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於湖北省黃州府黃岡縣回龍鎮下張家灣村（今湖北省黃岡市團風縣）的一個貧寒人家，取名“李仲揆”。

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自幼就讀於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那年李仲揆告別父母，獨自一人來到武昌報考高等國小堂，並改名為李四光。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5月，李四光官費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宏文學院普通科學習；同年12月，李四光結識了當時在東京法政大學學習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經宋教仁介紹又認識在東京京西大學學習工藝化學的馬君武。此時，他接受了更多的民主革命思想，開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並毅然將盤在頭上的長辮子剪掉，表明自己站在革命的一邊。

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初，李四光學習任務雖很重，但他仍經常出入留學生會館，赴集會，聽演講，決定追隨孫中山先生。他還積極投身革命政黨的組建活動，7月30日，他參加了在東京赤坂區松町三番黑龍會會所召開的中國同盟會籌備會。會後由孫中山主盟，宣誓加入同盟會。其中，李四光的自書誓詞為：聯盟人湖北省黃州府黃岡縣李四光，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眾處罰。天運乙巳年七月三十日中國同盟會會員李四光。李四光是同盟會第一批會員中年齡最小者，8月20日，在日本東京赤坂區松町內田良平先生的宅邸，李四光參加了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

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船用機關科，學習造船機械，宣統二年（1910年）畢業。因其在日本受了帶有漢民族主義的反滿革命思想的影響，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中年齡最小的會員，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己任。並獲孫中山讚譽，送其八個字：“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嶄露頭角

1911年（清宣統三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清朝帝制政府，李四光出任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該省實業部改為實業司，仍任司長。不久，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李四光憤然辭去了實業司司長職務。

1913年（中華民國二年），遠渡重洋，去英國留學，考入英國伯明罕大學，先學採礦，後改學地質，1919年畢業，被授予碩士學位。

1920年（中華民國九年），接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聘書回國，在北京大學地質系任教授、系主任，同時還擔任過北京大學評議會的評議員和理學院的庶務主任。

1922年（中華民國十一年），李四光同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等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地質學會，他被選為第一屆的副會長，嗣後還擔任了較長時期的會長、理事長。

1928年以後，李四光長期擔任前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同年8月，國民政府決定組建國立武漢大學，國民政府大學院（教育部）院長蔡元培任命李四光為武漢大學建設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同年11月，該委員會決議，以武昌城外東湖附近珞珈山一帶為新校舍地址（武漢大學內還有李四光選址的雕像）。

1929年（中華民國十八年）10月，新校舍落成，他與蔡元培等參加武漢大學新校舍落成及開學典禮，實現了他久想在有山有水的地方，辦一所現代化大學的願望。

1931年（中華民國二十年），以《中國北部之科》被英國伯明罕大學授予自然科學博士學位。

1932年（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任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代理校長。

1934年到1936年期間，先後在英國倫敦、劍橋、伯明罕等八所大學講授《中國地質學》，受到英國學術界的歡迎讚譽。

1937年（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任中央大學理學院地質系名譽教授；同年11月，率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遷廣西桂林。

1944年（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經貴陽遷往重慶。

1944至1946年，任重慶大學教授，並在重慶大學開設全國第一個石油專業。

1948年（中華民國三十七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2月初，李四光和他的夫人許淑彬一同從上海啟程赴英國倫敦出席第十八屆國際地質大會，同年接受挪威奧斯陸大學授予的哲學博士學位。

1949年初，其數次給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的許傑等人寫信，支持他們堅守南京，反對搬遷廣州；同年4月初，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維護和平大會。出國前，郭沫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給李四光帶了一封信，請他早日回國。可惜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從英國到遠東的客輪船票要提前一年預訂，歸期只得拖延。

艱難回國

1949年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即，李四光被邀請擔任政協委員，然而做好回國準備時卻被倫敦的朋友（凌叔華、陳源夫婦）告知，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其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職務，否則將被扣留。李四光當機立斷，隻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後，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義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於1949年12月啟程秘密回國，直到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終於到了北京。

1950年5月，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地質工作計畫指導員會主任、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主席。

1951年4月，當選為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同年8月，中國長春地質專科學校、山東大學地質礦產學系、東北工學院地質學系和物理學系合併為東北地質學院（後名長春地質學院，現為吉林大學地學部），李四光擔任首任院長。

1952年，李四光再次應邀回到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工作；同年9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部長。

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

1956年2月，成立地質力學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長。

1958年6月，被蘇聯科學院授予外籍院士；同年8月，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同年9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同年12月，經何長工、張勁夫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20世紀60年代以後，李四光因過度勞累身體越來越差，還是以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預測、預報以及地熱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1969年4月，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1970年8月，任國務院科教組組長。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歲。

主要成就

科研成果

李四光的科學成就，大致可分兩個階段，1949年前由於舊中國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側重地質基礎學科的研究；1949年後，在繼續重視基礎研究的同時，根據國家需要集中精力，積極開拓套用研究領域。

提出蜓科鑑定方法

1923年，李四光提出了蜓科鑑定方法，創立了十項標準，將蜓科主要特性，用若干曲線表示出來，使之既有定性概念，也有定量概念，並可以減少文字描述的繁瑣，從而提高了鑑定的標準性科學性。這十條標準，一直被中國及其他國家蜓科學者所採用。李四光用這個方法，鑑定了大量的化石標本，寫成了他的第一部科學巨著《中國北方之蜓科》，獲得了伯明罕大學的科學博士學位。

對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研究

20世紀20年代初，李四光開始了對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研究。他以很大的興趣關注中國東部有關第四紀冰川作用問題，在30年代中，完成了《冰期之廬山》一書，引起中國及其他國家地學界的很大興趣和探討。40年代他又對貴州高原、川東、鄂西、湘西、桂北等地作了調查，發表了不少有關中國冰川的文章，為中國第四紀地質學的研究增加了新的重要篇章。

創立地質力學

20世紀20年代中葉，有關大陸運動起源的討論正值高潮之際，李四光發表了《地球表面形象變遷之主因》一文，提出了“大陸車閥”自動控制地球自轉速度變化作用的假說。地質學中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地質力學就從這裡萌芽產生了。

李四光建立的地質力學，是把力學理論引進到地質學的研究中，即用力學觀點研究地殼構造和地殼運動規律。他認為，地球表層的各種構造現象都是地殼運動的產物。地殼在運動中存在，必然有一種力量在起作用，這種力就是地應力。岩石在地應力作用下會形變，由於各種岩石性質不同，產生的構造形跡也不同，依照構造形跡的力學特徵和組合形式，可以追索力的作用方向和方式，進而探索地殼運動的方向和起源。這是一項研究地殼運動的新方法。它把力學和地質學密切結合起來，開闢了一條解決地殼構造和地殼運動問題的新途徑。

在地質力學的建立與發展過程中，李四光的幾篇重要著作，如20年代末的《東亞一些典型構造型式及其對大陸運動的意義》、30年代的《中國地質學》、40年代的《地質力學的基礎與方法》、50年代的《鏇卷構造及其他有關中國西北部大地構造體系複合問題》、60年代的《地質力學概論》，都是每個階段總結性的著作，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在地學界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對中國核子彈和氫彈研製成功的貢獻

李四光早就預見到新中國的國防和經濟建設需要鈾礦資源。1949年回國時，他從英國帶回了一台伽馬儀，為中國後來尋找鈾礦發揮了重要作用。1955年1月，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研究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李四光和劉傑、錢三強一起做了工作匯報。李四光多次聽取找鈾隊伍匯報、指導工作。他根據地質力學理論，對找鈾前景持樂觀態度，指出：“一是要找富集帶，二是要便於開採。……在我國主要是在幾個東西帶上。”實踐證實了李四光的預測，尤其南嶺帶的一些鈾礦床以規模大、品位高、易開採著稱全國。李四光在強調構造規律的研究時提出：“關鍵要把對構造規律的研究與輻射測量結合起來。”遵循李四光的思路，覃慕陶、吳磊伯等經過艱苦工作，找到了211特大型鈾礦床。到“二五”計畫末期，中國已發現一系列鈾礦床，鈾產量已能保證中國核工業發展需要。李四光作為原子能委員會主席，為中國核子彈和氫彈的研製成功作出了突出貢獻。

石油的勘探和開發

長期以來，中國被認為是一個貧油的國家。當中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畫的時候，李四光在仔細分析了中國地質條件後，深信在中國遼闊的領域內，天然石油資源的蘊藏量應當是豐富的，關鍵是要抓緊做好石油地質勘探工作。他提出應當打開局限於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石油地質普查工作，不是找一個而是要找出幾個希望大、面積廣的可能含油區。他找油的指導思想是，先找油區、後找油田。1954年，他在石油管理總局作過《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勘探遠景》的報告，指出了三個遠景最大的可能含油區，即：青、康、滇地帶，阿拉善—陝北盆地，東北平原—華北平原，並提出應該首先把柴達木盆地、四川盆地、伊陝台地、阿寧台地、華北平原、東北平原等地區，作為普查找油的對象。1955年春，他擔任了全國石油普查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指導了石油找礦工作。特別是東北平原、華北平原先後突破之後，他更加堅定了中國具有豐富的石油資源的信心，指出新華夏沉降帶找油的理論是可靠的，為中國尋找石油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地震預報

20世紀60年代初，廣東新豐江水庫發生地震，尤其是在1966年邢台發生了強震之後，李四光深感地震災害對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的損失之嚴重，在他生命最後的幾年裡，用了很大的精力投入了地震的預測、預報研究工作。他認為地震是一種地質現象，大多是由於地質構造運動引起的；因此，對構造應力場的研究、觀測、分析和掌握其動向，是十分重要的。他在邢台地震之後，對河間、渤海灣和唐山等地區孕育發生地震的可能性，提出過一些預測性的意見，後來證明是正確的，可惜這項工作他沒有來得及深入總結，就與世長辭了。

主要著作

李四光代表作有《冰期之廬山》《中國北部之蜓科》《地質力學概論》和《天文、地質、古生物》等。

人才培養

中華民國時期，李四光長期擔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地質學家，對發展中國地質事業，提高中國地質科學水平，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他還擔任過北京大學評議會的評議員和理學院的庶務主任，協助蔡元培先生為北大的校務建設作出了貢獻。此外，他還籌辦過著名的武漢大學，一度代理過前中央大學的校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全國地質院系調整工作中，李四光親自主持了北京、長春兩個地質學院的建院工作，在他的關懷下，以後又擴大建立了成都地質學院以及許多中等地質技術學校，為日前開展的地質勘探工作和地質科研工作源源不斷地培訓輸送了大量的各類技術幹部，適應了地質事業大發展的需要。

軼事典故

名字由來

李四光出身於窮苦家庭。因為李四光排行老二，他的父親李卓侯給他起了個響噹噹的名字：李仲揆。

1902年，在洋務派首領、湖廣總督張之洞領導下，湖北開始大量興建新式的中國小堂，除了教學生傳統的經書，還傳授科學技術知識。這一訊息很快傳到了黃岡，仲揆躍躍欲試，來到武昌，在湖北省學務處填寫報名表。可能是太緊張了，他誤將年齡“十四”填在了姓名欄里。發現寫錯後，他因為家裡窮，捨不得花錢再買一張表格，正在犯難，抬頭看見前面大廳正中掛的橫匾上有“光被四表”這四個字。仲揆眼前一亮，將姓名欄里“十”添了幾筆寫成“李”，而在“四”後邊加了個“光”字，改過之後，他滿意地說：“四光，四面光明，前途是有希望的。”從此他改名為李四光。

主席接見

1952年的一天，毛澤東在日理萬機，操勞國內外、黨內外大事的百忙之中，在一次會議期間接見了李四光。那天，李四光回到家裡，精神格外奮發，興致勃勃地談起了接見時的幸福情景：毛澤東身材魁梧。紅光滿面，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毛澤東問他：“山字型構造”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給我講一講。”李四光非常感動。毛澤東博學多聞，這樣關心地質科學的發展，連地質力學中“山字型構造”這樣專門的概念都注意到了。

1955年，周恩來總理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支持地質部成立地質力學研究室。毛澤東極其關心中國的石油遠景。早在第一個五年計畫開始時，有一天，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一座客廳里接見了李四光。當時，周恩來也在座。談話中間，毛澤東問到中國天然石油的遠景，李四光回答毛澤東說，中國天然石油的遠景大有可為。他向毛澤東、周恩來分析了中國地質條件，認為在中國遼闊的領域內，天然石油資源的蘊藏量應當是豐富的。松遼平原、包括渤海灣在內的華北平原、江漢平原和北部灣，還有黃海、東海和南海，都有有經濟價值的沉積物。這句話，因為過去是用英文寫的，所以故意說得含糊些。聽到這裡，周恩來笑著說：“我們的地質部長很樂觀啊！”毛澤東也高興地笑了，當即作了關於開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戰略決策。

1964年，在三屆人大會議期間，毛澤東在北京廳單獨會見李四光，毛澤東風趣地對李四光說：“李四光，你的太極拳打得不錯啊。”李四光一時沒有理解毛澤東的意思，回答說：“身體不好，剛學會一點。”毛澤東笑著說：“你那個地質力學的太極拳啊。”這時，李四光才理解毛澤東的話是對他和廣大石油地質工作者一起，用新華夏構造體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評價。

1964年某一天，毛澤東又一次接見了李四光。那是在懷仁堂開完一個會以後，毛澤東邀請李四光一起觀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劇《朝陽溝》，並要李四光坐在他的身邊，邊看戲，邊交談，談了劇也談到石油。在談到石油問題時，毛澤東對地質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面所做出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演出結束後，毛澤東又拉著李四光一起登上舞台，同演員合影留念。

1964年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一個電話，說要他立刻去中南海。李四光匆匆吃完午飯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門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領進毛澤東的臥室。竺可楨和錢學森兩位同志也先後到了。他們就天文、地質、尖端科學等許多重大科學問題廣泛交談了三四個鐘頭。

1969年5月19日，毛澤東接見在京參加學習班的代表，李四光也在其中。毛澤東在主席台上看到了李四光，馬上拉著李的手，親熱地叫“李四老”。兩人距離那么近，然而因為會場裡“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成一片，對面說話都聽不清楚。毛澤東只好伏在李四光的耳邊，問他的身體好不好，工作情況怎么樣。主席拉著李四光的手走在前面，接見到會的同志們。接著，又一同離開主席台，步入休息室。毛澤東和李四光在休息室談了一個多小時的話，毛澤東對李說，他很想看看李四光寫的書，希望李找幾本書給他，還請李四光幫他收集一些國內外的科學資料。

音樂貢獻

李四光除了是地質學家之外，還是一位音樂迷，譜寫了中國最早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難》。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研究員馬勝雲稱，李四光在英國留學時迷上小提琴。李四光在英國苦讀7年，1920年回國前，他提筆寫下小提琴曲《行路難》。據上海音樂學院現代音樂室考證，它是有曲譜為證的中國最早的一首小提琴曲。

武大情緣

1962年，李四光在北京講授地質力學 20世紀30年代，李四光主持興建的武漢大學珞珈山新校區，凝結著他的教育救國理想。經過實地考察，李四光發現東湖之濱實乃辦學的上好寶地。於是，在1928年11月，正式確定武昌東湖珞珈山一帶為國立武漢大學的新校址。李四光請美國工程師開爾斯來進行新校舍的規劃設計，歷經一載有餘，終於完成。

然而，武漢大學的興建歷程卻並非一帆風順，經過李四光、王世傑的多方奔走，終於解決了建校申請、修路遷墳、經費等問題。

1932年5月26日，武漢大學隆重地舉行了新校舍落成典禮。李四光作為教育部的代表表示祝賀，並為武大師生進行了學術講座，當他演講完畢，畢業紀念刊的編輯們希望他為紀念刊題詞，他拿起筆墨寫下了兩行大字：“用創造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求人生的出路”。從此以後，他的“創造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一直在激勵武大師生不斷地博學慎思而篤行。

李四光留下的莊重典雅、造型瑰麗的校舍建築群，不僅讓武漢大學贏得了“最美麗的大學校園”之美譽，其展現出來的精神風貌亦鼓舞、引導著一代又一代的武大人不斷開拓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