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浙江嘉興人。其祖父沈維鐈，進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稱“小湖先生”。曾國藩是他的學生，著有《補讀書齋遺稿十卷》。曾五任學政，務尚有用之學，一生校刊之書頗多。可惜的是沈曾植八歲時，其父沈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從小跟母親誦讀唐詩，通音韻之學。雖因家貧，而讀書之志，未嘗一日廢過。在孫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際生、朱厚川、用飭侯、王莘鋤、羅吉孫及長兄沈曾棨的指導下，“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見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遂立“修身、治國、平大下 ”大志。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以“碩學通儒”蜚振中外，譽稱“中國大儒”。光緒六年（1880）進士，歷官總理衙門章京等職。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校長），改革舊貌，成績卓著。他也是書法大家。早精帖學，得筆於包世臣，壯年嗜張裕釗；其後由帖入碑，熔南北書流於一爐。寫字強調變化，抒發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受到當時書法界的推崇，海內外求其字者頗多。沈曾植以草書著稱，取法廣泛，熔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碑、帖並治，尤得力於“二爨”，體勢飛動朴茂，純以神行。個性強烈，為書法藝術開出一個新的境界。寐叟在臨終前數小時仍握筆揮書，寫成三聯。甲聯書於五尺白冷金箋上：“石室竹卷長三尺，山陰草跡編千文。”有陳散原、馮夢華、吳昌碩等39人題跋。乙聯寫在五尺宣紙上：“岑碣熊銘入甄選，金沙銹斷肋薪紕。”題跋者有馬一浮等16人。沈曾植的書法藝術影響和培育了一代書法家，為書法藝術的復興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如于右任、李志敏、馬一浮、謝無量、呂鳳子、王秋湄、羅復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師皆受沈書的影響。

一生藏書頗富，先後積書達30萬卷，精本亦多，宋槧元刊近百種，方誌和鄉邦文獻百餘種，康熙、乾隆刻本為最富，有藏書處有“海日樓”、“全拙庵”、“護德瓶齋”等，編撰有《海日樓藏書目》1冊抄本，著錄古籍書1 000餘種，多題跋之作。另有收藏碑帖、書畫亦為大家，編有《海日樓題跋》，記載其收藏宋拓本20餘種，如著名的《淳化閣帖》、二王書法等。書畫收藏的精品有文徵明、董其昌、唐寅、劉墉等名家之作。與當時著名藏書家傅增湘、繆荃孫、張鈞衡等往來甚密。所藏之書，在其去世後，於抗日戰爭期間，其養子沈慈護以20萬元售於陳群，一部分由沈慈護、媳勞善文於1957年捐獻給嘉興圖書館。藏書印有“姚棣沈氏珍藏”、“遜齋居士”、“寐翁”、“蹱息軒印”、“海日樓”、“知一念即無量劫”、“象蓮花未開型”等。

治學經歷

沈曾植在《定廬集序》中稱：“少孤，獨學天友。所由粗識為學門徑，近代諸儒經師人師之淵源派別，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進李申耆及吾鄉錢衎石先生文集中。兩先生，否私淑師也，而錢先生同鄉里為尤親。”稍長研究史學掌故，潛心於律法與輿地，李慈銘的評價是：“鉤貫諸史，參證輿圖，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見《越縵堂日記》)他在鄉試時．有關輿地的答卷為翁同和所激賞，視為通人。1880年(光緒六年)，他考中進士，供職刑部，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漢律輯存》、《晉書刑法志補》等書，薛允升推為律家第一。之後，他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國事務，因而，益究四裔輿地之學，於遼、金、元三史，創穫頗多，聲名遠播。1893年，俄羅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闕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鵲受里登汩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譯考證，沈作三碑跋博得眾人認同。此事後來廣為流傳，西方學者也多加以引用。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有關輿地之學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計有《元秘史箋注》、《皇元聖武親征錄校注》、《島夷志略廣證》、《蒙古源流箋證》等十餘部。

在北京任上，與其弟沈曾桐治珠算，享有盛名。相與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康有為、袁爽秋、朱一新、陶濬宣、楊守敬、汪康年、梁啓超、盛伯熙、黃仲強、徐世昌、王鵬運、袁世凱、’梁鼎芬、鄒代鈞等。四十歲後，深究梵學，會通儒佛。晚年因經濟拮据，在滬上鬻書自給，時間約在1919年前後。《清史稿》稱：“曾植為學兼綜漢、宋，而尤深於史學掌故。”此說略顯簡單，其門生王國維曾有過較為客觀的總結，茲迻錄如下：

“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為道、鹹以降之學，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窮其原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為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安，拓其區字，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為自來學者所未及…。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見《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歷代儒家學者都有參與政治，發揮其作用的傳統，孔子周遊列國，亦只發揮教育家的作用，且何況後來者。因為相對於政治權力遊戲而言，儒家的理想是純淨的，又是相對軟弱的。難怪胡適要將“儒”的語源考定為“柔”，這是發人深省的。就本文傳主沈曾植而言，其令人敬畏的地方就在於樸素平淡，他不想藉助於非凡的、虛飾的、激烈的行為來突出自己的形象。他獲得了同時代的人以及後人的尊崇，就在於他身上所發現出的超人的力量、堅強的毅力以及儒家學者所慣有的內聖外王精神。

書學思想

嘉道以後，由於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興起了金石學，國小家金石家大量湧現，影響到書法領域，更是書風為之一變，出現許多擅長寫碑風格的書家，如洪亮吉、孫星衍、桂馥、伊秉緩、何紹基、鄧石如、趙之謙、吳讓之等等。與此相呼應的是書學界則出現阮元的“北碑南帖說”，提倡學碑。再經包世臣的闡揚，蔚然成風。至清末康有為一出，尊碑抑帖之說臻於頂點。風氣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戌變法後，曾力勸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揖》。由於康有為的影響力和《廣藝舟雙揖》一書的煽動性，把當時康有為周圍的一些思想給淹沒了。

沈曾植自認為書學優於書功，遺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為那樣寫出較為系統的著述。現在所能見到的僅《海日樓題跋》、《寐叟題跋》及給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隻語，多為有真知灼見的經驗之談。

沈曾植書學思想前後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響，篤信黃小仲的“始艮終乾”和包氏的“中畫圓滿”之說，於用筆的方法用力甚多，對唐代的張懷瓘《藥石論》中的“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最為心儀。中年由帖入碑，嗜張裕釗的書法，對《張猛龍碑》、《高湛墓誌》、《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崇，於結體注意頗多。光緒壬寅以後，他漸漸地將精力轉到書畫上面。但那時他對帖有些生疏，在《舊拓聖教序跋》中自認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緒了。晚年則碑帖相融，講究會通，沉

潛於古今嬗變之理，持論精微，常發前人未發之論，如他在給門人謝鳳孫的信中提到“冬心開頑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閣瑣談》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簡直，中郎亡隸以波發”；又如在《護德瓶齋涉筆》認為，“西漢未隸石刻間雜為正書”；又如稱金文中的楚人書，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吳、會書自有一種風氣，略近中郎，而益暢上風。《谷朗》、《爨碑》，皆其遺韻”；又如他認“李懷琳之《絕交書》、孫虔禮《書譜》，皆寫書之變體，其源出於《屏風帖》。”等等。

沈曾植為學兼及漢宋，於書學既重考證及相關的歷史淵源關係，亦注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他留下來的有關書法題跋大多屬於考證辨別碑帖源流的札記，從中還是能看到較為系統獨到的書學觀點。在重歷史淵源關係方面，於下面諸跋中可以看出：

上虞羅叔祖影拓□氏舊本，此是真面目，筆意風氣，略與《劉玉》、《皇甫鱗》相近，溯其淵源，蓋《中嶽北嶽二靈廟碑》之苗裔。 一一《張黑女墓誌跋》

昔嘗謂南朝碑碣罕傳，由北碑擬之，則《龍藏》近右軍，《清頌》近大令。蓋一則純和蕭遠，運用師中印，而全泯其跡，品格在《黃庭》、《樂毅》之間；一則頓宏激昂，鋒距出《梁鴿》，而益飾以文，構法於《洛神》不異也。 一一《張猛龍碑跋》

北碑楷法，當以《刁惠公志》、《張猛龍碑》及此銘為大宗。《刁志》近大王，《張碑》小王，此銘則由擫外拓，藏鋒抽穎，兼用而時出之，中有可證《蘭亭》者，可征《黃庭》者，可證淳化所刻山濤、庚亮諸人書者，有開歐法者，有開褚法者。蓋南北會通，隸楷裁製，古今嬗變，胥在於此。一一《敬使君碑跋》

在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方面，亦多具創見。如在《王珣貼跋》中認為“《伯遠帖》墨跡，隸筆分情，劇可與流沙簡書相證發，特南渡名家，韻度自異耳。”指出南北書法有相同之處，惟六朝江南名土尚韻風氣更甚些，此說頗合史實。又如在《松江急就章跋》中認為“松江《急就》決為唐臨不疑，有訛略之跡，而無訛略之情也。推跡以知情，是在善學者。”此說體現了他的疑古精神，“推跡以知情”即是他的持論方法。又如他在《多寶塔碑跋為謝復園題》中認為“魯公書源本出殷氏父子，後得筆訣，困法河南，所調厭家雞欣野資者耶?然如此砷結體，固不能與《裴鏡民碑》絕無瓜總也。此拓梢絕，於用筆勁媚處，點畫紫拂，綽綽可尋，絕非剜後禿木者可比。”此跋極精到，非有書法家之義本事、真眼光者，不能悟解。所謂真本事、真眼光者，即是能想像到古人的書寫狀況，處於同一境界，神與之游，發而為論則無隔閡。沈曾植在這方面要比康有為高明許多，宋代蘇東坡成自豪地說：“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此話若移作沈曾植的話，也是非常貼切的。

沈曾植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重勢，如在《蔡氏分法即鍾氏隸法》中提到：““固非修短纖濃，波點相資，無以呈其意勢。”又如在《論行楷隸篆通變》中認為：“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勢而姿生，此通乎今以為變也。篆參籀勢而質古，隸參篆勢而質古，此通乎古以為變也。”這就是他獨到“異體同勢、古今雜形”觀，在清季碑學運動中屬於新理妙發。二是重形，如他認為“逸少學鍾書，最勝處可證得於勢巧形密。”又如他認為“《入山帖》瘦質處可證《化度》，可通草書《千文》。”又如他對衛恆《書勢》中“修短相副，異體同勢，……纖波濃點，錯落其間”這十六字相當推崇，其晚年書法風格正是如此。三是重筆，他對衛恆《書勢》中的“奮筆輕舉，離而不絕”一語非常認同，於用筆的提按起伏、藏鋒油穎體悟甚多。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簡直、蔡邕亡隸以波發，觀照他晚年作品中翻騰的用筆，約略可以推想。他還認為鍾繇用筆最曲，王獻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鍾繇的曲對他晚年書風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這與他為學雅尚險奧，清言見骨相一致的。

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書譜》雜誌上提出“碑跋的寫手與刻手問題”，引起書學界的廣泛討論。關於這個問題，清季書家大多未注意及之。梁　評唐《兗公頌》時，曾提出“字畫失度處緣刻手不精耳”。之後的包世臣、趙之謙、康有為都未看透北碑背後的刻手因素，但沈曾植法眼獨具，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問題。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轉筆勢，突然畢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誌跋》中提到：“逆鋒行筆頗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齊《使持節都督元賢墓誌跋》中認為“刻手太粗”；在北魏《樂安王元緒墓誌跋》中認為“刻工草草”；在《臨淮王元彧墓誌跋》中認為“此書甚工，刻乃不稱”：在隋《楊厲墓誌跋》中認為“書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儀如此，他對拓本的精確與否也十分關注，如他認為《國學本定武蘭亭》“極圓潤，而未免輕弱。然刻手極精，纖鋒華見”：認為《舊拓定本蘭亭》“刻工亦頗能傳之，殆非天水時代良工不辦山”：認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無神采”；認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書，其墨色拓工俱絕。……鋒穎豐利，真能以刀代筆”；認為《豐存禮小楷普門晶》“書法謹嚴，刻尤精絕”等等。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於一爐，與他能敏銳地感覺到砷帖背後刻手問題有著大的關係。

晚清整個社會都在求變求新以自強。沈曾植書法以占為變．以古為新，翻覆盤轉，新意十足。歷史上，米芾、趙左頫是以古為新的成功實踐者。沈曾植在給門生謝鳳孫的信中曾指出：“吾嘗以閣下善學古人為不可及：今忽曰：以臨古為大病，此渙何耶?來屏有使轉而無點畫，即使轉辦單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尋賤落矣，如何?米元章終身不離臨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謝安石，辦有擬法。鄙人臨紙，一字無來歷，便覺杌不安也。”但沈曾植的復古意識與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等人比較起來，還是很有特點。米、趙、董復古以正統自勉，非二王不學，以取晉藥為主，非“相雜文生”。所以，他們的書學思想中很難見到諸如沈曾植所主張的“異體同勢”、“古今條形”、“中畫圓滿”、“分畫中虛”這些內容。孫過庭所謂“古質而今研”，沈即是研了，更注重書法形式上的變化，注重參勢而姿生的結果。

沈曾植之所以能獨樹一幟，除了上述的種種鮮明的見解外，還具有一頸勇猛精進的心。他在書學上沒有像包世臣那樣鑽牛角尖，而是主張古今融合，南北相濟，以期相生相發的境界。在實踐上，他非常大膽地運用“抽鋒”、“臥筆”之類的手段，如果用正統的眼光來看，覺得有些偏勝；如果用新理異態的效果來看，恰到好處。 成就與吳昌碩相伯仲。融匯碑帖之學，博取厚積，開拓了行草書的發展道路，豐富了碑學的表現力，代表著碑學的發展高度。

學識淹博，精研西北史地。書法融合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自成面目。談中國五十年來書法者，巍然為一代宗師。間作山水小幅，淡雅有韻致，惟不多作。卒年七十一。著海日樓詩。

自古以來，歷代皆有人龍翹楚，為一時風習之始作傭者，或為人文盛事推波瀾，領袖群倫，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遊，陳散原、王國維、余肇康、羅叔言、張元濟、鄭孝涉、章一山、馬一浮、諸貞壯、胡樸安等，皆一時碩學；其所友，曾農髯、翁同覦、播祖蔭、吳昌碩、李瑞清；其所啟者，便有風雲人物康有為；其所教，便有滬上王蘧常等四十餘子。不只中國前清遺老尊崇有加，便東瀛學人亦曾稱譽其為“中國大儒”。

藝術成就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把沈曾植的書法列為“帖學”的殿軍人物，稱“他是個學人，雖然會寫字，專學包世臣、吳熙載一派，沒有什麼意思的；後來不知怎的，像釋子悟道般的，把書學的秘奧一旦豁然貫通了”。這與王蘧常先生在《憶沈寐叟師》中稱“先生生前先以書法為餘事，然刻意經營，竭盡全力，六十四歲後始意寫字。至七十三歲去世，用力極勤，遂卓然成為大家。” 二說大同小異，同的是稱沈曾植大器晚成，不同的是一說沈中年之前“沒有什麼意思”；一說是“刻意經營，竭盡全力”。據沈曾植的生平經歷來看，王說更接近些。據沈曾植自稱晚年書畫之緣始自光緒壬寅〔53歲)辭去南洋公學監督後，重入都門時。

沈曾植“早歲欲仿山谷，故心與手忤，往往怒張橫決，不能得勢。”（又馬宗霍《霋岳樓筆談》)但臨池之志仍然無間矣。在未中舉之前，學書以晉唐小楷為主，因為當時江浙——帶文風鼎盛，多數士子為了中舉，多練習所謂的“館閣體”。以至於沈曾植晚年在回憶時還為“館閣體”辯護，說：“唐有經生，宋有院體，明有內閣誥敕體，明季以來有館閣書，並以工整見長，名家薄之於運算元之誚，其實名家之書，又豈出橫平堅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漢隸，亦孰有不平直者。雖六朝碑，雖諸家行草帖，何一不橫是橫、堅是豎耶?運算元指其平排無勢耳。識得筆法，便無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閭閻書師語耳。作字自不能出此範圍，然豈能盡。”(見《海日樓札叢》卷八)同時，他還得筆於包世臣，取徑於鄧石如、吳讓之。沈曾植曾有詩曰：“百年欲超支吳老，八法重添歷下讀”，又雲“包張傳法太平時，晚見吳生最老師。”(見《憶沈寐受師》)所流露的正是這一階段的學書痕跡。之後，他又接受包世臣“備魏”可以“取晉”的觀念，取法北碑，尤嗜張裕釗的書法，並確確實實練了一陣子。這與他在光緒六年成為進士，北上就仕，開始經營收羅一些碑帖，這是他後來自謂“書學深”的開始。當然，他對待碑帖的態度未必全是藝術的眼光，有時月考證輿地、史實的目的，但對他今後書法氣質的演變有著積極的影響。即使成不了“書家之字”，尚可作“學人之字”觀，這與他“學人詩人二而為一”的主張相一致的。

王蘧常先生把沈曾植的書風演變分為兩個階段：六十歲之前“為孫隘庭臨《鄭文公碑》，絕少變化；又見為予外舅沈公仲殷寫佛經卷，當時詫為精絕者，亦不能過安吳軌轍。”(見《憶沈寐叟師》)六十歲之後，“真積力久，一旦頓悟，遂一空依傍，變化不可方物。”(同上)事實上，沈曾植學書情況比這樣複雜多多，尤其是晚年。據目前所見的作品來看，沈氏取法簡牘、唐人寫經、《二爨》、鐘太傅、索靖、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黃山谷、倪元璐、黃道周都有些痕跡，這說明他還進行各種各樣的嘗試，碑帖結合，兼容並蓄。值得注意的是1910,沈曾植在題《伊川擊壤集》、《曹恪碑》、《李澹圓先生叱牘歸耕圖卷》三跋時，純用米芾筆法，駕輕就熟，非常老到。從中可以透出兩個訊息： —中沈曾植借米芾書鳳來達到“意態縱橫”的目的，他推崇黃小仲的“始艮終乾”之說從中得到了驗證；二是取法米芾正是他實現“備魏取晉”理想的絕妙高招。因為他一生的學術與人生總旨皆的魏晉風骨上。正是他從米芾那裡悟到了“八面出鋒”的用筆方法，並將米氏刷字轉化為“翻覆盤鏇，如游龍舞鳳，奇趣橫生”（見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這才是他書法的奧秘所在。沈曾植晚年的書法，包世臣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尤其莊用筆的提按方面，而張裕釗與吳讓之的影響反而不怎么顯著。羅振玉在916年6月5日致王國維的信中曾提及沈曾植“服贗安吳，詆毀趙之謙一事”，可與佐證。夏承燾在《天風閣學詞日記》卷二中記載：“冒鶴老嘗遇寐老曰：君筆誠奇縱矣，然不過以方筆為包安吳耳。寐老拍其肩曰：此安可為外人道。”此又一佐證。王國維有詩讚沈曾植的書法是“古意備張索，近勢雜倪黃。”作為同時代的大學者，此話切中要害。沈曾植中晚年的徘徊，正是在尋找表達“古意”的手段。既要出新，有要備復古之意。所以，他找準了以“新理異態”而著稱的黃通周與倪元潞作為師法的對象。黃潛在《花隨人聖童摭憶》中也指出了這一點。他還經常臨習一些冷僻的碑版，這與康有為《廣藝舟雙揖》中的觀點如出一轍。他常自稱“書學深而書功淺”，晚年遍臨諸碑帖算對“書功淺”的彌補。實際上，他到最後還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

沈曾植天資高，理想富，性格內斂，毅力堅定，“藏身巧密”背後涌動著藝術的激情。沈氏晚年隱居滬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鬱，以詩書遣日。1921年，他正式在上海鬻書自給，以解生計之困，“海內外輦金求書者穿戶限焉”。目前，社會上所流傳的作品辦大多在最後幾年所書寫的：但風格上很少雷同，說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廣蓄的心態。他作詩主張要通“三關”，最後一關足“元嘉”。如何通“元嘉關”，他在《與金潛廬太守論評書》中提到：“但將右軍《蘭亭詩》與康氏山水詩打並一氣讀。”可見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兒脫落陶謝之枝梧，含咀風雅之推激。”（見《安般簃集序》)此一想法，在他書法中也有，惜未能點破。抑或是他自認為未臻此境，不便提出而已，不得而知。後來，陸維釗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到晚年亦有嘆識王字真諦太遲之慨。真可謂是英雄之見略同矣。沈曾植(寐叟)(1850--1922)，浙江吳興人浙江嘉興人，字子培，號乙庵，號巽齋等，別號乙公，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生於詩書之家，學識廣博，為晚清學者、詩人和書法家。學識淵博，精音律史地，詩文書畫。其書初師包世臣，後工章草，參以二爨及北魏碑刻。清曾熙評其書法：“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七律》行書作品有“極繽紛離披沈曾植 之美”，在書壇上占有重要地位。

沈曾植書擅各體，尤以草書為佳。初學包世臣，復取法於鄧石如，晚年轉宗明末著名書法家黃道周、倪元璐，因而其書風始終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其書多用方筆，風格挺健峭拔，沙孟海先生評其書曰：“翻覆盤鏇，如游龍舞鳳，奇趣橫生。”清末官至安徽布政使，民國時以遺老自居。

雖然我們在遺老的形象中窺出一絲保守、刻板、落伍的色彩，但是書法上，沈寐叟卻是一個相當有膽魄的創新大家，他以北碑傳統為基點，在深入到書法藝術的表現(形式表現與線條表現)的深層內容之後，沈寐叟毅然決然，在以方筆作行草書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嘗試。他的方筆斬截、銳而不峭、厚而不滯，見出極強的駕馭功底。但更令人振奮的，還在於他以方筆頓挫帶動行草書的連貫意識，把具體的連貫按照頓挫間隔成一組組意的連貫，在其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種結體意識，又有努力求空間開張的橫向宕開，更有方線條稜角、鋒尖在不斷交替過程中的勾連吻合之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種出眾效果都是在流暢的揮灑過程中自然呈現，而不是刻意做作而成的。

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典型：作為遺老，沈寐叟深深重視清代碑學所具有的價值，他不可能跨越這個歷史的規定。但作為藝術家，他又具備本能的開拓希望，因此他努力尋求在規定下的發展空隙，從一個清代人感到迷惘的風格夾縫中走了出來。在一時間，沈寐叟的北碑行草風成為民初書壇的一面大旗。

沈寐叟以方勝，吳缶廬以圓勝；沈寐叟意在生辣，吳缶廬旨在醇厚。沈寐叟以小見大、以局部見整體；吳缶廬則從大見小、從整體到局部。兩位大家可以標誌著民初書壇上的兩種不同路數，當然是同樣有高度的路數。

“昔年書法傳坤艮，置我三王二爨間。滿地殘陽看絕筆，落花如雪淚如環。”此余師兄王君蘧常題其師沈寐叟墨跡之絕句詩也。王君十餘歲由其父甲榮攜往請業，寐叟未及與之論學術，簡述書法奧訣告之，君晚歲題其真跡，為詩如此，余手錄之，今稿不復存，尚能背誦不誤。

書法一道，非限於書法而為書法也，必與其人之學問德業、事功成就、時代特徵，息息相關。尤於書法本身，窮源竟委，集其大成，自創新面，然可以前無古人，如寐叟者，所以被尊為"三百年來第一人"也。

寐叟入仕途於晚清中光緒六年庚辰第二十四名貢士，出余舅祖翁瓶廬相國同和門下，殿試第三甲第97名，賜同進士出身，朝考第二等第20名，欽用主事，觀政刊部，自是始與賢士大夫交遊，名揚海內矣。寐叟生值清季，覓見歷代古物及新發現之文獻珍品，以其乾嘉治學之法治之，於遼、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尤所究心，於甲骨文，敦煌秘籍，靡不究心，熔為一冶。與羅振玉、王國維諸先生論學開一世之新風，而羅、王包羅之廣猶不能及寐叟，寐叟於學術外尤擅書法繪畫，此皆羅、王所不能旁及者也。論並世學人，或與太炎章先生並列，然太炎不信甲骨，治學趨向，一以清中葉為歸，結一代之局則有餘，若雲創新，則遜寐叟一籌矣。

寐叟一生，政事學術，出入綦忙，懶於著作，其名著《蒙古源流箋證》，自雕木版刊行；《元秘史注》，由中華書局排印出版，其他書名繁多，或數頁而止，短書雜札，往往書於帳冊之背或雜紙之上，雖標明為書，實不過未經整理排比之讀筆記、簡端評識而已。余客寐叟嗣子慈護處，按《日知錄》、《十駕齋養新錄》這例編次之，顏日《海日樓札叢》者是也，雖此屬畸零彙輯之書，未足見寐叟學術之廣博弘大，然未嘗不可窺豹一斑也。

書法一道，既匯眾長於一，寐叟少年時得啟迪於張裕釗，後遂由帖入碑，南北融化，上自先秦出土文物，下至唐人寫經，無所不取、無所不捨。寐叟所處之時代，玉人士稱寐叟第子王蘧常為當代王羲之，其弟子尚然，高出弟子數倍之寐叟，奚待戔戔之贅言乎？

今嘉興市政府就所見收藏寐叟墨跡，選其精品，刊以淑世，甚盛事也，爰書其始末如此。

生平年表

1850年（道光三十年，庚戌）一歲。二月二十九日酉時。生於北京南橫街寓所，其父 年三十二歲，洪秀全是年起義。

1857年（鹹豐七年，丁巳）八歲。五月十八父歿，哀痛如成人。家貧，隨母讀李義山詩。除夕仰望三星淚下，五十年後詩中憶及。

1860年（鹹豐十一年，庚申）十一歲。英軍入侵天津，先生隨母避居昌平，登城樓目睹荒涼景象，甚悲痛。

1861年（鹹豐十一年，辛酉）十二歲。從俞策臣讀《禮記》及唐詩半年。師將他去，先生牽衣哭不止，師贈畫六頁。母授王土禎《漁 陽山人菁華錄》，能背出許多佳句。

1862年（同治元年，壬戌）十三歲。從原仁和縣今高雋生習詩詞，以蠅頭小楷抄讀 《通鑑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論》，對南明史事關心由此始。見老師與友人王硯香和詩，偷偷仿效、藏於書包內，老師發現，認為孺子 可教。次歲老師他去，彼此揮淚而別。

1867年（同治六年，丁卯）十八歲。家境貧困，以祖傳初拓《靈飛經》送當鋪得三十錢買米，極難割捨。

1870年（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一歲。以大學生應順天府試，考官羅繹農驚為奇才，薦於主司，先生報罷，羅惋惜。

1872年（同治十一年，壬申）二十三歲。 坐海船至滬溯江而上去成都。娶李逸靜夫人，經紫柏嶺張良廟，見風光秀絕，徘徊久之。返京後夫人典當首飾衣物勉先生讀書。次年鄉試中第二十二名。

1875年（光緒元年，乙亥）二十六歲。始治邊疆地理學，得《遊牧記》、《落帆樓文稿》以校東北、西藏、新疆地圖及《聖武親征錄》。

1877年（光緒三年，丁丑）二十八歲。去廣州看望叔父，研究法律。

1880年（光緒六年，庚辰）三十一歲。殿試第三甲中第九十七名，賜同進士出身，識康有為、朱一新及侍御李慈銘等學者，李已享文名，先生無名，兩卷經翁同和閱，稱先生通人。 精讀歷代刑律著作，用功至勤。對蒙古地理有創穫。冬，還嘉興。次歲再去廣州省叔父。秋後游蘇州靈岩聽泉，十月回京。

1884年（光緒十年，甲申），三十五歲。住宣南珠巢街，所藏善本書遭盜。法人又欲侵華，先生憤憤不已。

1885年（光緒十一年，乙酉）三十六歲。為廣東鄉試出策問題目，皆“宋元學案”及蒙古史跡，參試者有康有為，未取，全場交白卷。中秋與京中名土會於陶然亭。

1887年（光緒十三年，丁亥）三十八歲。考訂元代《經世大典·西北地理圖》，定為回回人所畫，參考諸書校定城邑，有發現。

1888年（光緒十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康有為上書變法，朝廷保守派大嘩，將逮康， 先生勸其作沉迷金石態韜晦，康博覽群碑，著成《廣藝舟雙楫》。康甚憚先生，一日說大話，先生雲“再讀十年書來與吾談書法可耳。”康愧而退。

1889年（光緒十五年，己丑）四十歲。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俄國股章京。日本那珂通博士慕名來華求教西北地理諸事，先生以中原音切蒙古音教之而去。先生兼治諸鄰國地理，考訂唐宋航海路線，同時研究宋儒及佛道大典。以中和教康有為，糾正氣質之偏，言其受質冬夏氣多春秋氣少，康答信遜謝。

1891年（光緒十七年，辛卯）四十二歲。冬，遷員外郎。

1892年（光緒十八年，壬辰）四十三歲。初春任江蘇司郎中。二月叔父卒於穗。

1894年（光緒二十年，甲午）四十五歲。給事中上書抨擊康有為，請焚毀《新學偽經考》，皇帝同意。先生營救無效。甲午海戰中國敗，先生憂憤深廣。好友李慈銘歿，痛哭。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四十六歲。上書請求允許他個人向英人借款修鐵道， 為權臣所阻未果。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四十七歲。俄皇尼古拉二世陰謀辦黑龍江漁業航務，先生怒斥俄大使。八月二十九日母喪，大哀重病一年，久治不愈，自開處方立治，因侍母疾日久，故通醫書。袁世凱召先生去小站 委以重任，謝絕。十月。德軍侵膠州灣。康有為來吊，先生流涕告康可上萬言書求變法。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四十八歲。奉母靈柩南歸安葬。皇帝將重用康有為，先生贈《唐順宗實錄》，請康一閱，憂康改革過激生變。康讀畢默然。五月應張之洞聘 主持兩湖書院。提出治學必實用，於人心世道 利弊當探本清源。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五十歲。返家合葬父母於祖塋。回武昌時遇盜，失書籍碑帖數十種。居武昌株園，與陳石遺唱和，評議古詩。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一歲。八國聯軍入侵，先生攜家眷在上海，本擬 入京，見時局如斯，乃奔走南京，見兩江總督劉坤一，赴武昌晤張之洞、總辦商約大臣盛宣懷等，商定聯合行動，使聯軍有顧忌，牽制侵略者。七月敵兵入都，九月李鴻章來滬見先生說：“倘某不出京，恐亦不免如袁爽秋遇殺身之禍矣!”先生大病一場。

次年春至南京為劉坤一擬奏稿，提出：設議局，開書館，興學堂，廣課吏，設外部，講武學，刪則例，整科舉，設警察等十事。“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前 八字為用，後八字為體。張之洞召見，共議新政，仍返揚州。不久任南洋公學監督。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五十三 歲。辭南洋公學職回京刑部效力，前後十八年。住上斜街。調外務部合和會司員外郎。

1903年（光緒二十九歲，癸卯）五十四歲。任江西廣信府知府。至南昌，巡撫柯逢時召見，共議全省大計。時土子不願讀書， 先生引孟子語“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五十七歲。天主教徒王安之打傷南昌知縣江召棠，民憤起報復，誤傷法、美基督教牧師，法、美兩國聞訊，兵艦開入鄱陽湖示威。巡撫胡鼎臣要殺百姓數人向法、美乞和，先生以為不可濫殺百姓，堅持談判，法、美氣焰收斂。四月任安徽提學使，赴日本考察，日人請教者甚多。歸皖，設存古學堂，請陳抑齋按外國高校教學法，取各校高材生聚集一堂施教。與安慶名土馬其昶、姚仲實、姚永慨、方綸叔博士、胡季庵、徐鐵華論文賦詩。十二月升布政使，推行湖北、江蘇新法，減輕租稅負擔。建天柱閣並作聯語 ：“樓閣華嚴，乘大悲願；江山中夜，嗟太平人!”有掛笏亭，幽靜可讀書，名官齋為“曼陀羅室”。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五十九歲。慈禧太后、光緒同日病歿。

1909年（宣統元年，己酉）六十歲。創建造紙廠，外國求開銅官山，嚴拒。命日本教習去黃山採取植物標本，又命人採取霍山藥材標本，甚豐富。又欲為兩岳植物標本，未成。詔下為禮學館顧問。八月張之洞卒，甚悲。自寫五絕說：“了此宰官身，即是菩薩道。無佛無眾生，靈源同一照”。

為馬其昶編訂並石印《抱潤軒文集》。命舉人謝石欽赴日考察稅制，日大藏省出示文 書，謝等回國，編成一書，先生序印之。

1910年（宣統二年，庚戌）六十一歲。校刊宋嘉泰本《白石道人歌曲》，附《事林廣記》卷八、《音樂舉要》卷九樂星圖譜於後，與姜夔自度曲譜互相證明，用安慶造新紙印成。上書言國事，被權臣所扣壓。賦一律寄慨：“不待招邀入戶庭，龍山推分我忘形。留連未免耽光景，鋪綴誰能較醉醒?兩後百科爭夏大，風前一葉警秋蘦。五更殘月難留影，起看蒼龍大角星。”貝子戴振到安慶，當局命出巨款招待，先生不許，得罪上方及戴振，後者以貪財色出名。先生上書乞退回故里。在皖五年，多病，夜眠二小時，仍堅持講學會客。待秋後去滬時只有十萬卷書，財物無多，人以為怪。十月回嘉興，埋頭讀書，不聞政事。十二月整理審訂張百熙《退思軒詩集》並作序。

1911年（宣統三年，辛亥）六十二歲。去南京與楊仁山居士討論佛學，一月始歸，住上海新閘路三十三號，六月回嘉興，七月大水，先生和郡守籌辦救災。事畢，清帝退位，先生常居上海。

1912年（壬子）六十三歲。在海濱建樓，晨霧繚繞，似黃山峨媚山，作《山居圖》寄意。中外登門求教者甚多。九月返嘉興詠故園草木成九首詩。

1913年（癸丑）六十四歲。題所居為《海日樓》。俄人卡伊薩林持辜鴻銘信求見，為作《中國大儒沈子培》一文：“夙聞儒者沈子培之名，茲得相見之機，余於彼所以期待之者至甚。前在北京，與中國儒者談論，偶涉歐羅巴事每多舛偽。余意沈氏未 必有理解歐羅巴實際之知識，迨一接其言論風采，而宿疑頓祛。沈氏實中國之完人，孔子所謂君子儒也。年逾六十，而精神毅力不異少年，蘊藉淹雅，得未曾有。殆義大利鄂那德達蒲思 評論古代西歐之文明，所謂意識完全者，誠中國文化之典型也。其言動無不協於禮義，待人接物，遇化存神，彼深知中國之情形無論已；即於國外亦洞悉其情偽，所謂象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更能見微知著。平行崇孔教，惡改革，守舊派之魁首也。”(辜鴻銘譯自卡伊薩林日記) 弟子王蘧常先生評曰：“公在遜清觥之為維新 之魁，何雲惡改革?何雲守舊?蓋夫子之道，中庸而已矣。過與不及，皆公所深惡。卡氏未 為知公也。”卡氏亦貴族，“改革”大抵指辛亥 革命。先生在明，當抗清而死；在清當作遺老 以終。此封建倫理使之然。重君主，輕民國，“民”又何曾有過“國”?在遺老中能改革陳弊，發展工廠鐵道，比較重民生，合乎現實，在學術上勇於開拓、一點不守舊，與他門下的王國維同為悲劇人物。蘧老為師辯護，亦時代 使然。後人苛求，何益?

1914年（甲寅）六十五歲。回鄉掃墓，登煙雨樓作詩多首。袁世凱連年派人問候，又聘為史館總纂，謝絕。

1915年（乙卯）六十六歲。王國維來請教音韻學，給以啟導，王甚敬先生。浙人聘先生修省志，提出只續為宜，敘事起於舊志所止的乾隆元年，止於宣統三 年，聘朱疆村、張爾田、王國維諸學者任事，人才濟濟。

1916年（丙辰）六十七歲。袁世凱竊國，先生早洞悉其奸，與康有為等密謀傾覆之，見康詩：“巨君謀帝制。假堯衣弟佗。與公謀覆 之，日夕同畫沙。偕公被密捕，頭顱巨萬賒。……”其中事實已難考訂。

王國維自日本來滬，先生說：“郝氏《爾雅義疏》一書於詁、言、訓三篇，皆以聲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蟲鳥獸諸篇以聲為義者甚多，似未能觀其會通。君何不分條理之?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可作釋例一卷。”王照辦。五月袁賊死。七月，去敦煌盜過唐人手跡的法國人伯希和來與先生討論契丹、蒙兀兒國書及摩尼、婆羅門諸教源流。

1917年（丁巳）六十八歲。四月張勛北上，五月七日先生抱病北行。十三日溥儀復辟，授學部尚書，二十五日事敗、奔弟子封家，一見痛哭，七月乘海船歸滬。冬大病，頭重腳輕。

1918年（戊午）六十九歲。親友弟子擬慶先生與夫人七十雙壽，苦辭。書商送來元刻明補《樂府詩集》一百卷，乃以此為慶典紀念品。秋移居威海衛路二百十一號，題寓樓為“隱谷”，自號隱谷居土，籌備亞洲學術研究會。題在安慶所作的詞為“僾詞”。

1919年（己未）七十歲。二月十日起寫《月愛老人客話》一卷。海內贈壽文壽詩甚多，先生以自壽詩作答。夏，移居新閘路九十一號，寫成《全拙庵溫故錄》。

1920年（庚申）七十一歲。為日本學者白川省三講《尚書》。九月中風，神智清楚，年終痊癒。

1921年（辛酉）七十二歲。弟歿大哭，病數月。始賣字以自給，求者極多不暇接，日本人尤眾。

1922年（壬戌）七十三歲。正月病癒，三月回鄉掃墓。四月弟子林歿。又病，病中每日看書，無學不治。六月十一日，與夫人結婚 半世紀，按故鄉風習重偕花燭。七月十五日復病，得樊公詩，和以七律五首，後不再作詩，茲錄其一：“不死何妨更論文?冀州飆舉思夫君。金壺墨盡搜殘刻，黃葉階乾省舊聞。俗諦一星成劫火，故人千里夢秋雲。年年心緒凋殘盡，念我桓山鳥失群。”十月初二中午起書二對聯。初三歿。

1923年（癸亥）十一月初六葬於祖塋側南門外王店榨篰村。

先生別名頗多，見於題跋者有：惹庵、憶庵、乙僧、寐翁、睡庵、睡翁、乙叟、遜齋、遜翁、耄遜、巽齋、遜叟、李鄉農、餘齋老人、茗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里病維摩、釋持、梵持、建持、持卿、隨庵、守平居土、谷隱居土、浮軒、癯禪、癯翁、東疇小隱等等。

沈曾植字子培，一作子裴，號乙盦，亦作檍盦，又號孺卿，別署寐叟、乙龕、遜齋、遜翁、老遜、遜公、遜叟、寐翁、餘翁、餘齋、隨庵、東軒、灊傭、乙僧、灊皤、寐道人、李鄉農、月愛老人、巽齋老人、睡庵老人、東湖病叟、姚埭老民、青要山農、遜齋居士、守平居土、姚埭癯禪、宛委使者、馬鳴侍者、東湖盦主、東疇小隱、幽谷朽生、茗香病叟、遜齋學人、東軒支 離叟、踵息軒主、媻者藪長、釋持梵持諸名。嘉興人，奇辟宏偉，博學多聞。光緒庚辰進士，累官至刑部主事、總理衙門行走、安徽布政使護理巡撫。乙巳復辟拜授學部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