到西方的情況，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動。

任職朝中

鹹豐六年（1856年）年末，他離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編修。在北京，他深得權柄赫赫的戶部尚書肅順的賞識。肅順性情剛嚴，以敢於任事著稱，主張以嚴刑峻法改變當時吏治腐敗的狀況，屢興大獄，惟嚴是尚，排除異己，但由於他深得鹹豐帝倚重，其他人對他是敢怒不敢言。與其他滿族權貴猜忌、排擠漢人不同，他卻主張重用漢族官僚，對以曾國藩為首的湘系尤其重視。由於肅順的推舉，郭嵩燾在不長的時間內就蒙鹹豐帝數次召見，自然受寵若驚。鹹豐帝對他的識見也頗賞識，命他入值南書房。鹹豐帝還對他說：“南齋司筆墨事卻無多，然所以命汝入南齋，卻不在辦筆墨，多讀有用書，勉力為有用人，他日仍當出辦軍務。”不久，鹹豐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線隨僧格林沁幫辦防務。

鹹豐九年（1859年）年初，郭嵩燾來到天津。但僧格林沁根本不把郭嵩燾放在眼裡，對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燾本就文人氣十足，再加自己是鹹豐帝親派，並且明確他與僧格林沁是“平行”，因此兩人合作極不愉快。同年十月中旬，郭嵩燾又奉命前往煙臺等處海口查辦隱匿侵吞貿易稅收情況，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作為會辦隨行。雖然他無欽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員都知道他是皇上親派檢查財務稅收的大員，因此對他的接待格外隆重，並都備有厚禮。沒想到郭嵩燾向來清廉方正，嚴於律己，規定“不住公館，不受飲食”，更不受禮。那些地方官也尷尬不滿。到山東沿海各縣後，他認真查賬，發現從縣官到普通差役幾乎人人貪污稅款，賄賂公行，而且稅外勒索嚴重驚人，超過正稅四倍之多。他立即採取種種有力措施整頓稅務，堵塞漏洞，並設局抽厘。儘管如此，這次稅務整頓仍然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稅收。十二月底，僧格林沁以郭嵩燾未與會辦李湘同辦、未與山東巡撫文煜面商便派紳士設局抽厘以致民變為由，上奏要求彈劾郭嵩燾。鹹豐十年（1860年）元月，郭嵩燾被迫離開山東返京，悲嘆“虛費兩月搜討之功”，“忍苦耐勞，盡成一夢”。返京途中他備受冷遇，與來時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鮮明對照，使他飽嘗世態炎涼。

回到北京後，郭嵩燾受到“降二級調用”的處分，雖仍回南書房，但實際已是閒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抱怨說：“久與諸貴人周鏇，語言進退，動輒生咎。”此番整頓山東沿海稅收的失敗，固然與郭嵩燾不知通權達變，不注意協調極為複雜的各方關係，認為只要嚴於律己一心為國，便可雷厲風行，不顧一切採取強硬措施反貪等有關，但根本原因還是社會、官場已從根腐敗，他的作為實際上是與整個社會風氣和官場成例衝突。其實，他在評價肅順屢興大獄、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時說得很清楚：“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非寬之失，顢頇之失也。”今一切以為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然例文之塗飾也，於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詔獄日繁而錮弊滋甚。”“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為顢頇一也。顢頇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為維繫人心之本，顢頇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故某以為省繁刑而崇實政為今日之急務。”

同治元年（1862年），授蘇松糧儲道，鏇遷兩淮鹽運使。次年，署理廣東巡撫，鎮壓廣東境內的太平軍殘部。

同治五年（1866年），因與兩廣總督瑞麟不合而罷官回籍，在長沙城南書院及思賢講舍講學。

奔波洋務

光緒元年（1875年）初，經軍機大臣文祥舉薦，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時清政府籌議興辦洋務方略，郭嵩燾慨然命筆，講自己辦洋務的主張和觀點寫成《條陳海防事宜》上奏。認為將西方強盛歸結於船堅炮利是非常錯誤的，中國如果單純學習西方兵學“末技”，是不能夠起到富國強兵的作用的。只有學習西方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中國的工商業才是出路。郭嵩燾因此名噪朝野。恰在此時，雲南發生“馬嘉理案”，英國籍此要挾中國，要求中國派遣大員親往英國道歉，清政府最後制派郭嵩燾赴英“通好謝罪”。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燾為出使英國大臣，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駐外使節。訊息傳開，頑固派紛紛指摘、譏諷，更有文人編了一副對聯諷刺郭嵩燾：“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鴻章為他撐腰。 

由於中英尚未就馬嘉理案談判妥當，郭嵩燾出使延期。十一月四日，郭嵩燾署理兵部侍郎，上《請將滇撫岑毓英交部議處疏》，彈劾雲南巡撫岑毓英，要求將對馬嘉理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雲南巡撫交部嚴處，奏摺還抨擊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閉守舊的官僚士大夫。自然郭嵩燾又遭到毀謗，“漢奸”、“貳臣”之類的指責咒罵，洶洶而至。後來慈禧太后曾數次召見郭嵩燾，多加勉勵。 

駐英使節

光緒二年（1876年）冬，郭嵩燾率副使劉錫鴻等隨員三十餘人啟程赴英，在倫敦設立了使館。光緒四年（1878年）兼任駐法公使。赴英途中，郭嵩燾將沿途見聞記入日記《使西紀程》，盛讚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張中國應研究、學習。後該書寄到總理衙門，不料遭到頑固派的攻擊、漫罵，直到郭嵩燾去世，該書仍未能公開發行。郭嵩燾到達英國後，非常留意英國的政治體制、教育和科學狀況，訪問了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報社等，結識了眾多專家學者，並以六十高齡潛心學習外語。還將考察心得不斷寄回國內，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議。

光緒三年（1877年）初，正值清軍收復新疆之戰，英國為挽救阿古柏政權，令回國述職的威妥瑪與郭嵩燾交涉，提出照會章程三條，郭嵩燾在不清楚西征戰局的情況下，向清廷提出“似應乘其調處之機，妥定章程，以為保境息兵之計”。但不久英印政府擬派出“駐喀什噶爾使臣”，郭嵩燾聞訊立即抗議，指出：“喀什噶爾本中國轄地”，阿古柏入侵，“百姓深受其害”；在中國收復失地之時，英方派駐使臣，，“則肆意在幫同立國，與中國用兵之意適相違左”。他要求英方“收回駐紮喀什噶爾明文”。英方自知理虧，未做答覆。最終，派駐使臣之事也因阿古柏之死而化為泡影。此時，郭嵩燾已改變請英方調停的態度，建議清廷“可否諭敕左宗棠體察關外情形，以制剿撫之宜”，又認為趁阿古柏之死，“席捲掃蕩，亦不出數月之內”。最後，清軍在年內收復伊犁以外新疆全境。

這年八月，郭嵩燾出於保護華僑利益考慮，上奏清廷，建議在華僑集中的各埠設領事以護民，該建議得到清廷讚賞，光緒四年（1878年）在新加坡、舊金山、橫濱等地設立領事館，以維護海外華僑的權益。同年十月十六日應英國工廠主的邀請，訪問了在倫敦附近的電力廠。在參觀過程中，英國工廠主特意請郭嵩燾參觀剛剛發明不久的電話。這是他首次也是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電話。電話安裝在相隔數十丈的上下樓內，郭嵩燾讓隨從張德彝到樓下去接聽，自己在樓上與其通話。郭嵩燾在日記中寫道：“其語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數者分明。”

在英國，郭嵩燾目睹英國國內的禁毒措施，不禁感慨萬千，兩次上疏要求嚴禁鴉片，並提出具體建議。郭嵩燾還從中外交涉日益廣泛的現實出發，建議總理衙門編纂《通商則例》發給各省並各國駐華公使，使在處理外交事務時有所參本。總理衙門接受了建議，後來雖未編成《通商則例》，但翻譯了大量西方法律規章備用。郭嵩燾出使期間，還處理了相當多的具體外交事件，並接待了中國第一批海軍留學生，與嚴復等建立了友誼。因郭嵩燾在對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處理外交事務合乎國際慣例，給駐在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致郭嵩燾卸任回國時，英、法兩國政府均依依難捨。

黯然歸國

光緒三年（1877年）七月時，郭嵩燾與守舊頑固的副使兼駐德公使劉錫鴻發生激烈衝突。劉錫鴻暗中對郭多加詆毀，指責郭嵩燾有“三大罪”：

1. “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凍死亦不當披。”

2. “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

3. “柏金宮殿聽音樂屢取閱音樂單，仿效洋人之所為。”

劉錫鴻還公然在使館中揚言：“這個京師之內都指名為漢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並又密劾郭嵩燾罪責“十款”，極盡羅織誣陷之能事。劉錫鴻指責郭嵩燾的罪狀，不僅是雞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國際禮儀，並可印證英人所說郭為“所見東方最有教養者”的稱譽無誤。國內頑固派亦強烈回響，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參劾他“有二心於英國，想對英國稱臣”等語。

光緒五年（1879年），郭嵩燾與繼任公使曾紀澤辦理完交接事務後，黯然回國，稱病回籍。五月五日乘船抵達長沙。由於湘陰發生守舊排外風潮，形勢頗為緊張；連用小火輪拖帶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長沙、善化兩縣的阻止，大罵郭嵩燾“勾通洋人”的標語貼在大街之上。儘管郭嵩燾欽差使臣的官銜暫時尚未解除，而自巡撫以下的地方官員都對他傲慢無禮。

晚年逝世

郭嵩燾蟄居鄉野後，仍然關心國家大事，經常就時事外交上疏朝廷、致書李鴻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開設禁菸會，宣傳禁菸。郭嵩燾一直保持著大年初一賦詩一首以紀年的習慣。光緒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65歲的郭嵩燾在紀年詩中寫道：“眼前萬事隨雲變，鏡里衰顏借酒溫。身世蒼茫成感喟，盛衰反覆與誰論？”

光緒十七年（1891年），郭嵩燾病逝，終年73歲。他去世後，李鴻章曾上奏請宣付國史館為郭嵩燾立傳，並請賜諡號，但未獲朝廷旨準。清廷上諭再次強調：“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的書籍，頗受外界爭議，所以不為其追贈諡號。”

主要思想

富強思想

“自強求富”是近代中國的一種進步思潮，但對“富強”的理解卻有很大的差別。洋務派認為只要通過國家組織造船制器和經濟活動，增強了封建政權的軍事、經濟實力，就算達到了“富強”的目的。郭嵩燾對此則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郭嵩燾的“富強觀”包含了這樣幾層意思：中國“富強”的“本源之計”在於循習“西洋政教”，釐正治國之本，這就是振肅綱紀、刷新吏治；而在“其本未遑”的情況下，不妨“姑務其末”，即學習西方技藝，發展近代工商業，“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傳統教育制度，開辦西學，造就“通變之才”為謀求富強的“要務”。郭嵩燾的“富強觀”、“重商”主張，主要反映在他光緒元年上總理衙門的《條議海防事宜》一折中。“它衝破了‘中體西用’的理論體系，為資產階級維新思潮的出現，另闢了一個源頭。”

外交思想

郭嵩燾認為洋患生於中國，乃是近代中國的一大變局，是勢之使然。因此，他反對“嚴夷夏之大防”，主張開放。他說：“茫茫四海含識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於天者，豈有異哉？而猥曰‘東方一隅為中國，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郭嵩燾外交觀的另一個基本內容，就是反對視西方諸國為“夷狄”，主張把它們當作一個個獨立的文明國家來看待。針對封建士大夫的“虛驕”習氣，郭嵩燾認為：中國除“取法”西洋外，別無他法。為了幫助人們打開眼界，了解、取法西方，郭嵩燾還把出使英國途中的見聞，參以自己的感想，逐日詳記下來，寫成《使西紀程》寄回總理衙門。不料，惹來一場軒然大波。

民族主義觀念

在郭嵩燾身上有著強烈的家國之憂，但他的愛國情感與民族主義意識是以極為理性的形式呈現的，並且更接近於近代民族主義觀念，也因此為當時的人們所誤解。這首先表現在郭嵩燾對於華夷之辨的看法上。當時，傳統士大夫仍然強調明華夷之辨，郭嵩燾通過自己的實際觀察，認為對西方絕不能再以蠻夷視之。他認為“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批駁了傳統士大夫關於“中國有道，夷狄無道”的觀念，並進一步指出過去比較落後的地區和民族可以轉化成先進的地區和民族。

對於傳統的華夏中心觀，郭嵩燾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傳統的華夏中心觀認為中國居天地之中，是行綱常教化和禮義文明的結果，夷狄無此教化與文明，故居“天地之偏鄙”。因為中西文明開化的格局已發生歷史的錯位，而時人卻仍然以天下主義的老眼光看世界，郭嵩燾感到了其中蘊含的民族危機。郭嵩燾痛斥士大夫“惟一意矜張，以攘夷狄為義，而置民父於不顧；必使覆國亡家，以快其議論而為名高”，呼籲國人要摒棄傳統的“夷夏之辨”，理智地分析西方事物，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向西方學習，樹立新的世界意識，走富國強民的近代民族主義道路。

中西文化觀

郭嵩燾出身封建士大夫的舊營壘中，精通傳統文化，又了解洋務，對西方文明做過實地考察，這為他對中西文化的整體進行評價和對比研究提供了客觀的條件。他高出同時代人的地方，就在於他反對再以夷狄看待當時的西洋各國，承認“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雖然，這種文明並非盡善盡美，但從整體上卻要優於中國文明。這就打破了束縛人們思想的傳統的“夷夏觀”、“體用觀”、“道器觀”、“本末觀”等等。郭嵩燾的思想在“西學東漸——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國傳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為他身後蓬勃興起的維新變法思潮開了先河”。

軼事典故

使英見聞

終在1876年12月從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應總理衙門之奏請，詔命郭嵩燾將沿途所記日記等咨送總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將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強之道介紹給國人，使國人從“天朝上國”、視異域文明為異端的迷夢中驚醒。經過幾十天的海上航行，他於1877年1月下旬到達倫敦，甫一下船便立即將這幾十天極為詳細的日記題名為《使西紀程》寄回總署。在日記中，他不僅客觀記述了所見所聞，而且對這些見聞作出了自己的評價。如見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輪船進進出出卻次序井然，他不禁嘆道：“條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還盛讚倫敦：“街市燈如明星萬點，車馬滔滔，氣成煙霧……宮室之美，無以復加。”從途經十數國的地理位置、異土民情、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到土耳其開始設立議會、制定憲法的改革，蘇伊士運河巨大的挖河機器，“重商”對西方富強的作用……日記中全都作了介紹，儘可能讓國人對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擺脫夜郎自大的狀態。

但總理衙門剛將此書刊行，立即引來朝野頑固守舊者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誅筆伐，一時間群情洶洶，有人痛斥他對外國“極意誇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無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燾“有貳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為理由提出彈劾他，有人上奏，認為應將郭嵩燾撤職調回：“今民間閱《使西紀程》者既無不以為悖，而郭嵩燾猶儼然持節於外”，“愚民不測機權，將謂如郭嵩燾者將蒙大用，則人心之患直恐有無從維持者”。由於找不到合適人選，清廷未能將他召回，但下令將此書毀版，禁其流傳。

出洋內斗

在駐英大使任內，郭嵩燾還面臨著與自己的副手劉錫鴻愈演愈烈的“窩裡鬥”。劉錫鴻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員的支持，暗中監視郭嵩燾的一舉一動，不斷向清政府打郭嵩燾的“小報告”，列出種種“罪狀”。如有次參觀炮台，天氣驟變，陪同的一位英國人將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燾身上。劉錫鴻認為“即令凍死，亦不當披”。當巴西國王訪英時，郭嵩燾應邀參加巴西使館舉行的茶會，巴西國王入場時，郭嵩燾隨大家一同起立。這本是最起碼的禮節禮貌，但劉錫鴻卻將其說成是大失國體之舉，因為“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國主致敬”！中國使館人員參加英國女王在白金漢宮舉行的音樂會時，郭嵩燾曾翻閱音樂單，劉也認為這是效仿洋人所為，大不應該。連郭嵩燾不用茶水而改用銀盤盛糖酪款洋人、想學外語等全都是罪過。更嚴重的“罪狀”是說郭嵩燾向英國人詆毀朝政，向英國人妥協，等等。對於劉的陷害，郭嵩燾當然倍感憤怒，竭力為自己辯誣。二人的關係勢同水火，無法調和。在郭、劉二人“內耗”日甚一日的情況下，清政府於1878年8月下令將二人同時調回。 本來清廷還擬將郭嵩燾查辦治罪，後在李鴻章、曾紀澤等人的反對下才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