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施閏章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619年1月6日）出生於江南名邑寧國府宣城雙溪，其家為“一門鄒魯”的理學世家。祖父、父親都是理學家。閏章自幼父母早逝，養於祖母，事叔父如父。受業復社名士沈壽民，博覽經史，勤學強記，工詩詞古文學。少年即有文名，曾去北京，與宋琬、嚴沆、丁澎、張譙明、趙錦帆、周茂元等以詩相和，時稱“燕台七子”。與邑人高詠生主持東南詩壇數十年，時稱“宣城體”。施常與同曹唱和，一詩脫稿，爭相傳誦。

順治三年(1646年)中舉，順治六年(1649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奉使桂林，歷員外郎，刑部尚書稱讚他“引經折獄，平反者盈十百，而大憝者終無幸者。” 順治十三年（1656年），參加高等御試，名列第一，遂擢山東提學僉事，取士“崇雅黜浮”，有“冰鑒”之譽，當時“四方名士”慕其名而“負笈問業者無虛日”，“閏章一一應之，不少倦”，“士以此益歸其門”。任上曾錄取蒲松齡為童子試第一名，又修葺孟廟、閔子廟、伏生祠墓等。在濟南居官五年，對濟南風物多所題詠。

順治十八年（1661年），調任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轄臨江、吉安、袁州三府。當時湖西地區天災人禍，盜賊蜂起，民不聊生。施閏章一到任上，即往民間了解民情，發現農民無力交糧，被逼為盜，他作《勸民急公歌》、《湖西行》等詩，進行勸導。他還遍歷湖西的崇山峻岭，低谷大川訪問民間疾苦，作《大阬嘆》、《竹源阬》等詩，反映民間生活狀況，希望省撫大吏引起重視。他在《大阬嘆》中寫道：“殺人稅無出，遲回傷我心……宿甫既累歲，敲骨力難任。民頑實吏拙，素食慚官箴。”他在《竹源阬》中寫道：“煢煢數寡婦，零落依孤村。凶年艱半藪，撮土招遊魂。”這些詩真實反映了民間疾苦，代表人民的呼聲，受到當地人民的愛戴。他在任上十分注重民風教化，在袁州重建昌黎書院，在吉安修葺白鷺書院，親自講學，主張“以存誠立教。”由於一系列惠政，百姓尊稱他為“施佛子”。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裁撤道使，被罷官。湖西地方父老鄉親多次聯名挽留不允，於是地方集資創設龍岡書院，以紀念他的德政。 及至告別之日，“父老夾道焚香，泣送數十里”。

施閏章歸鄉閒居十年，一心服侍叔父施譽終老，無意仕途，每遇朝廷徵召，稱病不就。康熙十八年（1679年）朝廷開博學鴻儒科，他仍稱病不應。還是其叔一再勸說，他才離家北上，經過考核，名列二等第四名，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康熙二十年（1681年），任河南鄉試正考官，二十二年（1683年）轉侍讀，並作《太宗聖訓》的纂修官，1683年閏六月十三日（8月5日）病逝於京邸。

文學創作

施閏章祖、父都是理學家，他則以詩名噪清初。施閏章與宋琬、王士禎、朱彝尊、趙執信、查慎行，合稱為“清初六家”，又與高詠、梅庚、梅清、梅文鼎、沈泌諸子創立“宣城體”自建一幟，其主張學術與文學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以“醇厚”為則，追求“清深”詩境和“朴秀”風貌、語言簡淨、句調整嚴等特徵，呈現出獨具一格的“清真雅正”的藝術特色，雄踞清初文壇十年之久。

所著《蠖齋詩話》主張“詩有本”、“言有物”，反對“入議論”，推尊唐人，反對宋詩。王士禎論康熙時詩人，將他與宋琬合稱“南施北宋”，認為施閏章的詩“溫柔敦厚，一唱三嘆，有風人之旨”（《池北偶談》），甚至把施氏“秋風一夕起”律詩與“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的《古詩十九首》相提並論。不過王士禎所推重的主要是施閏章的五言近體，即晚年取徑“王孟風致”的作品。這類詩雖然寫得空靈凝鍊，意境悠深，但內容未免單薄狹隘，詩中多表現封建士大夫孤芳自賞情緒。趙翼譏刺他“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氣”（《甌北詩話》）。

施閏章比較關注現實的作品，是他中年遊學京師、奉使桂林、提學山東、分守湖西時所創作的古風，五言如《抵桂林》、《大阬嘆》、《竹源□》、《臨江憫旱》、《新谷篇》、《銅井行》、《壯丁篇》，七言如《老女行》、《海東謠》、《彈子嶺歌》、《萬載謠》、《輿無夫行》，樂府如《上留田行》、《浮萍兔絲篇》、《雞鳴曲》、《抱松女》、《病兒詞》等。在這些作品中，清朝軍隊的殺掠，贓官酷吏的橫行，戰亂、天災、賦稅交相煎逼下農村的荒涼凋敝，各業百姓的深重苦難，尤其是婦女的悲慘遭遇，都得到一定的反映。

施閏章古文學歐陽修、蘇軾，魏禧，評論說“意靜氣朴”（《愚山先生集序》），以辨析理學及論修史之作寫得最為精緻，不過內容平庸的傳志序跋太多，不能與他的詩歌相提並論。張裕釗在《國朝三家詩鈔》中，將鄭珍和施閏章、姚鼐並列為清代三代詩人。

蒲松齡撰文報師恩

蒲松齡曾得到施閏章的賞識，取為頭名秀才，比一般情況下考中秀才更為榮耀，隨著施閏章的文聲日益高漲，也就越來越顯得榮耀。後來，蒲松齡屢就鄉試不中，回想起施閏章對他的提攜之恩，就更加感激施閏章對他的垂青。於是，蒲松齡就借《胭脂》這個故事，大張其鼓地誇讚施閏章的“愛才護才”。

《胭脂》寫施閏章任山東學政時慧眼識冤情，為名士宿介平反冤案的故事。蒲松齡先在篇中稱讚施閏章，“賢能稱最，又有憐才恤士之德”，又在篇末以“異史氏”的名義說了一大段感激的話：“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縱能知李代為冤，誰復思桃僵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要非審思研察，不能得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綢被放衙，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動衙開，巍然坐堂上，彼嘵嘵者直以桎梏靖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文中的“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是說人們都佩服哲人判案時的英明，而體會不到他的良苦用心。言外之意就是，施學政的“良苦用心”主要體現在愛護人才上，而不是單純用在判案上，與之相比，那些所謂的父母官就等而下之，他們連“折獄明”也做不到，他們在斷案時不能“一勞方寸”，“審思研察”，而是“桎梏靖之”，難怪世上有那么多的冤案啊！蒲松齡對施學政的讚揚，對那些自以為是官員的批評，真是發自肺腑，發人深省。

在附則中，蒲松齡又說：“愚山先生，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拳拳如恐不盡。小有冤仰，必委曲呵護之，曾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真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士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這真是一篇真情告白。文章說，施先生是我的老師呀！我初次接受他的教育時，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那時候就見他獎勵、扶持學子，其誠懇的真情唯恐表達不盡。學子有一點小冤屈，一定要婉轉地呵護他，從來不藉此作威作福，討好權貴。他像孔子那樣維護和宣揚儒家教義，不止為一代人所敬仰。他愛護人才如同自己的生命，審閱學子的文章盡心盡力，絕對不會屈才，尤其不會像後來的學政那樣敷衍了事。

接著蒲松齡又舉某名士寫《寶藏興焉》的故事，進一步讚揚施閏章愛才護才的精神。此段文字如下：嘗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興焉”文，誤犯下“水”字，錄畢而後悟之，料無不黜之理。因作詞文後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卻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瑚長峰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崖中跌死撐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朋友看。”先生閱文至此，和之曰：“寶藏將山夸，忽然見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卻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嘗見他，登高怕險，那曾見，會水淹殺！”這段文字是說，有一位名士參加科舉考試，做題為《寶藏興焉》的文章，卻將寶藏興焉的出處搞混了，將“山間”誤作“水下”，文章的主旨錯了，下面的議論就更錯了，他料想一定不會錄取，於是在文後以戲謔的口吻做了一首詞，要求主考官給自己留點臉面。施閏章不以為忤，反而以詼諧幽默的語言，和詞一首，稱讚這位名士的文字功底好，表示不會讓他落到最後一名。蒲松齡以此稱頌了施閏章“風雅之一斑”，同時也稱讚了施閏章“憐才之一事”。

生平

大曆七年，舉孝廉高第，補四門助教。貞元初，復登賢良科，自美原尉拜右拾遺。時裴延齡以奸佞有恩，欲為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一名。雷電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 ！”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其奏，無所迴避，時人稱重。轉右補闕、起居舍人，三任十五年。同列嘗出其下者，多以馳騖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後遷兵部員外郎，充皇子侍讀，尋加史館修撰。

順宗初，以東朝舊恩，超拜給事中，鏇賜金紫，仍錫衫笏焉。遷工部侍郎。與孟簡、劉伯芻、蕭俛受詔同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又為東宮及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久之，改左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登以納諫為對，時論美之。轉兵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遷工部尚書。元和十五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少保。

登有文學，工草隸。寬博容物。嘗使僮飼馬，馬蹄踶，僮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雲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訊雲未之嘗；他人為之怒，登視之無慍色。常慕陸象先之為人，議者亦以為近之。子融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