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嚴羽生年大致在1192～1197年間，這正是韓侂胄北伐失利，宋向金屈辱求和的時候。卒年約在1241～1245年間，距1279年元滅宋，僅三十餘年。

早年就學於鄰縣光澤縣學教授包恢門下，嘉定六年（1213年），嚴羽二十二歲左右時，離開家鄉福建邵武，至江西南城包恢之父包揚門下求學深造。包揚，是當地頗有聲名的宿儒，他先後受學於陸九淵和朱熹，神契於陸門 “本心之學”。由於當時包揚已年屆古稀，三年後包揚去世，嚴羽辭別師門，開始了長達七年左右時間的客游經歷。在江西時曾受友人舉薦進入幕府，主要做案牘工作，未能受重用，故僅做了一年時間就辭任遠遊至湖南，在湖南長沙、衡陽、洞庭等地漂游。在湖南洞庭時，嚴羽又曾進入軍營幕府，仍然是做案牘文書工作而並不受重用。嚴羽深感鬱郁不得志，再次離任漂游至江西臨川，在臨川交朋結友。

嘉定十六年（1223年），嚴羽由江西臨川返回家鄉。紹定二年（1229年）十二月，福建路汀州發生了晏夢彪率領的農民起義，他們很快就攻下了汀州、邵武軍、南劍州所屬各縣， 已近中年的嚴羽被迫離家避亂，飄泊於江西潯陽、南昌等地近三年。紹定三年（1230年）冬末，嚴羽第二次返鄉。紹定五年（1232年），江湖派著名詩人戴復古任邵武府學教授，以嚴羽為代表的邵武青年才俊們的詩社活動因之更加活躍，嚴羽、李友山諸人也與戴復古結下了友情。戴復古《祝二嚴》詩曰：“前年得嚴粲，今年得嚴羽。我自得二嚴，牛鐸諧鍾呂。……羽也天姿高，不肯事科舉，風雅與騷些，歷歷在肺腑。持論傷太高，與世或齟齬，長歌激古風，自立一門戶。”

嘉熙元年（1237年），戴復古辭教授職，返回台州。臨行前作《別邵武諸故人》（《石屏詩集》），嚴羽則作《送戴式之歸天台山歌》相贈。 第二年開春，嚴羽第三次離家，遠遊吳越。在漫遊期間，他先後到過吳中（今江蘇吳縣）、臨安（今杭州）、錢塘和桐廬（今杭州附近）、瓜步鎮（在今江蘇六合縣）等地。嘉熙三年（1239年）春末，嚴羽客居瓜步鎮（今江蘇六合），瓜步以北正是宋蒙對峙的戰場。嚴羽在這裡找到表叔吳陵，將自己論詩的書稿謄寫出副本交給他。之後，來到了南昌，由於南昌為官的朋友張南卿苦苦挽留。嚴羽在南昌住了一年多。約在嘉熙四年（1240年）冬末返鄉，始了逐漸淡出的隱居生活，他先隱居在城郊，後來移居到邵武城外東潭山一個清幽秀麗的地方。他的住宅依山傍水，是個典型的隱士山莊。他一年到頭很少飲酒，朋友來訪，也只是以清茶款待。大約在淳祐五年（1245年）秋，好友上官良史到他隱居地訪問了他。據清季耆老傳說，南宋末年，文天祥鎮守南平，嚴羽以其年邁之軀離家投軍。抗元徹底失敗後，他堅守“丈夫兒富貴等浮雲，看名節”的信條，不肯投降元人，避隱民間，不知所終。

有關嚴羽生平的資料非常有限，可供參考的僅有明朝弘治、嘉靖年間以及清朝乾隆年間編修的《邵武府志》、清代鹹豐年間刊行的《邵武縣誌》、明代何喬遠纂修的《閩書》、嚴羽同郡清代朱霞撰寫的《嚴羽傳》以及近代陳衍等編纂的《福建通志》等。

文學創作

嚴羽教人學詩，必熟讀《楚辭》，乃至於盛唐名家作品，並且反對蘇軾、黃庭堅的詩風，稱其為詩雖工，“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同時批評四靈派和江湖派。雖然生活在南宋末年，一生未曾出仕，大半隱居在家鄉。但在元軍入侵、國勢垂危之際，仍很關心時事，愛國思想在詩中時有流露，對朝政弊端也頗多不滿之詞，如《北伐行》、《四方行》、《有感六首》等。所以戴復古說他“飄零憂國杜陵老，感遇傷時陳子昂”（引自朱雯《嚴羽傳》）。他的七言歌行仿效李白，五律除學李外，還學杜甫、韋應物。但主要傾向仍為王（維）、孟（浩然）沖淡空靈一路。他最重要的成就在於詩歌理論，著有《滄浪詩話》。創作成就遠遜於理論貢獻，歷來詩論家多指出這兩方面的差距。《四庫全書總目》說他的創作“志在天寶以前，而格實不能超大曆之上”，“止能摹王孟之餘響，不能追李杜之巨觀也”。

其詩集名《滄浪先生吟卷》（或名《滄浪吟》、《滄浪集》）2卷，共收入古、近體詩146首。有《邵武徐氏叢書·樵川二家詩》本。《滄浪詩話》則附於詩集之後。

詩論影響

嚴羽開創了一個新時代。他啟迪了元代詩人，影響覆蓋了明代文藝理論界，深刻地影響了清代和近代。這是任何其他理論家都不曾有過的殊榮。

從巨觀上看，嚴羽的影響可以分為生前和去世後兩大階段。生前，他主盟詩壇詩社，直接指導了一批文壇後進，從而形成了一個詩派。他去世以後，他的歷史作用就表現為思想影響。正是在這方面，才表現出一個思想家的本質和他對歷史，對文明的貢獻。《滄浪詩話》是一部極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其書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門，以第一部分為核心。嚴羽論詩立足於它“吟詠性情”的基本性質，全書系統性、理論性較強，對詩歌的形象思維特徵和藝術性方面的探討，論詩標榜盛唐，主張詩有別裁、別趣之說，重視詩歌的藝術特點，批評了當時經文字、才學、議論為詩的弊病，對江西詩派尤表不滿。又以禪喻詩，強調“妙悟”，對明清的詩歌評論影響頗大。《福建文苑傳》以“掃除美刺，獨任性靈”總括嚴氏詩論。《滄浪詩話》全書完全不涉及詩與儒道的關係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而重視詩的藝術性和由此造成的對人心的感發，這與理學家的文學觀恰成對立，很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