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王士禎出生在一個世代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晉，為明朝布政使。士禎出生於官舍，祖父呼其小名為豫孫。五歲入家塾讀書，六七歲時讀《詩經》。順治七年（1650年），應童子試，連得縣、府、道第一，與大哥王士祿、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詩名。順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科進士，文名漸著，23歲遊歷濟南，邀請在濟南的文壇名士，集會於大明湖水面亭上，即景賦秋柳詩四首，此詩傳開，大江南北一時和作者甚多，當時被文壇稱為“秋柳詩社”，從此聞名天下。後人將大明湖東北岸一小巷名“秋柳園”，指為王士禎詠《秋柳》處。

順治十六年（1659年），任揚州推官，“晝了公事，夜接詞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受到康熙帝召見，轉侍讀，入值南書房。升禮部主事，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書。不久，因受王五案牽連，被以“瞻循”罪革職回鄉。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帝眷念舊臣，特詔官復原職，因避雍正諱，改名士正。乾隆賜名士禎，諡文簡。但其後，世人，包括正統的中國文學史對之卻居然是“王士禛”或“王士禎”兩存而使用著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當我朝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世貞）、李（攀龍）之膚廓，鍾（惺）、譚（元春）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競尚宋元。既而宋詩質直，流為有韻之語錄；元詩縟艷，流為對句之小詞。於是士禎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之。”錢鍾書在《談藝錄》中評王漁洋的詩：“一鱗半爪，不是真龍”。

王士禎的詩清新蘊藉、刻畫工整，散文、詞也很出色。他提出的神韻詩論，淵源於唐司空圖“自然”、“含蓄”和宋嚴羽“妙語”、“興趣”之說，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作詩要訣。所傳詩文中，有不少題詠濟南風物，記敘濟南掌故之作。曾為蒲評點《聊齋志異》並題詩共勉。

一生著述達500餘種，作詩4000餘首，主要有《漁洋山人精華錄》、《蠶尾集》、雜俎類筆記《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居易錄》、《漁洋文略》、《漁洋詩集》、《帶經堂集》、《感舊集》、《五代詩話》。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禎升任戶部郎中，到京城為官。當時的京城才人墨客雲集，為王士禎施展才華提供了舞台，他在詩歌創作中提出“神韻”說，開一代詩風。王士禎多才多藝，有大量名篇傳世，他寫景的詩文尤其為人稱道，所作小令中的“綠楊城郭是揚州”一句，被當時許多名畫家作為畫題入畫。王士禎的才華很快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賞識，康熙皇帝稱其“詩文兼優”，“博學善詩文”。康熙十七年（1678年）王士禎受到皇帝的召見，“賦詩稱旨，改翰林院侍講，遷侍讀，入仕南書房”，成為清代漢臣由部曹充詞臣的第一人。康熙皇帝還下詔要王士禎進呈詩稿，這在當時是十分罕見的殊榮。王士禎遂選錄自己300篇詩作進奉，定名《御覽集》。從此，王士禎平步青雲，常常得到御賜字畫，還多次參加重要宴飲。

當時，王士禎詩名揚天下，官位也不斷遷升，成為清初文壇公認的盟主，一時間，詩壇新人、文壇後輩到京城求名師指點作品，往往首先拜見王士禎，如能得其一言片字褒獎，就會聲名鵲起。蒲松齡是落拓不第的文人， 《聊齋志異》也久不被世人認識，當蒲松齡找到王士禎時，王士禎“加評騭而還之”，還贈詩蒲松齡：“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為了讓《聊齋志異》出版，王士禎在該書上大書“王阮亭鑑定”，使得各家書坊爭相求索書稿，刊刻《聊齋志異》“以為榮”。當時的名流稱讚此事：“國家文治軼千秋，扢雅揚風，巨公踵出，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王公稱首。”

宋嚴羽“妙語”、“興趣”之說，記敘濟南掌故周村城西長白山美麗的自然風光和優越的氣候條件，吸引了王士禎，他便在修建了別墅，名叫“夫於草堂”。每逢閒暇便來遊玩小住。盛夏酷暑，則全家來此消夏。這裡有漫山的森林，清碧的泉水，鹿鳴鶴舞，湖光山色，是難得的避暑勝地。附近又有繁華的周村，生活十分方便。苑城的袁守侗等大官僚，也都在山中見有別墅。

王士禎被罷官後，曾長期在山中別墅居住，登峰觀瀑，臨池戲魚。有時登臨會仙高峰，謠望清河碧帶，芽莊湖帆，乘興吟喔“東山清風來，西澗涼雨度”。興致高時，仰天長嘯，空谷傳響，極為愜意。他的《長白山錄》對長白山周圍的自然景色、山川風物做了詳細記敘，《夫於草堂集》、《香祖筆記》等，也是在這裡寫成的。

王士禎官至刑部尚書，頗有政聲。淵源於唐司空圖“自然”、“含蓄”和之作。

王士禎是清初詩壇上“神韻說”的倡導者。後人所輯《帶經堂詩話》，反映了他的論詩主張。王士禎論詩以“神韻”為宗，而其淵源則本於司空圖和嚴羽。他鼓吹“妙悟”、“興趣”，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詩的最高境界。強調淡遠的意境和含蓄的語言。王士禎的詩歌創作，早年從明七子入手，“中歲逾三唐而事兩宋”，晚年又轉而宗唐，但是在這三次轉變中，提倡“神韻說”是貫穿始終的最能體現王士禎“神韻說”理論，並且寫得好的是他的七言絕句。

王士禎倡導的神韻說，主宰詩壇數十年。他的詩歌創作和詩學理論在清代達到了頂峰，從而在中國詩歌理論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為中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王士禎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去逝。享年78歲。王家曾四代官至尚書，桓台境內至今還存有歌頌王家功德的全國罕見的磚牌坊，上刻清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題寫的“四世宮保”四個大字。

理論觀點

清初詩人王士禎是繼司空圖、嚴羽之後倡導神韻理論的又一大家 是“神韻說”的“集大成”者。他也因標舉“神韻”而名聲大噪。遺憾的是，王漁洋平生只“拈出神韻”二字，並未對此作正面系統闡述。後世注家各執己見，紛紛詮釋，出現了一些不同觀點：

有認為“神韻”即 “格調”亦即 “肌理”，它是“徹上徹下無所不該”的，這是翁方綱“泛神韻論”的解釋。有認為 即，郭紹虞先生力主此說，他指出 ：“神韻”“韻” “實則漁洋所謂神韻，單言之也只一‘韻’字而已。”敏澤先生以為神韻 “有時是指創作上和形似，形式等等相對應的內在的神似、氣韻、風神等一類的東西”，“有時它又是指創作中那種在內容上以寫景為特點，在風格上比較清新，富有詩情畫意的氣氛和境界。”蔡鍾翔先生認為 ：神韻是“古淡清遠的意境”。吳調公先生在其著作《神韻論》“。葉嘉瑩先生也說 ：總論中則說 ：神韻的主要內涵是指詩味的清逸淡遠”“總清遠二妙，則為神韻。”錢鍾書先生在談到漁洋詩論時亦評述道“神韻乃詩中最高境 ：界”，”“說，說等等。以上諸“優遊痛快，各有神韻。此外還有味外味”“神韻分離，以韻為主”說自有其合理乃至深刻的方面，它們都不同程度地談到“神韻”的某種內涵。然而就漁洋詩論和詩歌創作的實際傾向來看，似感不甚妥切。筆者認為，王漁洋標舉的 “之 神韻”“神韻說”“有兩層含義 ：一是指詩歌藝術風格上，優遊不迫”與“沉著痛快”兩種風格並舉而又側重於古淡閒遠一格 （簡稱“並舉說”），二是指在某一首詩歌中追求“與的高度統一，重在詩的內在品質，韻”則偏重詩的外在風貌神”“韻”“神”“（簡稱“統一說”）。

明清時期對古典文學文法的研究日趨深入縝密，而與此同時王士禎王漁洋的“神韻說”卻又別開生面，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文法研究所執著的具體的文本形式，對古典作品藝術價值的理解上升到了一個更加玄奧的層面。

然而，究竟應當怎樣理解王漁洋的神韻說在古典文學形式觀念的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卻還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王漁洋自己在說明他的神韻說理論時說，他最喜歡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個字；有時又標舉出嚴羽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八個字來說明神韻的含義。從他的神韻說觀念和這些解釋中很容易得出這樣的觀點：神韻是指作品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某種情思內涵而不是形式方面的特點。翁方綱為了澄清神韻說的玄虛之論，在專析神韻說的《神韻論》文中把神韻解釋為“下筆如有神”的“神”，“熟精文選理”的“理”，乃至格調、肌理等，而最終歸之為“君形者”，似認為神韻屬於內蘊方面的東西。現代學者錢鍾書先生在談及神韻時說，神韻“非詩品中之一品，而為各品之恰到好處，至善盡美”，也就是入神之意。用“君形者”、“神”或神氣、入神來解釋神韻，都意味著是從作品內蘊的角度來理解神韻的。這樣理解當然不錯，因為“神韻”之“神”肯定與內在的精神意蘊相關。但這樣解釋的結果，“神韻”的“韻”字似乎還沒有落到實處。當代學者吳調公先生則對神韻說中的“神韻”一詞作了更細緻的分析：

神與韻，原來是渾然一體。但細細分析起來，卻有一個由“神”生“韻”的過程。哪怕這變化很倏忽、很隱約，但卻分明包含著歌德所強調的一種“灌注”過程。既有詩人主觀“精神”的傾注，也有因灌注的需要從而有待於涵茹式地渟蓄或噴薄式地張揚，形成一種洋溢著“生氣”的載體。

總的說來，神韻論者比古代各種詩論家都更為注意“韻”，注意帶著內在節奏感的心靈的流動。

吳調公先生不僅指出了神韻說所包含的“神”和“韻”，即內在的精神與外在的節奏兩個方面，而且強調了神韻說的重心是在“韻”的方面，即“帶著內在節奏感的心靈的流動”。

如果把嚴羽看作神韻說的先驅之一，那么應當說他所說的“別材”、“別趣”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興趣”還只是指示了一種模糊惝恍的意蘊，還沒有將神韻的問題真正鍥入到文本分析的實處，因而還沒有構成關於藝術形式問題的觀念。王漁洋則不同，他的神韻說已成為可認知甚至可效法的東西，也就是說已經形式化了。翁方綱批評人們把神韻誤當作王漁洋的發明：“詩以神韻為心得之秘，此義非自漁洋始言之也，是乃自古詩家之要眇處，古人不言而漁洋始明著之也。” 為什麼人們會把古已有之的東西當成是王漁洋的發明呢？除了因為王漁洋特標舉出神韻說的名目以立門戶外，更重要的是王漁洋談論的神韻雖標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實際上卻有路徑可尋。

藏書事跡

代表作品

提起清人王士禎，人們最容易想到的是“三柳”——“《秋柳》詩”、“秋柳詩社”、“秋柳園”。

王士禎是清初傑出的詩人。他自幼聰慧過人，尤喜賦詩。他少年時在濟南居住，向以濟南人自稱，一生寫有許多詠濟南山水風光的詩作。清順治十四年（1657年）一個秋日的下午，濟南大明湖上，王士禎正和幾個文友觀覽遊玩。此時，天氣漸涼，大明湖岸邊的垂柳，已是翠褪黃顯，乍染秋色了。王士禎為眼前的景色所感染、觸動，遂賦出了著名的《秋柳》詩四首：

“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煙痕。愁生陌上黃聰曲，夢遠江南烏夜村。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娟娟涼露欲為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婦鏡，江乾黃竹女兒箱。空憐板渚隋堤水，不見琅琊大道王。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水豐坊。”

“東風作絮糝春衣，太息蕭條景物非。扶荔宮中花事盡，靈和殿里昔人希，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往日風流問枚書，梁園回首素心違。”

“桃根桃葉正相連，眺盡平蕪欲化煙。秋色向人猶旖旎，春閨曾與致纏綿。新愁帝子悲今日，舊事公孫憶往年。記否青門珠絡鼓，松柏相映夕陽邊。”

這四首《秋柳》詩，意韻含蓄，境界優美，詠物與寓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有著極強的藝術感染力。更叫人嘆絕的，是全詩句句寫柳，卻通篇不見一個“柳”字，表現出詩人深厚的藝術提煉功底。

王士禎寫《秋柳》四首時，才24歲，在這之前，他已經高中進士，並以眾多詩作聲名在外，然而真正使他舉國“文”名的，卻是這《秋柳》四首。此詩傳開，影響巨大，大江南北一時應和者甚眾，連顧炎武也由京抵濟，作《賦得秋柳》唱和。由於各地眾名家對《秋柳》詩的唱和，因此產生了享譽當時文壇的文社——“秋柳詩社”。“秋柳詩社”在中國文學史上留有彩色的印記。

《秋柳》詩四首，究竟是在大明湖什麼地方作成的呢？王士禎在其《菜根堂詩集序》中云：“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諸名士雲集明湖。一日會飲水面亭，亭下楊柳千餘株，披拂水際，葉始微黃，乍染秋色，若有搖落之態。予悵然有感，賦詩四首。”這裡清楚地說明，《秋柳》詩是在大明湖水面亭所作。據考證，所謂“水面亭”，全名應該是“天心水面亭”，位在當今大明湖南岸稼軒祠附近，早已毀佚。

由於《秋柳》詩是王士禎的成名代表作，後人為了紀念這位傑出的詩人，就把大明湖東北岸匯泉堂附近的一處館舍院落命名為“秋柳園”。（亦有人說秋柳園就是王士禎少年時在濟南的故居。）舊時的秋柳園土牆木棟，柳絲裊裊，是個幽靜清寧的地方。如今，秋柳園早已湮沒，但其遺址風光依舊，從這裡看去，水光粼粼，荷紅芙綠，岸柳披拂，明湖風光盡收眼底。作為濟南重要的人文景觀，秋柳園在濟南的人文史上有著顯著的位置。

紀念建築

忠勤祠又名王家祠堂，坐落在桓台縣新城鎮新立村岡二姓街北，是為明代王重光而建。

該祠初建於1588年（明萬曆十六年）建成，當時規模宏大，但現存面積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祠院南北長88米，東西寬43米，占地3784平方米。院內有正堂5楹，中間3間出廈。長22米，高14米，進深9.65米，全為磚木結構，瓴瓦蛇脊，木椽單檐。堂內有合抱圓木柱8根，頂部棟樑上飾有彩繪，內壁牆上鑲嵌石碣85塊，保存完好。碑文集歷代書法名家鍾繇、王羲之、王獻之、歐陽洵、柳公權、虞世南的字刻成，真、草、隸、篆諸體俱備。堂內還有王重光及其屬下王、張二指揮的碑刻彩繪像。後堂3間，稱為“司馬祠”，原是明末兵部尚書王象乾的祠堂，現拓為王士禎紀念館！

揚州逸事

紅橋修禊，為清康熙年間王漁洋開了先河。王漁洋原名王士禛，別號漁洋山人，原籍山東諸誠，自幼聰明好學，精金石篆刻，22歲考中進士。順治十七年（1660年），26歲的王漁洋被任命為揚州府推官，可謂少年得志、春風得意。王漁洋來揚州之前，其實對揚州並不陌生。他的祖父王象晉曾於明崇禎元年（1628年）在揚州任職兵備副使，可見王家與揚州之緣分不淺。

在揚州任職五年，王漁洋寫下了很多詩詞和遊記。康熙元年（1662年），與張養重、邱象隨、陳允衡、陳維崧等修禊紅橋，王漁洋作《浣溪沙》，編有《紅橋唱和集》。康熙三年（1664年）春，又與諸名士修禊紅橋，賦《冶春絕句》，其中“紅橋飛跨水當中，一字欄桿九曲紅。日午畫船橋下過，衣香人影太匆匆”一首，唱和者甚眾，一時形成“江樓齊唱冶春詞”的繁榮盛況。詩人的紅橋修禊，使得冶春社和紅橋成為文化勝地。據《揚州畫舫錄》記載：“貽上司理揚州，日與諸名士游宴，於是過廣陵者多問紅橋矣。”冶春和紅橋，因王漁洋的詩文蜚聲文壇，揚州，也因王漁洋的紅橋修禊而成為清初士大夫的嚮往之地。

正是這些詩詞作品的廣泛流傳，使王漁洋在詩壇和官場名聲鵲起，成為清朝文壇的一代宗師。他的詩文風格清新平淡，摒棄了淒清愁怨的格調，對當時和後代都有很大影響。揚州這塊沃土，滋養了王漁洋，而王漁洋又為揚州文化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詩風流韻，三百餘載，當年王漁洋所題《冶春絕句》二十首，不只獨步當時，至今仍被人所傳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