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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慎中

王慎中

王慎中 (1509年10月10日—1559年8月19日[1] ),字道思,早年因讀書於清源山中峰遵岩,號遵岩居士,後號南江。因家庭排行第二,又稱王仲子,晉江(今屬福建)人。明代詩人、散文家,嘉靖八才子之首,為明朝反覆古風的代表人物之一。► 32篇詩文

人物生平

幼年時期

明正德四年九月二十七日(1509年10月10日),王慎中出生於晉江安平鎮(今安海鎮)。父王元紀,母李氏,生有5子,慎中排行第二,又稱王仲子。幼聰穎,4歲能誦,教以對語,應答如流。11歲拜陳讓為師,14歲時就學於理學家易時中。易時中是泉州理學名師蔡清的高徒,在文壇上很有名氣。他選授學生要求甚為嚴格,但對慎中卻非常賞識器重。當慎中贄見行拜師禮時,易時中避席而起,連稱“不當在吾弟子之列也!”

嘉靖才子

嘉靖四年(1525),鄉試中舉,嘉靖五年(1526),18歲中進士,是年,回鄉完婚。次年假滿回京,授任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在任革除宿弊,堵塞侵耗。王慎中體察漕運士卒民夫的疾苦,特加優撫周恤,糧食在轉運中霉爛,從不責怪運卒,及時處理分與軍士,因而得到人們的擁戴,稱讚他辦事“廉仁練達”。

嘉靖八年(1529),改禮部祠祭司。世宗建四郊舉行郊祀,王慎中制大祀詩八章,文聲大振。在此期間,慎中與唐順之、陳束、李開先、趙時春、任瀚、熊過等名士切磋文章,學業大進。因文風相近,文學主張一致,自成一派,有“嘉靖八才子”之稱。

嘉靖十年(1531),王慎中出任廣東主考官,在主持鄉試中,他所作的卷面評語,準確精練 ,文辭雅麗,人爭傳誦。他親自拔取的榜首解元林大欽,第二年會試,又蟬聯高中頭名狀元,由此,博得“慧眼識英才”的美譽。

嘉靖十二年(1533),轉主客司員外。時朝廷擬選拔各部員外郎入翰林充館職。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張孚敬想藉此籠絡他,並給他作過暗示。然而,秉性狷介傲慢的王慎中卻不肯前往拜謁,並聲言“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館職雖然落選,而名聲益著。不久,改調吏部驗封司,鏇晉郎中。不久因事貶謫為常州通判。

勤於職守

在常州通判任上,他仍然勤於職守,整飭吏治。江蘇巡撫郭宗臬,對王慎中的才學非常賞識,剛好江陰縣出缺,就委派他去署理江陰。江陰任滿,慎中又先後遷升南京戶部主事和禮部員外郎。這些都是冷清閒散的衙門,使他更有充裕的時間鑽研學問。在南京,他與王龍溪等文人學士研究著名理學家王陽明的學說。並從原來“文必秦漢”的尚古觀念中解脫出來,趨向於唐宋文風,推崇北宋文學家曾鞏歐陽修等諸家學說。

嘉靖十五年(1536),王慎中出任山東提學僉事。任內致力端正學風,革除陋習,制定新的規章條例。如原來規定,讀書人謁見教官、學政要按等級行屈膝拜參的大禮。慎中對這種卑躬奉迎的風氣很是反感,便另行規定,生員進謁只行常禮,免去一切繁文縟節。同時,重視人才的發掘、培養與提拔,如馳名文壇的“後七子”李攀龍、解元殷士詹,都是由他一手提拔出來的。

仕途

不久,升江西參政。江西是著名學者王陽明講學的地方。地方父老還能記述王陽明講學活動的舊事。王慎中追尋王氏的舊跡,經常往來於白鹿洞、鵝湖之間,與歐陽南野、鄒守益、羅念庵、聶雙江等學士交遊講學,闡發經學新義。

後又遷河南參政。當時河南正鬧饑荒,餓殍遍野。慎中協同放賑大臣戶部侍郎王杲開倉發粟,賑救饑民。王杲見慎中辦事幹練,深得民心,上疏朝廷建議起擢重用。想不到題奏拔升的表章未見批覆,卻突然傳來慎中被撤職罷官的通知,訊息一傳開,朝野譁然,都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怪事。原來慎中一向清心鯁直,不屑於奉迎上司,阿附權貴,早年在禮部供職時,得罪上司夏言。此時夏言為首輔閣臣,執掌朝綱,一發現奏請拔升慎中的表章,更加嫉恨,於是不僅壓下表章不報,反尋藉口參了一本,硬是罷了王慎中的官。

王慎中從嘉靖五年踏入仕途,到嘉靖二十年被罷黜,前後在宦海中浮沉15年,報罷時才33歲。人們都為他盛年被罷官感到惋惜。然而他自己卻毫不介意,飄然甩手離開官場,遨遊於淇水、太行、王屋、蘇門、百泉、武當、衡山名山大川之間,悠然自得。

王慎中晚年居家專事古文著作。當地士子常來請教,“門牆幾不能容”。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七日(1559年8月19日)在安平家中病逝,年僅51歲,墓在南安三十四都竹洋鄉。

慎中弟王惟中,嘉靖二十年進士,官太僕寺少卿。侄王同休,萬曆十四年(1580)進士,光祿寺少卿。從弟王徽猷,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岳州同知、江西僉事。從侄王同贊,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杭州知府,後升戶部主事。人稱為璐霞王家“一門五進士”。王家故宅在安海鎮璐霞巷(溝),遺址即今培基國小右側。

文學主張

台閣體

自永樂以後,“台閣體”長期統治文壇,致內容貧乏,篇章冗贅,文風萎弱,給文學帶來嚴重危機。 為了矯正這種流弊,弘治中,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七人,結成一個文學集團,打起“復古”旗號,提倡“文必秦漢,必盛唐”,風氣所促,竟至於“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成”。把秦漢的好文章拿來,刻意摹仿,從篇章結構到句法、辭彙,完全著眼於形式的追求,即使損傷作品的內容也在所不惜。在文學內容上沒有提出任何主張。“前七子”鼓吹一陣之後,終因其弱點而消歇。

王慎中為文,早年受“前七子”復古主義的影響,標榜秦漢,“徒知掇摭割裂以為多聞,模效依仿以為近古”(《遵岩集·再上顧未齋》)。

他在南京居官時,曾與王畿討論王陽明的學說,又天量閱讀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二十八歲以後,始悟高談秦漢、鄙薄唐宋的非是,認可唐宋大家歐陽修曾鞏等的作文手法,不受古人形式羈絆,言能達意。認為“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絕兩漢”(《與汪直齋書》);“學六經史籍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韓(韓愈)、歐(歐陽修)、曾(曾鞏)、蘇(蘇軾)諸名家”(《寄道原弟書九》)。這就和李、王等盲目尊古、不讀唐以後書的偏頗狹隘的論調不同。

他似乎看到秦漢文和唐宋文之間的繼承發展關係。在唐宋文中,他特別推尊曾鞏,認為曾文“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蔽亦已少矣”(《曾南豐文粹序》)。

王慎中公開反對復古派的文學理論,明確提出自己的文學主張,倡導文崇唐宋,主張意定詞立,文從字順。他要求文章能“道其中之所欲言”,“卒歸於自為其言”,“直抒胸臆,信手寫出”,要有“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這就和以抄襲類比為能的擬古主義者有根本的區別。

為此,他乃盡棄舊作,完全以曾(曾鞏)、歐(歐陽修)、王(王安石)三家為宗。《泉州府志》稱:“慎中學博材俊,自視亦高,早第鏇廢,肆力文章,追軌作者。”“每構一篇,反覆沉思,意定而辭立就,贍而有則,深而不鑿,按之成隊,誦之應聲。”

受他影響的有唐順之,唐順之初不服其說,久乃變而從之,稱王慎中之文“二百年來當為中興,後有起者,或推尊北地(李夢陽)牛耳,相高終莫之及也。”

  開唐宋派風氣

嘉靖年間,王慎中成了另開唐宋派風氣的第一人。他與唐順之倡導的反覆古主義的古文運動,對“前七子”的復古主義文學思潮是一次嚴重的打擊,兩人因而聲名遠播,天下並稱為“王、唐”,又稱“毗陵唐,晉江王”(唐順之毗陵人),王、唐又與後起之茅坤歸有光等,被稱為“唐宋派”,開明代中葉以後文壇上反覆古主義的先河,給明代文壇增加幾分生氣。王慎中與唐順之、歸有光並稱明代三大散文家。

但即使理論上如此之正確有力,文章表現得生意盎然,其主張仍然不被大多數人所接受。嘉靖中繼起的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 ”,就是這一流人物。他們變本加厲,又把復古運動餘波,攪起一陣浪花。而攻擊王慎中之主張最力的,正是王慎中出任山東提學僉事時識拔的山東秀才李攀龍。

尚書蔣德璟評論得很明白。他說:“歐陽公(歐陽修) 識蘇子瞻,置第二,子瞻推重歐公不啻口。吾鄉王道思(王慎中)先生,識李於鱗(李攀龍)先生,置第一,而於鱗譏毀亦不啻口。論者以此定二人優劣,非也。使於鱗之文果勝道思,如子瞻出永叔一頭地,即毀之於師見薄,而於文示公猶未為過。

今舉世厭於鱗文,即元美(王世貞 )奉之最親而晚年已有異議,大約如《史》、《漢》語,輔以贅牙而己,非真《史》、《漢》也。即元美戈獵五車,於今故亡所不綜;辨史才高,而六經之學似亦惘惘。故學元美者,入門甚便,去古彌遠。

道思先生嘗云:學馬(司馬遷)莫如歐(歐陽修),學班(班固)莫如曾(曾鞏),吾正是學馬、班,豈學歐、曾哉。第其所學,非今人所謂學。今人何嘗學馬、班,止是每篇中抄得四五句《史》、《漢》,余皆舉子對策與寫柬寒溫之套,而曰學馬、班,亦可笑也。此語直為七子傳神。

然元美淵富故不易及,亦自成其元美。故余嘗私論:明文以金華(宋濂)、北地(李夢陽)、晉江(王慎中)、太倉(王世貞)為四大家。而為晉江者,非沉酣經術,釀深力厚,獨立間架,未易下手,政恐逗入第套、寒溫蹊徑耳。若於鱗不足論也!”

王慎中的詩文

苕溪舟上懷蔡可泉

明代王慎中

岸花夾水備芳鮮,愁思看時倍慘然。
幾欲將愁寄流水,苕溪又不到桐川。

滄洲道中寄蔡道卿

明代王慎中

泠泠風舉碧羅裳,一曲焦桐月在床。
寂歷寒波兼墜葉,不知何處是瀟湘。

涼州詞

明代王慎中

莽莽平沙雁不飛,馬頭誰復寄征衣。
欲看春色惟憑柳,柳葉初青春已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