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02年，翁文灝13歲時通過鄉試中秀才。後來到上海讀書，在法國天主教會所辦學校學習外文，後到歐洲留學，專攻地質學。

1912年，在比利時魯汶大學獲地質學博士。獲理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到中國，在北洋政府農商部任事。

1913年，翁文灝同丁文江等人一同創辦了北洋政府地質調查所，在搞地質研究的同時，也招收中學畢業生入學培養地質人才。這是我國第一個從事地質研究和培養地質人才的機構。1922年翁文灝繼丁文江後任該所所長，並在地質研究所任講師、主任教授，中國首代地質工作者多出自其門下。翁文灝同時亦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授，曾為清華地質學系主任，1931年兼任代理校長。翁文灝早年表現不欲從政，曾被委為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但亦未受；所任政府公職皆與學術有關。

1932年，翁文灝先生為國民政府所延攬，出任軍事委員會國防計畫委員會（即資源委員會的前身）秘書長，但委員會內皆是學術界名人。在這期間，他一直沒有中斷對我國資源的調查和研究，如對甘肅油礦局，天府、南桐等煤礦都進行了深入的調研。

1934年冬天，翁文灝任焦作中福煤礦整理專員，併兼任中國礦業大學和河南理工大學的前身——焦作工學院常務校董。對當時的私立焦作工學院多有關懷。

1949年3月，翁文灝博士任台北總統府秘書長等職。

1935年12月，翁文灝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

1934年，翁文灝於考察石油途中遇上嚴重車禍以致昏迷。得蔣介石關護，指令全力搶救，後來渡過危險。事後翁可能是難卻“救命之恩”，正式踏上仕途。

1935年，蔣介石自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翁文灝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1937年翁文灝出任經濟部長，在抗戰期間主管中國的戰時工業生產及經濟建設。

1945年，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並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至1947年辭任。

1948年6月，翁文灝應蔣介石之邀，任政府行憲後第一任行政院長。任內主持貨幣改革，在8月推出金圓券取代法幣，並以行政方法意圖控制物價，結果造成金融失調。翁內閣於11月總辭。次年初蔣介石下野，翁於2月任李宗仁之總統府秘書長。至5月，李宗仁主事與共產黨和談失敗，翁辭去秘書長之職，並出國至法國。同年，翁文灝被評選舉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1949年春，翁文灝先生脫離蔣介石集團，初居香港，後移居法國巴黎。

1951年，經毛澤東、周恩來的邀請，翁經香港回到中國，是首名回北京的前國民黨高級官員。翁在1948年曾被共產黨列為戰犯，回國初期曾因不積極批蔣而受壓。

1954年後，獲任政協委員，之後主要從事翻譯及學術研究。文革中得特別保護而只受少許衝擊。

曾任中國人民政協第二屆、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常務委員等職。同時，他仍專注於祖國的地質事業。他對地質學造詣很深，對著名的大陸漂移說和燕山造山運動的闡述與發展貢獻卓著，為祖國地質事業和地質科學奠定了基礎。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灝病逝於北京，享年82歲。

人物主張

經濟主張

作為學人，翁文灝主張中國必須走工業化道路方可富強，以臻現代化。他服膺孫中山遺教，認為在落後國家發展經濟，應避免貧富不均，必須實行民生主義，已開發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他尤其主張凡國防及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工礦企業，均應由國家出面、出力來辦。“欲使（中國）工業化成功，必須有計畫地進行，及以重工業為核心。中國重工業的振興，不宜悉賴私營，而須由政府以國營方式奠定基礎。”以後他之所以願意出山從政，主持中國工業建設，與此初衷不無關係。

涉外主張

翁文灝力主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要求不要空喊口號，而要面對實際。他要求政府首先做些實實在在的事，“形式不妨淺陋，利益不妨實在”。對社會輿論則主張有理性，要求大家體諒政府的困難，不要要求政府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現在我們應要求全國謹守秩序，勿做軌外行動。”此種態度，頗得蔣介石欣賞。

人物軼事

國共之爭

1948年底，國共之爭勝負已成定局。這年的12月，中共方面宣布了一個四十餘人的戰犯名單，這時的翁文灝雖已不過是掛名的政務委員，但因其曾高居國民政府院長之位，也赫然在焉。1949年，翁文灝先赴香港，後轉法國，1951年3月，經多方周密籌劃，翁文灝輾轉回到北京。“戰犯”的帽子沒有嚇退翁文灝海外歸來的腳步，證明中共和翁文灝之間的距離至少不像“戰犯”這個辭彙所張揚的那么大。

陳毅進入上海後在和翁文灝友人的談話中提及翁時曾說：“翁文灝是書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國內，我們也不會為難他。”陳毅“書生”一詞經友人之口傳到了翁文灝耳中，正在海外飄零而且從心底里不願做“白華”的翁文灝想必別有一番感觸，可能也促使他下定了回歸的決心。陳毅所說的書生也許代表了不少中共要人對翁文灝的看法，可是翁氏的牌子畢竟太招人眼了，“行 政院長”、“戰犯”這些外在的東西終究不好靜悄悄地消化，翁文灝要融入一個幾乎完全陌生的土壤還需付出艱苦的心力。等著這位國民政府前行政院長的，首先是如何表態與過去決裂。這一過程堪稱一波三折，早在他滯留海外僅有回國之想時，中共方面就表示其回來可以，但需在回國前寫一悔罪書公開發表，翁揮筆寫就，而文內居然還有“委員長蔣”、“行政院長宋”等字樣，連居中溝通的人士都不敢拿出手了。

所幸周恩來同意其可以先行回國，悔罪一事暫且放在一邊。但一俟翁文灝在京定居，怎樣認識充滿罪惡的過去並與之決裂仍然是個逃不過去的大關目。面對這個問題，翁文灝最感難邁的坎是“必須劃清界限，譴責蔣介石反動集團”。像翁文灝這種教育背景和天性淳厚之人，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何況是於己有知遇之恩的舊主？要他自責容易，去罵別人卻戛戛乎其難了。

政協委員

當選為政協委員的翁文灝寫下過不少應景詩。整理者所作的“前言”中特別提醒讀者，“詩集的內容，特別是大躍進時期中的見聞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中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有不少是錯誤的，甚至是荒謬可笑的，但這並不代表作者深層次的真實思想，而是對那個在極左思潮統治下，巨大政治壓力時代的寫照”。其實我看這未免求之過深了。那些歌頌大躍進之類的詩未必不是作者真實心境的反映，像翁文灝這樣富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很少有不被那個年代中特有的熱火朝天的氣氛所感染的，試讀一首關於北京城拆除牌樓的詩：“解放京都改造勤，牌樓次第落埃塵。堂皇封建宏規範，窒礙交通阻轍輪。自古先成終有毀，於今革舊更闡新。長安街道從來闊，此日更欣車振轔。”知識分子中沒有多少人不在盼望儘快除舊布新，這種情感是真誠的。即使在高歌突進的整體氛圍中，作者並未全然麻醉，一首題為《農婦入城投傭》的詩，色調和整體氛圍相比是如此的不協調，詩中說那些因受災生計無著，不得不入城做傭工的農婦“土地曾欣分廿畝，水旱尚自受千災。何來顆粒全家飽，盡說更新舉國歡。子死父老垂盡日，婦人偷走入城關”。“何來顆粒全家飽，盡說更新舉國歡”，對比強烈，而“婦人偷走入城關”中，一個“偷”字，也是鍊字的好例。對這首詩，一般人看了大概以為是記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事，其實不然，詩實寫於1954年8月，對一般讀者而言，這恐怕也是一小小意外吧。至於作者回顧平生的長詩《洄溯吟》，對研究作者的人來說，其價值當然更不待言了。

翁文灝舊曾於1946年刊行《蕉園詩稿》，這個集子沒選。就本集已選的作品，作者的詩藝實不能說高明，這不必諱也無需諱，作者本來就無意作吟風月弄花草之詩人。近人舊體詩詞集的價值往往在詩詞之外，於此又得一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