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主張

王充是東漢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學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1.天自然無為

王充認為天和地都是無意志的自然的物質實體，宇宙萬物的運動變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無為的結果。他認為萬物是由於物質性的"氣"，自然運動而生成的，"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生物間的相勝是因為各種生物筋力的強弱、氣勢的優劣和動作的巧便不同，並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麼有意志能禍福的人格神。

2.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認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產物，"人，物也；物，亦物也"，這樣就割斷了天人之間的聯繫。他發揚了荀子明於天人之分"的唯物主義思想。他說："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他認為社會的政治、道德與自然界的災異無關，所謂"天人感應"的說法只是人們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擬天的結果。

3.神滅無鬼

王充認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於他有精氣血脈，而"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他認為人死猶如火滅，火滅為何還能有光?他對於人的精神現象給予了唯物的解釋，從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惡報應"的迷信。

4.今勝於古

王充反對"奉天法古"的思想，認為今人和古人相"齊"，今人與古人氣稟相同，古今不異，沒有根據說古人總是勝於今人，沒有理由頌古非今。他認為漢比過去進步，漢在"百代之上"，因為漢在"百代"之後。這種見解與"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是完全對立的。

成就

王充喜歡博覽群書，但是不死記章句。小時候家裡窮沒有書，經常去逛洛陽集市上的書店，閱讀那裡所賣的書，看一遍就能夠背誦，於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後來回到鄉里，住在家裡教書。會稽郡徵聘他為功曹(官職名)，因為多次和上級爭論，和上級不合而辭職離開。

他擅長辯論，開始的話好像很詭異，最後卻又得出實在的結論。他認為庸俗的讀書人做學問，大多都失去儒家的本質，於是閉門思考，謝絕一切慶賀、弔喪等禮節，窗戶、牆壁都放著刀和筆。寫作了《論衡》八十五篇，二十多萬字，解釋萬物的異同，糾正了當時人們疑惑的地方。其中《訂鬼》已是中學課文。訂正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對鬼的認識。

刺史董勤徵聘他為從事(官職名)，改任治中(官職名)，自己辭職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謝夷吾上書推薦王充有才學，漢肅宗特地下詔派遣公車（朝廷徵聘賢人特定的車馬）去徵聘他，因為得病沒有去。當時年近七十，體力和腦力都衰弱了，於是寫作了《養性書》十六篇，倡導節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漢和帝年號）年間，病死在家中。生平著述有《譏俗》、《政務》、《養性》、《論衡》。其中《譏俗》、《政務》、《養性》現已失傳。

生平

家族顯赫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後。元城王氏在西漢時期極為風光，自開基始祖王賀始，王氏一門內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將軍及各級官吏，一時間，元城王氏勢齊雲霄，榮耀非凡。到了王莽時候，廢漢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頂峰，成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隨著王莽政權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勢力急劇膨脹時期開始顯達。 “幾世嘗從軍有功”，驍勇善戰，後被封到會稽陽亭（具體位置及轄域現已不可考，一說湖州，一說義烏，但位在江浙一帶是肯定的），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趙之地遷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養、有爵位功勳，加上朝中有人蔭蔽，遷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為當地一方大戶。可惜好景不長，長期以來養成的豪門習氣改變了這個家族的命運，王充祖上丟掉了爵位和封地，成為以農桑為業的普通人家，家族也從此走向衰落。
燕趙之地向來風行任俠鬥氣，由河北南遷而來的王氏家族也還保留著這種彪悍的作風，軍功起家使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平日裡飛揚跋扈，仗勢凌人，鄉親們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後也不知道收斂，依舊橫行鄉里，遇到災荒之年，又幹些殺人越貨的勾當，結果仇家越來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終日。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時候，正逢上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間用武力解決私怨，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丟棄幾近精光的祖業，率全家遷居到會稽錢塘縣(今浙江杭州)，靠經商餬口。王充父輩有二人：長子王蒙，次子王誦，王誦即王充的父親。搬到錢塘縣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鬥氣逞勇比其先輩有過之而無不及，到處欺負別人，大耍無賴，後來與當地一個丁姓豪強結怨。幾番爭鬥下來吃了不少虧，遂又舉家倉皇出逃，落戶上虞章鎮。
為了講述自己的家族淵源，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順帶記載了祖上的這些不光彩行徑，本意是為了凸顯自己出身貧賤，“宗祖無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時印證自己“疾虛妄”而稟實言之的人生信條，結果卻遭到了很多人的誤解。史學家劉知幾認為這不合綱常，斥王充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醜呢？後人也多有詬病，“歷詆其祖父之惡，恐難稱孝”。意思是，別人都可以記，就是你王充不能記！，但王充偏偏這樣做了！在那個做出孝道就可以揚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時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為祖上諱，其特立獨行可見一斑。
在王家遷居上虞後不久，王誦迎來了長子的誕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時王家已十分窮困，“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王充十歲左右時候父親去世，成為孤兒，家族頂樑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趨殘破。

孤門細族
王充一生業儒業道，仕路不亨，只作過幾任郡縣僚屬，且多坎坷沮阻，從事跡上看，既無悲歌慷慨之行，也無驚天動地之業。因此無論是他自己寫的長篇自紀，還是范曄為他作的正史傳記，他的事跡都甚寥寥，實在無法引人入勝。
王充自謂出自“孤門細族”，但種種跡象表明，王家祖上還是比較風光的。《論衡·自紀篇》（下引此書，只注篇名）曰：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鹹不揆（原諒）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仇眾多。會世擾亂，恐為仇家所擒，祖父汛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商賈為事。
元城，舊縣，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北。充說其先“一姓孫一”，字頗費解，論者疑有脫誤，甚是。根據上下文意，後“一”字下當脫“姓王”二字。王氏意謂其先祖“一姓孫，一姓王”。同祖兩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頗疑王充祖先乃王孫氏之族，為先秦某工族之後，後來才分為二姓：一姓王，一姓孫。由此看來，王充的血統曾是很高貴的。
在漢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會稽陽亭。亭侯是漢代軍功爵之一。漢制，從軍立功者，依軍功大小可食邑於縣、鄉、亭。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以上則是縣。亭的大小，約相當於後世的堡或村。級別不高，但可坐食其稅，是箇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長，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發事變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無爵可繼，有家難歸，王充的祖先們只好就近安置下來，男耕女織，以農桑為業，成了會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驍勇使氣，結果結怨甚多，眾人皆怨。一遇天災歲歉，王充的祖先們又幹些攔路搶劫，殺人越貨的勾當，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漢末年天下動盪，秩序大亂，王汛擔心亂中被仇家綁票，於是收拾細軟，“舉家擔載”，或肩挑，或車載，離開陽亭，先遷會稽（今浙江紹興），最後留居於錢塘縣，以轉手倒賣，賈販經商為業。由此可見，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孫，而西漢封侯，進而農桑賈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輩共有二人：王蒙、王誦。王誦即是王充的父親。王充祖輩好勇任氣之習，至王蒙、王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終於又與地方豪強丁伯家結下深仇，錢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舉家遷入上虞。
這真是一個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時，已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再加“宗祖無淑懿之德”。確實是一個“孤門細族”之家（《自紀》）。在這個家裡，迎接王充降臨的，不僅沒有任何財產、名譽地位，而且更讓他背上了一個先人無德，祖宗無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後來王充成名後，還有人以此來譏諷他。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詳盡地記載了這些家庭狀況，是比較真實的。對此，劉知幾卻不以為然，認為：“王充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必責之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傳篇》）實在不是通達之論。

幼讀經史
王氏家族雖然不是地方大戶，但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評傳》說“他的家庭是屢受排擠而行將落入貧苦勞動民眾隊伍中的家庭。”（《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二卷）這個估計是合乎實際的。王家祖宗儘管在社會上大耍無賴，好勇鬥氣，但對王充還是十分痛愛的，也十分注意培養。《後漢書》本傳說：“充少孤，鄉里稱孝。”似乎他從小不是失去父愛，就是缺乏母慈。這並不符合實際。王充《自紀》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嘗答，母未嘗非，閻里未嘗讓(譴責)。”可見雙親俱在，且很慈愛，未嘗見背。王充少時，不喜歡押呢戲辱等無聊遊戲。其他小孩喜歡掩雀捕蟬，戲錢爬樹，王充從來不去參與，表現出孤介寡和，端莊嚴整的氣質。這引起王誦的重視，六歲便教他讀書寫字，八歲進他上國小。書館中學童百餘人，都因過失和書法不工遭到先生體罰，唯有王充書法日進，又無過錯，未嘗受責。學會寫字，王充告別了書館，開始了儒家經典的專經學習和儒家道德的修練。
《自紀》說：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
可見王充接受的正規教育仍然是儒家的倫理，使用的系統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經典《論語》、《尚書》，與常人並無兩樣。鄉學既成，王充乃負笈千里，遊學於京都洛陽。在洛陽，王充入太學，訪名儒，閱百家，觀大禮，大開了眼界，大增了學問，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實的學術風格。

負笈京師
東漢的京師在洛陽，當時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陽的一位書生，奪得天下後，特別注重文雅，尤向儒術。史稱他“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收集典籍，徵招遺隱，“於是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籍，雲會京師。”為了安撫這批飽學通經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學，設博士，用他們來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學既是當時全國的最高學府，而且典籍豐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國最權威的學術活動中心。因此四方郡縣都挑選優秀青年進入太學深造，王充亦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到太學學習。
王充到太學的時間，大約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謝承《後漢書》載：“班固年13，王充見之，撫其背謂班彪曰：‘此兒必記漢事。’”謝承書已佚，此文見於范曄《後漢書·班因傳》李賢注。班因生於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歲，班固13歲，王充到京師時，已年滿18，正當漢光武二十年。風華正茂，正是學知識，長見識的大好時機。不過，當時太學受今文經學的影響，盛行章句之學。傳經注重家法師承，先生們將先師的遺教記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稱為“章句”。弟子們反覆記誦，味同嚼蠟；恪守師訓，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緯書讖記，事無巨細，皆決於圖讖，神學迷信，充斥學壇。太學教育，不僅方法僵死，而且內容虛誕。好在這時王充的前輩學者社林、鄭眾、桓譚、班彪等人都在京師，他們都是古文經學家，博學淹貫，號稱大儒。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和班彪最為推崇，受他們的影響也最深。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於桓譚。桓譚（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濉溪縣）人。“博學多通，遍習五經”，是兩漢之際著名學者。著有《新論》一書。他治學的特點也是“訓詁舉大義，不為章句”，與班氏父子學風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頗具求實精神，喜好古文經學，常與劉歆、揚雄“辨析疑異”，尤其反對當時盛行的讖緯神學，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著殺頭的危險非議讖緯神學，對俗儒的鄙俗見解更是深惡痛絕，常常調筆譏諷，“由是多見排抵”。桓譚求實的治學精神，王充特別欣賞，他在《論衡》書中多次讚賞說：“（桓譚）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超奇》）“世間為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定賢》）
王充本來對漢代的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等人十分讚賞，但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最為激賞，說“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論難追”（《案書》片“彼子長（司馬遷）、子云（揚雄）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趙奇》）認為舒仲其文雖奇，猶可學而及之；桓譚出語高峻，非可企及。甚至與以論說為長的太史公、揚雄相比，桓譚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說桓譚為漢世學術界值定是非，就像一個公正的執法官一樣。從前漢朝的丞相陳平出佳之前，在閻里“分均若一”，這是能當丞相的象徵。桓譚論議平實如陳平之分物，也是當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毀讖緯，貶死途中。王充將這位沒過過一天丞相癮的落拓之士稱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並將桓譚作《新論》與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在於《新論》者也。”（《定賢》）又說“質定世事，論難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書》）評定世間的事情，討論世間疑難，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受桓譚的影響，王充對神學迷信、俗說虛妄也深不以為然，他後來撰著《論衡》一書，其主旨也是“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對作》），與桓譚《新論》的主題如出一輒。
當時在京師的青年學者除班因外，還有賈逵、傅毅、楊終等，俱曾為官蘭台，王充也與他們有所往來。蘭台是東漢的皇家圖書館和國家史館，在那裡讀書作文，皆由公家供應紙墨，條件優越，待遇優厚，是一個清高又實惠的學術機構，因此時人稱進入蘭台為登蓬萊，世以為榮。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東漢歹（的古文經學家。其父賈徽嘗從劉歆習《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訓；通《左傳》及五經本文。《後漢書》本傳又說他“自為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是一個兼得親職教育和太學教育雙美的幸運兒。他博通五經，兼明今古，對《左傳》、《國語》、《周禮》尤其專門，特別是對《左傳》的興旺發達，功勞甚大。同時他對於今文家的《大夏侯尚書》、《穀梁傳》也十分精通。他還是漢代第一個遍注群經的大儒，史書說“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明帝時，拜為郎官，與班固同在蘭台校書。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水平中在平陵習章句，深為章句之學的破碎支離所苦惱，因作《迪志詩》，以殷高宗賢相傅說後裔自居，說：“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遂以大義文採為務，斐然成章。章帝時，授蘭台今史，與班賈同業，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師習《春秋》。後隨郡上計吏至京師，見三府為《哀牢傳》不成，楊終因來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況，作傳上之，今天《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的《哀牢傳》就是楊傳的改編本。明帝奇其才，征詣蘭台，拜校書郎。
班賈傅楊，俱為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共在蘭台，酬酌詩文，好不風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詔群儒學士各獻《神雀賦》。百官眾僚，紛紛回響，結果只有他們四人和侯諷的賦受明帝欣賞。王充記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明帝覽焉。”（《俠文》）
王充親睹其盛，好不羨慕！一再讚美說：“蘭台之史，班固、賈逵、傅毅、楊終，名香文美。”（《別通》）到了晚年，窮居陋巷，還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蘭台，“蹈班、賈之跡”，一則以還平生未遂之願，二則以“論功德之實”（《須頌》），報主隆思。

博覽百家
王充在洛陽除了從名師，交勝友外，還廣沙博覽，窮讀群書。《後漢書》說王充在洛陽，“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途通眾流百家之言。”在熟讀經史之餘，王充還兼及百家，通諸子之學。淺學俗儒多拘守經本，認為經為聖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窮經；一經之中，又專守一師之說，抱殘守缺，排斥異己。更莫說儒書以外的諸子百家了。因此他們目光短淺，見解鄙俗。王充通過對儒書與諸子百家的對比研究，認為諸子與儒經同等重要，有時子書甚至比經書還為可靠。他說：五經遭秦朝“燔燒禁防，伏生之徒，抱經深藏”，漢興，“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徒受經於伏生，自後名師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師徒傳相授受，形成了所謂的家法和師法。經書本身的正誤已難以辨別，更莫說經師講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雖無道，不播諸子”。由此看來，經書有遺篇，而諸子無缺文。孰劣孰優就不辯自明了。
王充認為：“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可觀讀以正說。”王充說：聖人作經也有文獻依據，“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於史）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可見諸子群籍，還是經書賴以造作的依據，哪么正可據之以定正經書。因此他說：“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處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樣，讀讀諸子百家的書，就容易看出經書的錯誤。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師說，鸚鵡學舌地“師師相傳”，代代相襲，殊不知“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書解》）。這是就經與子的關係來說的。
從一個希望成為心胸開闊、知識淵博的人來說，博涉經書以外的眾流百家更顯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所涉歷的程度和深淺不同，其所見聞和收穫自然也不同。他說做學問也是如此：“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人道彌深，所見彌大。”他又比喻說：人們遊歷都想進大都市，就是因為“多奇觀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說：“大川相間（兼），小川相屬（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學問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別通篇》）其淵博的知識就會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經子並重，博涉眾流的特點，正是他成就其博學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還注意訓練自己通博致用和造書屬文的能力，他將當時儒學之士分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鴻儒，他說：“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並且認為：“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超奇》）儒生託身儒門，治聖人之經，學聖人之道，遠遠勝過不學無術的俗人；但儒生僅能死守一經，不知世務，不通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效力》），故不及博覽古今的通人；通人識古通今，誠然可貴，王充曾說過：“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謝短》）但是識古通今，只是一種知識的象徵，只要“好學勤力，博聞強識”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攝以論說，此為匿書主人”，好像那藏書家有書不能觀讀一樣，他認為：“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如果學而不能用，“雖千篇以上，是鸚鵡能言之類也。”
文人能草章屬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貴於通人。但是，文人僅能作單篇文章，不能“連結篇章”，寫成專書，所以不及能寫長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鴻儒。他認為鴻儒最為珍貴，如果說文人是知識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話，那么鴻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級人物，若與儒生相比，就好像裝飾華美的車子與破車，錦繡與舊袍子相比一樣；如果與俗人相比，更是猶如泰山的山頂與山腳，長狄的頸項與腳掌一樣，具有天壤之別！他們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漢代的谷永、唐林，能上書言奏，依經論事，屬於“文人”；而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劉歆、桓譚等人能鴻篇大論，著書立說，則是“鴻儒”。王充把他們與聖人同科，視為稀世之珍：“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對鴻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為一名為世所貴的鴻儒了。他師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覽百家……都是通往鴻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師遊學歷時多久，史無明文，袁山松《後漢書》說王充趕上了漢明帝臨辟雍的盛典：充幼聰朗。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袁山松書已佚，這條材料見於李賢《後漢書注》。注文作《六儒論》，根據王充推崇鴻儒的思想，“六儒”當為大儒之誤。辟雍，周代為太學之一，漢代則作為尊儒學、行典禮的場所。據《後漢書·儒林列傳》，東漢辟雍始建於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來得及親臨其境，光武帝便駕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親行其禮。”《明帝紀》說，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師，其時他已32歲，在洛陽訪學已經14歲。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復了許多久廢的儒禮，以表示對禮治的提倡。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繡著日月星辰的禮服，先祭光武皇帝於明堂，既而登靈台，望雲物，吹奏迎春的樂曲，觀察物候的變化，制定《時令》書，頒給列侯、諸王，重演了一番早為孔子所嘆惜的授時“告朔之禮”。
這年冬天，明帝又親臨辟雍，舉行尊老養賢之禮。事先推定年老博學的李躬為“三老”，曾授明帝《尚書》的桓榮為“五更”，這天，天子先行到達辟雍，舉行典禮，然後派人用安車蒲輪（用蒲草裹輪以免巔簸）將三老五更接來，皇帝親自到門屏之間迎接。以賓主（而非君臣）之禮迎上柞階。皇帝下詔“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龍袍，操刀親割，將肉獻（不是賜）給三老，還親自給他酌酒；五更，則由三公如此這般地侍候。接著舉行射禮，射禮完畢，明帝歸坐於講堂之上，正襟危坐，執經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不夠級別的“冠帶縉紳”，只有環繞著辟雍璧水，隔岸觀望了。這天，平時被人罵為窮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揚眉吐氣了一回。王充看到了這齣從前只在禮書上記載著、在儒生們口頭傳誦著的敬老尊儒大典，無疑是十分興奮的，於是欣然作《大儒論》以頌其事。就是事隔數百年後，范曄作《後漢書》，在寫到這一盛況時，也不無激動地說：“（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後，登靈台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讀書人一樣，王充學成之後，也曾抱著致君堯舜的夢想，走“學而優則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場的境遇並不比他的老師們好多少，《自紀篇》自敘其為官履歷曰：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王充一身只當過地方官，東漢地方機構，實行州、郡、縣三級制，王充歷仕三級，但都位不離“掾”。掾，是漢代各極機構中的屬官。在縣裡，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縣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後在軍事長官都尉府作過掾功曹，在行政長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徵辟為從事屬官。生平就沒逃脫過為人下僚的命運。
王充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揚州、丹陽、九江、廬江等地，《自紀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罷州家居。”這條自紀《北堂書鈔》卷73和《太平御覽》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難揚州丹陽。”有誤，“章和二年”應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徵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難。《後漢書》亦載：“刺史董勤闢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辟字正作徵辟講。揚州是漢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東漢為郡上一級行政機構。丹陽、九江、廬江皆郡名，當時屬揚州部所轄。在元和三年值錢前，王充為任何所尚不清楚。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建初元年條，根據王充《對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流民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睏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的自述，遂懷疑“充所仕者非在會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別無旁證，難成定論。
造成王充這種徘徊州縣，淹滯不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後來王充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曾對仕路窮通作過全面的分析和論述。《逢遇篇》將入仕宦的達與不達歸結為遇與不遇：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才高行潔，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進在眾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說“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賢才常有，但仕宦的機會不常有。生逢其時，仕遇其主，雖才淺德薄也因緣得進；反之，如果生不逢時，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齊，也會落拓在野，沉淪下僚。這在缺乏健全的競爭機制時更是如此。不過王充生當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東漢王朝的上升時期，徵辟舉拔之制，還是比較正常的，似乎談不上生不逢時的問題，但並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後漢書》說他“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紀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書郡守，主張厲行節儉，以備睏乏，但“言不納用”；時俗嗜酒，充以為酒耗五穀，又有醺酒滋事之憂，奏記郡守：主張“禁酒”，亦不被重視。讀書人的看家本領就是建言獻策，既然言不納用，可見他遇到的確實並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說：凡入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連遭外禍，累害之也。
仕宦留滯，行跡誣傷，有罪不除，聲名狼狽……這一切並不一定是他本人的過錯，很可能是外物的連累和陷害。王充將這些來自外物的毀傷歸納為“三累三害”。何謂三累三害？充說：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鄉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煩：朋友反目，相為毀傷，一累也；庸才忌妒，毀傷高才，二票也；交遊失和，轉相攻擊，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後遭受的陷害：竟進者為了有限的職位互相詆毀，在長官面前捏造誇大事實，長官又不明察，信納其言，一害也；同僚愛好不同，清濁異操，“清吏增鬱郁之白，舉涓涓之言”，名聲越來越潔白，見解越來越高明，濁吏自慚形穢，懷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過失，陷害重罰，二害也；長官親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對不肯附從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懷不滿，在長官面前詆毀他，三害也。王充所舉的三累三害，生動而具體，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評價

王充是東漢時期傑出的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整個東漢二百年間，稱得上思想家的，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長統。王符（公元85—162年），位元組信，著有《潛夫論》，對東漢前期各種社會病端進了抨擊，其議論愷切明理，溫柔敦厚；仲長統（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對東漢後期的社會百病進行了剖析，其見解危言峻發，振聾發聵。王充則著《論衡》一書，對當時社會的許多學術問題，特別是社會的頹風陋俗進行了針砭，許多觀點鞭辟入裡，石破天驚。《論衡》也可以說是我國古代的一部“百科全書”。就物理學來說，王充對運動、力、熱、靜電、磁、雷電、聲等現象都有觀察，書中記載了他的觀點。他還解釋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王充把人的發聲，比喻為魚引起水的波動；把聲的傳播，比喻為水波的傳播。他的看法與我們今天聲學的結論是一致的：聲是物體振動產生的，聲要靠一定的物質來傳播。歐洲人波義耳認識到空氣是傳播聲音的媒介，是17世紀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

范曄《後漢書》將三人立為合傳，後世學者更譽之為漢世三傑。三家中，王充的年輩最長，著作最早，在許多觀點上，王充對後二家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王充是三家中最傑出，也最有影響的思想家。

但是由於王充在書中對傳統的儒學，特別是漢代經學，進行了論難，有時甚至懷疑古經，上問孔孟，著有《儒增》《書虛》《問孔》《刺孟》等專篇，公然向神聖的經典挑戰，向孔孟聖賢發難，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韙，因而被視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問孔”，“已有非聖無法之誅！”其他學人雖然不能治其“非聖無法”之罪，但也多揮毫濡翰，口誅筆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稱的大史學家劉知幾，因《論衡》書中記載了王充父祖橫行鄉里的不光彩行徑，不合乎子為父隱的綱常名教，說王充“實三千之罪人”！章學誠亦對王充非難儒學的作法，對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質疑。

自《隋書·經籍志》以下，歷代目錄書都將王充《論衡》列入無所宗師的“雜家”類。近代經學大師劉師培又說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在中國學壇上又曾有人說王充是儒家的反對派，是反孔的急先鋒……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們今天不必為這些帶有濃厚政治偏見的褒貶，去為古人的恩恩怨怨糾纏不休，但是，從學術的角度看，我們認為不能僅憑“問孔、刺孟、非儒”這些表面現象就斷定他的學術派別，而應視其所問、所刺、所非的具體內容。根據王充的整體思想來分析定性，筆者認為：綜觀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學的奇儒。

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王充《論衡》實漢代批評哲學第一奇書。”黃侃在《漢唐玄學論》一文中說：“東漢作者，斷推王充。《論衡》之作，取鬼神、陰陽及凡虛言、讕語，摧毀無餘。自西京而降，至此時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荊棘，忽得康衢，歡忭寧有量耶”（《黃侃論學雜著》）？由此可見王充與《論衡》在近現代學者心目中的地位。

近年筆者有《論衡詞典》編撰之役，在選擇底本、蒐集資料中發現：第一，近現代學者眼中如此重要之書，在整個有清一代，竟無像樣的版本。第二，校注成果寥寥，竟無有一部完整的校注本。中國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經、史、子、集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大都經過了清代學者的校注整理，不少重要典籍甚至有多個校注本問世，《論衡》一書卻幾乎無人問津，沒有一部新的校注本出現。筆者心中遂生一疑團：清代學者心目中的王充與《論衡》和今人一樣嗎？如果一樣，那么他們為何對《論衡》如此冷漠，既不刊刻又不整理？是偶爾疏忽還是另有原因？

原來，清代學者心目中的王充與《論衡》，和現代學者大不相同。在清代學者眼裡，王充實在是一個不孝之人。

王充的不孝，首先表現在自述父祖的劣跡。王充介紹自己的家世時說：“世祖勇任氣，卒鹹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仇眾多。會世擾亂，恐為怨仇所擒，祖父泛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為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故舉家徙處上虞。”通過王充的記述，我們可以看出，王充的祖上，連續數輩，橫行鄉里，仗勢欺人，時常犯有命案，結怨甚多，因擔心仇家報復，不得不數度遷徙，可謂是違法亂紀的惡霸。以我們今人的眼光看來，王充的作法可以說是不避家醜、實事求是。但在“臣為君諱、子為父諱”的封建社會裡，被視為是一種不孝之舉，便不足為奇了。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在《潛研堂文集·跋〈論衡〉》中批評王充的罪過之一，便是“《自紀》之作，訾毀先人。”其實早在唐代，史學家劉知己在《史通·序傳》中就已指出：“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王充之所以毫不忌諱地言其父祖的劣跡並不奇怪，因為從王充的思想深處來看，孝的意識十分淡薄。人們之所以會形成孝的觀念，主要是出於對父母生育之恩的感激。在王充看來，父母生兒育女，完全是性慾衝動的結果。他在《論衡·物勢篇》中說：“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子，情慾動而合，合而生子矣。”王充所言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把父母生子完全看作是為了滿足性慾的要求而非有意識的行為，便很難產生出孝的觀念，因而其有詆毀父祖的言論，也就不難理解了。

王充的不孝，最被人所詬病者在於揚己抑祖。他在《自紀篇》中一方面貶毀祖輩，另一方面極力標榜自己，說自己自小便與眾不同，仁義聽話，恭敬有禮，“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喜歡學習，成績突出。成年之後，更是品德高尚，淡薄名利，“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為人清重，”“性恬澹，不貪富貴”，簡直完美無瑕，無可挑剔，與其劣跡斑斑的祖上，形成了鮮明對比。儘管如此，王充卑微的出身，祖上不光彩的形象，始終是他一塊難以消除的心病。於是他便從歷史上尋找證據，來說明父祖不好，並不影響後人成才，以此洗刷自己。他《自紀篇》中說：“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清代著名學者惠棟，在“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奇人”之後加批語云：“自譽而毀其先，非人也”（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六“王充”條針對這段文字說：“蓋自居於聖賢而訾毀其親，可謂有文無行，名教之罪人也。”《四庫全書總目》亦云：“至於述其祖父頑很，以自表所長，傎亦甚焉。”可見，無論是官方，還是清代學者個人，都認為王充是一個毀祖譽己的小人和破壞名教的千古罪人。在“天下之事孝為上”、孝“為萬事之綱紀”的觀念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裡，誰願意整理、刻印一個不孝之子的著作呢？知道了這一點，清代學者不刊刻、不校注《論衡》，便很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