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之敵

作為東漢最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班固引贏得了後世學者的廣泛讚譽。在史學界，他與司馬遷一起被稱為“班馬”或“馬班”；在文學界，他又與揚雄、張衡一起被稱為“班揚”、“班張”，也有人將他與馬融並稱“班馬”。可這些人雖與班固齊名，卻不與之同時。難道班固的學問在當時真是獨步天下，沒有對手嗎？

其實不然。與班固同期也有些與之齊名的文人，傅毅就是其一。兩人本是太學同學，經歷也極為相似，卻在文學創作中互不服氣，一生中在文學和史學領域有過數次“交鋒”。因此，把兩人稱作“一生之敵”，並不為過。

據陳其泰先生考證，班固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即16歲時到洛陽太學求學，與傅毅成為同學。從《後漢書·崔駰傳》中崔駰“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的記載來看，這種說法不無依據。當時，班、傅兩人已與崔駰一起在太學中嶄露頭角了。

後來，由於要為父守喪，班固不得不離開太學，回老家居憂。直到漢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以“私改國史”的罪名被逮至洛陽，後被漢明帝赦免，除蘭台令史，作《世祖本紀》。之後，班固遷為郎，典校秘書，“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這樣，曾經的太學同學又在洛陽相遇。不過，這時的班固，地位已在傅毅之上。據《後漢書·劉復傳》記載，劉復“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

傅毅可能無法接受曾與自己齊名的同學位居自己之上，於是寫了篇文章發牢騷。對此，《後漢書·傅毅傳》作了如實的記載：“(傅)毅以顯宗(即漢明帝)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看來，當時傅毅對自己地位低下的不滿是眾人皆知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和班固的較量自然不少，而漢明帝也給他們創造了不少比試的機會。

永平十七年，漢明帝召班固、傅毅、賈逵等人詣雲龍門，問司馬遷在《秦始皇本紀》中所下的贊語有無不對的地方。因編纂《漢書》而對《史記》了如指掌，班固自然大勝。他率先回答，說贊語中引用賈誼《過秦篇》的“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一句是不對的，贏得了漢明帝的認可。

又據《論衡》記載：“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神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漢明帝時神雀群集只見於永平十七年。班固、傅毅獻賦也當在此時。這次，二人的創作均得到了漢明帝的稱讚，平分秋色。

漢明帝時班固曾作《兩都賦》，傅毅也作了《洛都賦》、《反都賦》，反對遷都長安，無形中也構成一次“較量”。但史書並沒有記載這次“較量”的確切時間，只是班固在《兩都賦》中說到，當時東都洛陽修建宮室園林“以備制度”而西土耆老卻倡議遷都。不過，當時有一次同樣主題、同樣背景的創作，為確定這次“較量”的時間提供了線索。

《後漢書·王景傳》記載：“建初七年(82)，(王景)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都賦》，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明年，遷廬江太守……卒於官。”

王景歷仕漢明帝、漢章帝兩朝。而據《後漢書》記載，神雀諸瑞除見於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外，也見於漢章帝元和二年(85)，當時漢章帝正好“改廬江為六安國”。但王景在建初七年任徐州刺史，第二年改任廬江太守並死於任上。所以，《金人論》只能作於永平十七年，與之創作主題和創作背景完全相同的《兩都賦》、《洛都賦》、《反都賦》亦然。

從後世評價來看，《兩都賦》被選為《文選》首篇，成為京都大賦的代表，而《洛都賦》和《反都賦》則少有人知，當遜色不少。這樣，三次“較量”中班固兩勝一平，占盡上風。

漢章帝即位後，召傅毅為蘭台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二人又成了同事。這時，傅毅“作《顯宗頌》十篇，由是文雅顯於朝廷”。傅毅名聲大振，讓班固心中頗有不平。於是，他在給弟弟班超的信中譏諷傅毅“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引出了“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的千古話題。

實際上，傅毅作為當時的文史學家，卻是世人交口稱譽，與班固不相上下。《論衡》記載了當時人們的評價：“是以蘭台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所以，曹丕說：“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斯不自見之患也。”

班固與傅毅同為言語文學之臣侍奉漢章帝，為了“通諷諭”、“盡忠孝”，奉命進行文學創作自是常事，自然也不乏比試機會。傅玄在《連珠序》中就記載了“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連珠)”的事，可惜傅毅的連珠詩今已不存，無法比較。

漢章帝建初三年，馬防拜車騎將軍，請傅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直到建初八年，馬防被免，傅毅才免官歸家。在這期間，班固則和與馬氏有隙的竇憲交往甚密。漢和帝永元元年(89)，竇憲任車騎將軍，請傅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不久，竇憲升大將軍，又以傅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至此，三個太學同學又成為同僚，均作《北征頌》歌頌竇憲北伐的功績。而在現存作品中，班固還有《竹扇賦》、《白綺扇賦》，傅毅也有《扇賦》，或為同時之作。

在幕府中，班固和傅毅受到了竇憲的重用，希望有朝一日成就功名。他們的同學崔駰則因屢次勸諫竇憲無效而離開了。不久，傅毅去世，班固也在永元四年，因竇憲謀反案受株連，死在獄中。(作者：關小彬)

主要事跡

洛陽求學
班固自幼接受儒學世家的良好教育和薰陶，加之班固聰明好學，9歲就能寫文章、誦詩賦了。當時，父親班彪已經成了遠近聞名的學者，好多人都前來拜他為師或與他探討學問，受父親朋友輩學者的影響，班固開闊了眼界，學業大有長進。後來，父親有意續寫《史記後傳》，開始閱讀大量漢朝典籍。在父親的影響下，班固也開始留意漢事。這時，著名的思想家王充正值青春年華，從會稽老家來到京城洛陽遊學，他景仰班彪在學術上的高深造詣，也前來拜班彪為師，虛心求教。王充對於班彪的著史事業充滿敬意，稱讚班彪的著述可與太史公、揚雄媲美。由於他經常到老師家中請教，與年紀比他小五歲的班固逐漸熟悉起來，並對少年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賞備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的一天，王充又來向老師請教，恰好班固也在客廳里，並對他們談論漢事不時插上一二句頗具見識的話語，王充聽後十分驚奇，不禁撫摸著班固的後背，對老師說：“此兒必記漢事”，認為班固將來必定會完成撰著漢代歷史的重任!
隨著年齡的增長，班固開始不滿足於儒學世家的親職教育。為了進一步深造，班固於16歲時進入洛陽太學學習，在這裡，他用功苦學，貫通各種經書典籍，不論儒家或其他百家學說，都能深入鑽研，同時注重見識，並不拘守一師之說，不停留在字音字義、枝枝節節的註解上，而是要求貫通經籍的大義。這是他日後能夠成長為一代良史的極重要條件。在這裡，班固結識了崔胭、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學。由於班固性格寬容隨和，平易近人，不因為自己才能出眾而驕傲，所以得到了同學及士林的交口稱讚。到班彪死時，班固雖然年僅23歲，但已具備頗高的文化修養和著述能力。

私撰《漢書》
由於父親去世後生計困難，班固只好從京城遷回扶風安陵老家居住。從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鄉里平民的地位，這對上進心很強的班固是一沉重打擊。但他毫不氣餒，立志繼承父親未競之業的決心並沒有改變。班固認為，父親已經撰成《史記後傳》的部分，內容還不夠詳備，布局也尚待改進；沒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續寫。於是他在父親已成《史記後傳》的基礎上，利用家藏的豐富圖書，正式開始了撰寫《漢書》的生涯。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當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寫《漢書》的時候，有人告發班固“私修國史”，於是，班固被捕關進了京兆監獄，書稿也被官府查抄。當時，不僅“私修國史”是被嚴格禁止的，甚至“國史”一般也不能為個人所擁有。漢元帝時東平王劉宇上書求賜《太史公書》被拒絕之事，即可證明。
班固雖是外戚後代、儒學世家子弟，但他本身卻連個官階很低的郎官都不是，卻如此大膽，敢於私修國史，豈不是觸犯了朝廷大禁!前不久，扶風郡有一個叫蘇朗的人被人告發偽造圖讖，被捕入獄後，很快就被處死。面對這種形勢，班家老小十分緊張，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為了營救哥哥，立即騎上快馬從扶風安陵老家急馳京城洛陽，他要向漢明帝上書申訴，為哥哥雪除冤枉。
班固被告“私修國史”，身陷囹圄，不知將被如何處置，更為老母和家人的安全擔心。但他明白自己根本沒有什麼“罪”。他立志著史，不僅是為了繼承父親的遺志，而且也是要遠接從司馬遷、劉向、揚雄以來修史的傳統，更是為了宣揚“漢德”。西漢一代210餘年，有過赫赫功業，也有過許多弊政，其中治亂興衰，使人慨嘆，給人啟發，寫出一部“漢史”，正是當今學者的責任。何況王莽滅亡至今已40年了，再不及時撰成史書，後人所能獲得的史料豈不更少!所以他才拿起筆來，立志完成父親未競之業。不料遭人誣告，如果此番不明不白地被處死，那么父子兩代人的心血豈不盡付東流!為此，班固憂憤交加，心痛欲裂。
班超策馬穿華陰、過潼關，趕到洛陽上書為班固申冤，引起漢明帝對這一案件的重視，特旨召見班超核實情況。班超將父兄兩代人幾十年修史的辛勞以及宣揚“漢德”的意向全部告訴了漢明帝。這時，扶風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抄的書稿送至京師。明帝讀了書稿，對班固的才華感到驚異，稱讚他所寫的書稿確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釋放，並加以勸慰。明帝讚賞班固的志向，器重他的才能，立即召他到京都皇家校書部供職，拜為“蘭台令史”。

受詔修史
班固被拜為“蘭台令史”，最初受任與前睢陽縣令陳宗、長陵縣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等人，共同編撰東漢光武帝的事跡《世祖本紀》。班固與陳宗等同心協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紀》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讚揚。由於班固在編撰《世祖本紀》過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晉升為“郎”官，負責整理校讎皇家圖書。郎官是漢代進身的開始，班固的職務是校書，故稱“校書郎”。他繼續修撰光武一朝的史事，又撰成東漢功臣、平林、新市起義軍和公孫述的事跡，共成列傳、載記28篇。這樣，有關光武一朝的記載大體齊備。《東觀漢紀》是東漢皇朝的當代史，自明帝以後，章帝、安帝、桓帝、靈帝、獻帝歷朝都有續修，班固則是在它的創始時期作出了重要貢獻，開了一個好頭。
班固被召到京師以後，弟班超與母親也隨至洛陽，因“家貧”，班超“常為官慵書以供養”。班固被漢明帝任命為郎官之後，官階雖低，但與明帝見面的機會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顯露，逐漸得到漢明帝的寵愛。時間一長，明帝也關心地問起他的家庭生活，有一天，漢明帝突然想到前些日子趕到洛陽闕下為救班固冒險上疏的班超，便問班固：“卿弟安在?”班固回答說：“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明帝非常欣賞班超的勇氣和辯才，覺得他未得任用實在可惜，便授班超為“蘭台令史”。
這期間，班固的職務雖低，卻使班固得到較為安定的生活，更為重要的是，使他有條件接觸並利用皇家豐富的藏書，這就為他日後完成《漢書》提供了重要條件。
班固在撰寫光武一朝君臣事跡期間，顯露出卓越的才華，得到漢明帝的賞識。漢明帝鑒於班固具有獨立修撰漢史的宏願，也希望通過班固進一步宣揚“漢德”，特下詔，讓他繼續完成所著史書。班固從私撰《漢書》到受詔修史，是一個重大轉折，對於《漢書》的完成是一個有力的推動。從此，班固不僅有了比較穩定的生活，有皇家圖書可資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確認，再也不用擔驚受怕了。由於具備了這些條件，班固開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業之中，撰史進度大大加快。

奉旨撰書
班固48歲那年(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十一月，東漢朝廷有一件大事。議郎楊終上奏說：“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世則。”指出，當時由於經學流派的繁衍，解經歧異很大，影響經學的傳播和發展，因此，楊終建議應該像西漢宣帝召集石渠閣會議那樣，召集有權威的學者來講論五經，裁定經義。
章帝採納了這個建議，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效宣甘露石渠故事。”出席會議的有班固，博士趙博、李育，議郎楊終，郎官賈逵，魯陽侯丁鴻，廣平王劉羨，還有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等，會議歷時一個多月才結束。楊終在會議前因事入獄，由班固和趙博、賈逵等人上書，提出：楊終深曉《春秋》，學問淵博，請求章帝赦他出席參加會議。楊終自己又上書申冤，即日被允許交上一筆贖金，出獄與會。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會議，併兼記錄。會後他按章帝的旨意，將會議記錄整理成《白虎通義》一書。《白虎通義》一書內容十分龐雜，主要是“以陰陽五行為理論基礎，對西漢董仲舒以後的今文經學書》卷40《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書。”則這次會議的原始記錄為《白虎通德論》，再經班固整理成《白虎通義》(即《白虎通》)。《白虎通德論》後來亡佚。又，《後漢書》卷79《儒林列傳》記載說：“建國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由臣，薯為誦叟”和哀、平以降的讖緯之學所宣揚的君權神授、天人感應論、先驗情性論等進行了修補和總結，並對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國家制度、軍隊刑罰、禮儀規章、人倫關係以及耕桑商賈等進行了系統規定，具有國家憲章和神學法典的意義”，被視為宣揚讖緯神學的典型著作。

北征匈奴
班固“潛精研思”25年，撰成《漢書》，但由於《漢書》長期未能脫稿，沒有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班固主要是在默默無一聞中生活，如果說有一些影響的話，就是曾得到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賞識，然而也不過是做了個蘭台令史、校書郎、玄武司馬之類的小官。他看到那些才能不如自己的人，紛紛從政，獲得進身之階，風光一時，真有些不甘心。因此，班固也在等待時機，以求建功立業。在當時，建立軍功是實現這一願望的最好途徑，而班氏家族向來有與邊疆事務打交道的經驗，於是，班固也想通過邊境立功，獲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年屆58歲，因遭母喪，辭官守孝在家，得知竇憲被任命為將軍，率大軍攻伐匈奴的訊息，便決定投附竇憲，隨大軍去北攻匈奴。
光武帝時，竇融名列“雲台二十八將”之一，成為顯赫的功臣權貴之家。又歷明、章二世，竇氏勢力更加興盛。班固求進心切，利用班、竇兩家同鄉、世交的關係，決定投附竇氏家族。但他未能覺察，這時的竇氏專橫跋扈，已成了朝廷的危險勢力。
章帝初年，竇融的曾孫女被立為皇后，竇憲依靠身為皇后之兄的關係，很快升為虎賁中郎將，隨著權力的增長，他更加不可一世，隨便霸占別人的財產，無惡不作。
竇憲不但欺負一般的老百姓，甚至敢於欺負皇帝的姑母。皇帝姑母叫沁水公主，在洛陽擁有一座好園田，竇憲利用權勢賤價奪取過來，公主迫於他的氣焰，不敢同他計較。有一天，章帝乘車出行，經過沁水公主園田，高興地告訴竇憲這是沁水公主的園田。竇憲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事後章帝終於發覺沁水公主園田被竇憲侵占，怒不可遏，召來竇憲斥責道：你的手段駭人聽聞，竟敢欺負到皇姑頭上來了，明明是你已經霸占了公主的園田，還學趙高的樣子，“指鹿為馬!”“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正告竇憲說“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要他“深思前過”，痛改前非。竇憲自知闖了大禍，求竇皇后說情，最後退出公主園田，暫時了事。
(公元88年)，章帝卒，和帝即位，年僅10歲，竇太后臨朝。竇憲成了國舅老爺，很快即被起用為侍中，控制大權。他的弟弟竇篤被任為虎賁中郎將，竇景、竇壤被任為中常侍，兄弟叔侄“皆在親要之地”。凡竇憲本人的意旨，在外授意早有名望的舊臣寫奏書，在內由他向太后陳述，“事無不從”。竇憲專橫跋扈，無視朝廷法律，隨意殺人。齊殤王的兒子劉暢，因章帝喪事來朝弔問，乘機討好了竇太后，得到一個宮內職位。竇憲怕劉暢受寵，妨礙他專擅朝政，競派人將他刺殺。後來，事情暴露，竇憲被關在宮內，等候治罪。這下竇憲著了慌，請求率軍北征匈奴以贖死罪。當時正逢南匈奴請兵攻伐北匈奴，朝廷便拜竇憲為車騎將軍，率大軍出塞。竇憲北征匈奴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出現的。班固不知其中內情，隨軍出發，任中護軍，參與軍中謀議。
大軍從朔方三路北襲，竇憲遣各部將及匈奴左谷蠡王等，率精騎萬餘，在稽落山(今蒙古達蘭札達加德西北)大破北匈奴軍隊。竇憲與副將等登上遠離邊塞三千餘里的燕然山(蒙古杭愛山脈)，由班固撰寫《封燕然山銘》文，刻石紀功。班固還撰有《竇將軍北征頌》一文，對竇憲北征匈奴大加歌頌。竇憲班師後出鎮涼州。第二年，北匈奴單于因大敗之後勢力衰弱，派親王向竇憲通報希望覲見東漢皇帝，請求派使者前來迎接。竇憲上奏，派遣班固以中護軍兼代中郎將職務，與司馬梁諷一起，帶領數百人騎馬出居延塞(今甘肅額齊納旗)迎接，正遇上南匈奴出兵打敗北匈奴，班固一行到達私渠海(在稽落山西北)，獲知北匈奴已遁走而折回。永元三年(公元91年)，竇憲派部將出兵北擊，此後北匈奴向西遠徙，東漢最後解除了匈奴的威脅。

含冤被害
班固從竇憲北征匈奴以後，進入竇憲幕府。此時的竇憲，因為平匈奴有功，威名大盛，心腹眾多，官員進退都由他一人決定，朝臣震懾，望風希旨。尚書僕射鄭壽、樂恢由於招致他的不滿，被迫相繼自殺。竇憲的三個弟弟又把持著衛尉、執金吾、光祿勛的要職，竇氏家族還有十幾人任城門校尉、將作大匠、少府等。他們在京城無法無天，奴僕肆意強奪民財，侵害百姓，搶奪民女。街市上的店鋪害怕竇氏，看到他們，都像逃避強盜一樣，緊鎖店門，躲避起來。他們大權在握，仍不滿足，又想殺死皇帝，奪取最高權力。永元四年(公元92年)，竇憲的爪牙鄧疊、女婿郭舉等陰謀在宮中殺死和帝。和帝覺察到他們的陰謀，事先與中常侍鄭眾定計，把鄧疊、郭舉等收捕斬首，並將竇憲等人革職，送回封地，竇憲等被迫自殺。班固本來與竇憲案件毫無關係，但在封建時代，一人有罪，株連甚廣，班固因與竇憲關係密切而被免職，以後又被冤枉逮入監獄。當時的洛陽令種兢對班固一家懷有私仇。因為班固平常對子弟管教不嚴，有的子弟不守法紀，地方官吏感到頭痛。曾有一次，種兢出行，班固的家奴因喝醉酒衝撞了他的車騎，種兢手下官吏對他推搡訓斥，家奴迷迷糊糊，口出惡言，種兢大怒，可是畏懼竇憲威勢，不敢發作，從此懷恨在心。竇憲案發後，以前竇家的賓客一一被逮捕拷問，種兢藉機報復，將班固關進監獄。在獄吏的拷打折磨下，這位對中國文化史作出傑出貢獻的人物竟冤死獄中，卒年61歲。事後，和帝曾下詔譴責種兢公報私仇的惡劣做法，並將害死班固的獄吏處死抵罪。

文學貢獻

《漢書》
他的《漢書》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為後世封建王朝官修正史的楷模（對此將有專章介紹）。作為賦家，他的創作活動主要表現在身體力行地提倡散體大賦上。班固有濃厚的忠於皇室的正統思想。

《兩都賦》
根據明帝批評司馬遷《史記》 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 表彰司馬相如頌述功德，……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的詔令（見《文選·典引序》），他不僅在《離騷序》中，一反自西漢劉安《離騷傳》以來對屈原的高度評價，指責屈原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對不容，沉江而死，亦貶潔狂狷景行之士 ，而且在《兩都賦序》中，與揚雄論賦截然相反，對以司馬相如為首的西漢大賦從為封建王朝興廢繼絕，潤色鴻業 的角度，給予了毫無保留的全面肯定，將其與儒家至高無上的經典《詩經》相提並論，贊其 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炳焉與三代同風 ，認為 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缺也.正是在這種思想理論的支配下，他在明帝永平年間創作了著名的《兩都賦》。
《兩都賦》在結體與手法上完全仿效司馬相如《子虛賦》。《子虛賦》分《子虛》、《上林》兩部分，《兩都賦》則分《西都》、《東都》；《子虛賦》虛擬 亡是公 針對楚之 子虛 、齊之 烏有先生 互相炫耀，而明天子之義 ，《兩都賦》由虛擬 東都主人 針對 西都賓 讚揚長安， 望朝廷西顧 ，而 盛稱洛邑制度，以折西賓淫侈之論 ；《子虛賦》前後兩部分轉接用 亡是公聽然而笑曰 ，《兩都賦》則用 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曰.兩相比較，如出一轍，在總體風格上缺乏藝術創新，未能越出西漢藩籬，不過是以超過《子虛賦》近一千二百字的篇幅，更加典麗宏大而已。
至於相如《子虛賦》針對當時諸侯曾割據謀叛，而維護皇朝統一，且就帝王淫侈，儘管委婉，畢竟有所諷諫，而揚雄《長揚賦》，諷諭之旨則更為自覺；但班固《兩都賦》選材不過是涉及都長安、洛陽，哪個更有利王朝統治，中心思想則只在 宣上德而盡忠孝 ，從內涵意義而言，又似不如了。
然而班固畢竟天資聰穎， 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 （《後漢書》本傳），學識淵深，有精湛的藝術修養，寫作文章，獨具風範。《後漢書·班固傳贊》評道： （班）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娓娓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這種特色在《兩都賦》中，也有明顯的表現。
首先，《兩都賦》所描述的具體內容，已不再像司馬相如那樣重在帝王宮苑、遊獵，而是借鑑揚雄《蜀都賦》，創造性地發展為京都山河形勢、表里布局和雄偉氣象，雖然不能全免大賦誇張渲染失實之病，但由於採用了不少實際的歷史地理資料，而不顯過分虛浮，有真切的現實感。如對長安城內及郊野的介紹：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鏇，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
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堤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臿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棻。
無論是都城形勝、街市繁華，還是郊野氣象、農桑豐碩，都有具體而生動的藝術表現，確實 文贍而事詳 ，引人遐想。另外，在語言的運用上，排偶之中，音調和諧，極少奇僻的異體字，明暢順達，無漢賦常見的臃腫澀滯之弊，又確實 使讀之者娓娓而不厭.正因如此，班固贏得了與司馬相如、揚雄以及稍後張衡並稱漢代四大賦家的盛譽，《兩都賦》所開創的京都大賦體制，也直接影響了張衡《二京賦》以及西晉左思《三都賦》的創作，不僅蜚聲文壇，而且被蕭統《文選》列為第一篇，劉勰也稱其明絢以雅贍.儘管《兩都賦》在藝術上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歷來為士大夫所重，但是總體來看，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革除早已被揚雄針砭的散體大賦自身具有的通弊，從而扭轉其衰竭之勢。就賦體文學發展的趨勢而言，當大賦已經定型為以 窮泰極侈 的筆墨達頌聖之旨，即便有諷諭，也不過 勸百諷一 ，而以騷體為代表的抒發內心情懷之賦，正越來越成熟，在顯示出強勁的藝術生命力之時，仍要恪守老路，企圖重新振興，畢竟是違反客觀規律，逆歷史潮流而動，斷不會成功。
其實在對待賦體文學的正常發展走向上，班固實際也是自相矛盾的。這不僅表現在其於明帝永平初給輔政的驃騎將軍東平王劉蒼的奏記中，曾高度評價屈原： 屈子之篇，萬世歸善。 與以後希明帝詔旨誹毀屈原 露才揚己 大相逕庭，並效《離騷》之體，作《幽通賦》述志明意，而且當章帝繼位後，因官職未能高升而有怨思時，又效東方朔托古慰志，疏而有辨 的《答客難》體，作《答賓戲》，儘管表面上堂皇地表示自己 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為業 ，但通過 賓 之口 戲主人 所說的 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 ，仍能味出其內心不平衡的情緒。正如范曄《後漢書》本傳所道破的： 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作《賓戲》以自通焉。 所以雖然成就不能與東方朔獨闢蹊徑相比，然而還是發泄了隱秘的真情。

墓地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將軍竇憲領兵征匈奴，他以中護軍職隨軍參贊，獲大勝，於燕然山刻石記功。後竇憲被劾自殺，他受株連被免官。時洛陽令種兢以私怨乘機報復，將他下獄，摧殘致死，時年六十一歲。

班固墓在陝西省寶雞市扶風境內沿西寶北線公路傍邊的太白鄉浪店村，被評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代表作品

《明堂詩》、《辟雍詩》、《靈台詩》、《寶鼎詩》、 《白雉詩》、 《論功歌詩》、《詠史》、《幽通賦》

作品風格班固是東漢前期最著名的辭賦家，著有《兩都賦》、《答賓戲》、《幽通賦》等。東漢建都洛陽，“西土耆老,鹹懷怨思”(《兩都賦序》)，仍希望復都長安，而班固持異議，因此作《兩都賦》。賦中以主客問答方式，假託西都賓向東都主人誇說西都長安的關山之險、宮苑之大、物產之盛。東都之人則責備他但知"矜誇館室，保界河山"，而不知大漢開國奠基的根本，更不知光武遷都洛邑、中興漢室的功績，於是宣揚光武帝修文德、來遠人的教化之盛，最後歸於節儉，“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兩都賦》體制宏大，寫法上鋪張楊厲，完全模仿司馬相如、揚雄之作，是西漢大賦的繼續。但在宮室遊獵之外,又開拓了寫京都的題材，後來張衡寫《二京賦》、左思寫《三都賦》，都受他的影響。《兩都賦》雖也鋪采□文，但未過分堆砌辭藻，風格比較疏宕。《幽通賦》為述志之作，表示他守身弘道的志向。寫法仿《楚辭》，先述自己家世,後寫遇神人預卜吉凶，再寫他誓從聖賢的決心。所謂幽通，即因卜筮謀鬼神以通古今之幽微的意思。另有《答賓戲》，仿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表現自己“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的志趣。此外，他為竇憲出征匈奴紀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銘》，典重華美，歷來傳誦，並成為常用的典故。班固在《漢書》和《兩都賦序》中表達了自己對辭賦的看法。他認為漢賦源於古詩，是“雅頌之亞”，“炳焉與三代同風”。他不僅肯定漢賦“抒下情而通諷諭”的一面，而縣肯定它“宣上德而盡忠孝”的一面，實際上也肯定了漢賦的歌功頌德的內容。在《離騷序》中，班固對屈原作了不正確的評價，他認為屈原"露才揚己“，雖有”妙才“、”非明智之器“。都表現了他囿於儒家正統思想的局限性。班固另有《詠史詩》，□緹縈故事，為完整五言體，雖質木無文，卻是最早文人五言詩之一。《隋書·經籍志》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代張溥輯有《班蘭台集》。

目錄學家

生平

班固的祖先於秦漢之際在北方從事畜牧業致富。後來世代從政，並受儒學薰陶。曾祖父況，舉孝廉為郎，成帝時為越騎校尉；況女被成帝選入宮中為婕妤；大伯祖父伯，受儒學，以“沈湎於酒”諫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博學，官至右曹中郎將，曾與劉向校理秘書；祖父稚，官至廣平相，被王莽排擠而為延陵園郎；父親班彪，曾在光武帝時徐縣令，後來專心於史籍研究，編寫《史記·後傳》數十篇，是東漢著名的史學家。

班固自幼聰慧，九歲能誦讀詩賦，十三歲時得到當時學者王充的賞識，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後入洛陽太學，博覽群書，窮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學返回鄉里。居憂時，在班彪續補《史記》之作《後傳》基礎上開始編寫《漢書》，至漢章帝建國中基本完成。

永平元年(公元58年)班固向當時輔政的東平王上書，受到東平王的重視。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改作國史”。皇帝下詔收捕，班固被抓，書籍也被查抄。幸得其弟班超上書申說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將其書稿送到朝廷。漢明帝了解情況後，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命他為蘭台令史（蘭台是漢朝收藏圖書之處），掌管和校定圖書。明帝時，曾任蘭台令史（中央檔案典籍管理員），秩俸為二千石，與陳宗、尹敏、孟異共同撰成《世祖本紀》，升遷為郎，負責校定秘書。又與人共同記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跡，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上。

章帝時，班固職位很低，先任郎官。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升為玄武司馬，是守衛玄武門的郎官中的下級官吏。由於章帝喜好儒術文學，賞識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宮廷侍讀。章帝出巡，常隨侍左右。奉獻所作賦頌。對於朝廷大事，也常奉命發表意見，與公卿大臣討論，曾參加論議對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漢宣帝石渠閣故事，在白虎觀召集當代名儒討論五經同異，並親自裁決。其目的是廣泛動員古文學派的力量，促進儒家思想與讖緯神學緊密結合，加強儒家思想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在這次會議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記錄，奉命把討論結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

章帝後期，班固辭官回鄉為母親服喪。

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將軍竇憲奉旨遠征匈奴，班固被任為中護軍隨行，參預謀議。竇憲大敗北單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內的杭愛山），命班固撰寫了著名的《燕然山銘文》，刻石記功而還。班固與竇憲本有世交之誼，入竇憲幕府後，主持筆墨之事，關係更為親密。永元四年，竇憲在政爭中失敗自殺，洛陽令對班固積有宿怨，藉機羅織罪名，捕班固入獄。同年死於獄中，年六十一歲。此時所著書，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班固著漢書未完成而卒，和帝命其妹班昭就東觀藏書閣（東漢皇家圖書館）所存資料，續寫固之遺作，然尚未畢便卒。同郡馬續，乃昭之門人，博覽古今，帝乃召其補成七“表”及“天文志”。

此外，班固也是東漢最著名的辭賦家之一，著有《兩都賦》、《答賓戲》、《幽通賦》等。

成就

開創正史地理志
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是從班固的《漢書·地理志》開始的。班固生活的時代是漢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際，王朝空前統一和強盛，經濟發達，版圖遼闊，陸海交通發達。地理知識的積累遠非《山經》和《禹貢》時代可比，社會生活和管理對地理知識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則憑證實，遠則憑傳聞，而是國家掌握的各地方當局的直接見聞，乃至相當準確的測繪和統計了。記錄大量實際地理資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現雖是那個時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卻是班固對後世的重大貢獻。封建時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難流傳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後世王朝的保護下，較易流傳下來。班固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後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這樣就為我們今天保留了豐富的地理資料，為研究中國古代地理學史及封建時代的社會、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條件。班固對正史《地理志》的開創之功不可忽視。

開創政區地理志
班固《漢書·地理志》的結構內容共分三部分：卷首(從“昔在黃帝”至“下及戰國、秦、漢焉”)全錄《禹貢》和《周禮·職方》這兩篇，並依漢代語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從“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終)輯錄了以《史記·貨殖列傳》為基礎的劉向《域分》和朱贛《風俗》；正文(從“京兆尹”至“漢極盛矣”)主要寫西漢政區，以郡為綱，以縣為目，詳述西漢地理概況。這部分是以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國疆域、行政區劃為基礎，敘述了103個郡國及所轄1578縣(縣1356，相當縣的道29，侯國193)的建置沿革、戶口統計、山川澤藪、水利設施、古蹟名勝、要邑關隘、物產、工礦、墾地等內容，篇幅占了《漢書·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這種以疆域政區為框架，將西漢一代各種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現象分繫於相關的政區之下，從政區角度來了解各種地理現象的分布及其相互關係的編寫體例，可以稱之為政區地理志。這種體例創自班固，表現了他以人文地理為中心的新地理觀。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經》《職方》等，一般都以山川為主體，將地理現象分列於作者所擬定的地理區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區的現實情況。《禹貢》雖然有了地域觀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線來劃分九州，分州敘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僅是個理想的制度，並沒有實現過。所以《禹貢》還不是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為綱領的地理著作。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為中心的新地理觀，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還因為他生活在東漢這
個具體的歷史時代。我國行政區划起始於春秋戰國之際，但尚未有統一四海的封建國家出現。隨後的秦代雖然一統天下，但歷時很短。自漢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東漢，已經有了200多年長期穩定的歷史，在疆域廣袤的封建大帝國內，建置並完善了一套郡(王國)—縣(邑、道、侯國)二級行政區劃。長期實施的社會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觀念的產生。班固的這種新地理觀隨著大一統觀念的加強，隨著重人文、輕自然、強調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鞏固而一起被長期繼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漢書·地理志》為藍本，而且自唐《元和郡縣誌》以下的歷代全國地理總志也無不仿效其體例。班固的地理觀及其《漢書·地理志》模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是為我國保留了一大批極有價值的人文地理資料，另一方面也妨礙了自然地理觀念的發展。直到明末《徐霞客遊記》問世之前，我國始終缺乏對自然地理現象進行科學描述和研究的專著，
至多只有記錄自然地理現象分布和簡單描述的作品，往往還是像《水經注》那樣以人文地理資料的記錄為主。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班固的地理觀及其《漢書·地理志》模式的影響不能不說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開沿革地理之始
班固不僅在《漢書·地理志》中首創了政區地理志的模式，同時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漢書》雖然是西漢一朝的斷代史，但《漢書·地理志》記述的內容超出西漢一朝。它“因先王之跡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採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戰國、秦、漢”。它是一部西漢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國的古代歷史、政區沿革等。比如，卷首寫漢前歷代疆域沿革，除全錄《禹貢》、《職方》兩篇外，班固還在《禹貢》前增以黃帝至大禹、《禹貢》與《職方》間加以大禹至周、《職方》後綴以周至秦漢的簡略沿革，保持了漢以前區域沿革的連續性。又比如，卷末輯錄了劉向的《域分》和朱贛的《風俗》，分述以秦、魏、周、韓、鄭、陳、趙、燕、齊、魯、宋、衛、楚、吳、粵(越)等故國劃分的各地區概況，其中沿革是重要內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於政區地理的框架中納入其他門類的地理現象，將其分繫於各有關的郡國和縣道之下，並主要採取注的形式敘述各郡國從秦代到王莽時的建置沿革。縣一級政區並載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後的正史地理志、全國地理總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後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為中國古代地理學的重要部分。

記錄大量資料
班固的《漢書》是我國西漢的斷代史，其中記載了當時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資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溝洫志》和《西域列傳》等篇目中。例如，僅《漢書·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記載川渠480個，澤藪59個，描述了全國300多條水道的源頭、流向、歸宿和長度，是《水經注》出現以前內容最豐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還記載有153個重要山嶽和139處工礦物產位置分布情況；有屯田的記錄；有水利渠道的建設；有各郡國及首都長安、少數重要郡國治所及縣的戶數和人口數統計資料113個，是我國最早的人口分布記錄，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統計資料。書中有陵邑、祖宗廟、神祠的分布；有具有歷史意義的古國、古城及其他古蹟記錄；有重要的關、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內容等。總之，《漢書》中所記載的自然地理、經濟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軍事交通地理等內容為今天研究漢代的社會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記載邊疆資料
班固的《漢書》在《地理志》《西域列傳》等篇中記載了大量的邊疆地理資料。西漢是我國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之一，幅員遼闊，交通、文化、經濟發達。經過武帝時張騫的幾次出使西域和漢軍的幾次出征，開通了絲綢之路；經過張騫等人的“通西南夷”，對當時西南地區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漢時對東南沿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認識。這些在《漢書》中有豐富的記載。如《漢書·地理志》最早記載了一條從今徐聞西出發到印度南部和斯里蘭卡的航海線，對沿途各地的地理現象做了記錄。又如，《漢書·嚴助傳》記載淮南王說閩越(即福建)的情況是“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再如，《漢書·匈奴傳》記載漢元帝時候應上書說：匈奴“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又說：“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內容說明漢代人們對邊疆地理已有相當程度的認識，給我們今天留下了豐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國東漢著名的學者，《漢書》中有關地理方面的記述是他根據檔冊進行抄錄、編纂而成的，特別是《地理志》博採西漢以前的地理著作匯為一篇。著書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漢朝使之“揚名於後世”，同時為當時行政管理服務。因此，地理的內容以政區沿革地理為框架，自然地理內容排在其次。這樣以人文地理為主的地理觀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一致，《漢書·地理志》的模式容易被後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國總志、地方志仿效，從而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產生很大影響。班固所開創的《漢書·地理志》模式對後世沿革地理的蓬勃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但也阻礙了自然地理的進步；它記錄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資料，但也阻礙了理論的發展，特別是自然地理學理論的發展。從《漢書·地理志》的內容來說，它是從事中國疆域政區沿革研究的基礎，是研究我國疆域地理必讀的書，是研究漢代地理必讀的書。
總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學的開創和地理資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是中國封建社會頗有影響的歷史地理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