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張元濟原籍浙江海鹽。1867年10月25日生於廣東，1959年8月14日卒於上海。光緒壬辰（1892）進士。曾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戊戌變法時光緒帝曾破格召見，政變後被革職。1896年和陳昭常等人創辦教授西學的通藝學堂。1898年冬任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管理譯書院事務兼總校，注意譯書的選題意義，改變原著重譯兵書為譯社科書籍。後任公學總理，1902年7月後辭職。1901年，以“輔助教育為己任”，投資商務印書館，並主持該館編譯工作。1903年任該館編譯所長，1916年任經理，1920～1926年改任監理。1926 年任董事長直至逝世。1949年被特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被選為全國委員會委員。後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他主持商務印書館期間，組織了大規模的編譯所和涵芬樓（後擴建為東方圖書館）藏書，開創了私營出版社設專職專業編輯和圖書資料以保證出版物質量。他所參與規劃的《最新教科書》獲得很大成功，同業相率仿效。從1915年開始籌備，1919～1937年動用國內外50餘家公私藏書影印出版《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3種叢書共610種近2萬卷。他選書注重實用、母本講究善本，以及傳真版石印的組織，開創了古籍叢書翻刻、影印的新階段。

1932年1月29日 日軍針對性的轟炸商務印書館。造成這個幾乎壟斷中國教育出版，占全國出版量52％的出版巨頭損失1630萬元，80％以上資產被毀。同時被毀的還有商務印書館所屬的東方圖書館珍藏的45萬冊圖書，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時年65歲的張元濟深受打擊：“連日勘視總廠，可謂百不存一，東方圖書館竟片紙不存，最為痛心。”

一生對於中國文化、出版、藏書事業貢獻極大。大力搜求古今圖書，陸續收購長洲蔣氏、會稽徐氏、太倉頤氏等藏書家藏書，於商務印書館內特辟“涵芬樓”為藏書處；不久，又收盛氏“意園”、丁日昌“持靜齋”、繆荃孫“藝風堂”的大部分藏書，所積達10餘萬冊之多。1924年名為“東方圖書館”，1926年對外開放。1929年增設兒童圖書館。藏書共達518 000餘冊，輿圖、碑帖5 000餘種。宋，元、明、清善本書極多，外國雜誌、報紙、圖書也極完備，藏書質量和規模居當時全國各地圖書館之首。惜於1932年“一·二八”之役被日寇炸毀。僅有500部精品移出得以留存。他唯恐此書散佚，對這些書予以著錄。解放後，請顧廷龍幫助整理付印，名《涵芬樓燼餘書錄》。並將這批書獻給政府，現藏北京圖書館。校印有百納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叢刊》正續篇，輯《續古逸叢書》等幾十種，刊刻古籍數千種。私人藏書頗富，先世已有藏書，他搜羅益勤，尤嗜宋刻。藏書樓有“涉園”，沿用明末十世祖張奇齡的書齋之名，九世祖張惟赤闢為藏書樓，延綿數代。“涉園”藏書千餘種，3 700餘冊，後暫存於合眾圖書館，供眾閱覽。上海圖書館潘景鄭著有《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為紀念其對文化、藏書事業的貢獻，1987年在海鹽建立了“張元濟圖書館”。

“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這是張元濟晚年所寫的一副對聯。百年中國，許多人都在尋找富強中國的道路，而張元濟選擇了以出版來推動教育，為中華民族的文明“續命”。嗜書、尋書、藏書、編書、出書，寫就了他的一生。

興辦新學

1898年發生的戊戌百日維新，是晚清王朝最後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後一次革新的機會。但是，它失敗了。參加、支持和同情戊戌變法的，被殺的被殺，革職的革職。當時的翰林院裡，張謇去辦實業了，蔡元培回老家教書了，原本等著坐牢殺頭的張元濟，因李鴻章相助而倖免。李鴻章將他推薦給盛宣懷，於是他來到了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當了譯書院院長，後來還當了南洋公學的校長。

或許是李鴻章賞識張元濟的才華，但李鴻章向盛宣懷推薦他當南洋公學譯書院的院長，還是因為張元濟在翰林院時，就創辦了通藝學堂，培養西學人才。

張元濟在科舉時代是和蔡元培一起考中的翰林，他當時就認為中國當時處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中，必須要進行維新，進行改革，而且要普及教育。所以他要辦通力學堂，就是在京官裡面，擴大他們對新學的知識。他覺得中國那么積貧積弱，不能老是墨守成規，這么搞下去國家就不行了，應該要引進和學習一些西方先進的東西。光緒皇帝在下詔戊戌變法的第五天，召見張元濟。他進言的是興辦新式學堂、培養各種人才和注重翻譯。

在張元濟的主持下，譯書院出版了嚴復翻譯的《原富》。這是英國學者亞當·斯密的著作。在100年後的今天，這本書仍然是經濟學的經典著作。

當時，張元濟看重的是英才的培養。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賢一樣，以培養人才為首要，他們痛感變法維新的失敗是沒有人才的基礎。所以，張元濟在南洋公學期間，創辦了南洋公學特班，這個“特班”，按盛宣懷的說法，就是為中國的將來培養“大才”。特班只有一屆學生，卻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謝無量等人。

書館掌門

然而時過三年，張元濟卻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決定：辭去南洋公學的所有職務，加盟商務印書館。

當年的商務印書館只是一個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場，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創辦。張元濟放棄了在南洋公學顯赫的地位，到一個弄堂的小廠里，跟一個小業主合作，這樣的轉身，時人多有猜測和不解。

直到半個世紀後，因為中風已臥床數年的張元濟用顫抖的手寫了一首詩，告別商務同仁：“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穫仗群才。”從詩中，人們讀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讀到這樣一個事實：他是自覺地把商務印書館與中國教育的現代性變革連線起來。

與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張元濟把中國的希望寄託於“開啟民智”，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他感到，南洋公學的規模還很小，那些人才遠遠不夠用，他的思想開始從培養一批英才，轉向對國民的普及教育。

他在寫給盛宣懷的信里說，中國四萬萬人口，只有四十萬人受過教育，受過教育的人也就是學過幾句八股文，對於應該知道的知識幾乎都沒有學到。在當今那么發展的世界上，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要亡。

張元濟還認識到，開啟民智要出版好的書，要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因此他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請。張元濟是翰林出身，學貫中西，他的地位和聲望無疑使商務與知識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間有了一座橋樑。

張元濟當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所長，他還聘請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設的有識之士，如蔡元培、高夢旦、杜亞泉、夏曾佑等。

張元濟制訂了商務所有的出書計畫，影印古籍，他要選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學，他要找最好的翻譯者；出版新書，他要用最好的設備、最好的紙張。甚至對書的排版樣式也要一再叮嚀：書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寬展一些，“否則緊眉頭，令人一見煩惱”。還有許許多多的事務，包括書稿他親自看，有些書他親自編，外面的聯繫他親自出馬，甚至買紙張，買印刷機，收古書，他都事必躬親。

新編教科書

張元濟走進商務的這一年，清政府頒布了倡導興學的《學堂章程》，後來，科舉也廢除了，這是中國數千年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成千上百的與傳統私塾、書院不同的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張元濟認為，教科書的影響關係到一代乃至幾代中國人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的改變，他決定自己來編一套國文教科書。

張元濟編課本的方法很獨特，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而是大家圍坐一起，就像今天開策劃會一樣，每個人都可以說出想法和主張，倘若是被大家公認為有價值的，則詳細討論。討論者從兒童啟蒙的特點入手，由簡入繁、循序漸進。往往因為一個字，大家會爭論得面紅耳赤。每一個點都要討論到所有參與者都沒有異議為止。每完成一篇課文，大家再輪流閱讀，或加潤色，或竟改作，相互為之，毫無成見。

1904年，商務版《最新初等國小國文教科書》出版，被全國各地的學堂廣泛採用。商務印書館的發行所擠滿了爭購的人群。教科書在晚清時候的發行總量占到了全國的4/5，像最新國文教科書曾經翻印過30幾次，印刷總量達到一億冊，成為那個時代教科書的範本。其他出版機構爭相效仿，再不能粗製濫造而牟利。書肆風氣，為之一變。

在張元濟的擘劃下，商務編寫了從國小、中學到大學的全套教科書，組織翻譯出版大批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其中嚴復翻譯的西學名著和林紓翻譯的歐美小說影響尤為廣泛。編輯出版中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開創了中國現代工具書出版的先河。同時出版發行了《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等刊物。

出版巨子

當年知識分子走上“文化救國”道路的不在少數，惟有張元濟選擇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後，在商務這個現代商業企業中書寫了他的文化理想。在上世紀初的文化巨變中，商務印書館完成了從印刷工廠到出版巨子的蛻變，成為晚清以來，普及、傳播新知新學的文化重鎮。到1910年，商務已是晚清僅有的15家資產超過百萬元的企業之一。商務在張元濟的手中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文明的進步。

《新青年》的創刊，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然而在這個新文化運動勃興的年代，商務印書館卻顯得落伍了。陳獨秀、羅家倫等新文化的幹將在報刊上點名批評商務的保守，商務的業績日見衰退，1919年積壓和滯銷的書刊多達60萬冊。而對張元濟來說，他考慮更多的是，曾經引以為豪的商務還能否擔當起傳播新學新知的責任？

當時商務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於是張元濟主持了“大換血”計畫，主張用新人，辦新事，首先從受新文化界猛烈抨擊的刊物開始。1920年，茅盾走進了著名的《小說月報》。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闡明不僅譯述西洋名家小說，介紹世界文學的潮流，更要創造中國的新文藝。

革新後的《小說月報》一改過去刊載男女情愛、閒適生活的格調，倡導“為人生的文學”，迅速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著名的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過《小說月報》走上文壇的。

張元濟以一種開明開放、兼容並包、海納百川的胸懷和學術情趣，廣集人才。據《商務印書館大事記》記載：1920年到1922年間，陸續進館的就有陳布雷、謝六逸、鄭振鐸、周予同、李石岑、王雲五、竺可楨、任鴻雋、陶孟和、顧頡剛等，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成為中國文化科學領域的一代宗師。商務印書館也因此和五四時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一樣，成為“各方知識分子匯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務已經是遠東最大的出版商。分館不僅遍及中國，而且開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寶山路，建起了規模宏大的商務印書總館，涵芬樓也擴建成東方圖書館，向公眾開放。

影印古籍

在張元濟整理影印的各種古籍叢書中，用力最勤、費神最多的當屬《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這兩部大書在文化上的影響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內外古籍工作者常備的基本文獻。

《四部叢刊》從1915年開始醞釀，到1922年初編出版，費時7年，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沒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後印了初編，續編，三編，近500部書，匯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從定書目、選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預估、印刷紙張，張元濟都親歷親為。而其中最大困難就是對版本的蒐集挑選，為此張元濟幾乎訪遍了當時中國有名的藏書家。這段經歷，張元濟稱之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弛域外。”（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叢刊》出版之前，中國最著名的古籍叢書是《四庫全書》，但那部誕生於乾隆朝，以全國之力而成的大書，無論選目還是抄寫質量，都頗受後來學者的詬病。而以張元濟一人之力，成就於百年中國苦難歲月的《四部叢刊》，無論在選目的精當，還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質量方面，都遠遠超過前者。

1928年，張元濟為《四部叢刊》專程赴日訪書。在一個半月的時間裡，他飽覽了東京、京都等地圖書館的漢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閱選古書。雖然那時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就像見到了自己最珍愛的東西，每天都要做筆記直到深夜。每到一處，都商借拍攝，帶回上海影印出版。訪書的直接成果則是帶回了46種罕見古籍的攝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靜嘉堂文庫收購走的皕宋樓藏書。

直到今天，一個讀書人要想看到那么多的宋元明善本，也只能是張元濟的《四部叢刊》。

古籍流傳世間已久，在歲月的侵蝕下，殘破、墨跡不清是最平常不過的了，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跡描清楚，專業人士稱為描潤，但這只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它還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對照甄別，斷其是非。

張元濟就是這樣親歷親為地對每一冊古書，做著初修、精修、復校、總校的工作。他終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頁，每一頁都校勘到準確無誤為止。直到今天，看過張元濟校勘影印件的人，都嘆為觀止。

張元濟是在一個動盪的時代里，輯校整理古書，鉤沉、整理進而維繫著中華文化的命脈。另一方面，傳統的文化卻因為這個國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丟棄、破壞而淪喪。因此張元濟的工作就更需要眼光、胸懷和毅力。但商務畢竟是企業，蒐集、編校古籍畢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張元濟的做法難免遭人反對。有股東在報上寫文章，指責張元濟收購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文弱儒雅的張元濟拍案而起：“此事決不使公司於營業上有損！”

張元濟這樣一個嗜書如命的文人竟同樣善於管理和經營，《四部叢刊》初編出版以後，光這套書就賺了100多萬。經營上的成功，為他後來能夠持續地做這件事情，提供了很大的保障。

在完成《四部叢刊》初編後，張元濟又做了一項偉大的文化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二十四史講述的是中華民族自三皇五帝開始的完整的歷史。但歷史的流轉使它形成了各種版本，張元濟不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為底本，還要將其它版本不同的地方匯集起來。

“百衲”二字取自於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爛補綴起來的衣服。許多宋代版本的書傳下來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還要配頁，所以稱之為“百衲本”。

顧廷龍先生曾感嘆：“這么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寫，那些校勘記，那些批註，所耗費的精力工夫無法估量，這整整十年當中張元濟就是每天不間斷地在做這樣一件工作!”

心血遭毀

當《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編校一切就緒，甚至影印所需的樣張都已完成時，戰爭來臨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戰爭中，一場浩劫將他大半生的心血化為灰燼，張元濟遭受了人生中無以復加的嚴酷打擊。

在上海檔案館現存的一本影像資料中，記錄了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廠及附屬的東方圖書館被毀後的景象。那天早上8點多鐘，日軍的飛機轟炸了商務印書館。第一枚炸彈就落在油墨倉庫裡邊，瞬間燃燒起來，那些被溶解了的鉛字像水一樣在地上流淌。寶山路的總管理處、編譯所、四個印刷廠、倉庫、尚公國小等全部中彈起火被焚毀。隨後，日本浪人又潛入東方圖書館縱火，濃煙遮蔽上海半空，紙灰飄飛十里之外，火熄滅後，紙灰沒膝，五層大樓成了空殼，商務印書館80％的資產被毀。最令人痛惜的是東方圖書館的46萬冊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35000多冊，悉數被毀，價值連城的善本孤本圖書從此絕跡人寰。

望著漫天飄舞的紙灰，張元濟涕淚長流。他唯有自責，因為他太愛書了。他對夫人說：“這是我的罪過！如果我不將這些書搜羅起來，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讓它散存在全國各地，豈不可以逃過這場浩劫!”但一切都無法挽回，他仰天長嘆：“廿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灰。”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無可挽回的、永遠令人痛心的悲劇。

當年商務被毀前後的種種跡象表明，商務的被毀是歷史抹不去的侵略者的暴行，而且是侵略者早已有的預謀。日寇曾經放言：我炸了你一條街，明天就可以修復，但是我炸毀了商務印書館，你就永遠也恢復不了。

人物影響

張元濟早年中進士，點翰林，激於時勢，抨擊時弊，參與戊戌變法。維新失敗後被革職。1901年，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他主張教育救國，啟迪民智，苦心孤詣，矢志不移。在他的主持下，商務印書館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印刷所發展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文化事業機構。張元濟在中國出版事業和文化事業上都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

編輯宗旨

張元濟在參與戊戌變法時，便樹立了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理 想，舉辦“健社”、“西學堂”，後任職於南洋公學堂。但在腐敗的舊中國，這種通過政治途徑進行改良的理想，沒有最終實現的可能。於是張元濟選擇了商務印書館，通過編輯出版這條更為實際的道路來 實現他的智民之舉。

通過對編輯文化功能的認識，張元濟確立了他的編輯宗旨，即“以扶助教育為己任”。 他 認為，辦教育就應當編輯出版編寫得體、符合教育教學規律和適合中國國情的教科書。張元濟提出，要杜絕當時的兩種通症，一是濫讀四書五經，一是用洋人課本。要為中國辦現代教育，就不能採用四書五經和那些宣傳基督教教義的課本，要採用西方的各種學術，和中國的國民素質、習俗、宗教、政體等結合起來編新的課本。博採眾長，推陳出新，是張元濟編輯教科書的主導思想。

張元濟不僅重視知識的灌輸，而且注重新式教科書修身養性之功用。他認為，編制中國小教科書，尤其是中國小修身教科書，是培養國民新的倫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以商務的第一種新式教科書《最新教科書》為例，課本內容以提倡愛國、提高民族素質、宣揚中華傳統美德、普及科學知識為特色。通過學習本國歷史，“以養其愛國保種之精神，而非欲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 發揮新式教科書使“教者不勞，學者不困，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商務印書館先後出版了《最新國文教科書》、《中國歷史教科書》、《共和國課本新理 科》、《最新格致教科書》等一系列教科書。直到解放，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占全國市場的 6/10，為普及新知，推動近代中國科學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昌明教育生平願，故向書林努力來”， 成為張元濟開啟民智、傳播新學的編輯宗旨的最好寫照。

創新意識

1919年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 張元濟提出了“喜新厭舊主義”。 19世紀初，西學開始傳入中國。張元濟早年曾進翰林院，飽學中國古典文學。而他作為一個編輯家，卻積極接受和傳播了新思想，充分體現了他“喜新厭舊”的編輯思想。他重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譯介，編輯出版了嚴復的《天演論》 、 《群學肆言》、《社會通詮》、《法意》、《日本法規大全》等，還推出《帝國叢書》、《政學叢書》、《商業叢書》、《戰史叢書》等一系列介紹西方情況的叢書。同時他還主持編 輯了《東方雜誌》、《繡像小說》、《教育雜誌》、《小說月報》等順應時代潮流的刊物。這些活動都充分體現了張元濟與時代結合的編輯思想。在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 ，編輯面臨著知識老化、思想觀念陳舊的問題，我們應當借鑑張元濟的編輯思想，以寬容之心和發展的眼光來對待新事物，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以實現編輯主體的現代化。

其次，編輯不應僅局限於順應潮流，更應有超前的意識。敢為時代先，開時代之先河，這才是開拓創新的真正要義。1902年清廷發布新學堂章程後，各地新式學堂紛紛創辦，張元濟以編輯家敏銳的眼光，立即與高夢旦、蔡元培一道編寫了《最新教科書》，包括國文、修身、珠算、筆算、格致 、理科、農業、中外地理等，風行全國。直至1906年，清政府學部才公布第一批初等國小教科書暫用書目，在公布的102種書目中，商務版占54種。新式教科書的編制實為張元濟的創舉，他開啟了近代中國出版新式教科書之先河。

對注音字母的普及推廣，也體現了張元濟的開拓精神。他認為，“注音字母亦促進教育之一事”。由於他的重視，商務印書館在1919年9月率先推出國內第一部《國音字典》和《國音學生字 匯》，當時的教育部卻在兩個月後才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次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法國語教科書》，首冊即是以注音字母為內容，作為在初級教育中推廣注音字母的教材。1921年上半年，又出版了《國音學講義》、《實用國音學》、《國音方字圖解》、《國音淺說》 、《注音字母片》等十餘種書籍。從這些舉措中可以清楚看到張元濟不泥常法、勇於開拓 的編輯思想。 編輯的創新活動，是編輯主體意識最突出的表現，它有助於出版社樹立品牌、形成特色。正是由於張元濟的不斷開拓創新，編輯出一大批有鮮明時代色彩的圖書，商務印書館才成為晚 清以來傳播新知新學的重鎮，從而在中國現代社會思想和學術變遷過程中產生深遠的影響。

　　編輯原則

他的編輯原則十分明確：有利於提高國民素質的書一定要出，於國民無利甚至有害的書堅決不出，即有所為有所不為。為了扶助教育，“學術之書，他家力 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館可以多出。歐美名著已譯成多種，尚可繼續進行。現在編譯百科全書 ，一二年後當可出版。” 整理編校古籍，更是為了使古代文化精華“化身億萬餉世人”。是時圖書市場充斥著如《星期六》之類專門迎合低級趣味的小報和雜誌，他是從不肯為了賺錢去編輯出版這些荒誕低級、黃色淫穢的書刊的。

在商言利

張元濟的編輯宗旨是堅定的，即普及教育、開啟民智，但作為一個實業家，他也並不諱談“ 利”字。1901年張元濟編輯出版了嚴復譯的《原富》，中闡述了廣義的“理財之道”，認為文明的利己和道德公義之間並無鴻溝，企業家建設性的努力富強國家與利己是一致的。這實 質上成為他“兼濟義利”編輯思想的理論基礎。張元濟十分重視廣告的作用，以實現良好的 經濟效益 。以花費他三十年心血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簡稱《衲史》)這部巨帙為例 ，1932年11月4日張元濟在給丁英桂的信中說，《東方雜誌》所登《衲史》廣告“仍戰前之言，殊有不合，趕緊停止，改 撰 ”，“以後關涉是書廣告,務先送敝處看過再發，以免歧誤”。在張元濟的指揮下，商務印 書館在 《申報》上大造廣告聲勢，超過各家同行。1930年6月1日《申報》頭版用整版篇幅刊登《衲 史》廣告，6月中旬到8月底，每兩三天就在頭版登半版廣告。廣告不僅是一種重要的促銷手段，其內容設計也應多樣化。 《衲史》在《申報》上印上了百衲本與殿本對比的校樣，內容每次更換，還附有北平、南京、瀋陽、漢口等地報刊對《衲史》的評論摘要。此外還印製大批《衲史》校樣，採用與《衲史》同樣的六開線裝本，內容除序言之外，有各 史版本介紹，還特別在各史中選出一二頁樣張，用紅線劃出殿本缺、脫、錯誤之處，在欄 外再用紅字作說明，使讀者對兩種本子的優劣一目了然。樣本一面有目的地分贈各地藏書家 、學者、學校、圖書館，一面放在發行所及各分館營業大廳，任憑讀者索取。張元濟的多種行銷手段，對銷售《衲史》起了很大作用。據1930年9月17日張元濟致傅增湘信中所載，《 衲史 》僅發售預約就售出一千餘部。

在張元濟所處年代中，書業界同樣存在著激烈競爭。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兩大書業巨頭的競爭一直持續了三十幾年。面對競爭，張元濟堅持重義輕利、義利兼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編輯原則，實際是追求一種大利：即既注重圖書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品 位 ，又與市場緊密聯繫，實現文化追求與商業利益的結合。因此，市場競爭不應成為有些編輯捨棄文化價值的藉口，競爭是對編輯提出更高的要求，即編輯要兼具文化意識和市場意識 ，張元濟重義輕利、義利兼顧的編輯思想值得我們借鑑。

編輯重點

張元濟認為，圖書質量是衡量編輯人員水平的重要標準。他在編輯活動中，把圖書質量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這一點突出表現在他對古籍的編校過程中。由他組織編纂的《四部叢刊》、 《 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叢書集成初稿》四大叢書，在中國文獻學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編校質量的精良，為世人所稱道。

整理古籍，選擇善本很重要，找不到較好的本子做底本，就會以訛傳訛。張元濟以“書貴初刻” 作為選擇底本的原則。在“書貴初刻”的同時又不能拘泥於宋元舊版，不同版本必須經 過反覆對比，擇善而從。有的明嘉靖、隆慶以前復刻的宋本“其字清朗，首尾完具，學者得之， 引用有所依據”，就應當取明本而捨棄過於模糊殘缺的宋元版本。他在搜訪善本方面，可謂不遺餘力，“求之坊肆，丐之藏家，進走兩京，遠馳域外。每有所覲，輒影印之。後有善者 ，前即捨去。積年累月，均得有較勝之本”。

張元濟編校古籍，不僅要求書籍內容精確無誤，而且對裝幀也十分講究，重視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他主張版框四周空白“俱宜寬展，否則蹙緊眉頭，令人一見煩惱”。 他反對“藉口推廣文化，謂出版之事，不惟其精而惟其廉”。 在準備影印《冊府元龜》時，他認為 《冊府元龜》“本甚精湛，但曬出樣張，大為減色”， 要平版廠邀請懂化學的人研究改進。《居易堂集》抄補缺頁，他囑要模仿原書字型補全。他發現《太平御覽》格子過小，行數甚密，過於束縛，殊欠生動，要平版廠重寫，“將格子放大，落筆較為自如”， 對其所用紙張，主張“選最為適宜之品，不宜省錢”。

軼事典故

安身立命

戊戌變法的失敗使張元濟認識到，“任何政治改革強加於冷漠、毫無生氣和愚昧無知的大眾，必然毫無結果”。

張元濟傳--出版巨擘而救治的良方，只能寄希望於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養人才、傳播新知、轉變風氣，這才能給變法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最終取得社會的進步。這樣的躬身反省，培植了他後來選擇與教育緊密相關的出版作為終生事業的思想根基。1898年10月，被貶黜的張元濟離開京城，在李鴻章的推薦下，來到了“新學樞紐之所”的上海，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而其主要的工作，則是翻譯出版西學書籍。這使他有機會結識了到處尋找印刷生意的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瑞芳，二人一見如故。

世間的事充滿偶然與必然。如果不是夏瑞芳有借重文化人的心思，如果不是張元濟的思想有了改變，他們的相遇也不會促成現代出版業重鎮——商務印書館的崛起。1902年，受夏瑞芳的熱情邀請，張元濟毅然辭去南洋公學職，到商務印書館任事。張元濟的到來，為早期商務的發展確立了新的方向。商務的主體業務逐步由印刷轉變為出版，並漸及其他與教育相關的事業，例如興辦學校、創辦圖書館、製作教具儀器、拍攝電影等。張元濟的個人地位和聲望，也給商務帶來巨大的作者資源，在與知識界、政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緊密聯繫中，商務猛增了許多聲名燁燁的合作者。有論者說，這是近代傳統士大夫與工人階層、文人與商人成功合作的鮮見例子。

張元濟“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到商務印書館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編寫適應現代教育的教材。20世紀初葉，新式學堂紛紛設立，但接踵而至的問題是師資和教材的極度匱乏。張元濟曾有通藝學堂和南洋公學辦學的經驗，對時勢的敏感，使他果斷抓住機會，以教育熱情和專業意識，推進教科書的編撰。他主持編寫的“最新”系列教科書，以其完善的內容和形式，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當時的教育革新。正是這套以全民教育為目標，按照教育原理編寫而成的教科書，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這套行銷全國、一印再印的教科書，奠定了商務在出版業中的優勢地位。

教科書的成功，使張元濟更加堅信了出版於教育的意義，也堅定了他把商務印書館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處。1904年，汪康年轉告張元濟，說清廷擬請張元濟出任外務部職事，張覆信辭謝，表示進入商務後的心情是踏實的:“弟近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國小教科書，頗自謂可盡中國民義務。平心思之，視浮沉郎署，終日做紙上空談者，不可謂不高出一層也。”類似的辭官事件還有1907年辭外務部、郵傳部任職，1913年辭熊希齡內閣教育總長職;類似的表達還有1917年致蔡元培信:“蓋出版之事業可以提撕多數國民，似比教育少數英才為尤要。”在張元濟的心目中，商務印書館已成為他事業的重心、人生的園地和實踐自己素志的好地方。

從張元濟留存下來的日記來看，記載的內容也確實大多為出版事務，而且頗為細碎瑣屑，從制定館務規則、購進新式機器、圖書銷售發行，到某人違紀應予處分等等，涉及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張元濟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實業，實業家的身份又使他力避“務虛”，腳踏實地做好每一件事，所以章錫琛說他“沒有絲毫官僚習氣，他在編譯所中，每天總是早到遲退，躬親細務，平時寫張條子，都用裁下的廢紙，一個信封也常常反覆使用到三四次以上”。

張元濟“事無巨細”、“面面俱到”的事務主義工作方式，從一個側面頗能反映他做事為人執著的一面。但與此同時，張元濟還有他超脫的一面。他意識到自己的局限，包括精力的有限與思想資源的有限。在五四新思潮蓬勃興起的時候，他一方面儘量跟上潮流，另一方面則心生退志，照他的說法是“引避賢路”。1920年春，他五十五歲，宣布辭職引退，而且沒有商量餘地。在答覆孫壯、孫偉的信中，他談到辭職的根本動機:“……吾輩在公司幾二十年，且年逾五旬，體力均非健碩，豈能永久任此繁劇。亟宜預備替人，培植新進，以謀公司可久可大之計。……且吾輩腦力陳舊，不能與世界潮流相應，若不引避賢路，恐非獨於公司無益，而且於公司有損。弟實不忍公司陷於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辭職，以為先去為望之計。”這樣的“老計”，是含有他對時代進步的自覺認識，體現了一個承上啟下的歷史前行者的情懷。

1926年，按中國傳統算法，張元濟60歲，他堅決辭去了商務印書館監理職務，算是正式卸職退休了。雖說不久後又被推選為董事會主席，對公司事務仍居顧問之位，但畢竟有更多時間專心於他喜愛的古籍校理和出版工作。影印古籍為張元濟早就留心之事，早在1904年他即為商務印書館構築收藏古籍的涵芬樓，大量搜羅善本典籍，一方面是為商務影印古書提供版本保障，另一方面也有搶救文化遺產，避免母邦文獻流入異土的可貴意圖。1920年前後，影印出版大部頭古籍的條件漸趨成熟，在張元濟主持下，商務印書館及時輯印了《涵芬樓秘笈》、《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等大部古書，為商務印書館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和可觀的收入。他在其中擔當的角色不僅是一位內行的出版者，而且還是一位卓越的版本學家，親自參與整理古籍，在版本、校勘方面顯示了深厚的舊學功底。1926年從監理位置上退休以後，張元濟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淘漉、校勘整理、影印描潤等煩難而瑣細的工作中。該書1930年開始出版，因“一?二八”事變一度中斷，直至1936年才告竣。它在史書出版上所具有的承先啟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1948年8月，張元濟被選為當時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隸人文歷史學科，當選的原因是“主持商務印書館數十年，輯印《四部叢刊》等書，校印古本史籍，於學術上有重大貢獻”。

1936年，張元濟70歲。由蔡元培、胡適和王雲五發起，收錄當時二十多位文化界名人學者在各自領域的學術論文，編印了《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以此特殊方式為這位出版界前輩祝壽。在“徵文啟事”中，張元濟被朋友們稱為是“富於新思想的舊學家，也是能實踐新道德的老紳士”。這是對張元濟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態度的高度概括。趨新而不躁進，溫和而不保守。在這點上，張元濟與他的好友蔡元培頗有相似之處。當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學當校長，一方面引進胡適、陳獨秀等新人物，另一方面又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下，使各方面學者同流並進，為北京大學確立了一種非急功近利卻有助於學術、人格發展的文化精神環境，進而開創了中國現代學術和思想的新紀元。張元濟主持商務編譯所多年，同樣在大力引進新人、擘畫出版方針時，注意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既關注西方文化學術思想的譯介，又著力傳統典籍的整理，新與舊，中與西，並行不悖地共存於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結構中，從而使商務印書館別具一種有容乃大的恢宏氣度，進而引領了新式出版文化建設的新方向。這一南一北兩個最重要的學術文化機關，一個作為中國最高學府，一個作為中國最大書局，一起奠定了中國近現代新文化的基礎。

張元濟與名校

在交通大學的歷任校長中，第二任校長張元濟是一位頗具傳奇經歷、對教育文化事業及祖國文化的保存和傳播有大貢獻的人物。

1899年初，張元濟到達上海後不久，便應盛宣懷的邀請，出任南洋公學（現交通大學的前身）譯書院院長(據張元濟說，盛宣懷邀請他是由於李鴻章的推薦)。自此，張元濟開始了他在南洋公學3年多的工作歷程。南洋公學譯書院初創時院址設在虹口，同年秋遷往提籃橋。張元濟先後主持編譯了物理教材：英國莫爾旦的《格致讀本》、法國包爾培與英國保羅伯德台合著《中等格致讀本》；歷史方面的書籍有英國索米爾士的《萬國通商史》、勃克魯的《英國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國的《美國憲法史》等，實用科學有《社會統計學》幾種書籍。

1901年初，張元濟兼任公學代總理。接任後，他便致力於公學特班的籌辦。張元濟親自主持特班的招生考試，先筆試，後面試，共取學生42名，都是二三十歲，在中國文學方面有相當根基的人。

張元濟雕像張元濟對師資非常重視，認為一個作為嘗試性質和尖子的特班，必須有一流的教師。其時，張的老友蔡元培從紹興到上海。蔡雖未像張那樣參與維新活動，但同情維新派。他認為康梁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事先不培養革新人才，希圖以少數人取代政權，此為致敗原因。這一觀點與張吻合。故張請蔡出任特班主任，兩人一拍即合。特班另聘王舟瑤、趙從蕃為教習。

張元濟在南洋公學任職時期，特別是代任總理期間，工作繁重，加之路遠耗時，他平時住宿在學校里，極少回家。他時常直接找學生談話，詢問他們的功課。蔡元培任職後亦在校內住宿，兩人常作徹夜長談。

當年南洋公學學生平海瀾後來曾回憶張元濟在南洋公學的情景：張先生勵精圖治，真好。他是非常愛研究學問，勉勵先生讀新書。譬如本來我們是讀《史記》《漢書》《資治通鑑》《御批通鑑輯覽》等舊書的，他改掉了，教我們讀嚴復的《原富》。他的教法，讀一遍，一遍讀了好幾頁，馬上就回答，那么我們小孩子怎么答得上呢——十三四歲讀《原富》！從這段回憶中可知，張元濟在南洋公學是傾心盡力的，並對教學的內容和形式作了改革，其目的是培養學生的現代意識和愛國思想。

後來，因他的辦學思想與監學美國人福開森不合，1901年5、6月間，他便向盛宣懷請辭，未被接受，8月堅辭代總理職，專任譯書院院長。1903年，南洋公學由於經費短絀，譯書院及東文學堂停辦。張元濟遂離開南洋公學，加盟商務印書館，開始了其人生的又一重大轉折。從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業中，直至終老。

張元濟人際交往

張元濟與毛澤東的交往始於1949年9月。當時新中國成立在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張元濟這位為中國現代出版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愛國老人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

1949年9月19日，毛澤東邀請張元濟同游天壇，陪同遊覽的還有陳毅、劉伯承、粟裕等。一路上大家興致勃勃，談笑風生

毛澤東與張元濟等人共游天壇生，併合影留念。休息的時候，毛澤東請張元濟坐在身邊，問他早年在京做官時是否來過這裡。張元濟笑著回答：“這是皇帝敬天之處，我那樣的小京官豈能來此？”毛澤東聽了爽朗大笑。毛澤東還問了一些他早年參加戊戌變法，以及光緒召見時的情況。談到商務印書館，毛澤東說商務出版的書有益於人民大眾，他讀過商務出版的《科學大綱》，從中得到很多知識。毛澤東還說，商務出版的《辭源》，他在延安時總是放在案頭，寫作時常常翻閱。1949年10月11日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約見張元濟，並共進晚餐。張元濟向毛澤東建議，要想國盛民富，必須發展農業生產，毛澤東表示贊同。

1950年底，張元濟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懷著喜悅的心情於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寫信給毛澤東，並先後寄去“告存詩”《積雪西陲》和古詩《西藏解放歌》。毛澤東覆信對這兩篇詩作給予高度評價。他們之間前後通信共有十多次。

1952年底，上海籌建文史館，中央決定請張元濟出任館長。但張元濟因偏癱床榻，沒有同意。翌年春，陳毅市長兩度到其榻前轉達毛澤東指示：“上海文史館首任館長非其莫屬”。他不再推辭。

1958年春，周恩來總理到上海視察，特地去醫院看望病情日趨嚴重的張元濟。當周恩來對他說“主席特托我來探望您”時，張元濟臉上流露出欣慰之情。一年後張元濟謝世。

　　張元濟賣字

太平洋戰爭打響，上海“孤島”淪陷，商務印書館本部早已遷到後方，上海的商務發行所和各工廠都被查封，書籍被抄走460萬冊，鉛字50多噸，啟封時發還的只是一小部分。

張元濟仍留在那裡苦撐危局，既不向日偽當局註冊，更拒絕日偽的“合資”、“合作”，只以印刷一些舊版書籍 。

民國時期的張元濟和古籍勉強維持營業。他自己的家庭境況也日益窘迫，連為數不多的善本書都陸續賣掉了。即使如此，他也從來沒想過要低頭。大約1942年初，兩個日本人前來求見張元濟，他在對方的名片背後寫下“兩國交戰，不便接談”八個字，拒絕見面。他與汪精衛本來有私交，上世紀20年代，他去廣州，汪曾陪同他拜謁黃花崗烈士墓。當汪與日本人合作後，他就不再與其有任何來往，汪托人帶來與陳璧君合著的《雙照樓詩集》，他嗤之以鼻，始終不予理睬。

在一位親戚的建議下，張元濟開始賣字，他寫給商務天津分館經理的信中說：“上海百物昂貴，生計大難。弟今歲起以鬻書度月。”他參考當時書家的潤例，制定一份“鬻書潤例”，除了請京、津、杭等商務分館分發潤例、代收寫件，還將書法交給榮寶齋、朵雲軒、九華堂、汲古閣等書畫店代銷。當時他刻有一枚圖章，有“戊戌黨錮孑遺”字樣。他孫子張人鳳記得，每隔幾天，他就要在飯桌上寫幾件書法作品：“祖父用一個圓形的大硯台。竹製的筆筒內插滿了大大小小的毛筆。他寫得最多的是對聯。先將裁好的宣紙摺成七格，在飯桌上鋪好厚厚的幾層報紙，再將宣紙鋪上拂平，然後揮筆。有時我站在旁邊看著他寫，有時站在他對面，寫完一個字，幫著將紙向前挪動一點。祖父有幾本楹聯手冊之類的東西，可能是根據求字人的身份、愛好，挑選詞句。他揮筆時，我們在旁邊是不能說話的，寫完了，可以向他問長問短。”

汪偽政府的浙江省長傅式說附庸風雅，托張元濟的一位親戚送去一幅畫卷，請他題字，還附有11萬元的支票，他從支票的印章發現是傅式說，馬上斷然拒絕，退回支票，修書一封，其中說：“是君為浙省長，禍浙甚深……以是未敢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