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馮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又字景亭(又作景庭)，自號鄧尉山人。江蘇蘇州府吳縣（今蘇州）人。清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李承霖榜進士第二人。精歷算、鉤股之學。嘗避兵至上海，總司江南機器製造局添建廣言館事。書宗歐、虞，工行草，疏秀簡逸，別具畦町。著《校邠廬抗議》。卒年六十六。馮桂芬因出生時，正值桂花開放，故得名桂芬。馮桂芬祖輩累世名門望族。到他父親這一代，家中失火，從此一蹶不振。他自幼博覽群書，通經史，精歷算、鉤股之學，以才學聞名鄉里。自幼聰慧特異，讀書能一目數行。20歲弱冠，補為縣學的生員。馮桂芬在貧困交加中發憤圖強。年輕時，曾為該邑縣令記室，兼治錢穀。縣令由於拖欠納糧，要被奪職罷官。他盡力為縣令爭辯不得，拂衣而去。馮桂芬遇事能深思熟慮，雖然沉默寡言，但是面臨大事、決斷大疑，他就會慷慨激昂，直任不辭。馮桂芬嚴於律己，不輕易與人交往，尚未出仕，已經名重大江南北。

道光十二年(1832)參加鄉試，考取舉人。道光十二年（1833），林則徐任江蘇巡撫時，識拔了素昧平生的馮桂芬，稱他為“百年以來僅見”的人才，並招入撫署讀書，收為學生。又參加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禮部試、殿試，欽賜一甲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在道光二十三年，他任順天鄉試同考官。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馮桂芬為廣西鄉試正考官，鏇丁母憂，服闋，曾任金陵“惜陰書院”山長。道光二十四年，典廣西鄉試，得士多名宿。道光二十八年（1848），馮桂芬重返京城。

鹹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於南京建都，他則被指派於南京附近的蘇州，協助組織軍隊與太平軍對抗。鹹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下蘇州，兵敗的他前往上海，並繼續參與李鴻章的湘軍以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之後並協助李鴻章，以英美兵器經驗自創淮軍。幕僚期間，他完成了政論代表作《校邠廬抗議》四十篇，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他的主張對洋務派有很大影響，被資產階級維新派奉為先導。俞樾曾經讚揚他“於學無所不通，而其意則在務為當世有用之學”（《顯志堂集序》）。

清軍奪取蘇、常後，他於同治元年（1862）力請李鴻章奏減蘇南田賦，最後朝廷同意蘇州、松江、太倉三州府減稅三分之一，常州、鎮江府減稅十分之一。章太炎在《訄書·定版藉》中曾予以抨擊。晚年移居木瀆後，在家開修志局，纂修成《蘇州府志》153卷。曾先後主講南京惜陰、上海敬業、蘇州紫陽、正誼諸書院，輿地、算學、國小、水利、農田，皆有講求對當時的河漕、兵刑、鹽鐵等問題尤有研究。論學不為門戶之爭，能接受資本主義影響，主張“采西學”，“制洋器”。工書法，書宗歐、虞，工行草，疏秀簡逸，別具畦町。馮桂芬後卒於木瀆寓所，葬在天池山北竹塢雞窠嶺，木瀆現辟有“榜眼府第”。蘇州紳民為他立祠奉祀。在他去世後，光緒九年（1883）《蘇州府志》付梓出版。

學術主張

文學主張

馮桂芬自幼善於寫駢文，未作官時，已經名重江南。他平生好讀書，從未荒廢學業。中年後，他致力於古文辭。學習各種經說，師宗漢代儒家，也以宋代儒家為老師。除經史外，馮桂芬對其他書也無所不窺，凡天文、輿地、兵刑、鹽鐵、河漕等，全都細心研究，窮思極慮，探求本原，大有撥亂反正的志向。

馮桂芬的文學主張，要求突破桐城派的樊籬。主張“稱心而言”。他在《復莊衛生書》中聲言“不信義法之說”，並針對桐城派所標榜的孔、孟、程、朱的“道統”，指出文雖載道，“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謂，舉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數，無一非道之所寄，即無不可著之於文”。又針對桐城派標榜的韓、柳、歐、蘇的文統，指出“長於經濟者，論事之文必佳，宣公奏議，未必不勝韓、柳；長於考據者，論古之文必佳，貴與《考》序，未必不勝歐、蘇”。明確要求“稱心而言”，擴大散文的思想內容，解放散文的語言形式。他認為桐城義法是束縛散文創作之例，反對“周規折矩，尺步繩趨”。因此，在他的《校邠廬抗議》中對“於經國大計，指陳剴切”，“凡所陳敷，皆所以救當世之急，在百年前不失為有識之言。”他的文章“長於持論，而拙於敘事”。體現了鴉片戰爭前後要求打破桐城枷鎖的進步潮流。

馮桂芬文，長於持論，不為浮詞，以政論文成就最高，往往心細慮周，指陳剴切，氣理暢達。有《校邠廬抗議》40篇，最為突出，曾被俞樾比作仲長統的《昌言》。如《制洋器議》開頭說：“有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冠發上指者，則今日之以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小夷也。”但其子所編的《顯志堂集》，則將《采西學議》、《制洋器議》等最有代表性的18篇略去，僅收22篇。

秉承顧炎武思想

馮桂芬受顧炎武的學術思想影響，十分尊重敬仰顧炎武。凡抵京城，必前往顧炎武祠致祭。馮桂芬自己相信二種操守：第一，是萬鍾粟千匹馬也不能改變他的節操。年少受貧時他懂得通曉和了解民情，留意民間掌故。第二，是私下自謂：不居人之下，在人們眼裡，他永遠是個文人學士，不以吏事相許，不憑官位對待他人。?

博採眾長

馮桂芬做學問講求以有用為主，做文章主張沒有空話。他論述改革政治的道理，確實能夠闡明古代先人統治的哲理精神，而針砭末流的過失。他曾經寫過四十篇評議，按他自己的說法：“讀書十年，涉歷艱難情偽三十年，間有私議，不能無參以雜家，佐以私臆，甚至羼以夷說、而要以不叛三代聖人之法為宗旨。”就是說博採眾長而不離代聖人進言的宗旨。

學術成就

思想

馮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啟康、梁，其意義不單單只是“求西學、思變法”的一脈相承，而在於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現代化過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從”。馮桂芬“惟善是從”的思想根基於中國文化中的見賢思齊、剛健有為的傳統，是從中國文化本土生長出來的、可以導致中國文化與時俱進的極其寶貴的思想，也是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生動體現。

馮桂芬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更加全面地論述了向西方學習問題。他繼承了林則徐、魏源的傳統，肯定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主張學習西方的軍事工業。不過，軍事工業只是他學習的一個方面了。馮桂芬指出“此外，如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皆得格物致理。輿地書備山川厄塞風土物產，多中人所不及。”看到了“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資以治生。”明確提出在農、工業生產中採用機器的主張。究竟夷之長技有哪些？馮桂芬的認識較魏源有較大的進步。他總結出中國五不如夷。除了認識到船堅炮利不如夷外，還認識到“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這裡馮桂芬除了在技術方面外，還提出了“君民不隔”問題，這是很可貴的。馮桂芬提出了“自強攘夷”的主張，他把其主張概括為“以中國之名教倫常為原本，輔之以諸國富強之術。”

馮桂芬非常強調中國自己掌握新式技術。他用了一段很精彩的話：“或曰，購船僱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則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則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轉漕，而一日可令我飢餓；以之運鹽，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復溺┅┅借兵僱船皆暫也，非常也。目前固無隙，固可暫也。日後豈能必無隙，固不可常也。終以自造、自修、自用之為無弊也。”這裡包含著開發中國家在向已開發國家學習中必須自己掌握經濟命脈，才能確保獨立的思想。這個思想，對於今天第三世界諸國在同已開發國家打交道有借鑑意義。

馮桂芬對清朝的腐敗統治有所不滿，建議改革時政。他重視西方經世致用之學問，主張採用西學、製造洋器，他以中國的倫常名教為本，輔以外洋諸國富強新術。他的思想理論對洋務派有很大影響，同時也被資產階級改良派奉為先導。

馮桂芬去世以後，他的治國理論，如：裁減冗員、精製規則、停捐輸、變科舉、廣取士、廢武科、採用西學、製造洋器等等評議，全都被朝廷甄別、採納，大部分得以施行。即使到光緒年間大搞變法，也是要變法而沒能背離他的統治之道。

其它成就

他擅長於書法，以篆書、隸書著稱於世，尤其精於隸書。馮桂芬人品方正，舉止嚴肅，清心寡欲，摒棄安逸。入朝為官初期，林則徐在江蘇做巡撫，就看重馮桂芬，認為他是國家的人才。在林則徐編輯西北水利的書籍時，馮桂芬參與編校工作。

他曾經輔佐陶澍，以及作李鴻章的幕僚；建立會防局，調和中外，處於清王朝內外交困之際，馮桂芬是最富治世之才的學者之一。馮桂芬家居遇事奮發，不避勞怨，服官雖僅十年，凡漕河，建學，積儲諸政，以及條議等等皆出其手。他精研算學，賞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羅經，以步田繪圖。馮桂芬著述頗豐，其中《校邠廬抗議》二卷，關於改革腐敗時政的見解，切中要害；顯示了馮桂芬熟諳西洋事務和他的進步思想。因此該書尤為世人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