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張溥出身官宦門第，惟因婢妾所生，排行第八，故“不為宗黨所重，輔之家人遇之尤無禮，嘗造事傾陷詡之”，當面稱他“塌蒲屨兒”，意為“下賤人所生，永遠不出息”。張溥遭此侮辱，勤奮好學，讀書必手抄，抄後讀過即焚去，如此反覆七遍，冬天手凍裂，以熱水浸暖繼續再練。後來他把自己的讀書室名為“七錄齋”，自己的著作也題名為《七錄齋集》。《明史》記有張溥“七錄七焚”的佳話。

崇禎四年（1631年）成進士，授庶吉士。與同邑張采齊名，時稱“婁東二張”。天啟四年（1624年），與郡中名士結為文社，稱為應社，人員有張采、楊廷樞、楊彝、顧夢麟、朱隗、吳昌時等十一人，後來遍及全國，超過三千人，平時以文會友，兼又評議時政，“一城出觀，無不知有復社者”。天啟六年（1626年），撰寫《五人墓碑記》，痛斥閹黨。崇禎元年（1628年），與張采一起，在太倉發起了驅逐閹黨骨幹顧秉謙的鬥爭，所撰散文，膾炙人口，二張名重天下。崇禎二年（1629年），組織和領導復社與閹黨作鬥爭，復社聲勢震動朝野。 《七錄齋集·國表序》載有復社活動的盛況“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觀，無不知有“復社者”。其影響遍及南北各省，執政巨僚由此頗為忌恨。崇禎三年（1630年）張溥和吳偉業、楊廷樞、吳昌時、陳子龍等同時中舉，隔年又與吳偉業中進士，改庶吉士。崇禎十年（1637年）禮部員外郎吳昌時與張溥一起推舉周延儒復出。里人陸文聲要求入社被拒，因向朝廷告發張溥等結黨，正史《張溥傳》和梅村的《復社紀事》說他是病卒於家。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說張溥被吳昌時下毒，當夜腹部劇痛而死。時年四十歲，“千里內外皆會哭”，私謚曰“仁學先生”。 張溥死後由黃道周為之作墓志銘。

文學成就

張溥在文學方面，推崇前、後七子的理論，主張復古，反對公安、竟陵兩派逃避現實，只寫湖光山色、細聞瑣事或追求所謂”幽深孤峭“的風格。但他在提倡興復古學的同時，又以”務為有用“相號召，與前、後七子單純追求形式、模擬古人有所區別。

張溥散文，在當時很有名，風格質樸，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記》，讚頌蘇州市民與閹黨鬥爭，強調“匹夫之有重於社稷”，為“縉紳”所不能及。敘議相間，以對比手法反襯五人磊落胸襟，為傳誦名篇。所撰《五人墓碑記》收入《古文觀止》。

張溥一生著作宏豐，編述三千餘卷，著有《七錄齋集》，包括文12卷，詩3卷。此集今存明崇禎時刻本。輯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張溥於各集前均寫有題辭。此集是張溥為“興復古學”而編輯的一部規模宏大的總集。《四庫全書總目》說：“此編則元元本本，足資檢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殷孟倫注)，將各集卷首題辭首次輯成一書，並加必要注釋。是研究漢魏六朝文學及張溥著作的重要參考書。張溥其他著作有《春秋三書》32卷。《歷代史論二編》10卷。《詩經註疏大全合纂》34卷。此外，張溥又為《宋史紀事本末》及《元史紀事本末》補撰論正。另著有《萬寶全書》，記述了當時博奕娛樂（如象棋棋譜、中式骨牌）的概況。

經歷

少年張溥
一介書生張溥，成長於晚明風雨飄搖的時代。他滿懷一腔熱血，繼東林而起，聯合正義之士，組織和主持文人團體復社，欲只手撐起明朝搖搖欲墜的天下。二十三歲時他在蘇州創立應社，團結了吳中有抱負的文人；二十六歲憤而作《五人墓碑記》，風神搖曳，正氣浩然，矛頭直指腐敗的明王朝的宦官和貪官；二十七歲入太學，目擊朝綱不振，醜類猖狂，與北京文人結成燕台社，作檄文揭發閹黨罪行；二十八歲又召集了尹山大會，在會上，張溥倡導合大江南北文人社團為復社，關心國家政事和民族興亡。崇禎六年，三十二歲的張溥主盟召開著名的虎丘大會。“山左（西）、江左（西）、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人”。他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回響，朝野震驚。
在當時，復社成員發展幾乎遍及國內，共三千零二十三人，著名的愛國文人陳子龍、夏允彝、侯岐曾、楊廷樞、顧炎武、歸莊、陸世儀、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內中堅，蘇州一帶的文人入盟最多，他們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結成了浩蕩洪大的政治力量。由於張溥等人的籌劃和努力，當時的文人士氣大振。一掃 “寧坐視社稷之淪胥，終不肯破除門戶之角立” 的明時士習，打破門戶之見，以國家為重，年輕的張溥在閹勢熏天的日子裡，不計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樹起了以文會友的旗幟，來綰結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義的勇氣，歆動天下。然而，這只是書生意氣，他在幕後操縱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聰明反被聰明誤，抱著遺恨而死，年僅四十，留下了值得後人深思的無數問號。
張溥生於蘇州太倉。幼年時，家中財產被身為工部尚書的兄長張輔之凌奪、訟爭，父親張虛宇鬱郁而死。張溥因為庶出（其父與婢女所生），家族中都看不起他，連家中的奴僕也譏笑他“塌蒲屨兒何能為”。但張溥不妄自菲薄，他灑血書壁，暗暗發誓要自強不息，與好友張采日夜在家苦讀，並對經典不憚一而再、再而三地抄錄、默誦，直到能夠流利背誦為止。著名的“七錄齋”的故事由此產生。 明天啟四年，張溥與江南文人在蘇州創立應社，人員有張采、楊廷樞、楊彝、顧夢麟、朱隗、吳昌時等十一人，後來又發展夏允彝、陳子龍、吳應箕等加入，以文會友，兼議朝政。他們崇尚氣節，欲在明末的風雲變幻中有所作為。應社諸人就是未來復社的骨幹。
蘇州周順昌被捕，五人奮起於平民百姓間，為周順昌鳴不平，結果不屈而死。張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塊無字石，便寫下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記》。文中讚揚五人“激昂大義，蹈死不顧”，這也是他自己的寫照。事後他對張采說：“我們這些人應當為國事奉獻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結燕台社、吳江結復社，都是“目擊醜類猖狂，正緒衰歇”，憂國憂民，指出應對污濁的政治反抗，伸張正義。自復社建立後，他們更是連連發起驅逐閹黨顧秉謙、阮大鋮的行動。
明末，朝廷中高官鬥爭激烈，大學士像車輪似的轉換。復社興起時，周延儒為首輔，他是張溥考取進士的宗師，復社中有許多人都出自他的門下。周便利用了這支力量。其實在周延儒的內心對東林黨與復社均無好感，甚至還有些仇恨。後來，周延儒被罷官，溫體仁當上了首輔。溫早就對復社和張溥目為眼中釘，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溫育仁、吳炳等作了《綠牡丹傳奇》，譏誚復社，故意挑釁。如今他一朝成為首輔，自然就快意恩仇了，不久就策動屬下伺機陷害張溥、張采。 張溥會試中會魁，授庶吉士，為官守正不阿，不為權貴所容，“執政要人耿耿視”，溫體仁等在皇上面前累進讒言，並與同黨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製出《復社首惡紊亂漕規逐官殺弁朋黨蔑旨疏》，又託名制《復社十大罪檄》，說張溥以天如為名號是把自己比作天，並說復社欲傾覆宗社，並將自然界的風蝗之災附會說是因復社招致。復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黃道周等大臣同情復社，復社又集“宇內名宿”，作《留都防亂公揭》揭露閹黨，雙方鬥爭激烈，幾乎勢均力敵。 不久，溫體仁被多疑的崇禎帝罷官，後來又被賜死。時人《題壯悔堂集》有句云：“傳奇最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褒貶自見。張溥等復社成員累受挫折，誤以為只要能推出他老師周延儒，就可以改變大局，於是全力推動這個老奸巨猾的大官復出。“太倉張溥為門戶計，鳩金二十萬賂要津，宜興（指周延儒）得再召。”周延儒的東山再起，全靠張溥的幕後活動，正在這個時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婦女據為己有，被張溥抓住把柄。因此張溥就“以數事要（脅迫）之”，將話挑明：我動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復出，必須改變以前的作為，這樣才可以重新獲得大家的信任。機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應。

重新當上了首輔
周延儒重新當上了首輔，朝政也確實有所更新。張溥興奮異常，與復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國事現狀的許多主張，到處議論朝政，還把自己的建議寫成二冊，呈給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圍中，覺得大有作為的時機來臨了。孰料樂極生悲，書生意氣哪敵得了政客綿里藏針的狠毒。當他興沖沖返回太倉家中，當夜就腹部劇痛不已，一命歸西，死得實在離奇。由於人為的歷史遮蔽，真相迷濛湮沒。好友黃道周為之作墓志銘並揮淚題詩，詩中也隱約留下了對其死因的懷疑。計六奇《明季北略》上則較確定地說，是吳昌時用一劑藥送張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復出，張、吳兩人同是劃策建功的人，但在爭權奪利的鬥爭中，吳昌時把大權握在手中，不願張溥嘗鼎一臠，就出此毒計。當然，吳昌時的背後還能看到周延儒獰笑的影子。
張溥少年得志，鋒芒畢露，不但對這個老師的某些行為看不上眼，而且經常要他按照復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對這個學生恨之入骨，只是為了利用才虛與委蛇，哪裡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是個貪錢又貪色的人。不妨回頭看看發生在此前的一件事。東洞庭山富室有一個死了丈夫的少婦，耐不住寂寞，溝通外人自嫁自。那富家當然不願意，告到縣裡，娶親的害怕，不得已將少婦盛妝送給了周延儒。周“一見寵悅”，當時恰值朝廷發表他重為首輔，他溺於美色，拖延著不肯進京出仕。張溥就拿了縣裡的捕單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麼師生之禮，把捕單朝他面前一擲，周延儒不由大怒，張溥不買他的賬：“這不過是小事一樁，您用不著發這么大的火。如果您現在不肯出山，將來恐怕會有比這更壞的事情。”這老滑頭一聽，馬上變了臉，對張溥說：“沒有您這番話，我看不到這一點。”竟然將學生也恭恭敬敬稱您了。於是就帶著那個少婦走馬上任。這一出似乎是“小事”，怨毒卻結得極深，無形中為張溥後來的命運埋下了伏線。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罷了一些人的官職，作過些“好事”。這使張溥、張采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認為周延儒以前仇恨東林黨，現在知道錯了，就可以引導他走上正路，真以為周延儒一夕之間就變成了正人君子。待到張溥一死，這些讀書人才知道了政治的兇險。周同谷的《霜猿集》有關張溥之死，有“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國方言好做官”的詩句，詩後有註：“張西銘（即張溥）訃音至，延儒驚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做官’。客曰：‘庶常（指張溥）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乃出一冊示客曰：‘此者天如所欲殺之人也，我如何能殺盡？’”在周延儒眼中，張溥實在是個礙手礙腳的人物。張溥將自己一展鴻圖的希望寄托在周延儒的出山，而周延儒則把自己為所欲為的希望寄托在張溥的死亡，這真是悲劇的點睛之筆。
張溥一死，全國性的復社頓時失去了領袖。周延儒的身邊就被吳昌時輩包圍了，他們開始為所欲為，最後不但自己丟了性命，也促使了明朝的加速滅亡。
在科舉取士的歷史條件下，文社的盛衰與科場的榮辱密切相關。好修之士以文社為學問之地，而馳騖之徒則以文社為功名之門。虎丘大會前後所表現出來的“復社聲氣遍天下，俱以兩張為宗”的局面，實質上是江南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要求參與政權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深刻反映。各地學者紛紛登名社錄，爭入張溥之門，其源蓋由於他獎掖進門弟子“不遺餘力”，大有把持科場之勢。有人公開說：春秋兩試，“孰元孰魁，孰先孰後，庶常（按：指張溥）已編定無遺人矣”。又有謂：“賴其獎擢成名者數十百人”；“中式者皆復社之人”。“所以為弟子者爭欲入社，為父兄者亦莫不樂之子弟入社。迨至附麗者久，應求者廣，才雋有文倜儻非常之士，雖入網羅；而嗜名躁進、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竄其中矣”。遂使復社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由讀書會文之地而變為爭逐勢利之所。張溥企圖借廣收門徒以控制知識界、把持科場，最終達到左右政權之目的。而執政大僚則由此惡之，伺機製造事端，構詞架陷。
崇禎六年六月，周延儒與溫體仁的鬥爭達到白熱化，結果以周延儒被罷、溫體仁繼任首輔而告終。這時溫體仁弟育仁欲求入社，不許，遂指使宜興吳炳作《綠牡丹傳奇》，描寫復社選文選字之醜態，並命梨園搬演，廣為宣傳，溫體仁由此首開攻訐復社之端。浙江社友深感恥辱，致書溥和采，要求洗刷，二張專程赴浙會見學臣黎元寬。黎下令書肆毀刊本、究作傳主名，執溫育仁家人下獄。溫體仁遂與二張開隙，並由此而深慮“溥雖在籍，能遙執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吳地，伺其隙而中之”。選御史路振飛為蘇松巡按，此即為其之重要防範措施。至秋天，遇太倉歲歉，張采作《軍儲說》，以為救荒之策，張溥撰跋語。蘇州府推官周之夔藉此誣陷二張“悖違祖制，紊亂漕規”。次年十二月，以黎元寬從二張之命，下令將其革職。八年七月，周之夔在準旨致仕之時作《復社或問》，發泄他對復社和二張的不滿情緒。九年五月，太倉人陸文聲因事挨過張采的鞭撻，欲報私仇；又以輸貲為監生而求入社不得，上疏謂：“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溥、採為主盟，倡復社，亂天下”。首輔溫體仁下所司議之。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連三人以為復社無可罪，皆貶斥，嚴旨窮究不已。十年，“無賴惡少年蜂起飈發，縱橫長安中，俱以附會時相，矜誇旦夕得大官矣”。二月， “有宿嫌於二張”的周之夔揣當國溫體仁之意，不遠千里，由閩入京，呈《復社首惡紊亂漕規逐官殺弁朋黨蔑旨疏》，云：“二張且反”，並語及陳子龍、黃道周、夏允彝諸人。上“疑之，下其事撫按”，令從“速嚴查具奏”。溫體仁以陸文聲和周之夔訐奏為藉口，“將興大獄”，欲置復社和二張於死地。自此二張日處危疑震驚之中，直至六月溫體仁罷去，始一展眉。十一年，陳子龍、徐孚遠、宋徵璧輯《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又四卷，溥嘗助其成，且為之作序。
此時，雖然溫體仁已去位，但復社和二張的困難處境並沒有改變，相繼為首輔之張至發、薛國觀“皆效法體仁，蔽賢植黨”，“不喜東林”。十三年四月，有託名為徐懷丹者作《復社十大罪檄》，誣二張倡復社，“下亂群情，上搖國是”。檄中所捏十罪為：僭擬天王、妄稱先聖、煽聚朋黨、妨賢樹權、招集匪人、傷風敗俗、謗訕橫議、污壞品行、竊位失節、召寇致災。其實所加十罪，除三、四兩款恰恰說明復社聲氣之廣、威望之重外，其餘無一事有真憑實據，有的是望文生義，有的是捏詞詆毀，有的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有的則純屬怪誕不經、無稽之談，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同月，黃道周被捕下獄。張溥歷來以文章氣誼為重，與朋友周篤，聞友患難如身受，遂與陳子龍等急議謀解，願“傾身家圖之”，以事未成而深感愧對道周先生。六月，素惡復社之溫體仁黨、內閣首輔薛國觀因招權納賄諸事被罷回籍，不久，詔逮入都，賜死。最高統治集團鬥爭形勢的變化轉而對復社有利，也可以說是復社倒薛的勝利。
崇禎十四年二月，詔起周延儒，復為首輔。延儒，溥座主也。原來里居時，頗從東林游。既陷錢謙益，遂仇東林。但他與溫體仁又有尖銳矛盾。及主會試，所取士如張溥等又皆東林。比至失勢被罷回家，而溫體仁輩益橫，張溥的朋友一時皆得罪。溥甚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為然。這次，“其獲再相，溥有力焉”。實際上完全是張溥為其奔走效力、利用復社倒薛（國觀）的結果，也是延儒與張溥等人互相利用的結果。因此，延儒被召復起，“溥等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多用復社之人，朝政一新。“此皆溥之力也”，是張溥在“遙執朝政”方面發揮重大作用的產物。

政黨之魁
張溥不但在政治上以天下為己任，有兼包並蓄的組織才能，成為“在野政黨之魁傑”。同時，在文學上也很有成就。陳子龍稱其所刊之《七錄齋詩文合集》曰；“今觀天如之書，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釋爭午之論，取則當世，不其然乎？待其命志良不虛者，要亦乘時鼓運之事也。”崇禎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張溥與張采重訂共讀之約，以冀再展宏圖，不幸，病根已深而不可治，五月初八日（6月15日）卒於家。時年四十歲，“千里內外皆會哭”，私謚曰“仁學先生”。
“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師”。張溥才華出眾，思想敏捷，著作繁富，涉獵經、史、文學各個方面。他死後，御史劉熙祚、禮科給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聞，所纂述經史，有功聖學，宜取備乙夜觀”。周延儒亦大力薦之。崇禎皇帝遂於十五年八月，下詔徵集張溥所著之書。有司先後錄上三千餘卷。現存的有：《詩經註疏大全合纂》、《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種紀事本末》、《宋史論元史論》、《歷代史論》等。

張溥之死
張溥之死，結束了晚明眾多文人救國的白日夢，也是一場時代的悲喜劇。“讀罷驚魂似夢裡，千行清淚不成悲”（陳子龍《哭張天如先生》二十四首之一）“八月胥江濁浪奔，千人縞素為招魂”（陳子龍《哭張天如先生》二十四首之二十四），多少人為之失聲痛哭，多少人因此驚惶無主。張溥是為了社稷死的：“南冠君子朔風前，慷慨西行倍可憐”（陳子龍《哭張天如先生》二十四首之二十），多少人含悲流淚悼念著“西行”的張 張溥石刻像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