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早年求學
明熹宗天啟四年正月十三日（1624年3月2日）魏禧出生在江西省寧都縣城的一個富有家庭。父親魏兆鳳，字聖期，號天民。為人樂善好施，急人之難。崇禎初，學使陳懋德推薦兆鳳，詔舉孝友廉潔。不久，又推舉他為師儒，通過巡撫葉成章上奏朝廷，天子遂下詔徵聘。兆鳳“以時方重資格，朝廷多黨人，雖出，志不得行，俱不就”。當時學者稱兆鳳為“征君”。魏禧從小體弱，隨父讀書，就學鄉里，他聰穎好學，博聞強記，才氣過人，“十一歲補邑弟子，冠其曹”。他性格慷慨自信，樂於為人排憂解難，而且還喜歡與人談論軍事。孫靜庵在《明遺民錄》中評價他“善擘畫理勢，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八九”。他的這種預見性和洞察力不僅贏得同伴的信任和尊重，而且為以後安身立命，謀劃隱居翠微峰打下基礎。少年時代的魏禧有過遠大抱負，十四歲時求學於同里楊一水先生門下，致力於科舉考試，希望有朝一日金榜題名，成為國家有用之才。據楊墓表記載：先生諸弟子中，禧最晚進，事先生以諍子自任，常面諍先生，先生大悅，奇之，自是無大小事必盡言。然而1644年甲申之變使他的科舉幻想破滅，此時他年僅二十一歲。他深痛國亡，把甲申之變歸罪於科舉“不得實用之才，有負朝廷”。於是棄科舉，跟從姐夫邱維屏研習古文，從此走上了另一條治學之路。

據山抗清
順治二年（1645）七月，由於南明降清將領引兵進入江西，江西人民的抗清鬥爭蜂擁而起。江西北部早在北京陷落前即遭張獻忠部隊的劫掠，因而軍事力量削弱，地位動搖，在左良玉軍持續過境以及清軍自武昌進行追擊時，則幾乎完全瓦解。順治三年，江西北部諸郡相繼被清軍攻破，戰事移到贛南地區。江西南部南安、贛州二府是抗清鬥爭最激烈的地區。魏禧曾說：“贛州十二屬邑，皆負山依阻，地迫閩粵，故昔稱多盜，而天下稍稍有事，則蟻聚蜂起，揭竿假名義者，不可勝數。”因此這一帶農民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清軍進占江西以後，他們勇敢的擔負起抗清使命，組織各種武裝，抗清起義大小數十處，遍及瑞金、石城、興國、龍南、贛州、寧都等地，這些隊伍同福建、廣東的農民抗清鬥爭遙相呼應，聲勢很大。
順治三年十月，經過半年的圍城之後，贛州的戰事異常慘烈。清軍攻入贛州後，南明隆武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楊廷麟督鄉勇巷戰，兵敗投塘自盡。寧都一帶饑民和抗清武裝並起，他們占據城鄉，鬥爭激烈。
寧都地處贛南山區，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當明崇禎帝自縊的訊息傳到寧都時，魏氏父子“日往公庭哭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隨後，清兵入關奪取了北京政權。魏禧與原兵科給事中曾應遴等當地官紳一道，積極籌划起兵勤王，其父魏兆鳳首先破產相助，招募兵丁維持寧都地方社會秩序。社會的動盪不安，盜賊蜂擁而起，使許多有識之士希望通過團結互助結寨自保。寧都城西郊四十里有座金精山，周圍數十里奇峰林立，著名的有十二座而翠微峰居其首。翠微峰是由許多壁立千仞的巨大石柱組成，由於數千年的風化，四面懸崖絕壁“削起百十餘丈”，山勢險峻，易守難攻，是一個避世隱居的理想之地。於是“事會盤錯，指畫灼有經緯，思患豫防，見幾於早”的魏禧，選中了這遠離塵囂的“金精山第一峰”。變賣家產，僱人開鑿石級階梯，直通山頂，然後在山頂辟平地築屋，挖池蓄水，種植蔬菜、穀物。他的同鄉曾燦、邱維屏、李騰蛟等人也出資相助。順治三年，清軍進攻贛南，寧都局勢陡然緊張起來，為避戰亂，魏禧和幾位友人舉家隱居翠微峰。魏禧還派人在險要處置閘守望，並制訂了嚴格的入山規約，如陌生人須由山寨人員陪同且不得帶刀上山，黃昏後緊閉寨門等，使山寨更為安全，不受戰亂兵災的侵擾。其後寧都數次遭受戰亂，1650年清軍攻下農民軍占領的寧都縣城後，竟屠城，而翠微峰得以獨完。建設翠微峰一定程度上顯示出魏禧作為軍事謀略家遠見卓識的軍事才能，《贛州府志》評價其“最辨古今得失，指陳時事，廉利透聞，獨出手眼”。

治學遊歷
明末大儒顧炎武曾說過：“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無濟於天下”。“性慷慨，尚氣節”的魏禧深知交友的重要，他與兄祥、弟禮互為師友，三兄弟以文章聞名海內，人稱“寧都三魏”。他姐夫邱維屏學識淵博，尤其精通古文，無師自通西洋算術。除此之外，他在隱居前就已結交了一批志趣相投人士，像“有儒者風，性誠厚愛人”的李騰蛟；“性情豪邁，性命肺腑之交”的同學曾燦；“重道義，有膽識”的彭任；政治閱歷豐富，氣宇非凡，“遇事感慨激昂”的南昌士人彭土望；“結交甚廣，慨然有當世之志”的明宗室林時益（原名朱議滂，字確齋，明亡後更姓林），隱居翠微峰後他們經常圍坐在一起讀史，討論《易經》，並把讀書之地命名為“易堂”。人們稱他們為“易堂九子”。魏禧所交的契友，有以謝文存為首的程山七子，宋之盛為首的髻山七隱，陳恭尹為首的廣東北田五子，還有方以智、屈大均、姜宸英、惲日初、顧祖禹、施閏章、汪琬等。他交友的宗旨，一是在治學上能“相互切磋”，以便采他人之長，集思廣益；二是在政治上還有隱蔽深遠的意圖，即多方結交那些“他日可為國家受大任，為生民匡大厄，足以濟天下事”的朋友，一朝天下有變，時機到來，便可團結起來實施復國的大業。魏禧把見到彭土望、林時益比作“發醯雞之覆而見天，取眢井之蛙而投之江河也。”而且他希望藉助於林時益明室後裔的影響力，以翠微峰為基地建立一個秘密的反清復明團體。
念念不忘復明的魏禧十分自然地將兵學作為其一生治學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他留心軍事之學，於康熙六年（1667）編成《兵謀》、《兵法》。魏禧在《兵謀》中將《左傳》用兵謀略概括為32種，各用一個字命名；在《兵法》中將《左傳》用兵之法歸納為22個字。他在對每一種兵謀、兵法作簡短的解釋之後，例舉《左傳》中若干戰例逐字加以說明，由於篇幅較短，沒有分篇、章詳細論述。魏禧軍事著作中包含一些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的用兵之道，與《孫子兵法》是一脈相承的。他把研究兵法和復興古文結合起來，主張寫有用於世的經世文章，魏禧寫出一批經濟世務的政論性散文，如《制科策》、《限田策》、《奄宦策》對當時的科舉、田畝、官宦制度提出了改良主張。當時天下講學，獨易堂以古人實學為宗旨，提倡讀書經世風氣之振，由禧為之領袖。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到翠微峰時感嘆，“易堂真氣，天下無兩矣。”
清初變亂蜂起，清政府於順治二年下了“剃髮令”，男子不剃髮者，“殺無赦”。這時魏禧等易堂九子只好隱居翠微峰自保，但時日一長，他們醒悟到僻居贛南，終不為人所知，“閉戶自封”，難免會“封己自小”。魏禧認為學問必須通過閱歷和實踐，深感足不出戶，難以開拓視野增長見識，同時為了更廣泛地結納各地的抗清志士，考察江浙一帶的地理形勢，以謀求恢復明朝的根據地，進行深入隱蔽的反清鬥爭。魏禧在三十九歲後先後四次到吳越等地交遊考察。他每到一地必定訪問名士，拜謁忠烈遺蹟。與徐枋、金俊明、李天植、槁木等明遺民交結往來，頗得海內學者賞識，時稱其“有古宰相才度”。魏禧的江淮吳越之游既是為了向社會生活學習、向他人學習，又是一種含有隱蔽反清意圖的舉動。經過一番遊歷，魏禧慨嘆天下人才萎靡魯莽，潰散無成時指出“方今之士，志弱者以天下事為難為，而吾非其人；志強者易視天下之事，不自知其不足。”魏禧以布衣交天下賢士，他所處境遇是困難而複雜的。康熙十七年（1677），嚴沆、余國柱、李宗孔等舉薦魏禧上京應試為博學鴻儒，他堅辭不就，不肯仕清。由於清朝統治趨於鞏固，民族矛盾已開始轉化，階級矛盾又在趨向緩和，全國反清形勢轉入低潮，因此他的活動沒有取得實質性結果，魏禧於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病逝於江蘇儀征遊歷途中，終年57歲。

人物年表

文學創作

散文
魏禧四十歲始遊歷大江南北，所至結交皆明遺民。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儒，禧以疾固辭。兩年後死去。禧早年有志仕進，且富謀略，論事縱橫排擠，策劃卓有經緯。甲申乙酉後，一變初衷，自以病放廢山中三十餘年，對清王朝始終持不合作態度，表現了對故國始終不逾的感情。以歸隱和遊歷為標誌，魏禧散文創作，可分三個時期，各有著不同的特點。開始，治四書，則求其意義廣博而喜議論。認為文旨惟經義可以無所不盡，致力論策制科，並以餘力間為雜體，於經義外，搜覽諸子史漢唐宋大家及其他雜藝之文，尤好《左傳》和蘇洵的文章，為文崇尚雄健。其制藝不模仿先輩，多宏肆浩瀚之文，幾同於論策。同時，他又認為文不必求工，只求不湮沒論點，“使無遁理而已”（清道光二十五年易堂版《寧都三魏全集．魏叔子文集》卷首《自敘》）。及至隱居後，盡棄時文，為古文辭，方更講求文章法度，於是能自削議論之繁博而精傑益出。游江淮吳越間，則多煙波嗚煙之作，有一唱三嘆之聲，又幾近歐陽修的風格。然而精悍之氣，逼出眉宇，仍不可馴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古文一脈，至清初“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矩矯”，而汪婉與“寧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稱為最工。然禧才縱橫，未歸於純粹”，雖對禧有微詞，但卻也精當地指出了魏禧陶鑄百家、兼收並蓄的文風。
魏禧長於見識議論及有意於用世的寫作特點，突出地表現在他的論說策議中。其短篇史論，尤有特色，抓住一人一事，覽古鑒今；筆力挺變，尺幅中如有龍蛇不可控攫。如《留侯論》踔厲風發，堪與蘇軾相敵；《伊尹論》贊弔民伐罪而不拘君臣之序，洗髮剴切，邏輯嚴密；《陳勝論》馳驟頓挫，一語破的；《晃錯論》千委萬曲，辨析精詳；皆各得其妙。
魏禧散文中更著名的是傳記文，通過作傳涉及到社會生活許多方面。他描繪過明季酷烈的朝政；對大吏貪縱、小吏肥俊削、細民無依、官逼民反的階級矛盾有著清醒的認識。而主要是他深抱亡國之痛，為抗敵殉國和堅持志節之士作傳，如《江天一傳》、《明御史何公家傳》。
有些傳記寫山林隱逸、俠客壯士的義行異事。如《高士汪風傳》、《大鐵椎傳》，題材不同，一系行蹤飄忽，清高磊落的隱士，一系勇武非凡，不為世用的力士。魏禧既推崇前者恥於事清的操守，復將後者比之博浪沙椎擊秦皇的俠客。其寫作用意是顯而易見的。他如《賣酒者傳》、《瓶庵小傳》、《獨奕先生傳》、《謝廷詔傳》等，記述某些市井奇人的所作所為，寓意精深，饒有情趣。總之，他的傳記文風格多樣，章法不一，最能表現他師承古人而不依傍古人、文隨意盡、善變為法的創作態度。
魏禧的敘記文也常寫遺民志士，哀“賢人凋喪，同志寂寥”，感慨激昂而又低回往復，兼有歐、蘇之長。他於哀情文主張文貴質樸，不必以痛哭見哀；以為韓愈《祭十二郎文》工於文而情以微。因而他以敘事為抒情，如《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文》，情事惝恍，纏綿悲愴，即體現了這一特點。魏禧敘記文無論狀物寫景，敘事記人，都顯得搖曳生姿，意味無窮。他的《吾廬飲酒記》、《白渡泛舟記》情景交融，清新委婉，旨趣瀟灑。《宛臬記》斑駁奧秀，酷似柳宗元山水記。《翠微峰記》以敘事為山靈添色。《吾廬記》以記人使題旨生輝。魏禧還有大量畫記，不僅描風鏤影，且以議論畫意取勝。《燎衣圖記》細碎敘寫而鉤連繩貫，筆筆變化，無一雷同。著意處如畫龍點睛，不著意處似頰上三毛，神態自現。《畫貓記》感而諷之，取喻刻深而轉折無跡。魏禧敘記文能將尋常題材寫得不落俗套，往往得益於議論，翻空出奇，令人耳目一新。
魏禧散文創作，不斷取得蜚聲文壇的成就，這和他的日臻完善的古文理論是分不開的。其中有些觀點，至今不失為真知灼見。他認為“文所以可傳，中必有物。” （《日錄.雜說》）他不僅批評為文不顧法度、師心自用，如野戰無紀之師。且又反對株守古人之法而“中無所有”，指出要合古人之法而不效優孟衣冠，知文章之法有常有變。“伏應斷續”是常法；為文者“中有所得”，興會所至，得意疾書，不汲汲於常法而能自合於法度，是以善變為法。法之常可學，法之變須從“文外求法”，加強思想文化修養，方能“神而明之”。為此，他依據明理適用的易堂學旨，提出“積理”、“練識”的辯證主張，認為積“理”可使“識”不墮入嗜新逐異；“理”若未明，又應著重練“識”，其須考察“市儈優介大猾逆賊之情狀”（《宗子發文集序》）。這樣，“理”，才不致空疏無用。魏禧的觀點代表了清初文論中理識法相結合的傾向，在當時有較大的影響。

詩作
魏禧詩歌的成就不如散文，然亦不乏可傳之作。易堂諸子以其四言為絕調，謂為奇峭古奧跳脫，不欲擬樂府而乾漢魏。實則四言擬古痕跡太露，不及五七言。他的詩歌理論和散文一樣，主張興屬而辭工，以理識為歸；創作上取材廣泛，變化多端。其詩作有沉鬱雄健之氣。如《讀〈水滸〉》，歌頌梁山英雄能夠同饑寒、共生死，同時鞭撻以詩書道德掩其惡的當世權貴；《賣薪行》、《出廓行》、《入廓行》、《從征行》、《孤女行》等篇則反映了當時貧民的生活圖景，也顯示出作者對世事的沉痛感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