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
(1618—1654)明末清初河南商丘人,字朝宗。侯恂子。少時為復社、幾社諸名士所推重,與方以智、冒襄、陳貞慧號四公子。南明弘光時,以不受阮大鋮籠絡,險遭迫害,夜走依總兵官高傑,又曾入史可法幕。入清,應順治八年鄉試,中副榜。文章富才氣,與魏禧、汪琬號清初三家。有《壯悔堂文集》、《四憶堂詩集》。► 0篇詩文
人物生平
家史
侯家先世是“戍籍”。所謂“戍籍”即是有罪充軍至某地所記的戶籍,被視為賤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始貴。
侯方域的祖父侯執蒲,兩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太常寺司職祭典。天啟年間,魏忠賢想代明熹宗行南郊祀天大典,侯執蒲事先得知訊息,在魏忠賢不曾矯詔宣布此事以前,上了一道奏疏,說天壇常有“宮奴閹豎,連行結隊,走馬射彈,狂游嬉戲”,以為“刑餘不宜近至尊,而況天神饗祀之地?請下所司論治”。這是指著和尚罵禿,魏忠賢大怒。侯執蒲見機,辭官而歸。在朝時,陳貞慧的父親陳於庭,當吏部左侍郎,與東林巨頭高攀龍、趙南星,並負天下重望,對侯執蒲頗有照應。所以侯陳兩家,算起來是三代四輩的交情。
侯執蒲有子五人,長子即是侯方域的父親侯恂,以進士為言官。天啟四年閹黨大攻東林時落職而歸。崇禎元年復起,由廣西道御史轉太僕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為時不過兩年。崇禎三年出駐昌平,稱為“督治侍郎”。其時正當前一年冬天,清兵入關,直薄京城,以及袁崇煥被殺,祖大壽兵變之後,各路勤王之師雲集近畿達二十餘萬之多。負守關全責的是明末第一流人物孫承宗,但道路阻隔,指揮不靈。所以侯恂守昌平,碌碌無所表現,真是坐守而已。惟一的一件得意事,便是識拔了左良玉。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寧南侯傳》記左良玉遼東人,投軍以戰功得為遼東都司。有兵無餉,少不得常乾沒本錢的買賣。有一次搶了一大票,不想竟是運到錦州的餉銀,論法當斬。而同犯丘姓很夠義氣,一肩擔承,左良玉得以不死。當然,官是丟掉了。傳云:
“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
按:司徒公即謂侯恂。昌平為明十三陵所在地。侯恂的職責之一,即是守護陵寢。是故冬至朝官祭陵,侯恂以“地主”身份,設宴相待。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命以行酒”四字,其中大有文章。
明朝中葉以後,龍陽之風甚熾,軍中不攜婦人,常以面目姣好的兵卒陪酒侍寢。“行酒”二字是含蓄的說法,所以侯方域的同社文友賈開宗,於此四字之旁有夾註:“寧南出身如此。”觀下文失金酒卮以後,左良玉請罪,侯恂答覆他的話,情景自見。而孔東塘作《桃花扇》派腳色,左良玉以小生應工,可知亦有微意在內。
崇禎四年春天,清太宗製成紅衣大炮。秋天舉兵侵明,進圍大浚河新城。侯恂奉旨赴救,《寧南侯傳》記:
“榆林人尤世威者為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浚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為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初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論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
“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為捕之;繞床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闈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論其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
“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扈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日已為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即發矣!’“良玉既出,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為總兵官。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余,年三十二。”
這段記述,稍嫌誇張,而大致皆為事實。自此以後,左良玉成為動關安危的大將。而侯恂的仕途亦很得意,崇禎六年五月,調升為戶部尚書。侯方域進京侍父,即在此時。其時年十六,已中了秀才,也娶了親。第二年,代父草擬屯田奏議,計分官屯、軍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邊屯、墾種、考課、信任等十目,洋洋萬言,條暢練達,期於可行。但此時大局已成鼎沸魚爛之勢,民間有“田”字詩,所謂“昔為富之基,今成累字頭”,有田者寧願流離道途,乞討為生,不願回鄉耕種,藉以逃避“加派”。在這種情況下談屯墾,無異紙上談兵。此奏上否不可知,即上亦不能行,可為斷言。但以十七歲的少年,能草成這樣的大文字,雖說是在侯恂指導之下所完稿,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明末四公子中,侯方域頗留意經濟政事,有用世之志。卻以生不逢辰,英才無由得展。以小見大,侯方域個人的悲劇,亦正是時代的悲劇。
當侯恂就事一個月之後,首輔周延儒為溫體仁所排擠而去官。不過溫體仁雖取代為首輔,猶不敢彰明較著與東林、復社為難,所以侯恂亦得安於其位。
到了崇禎九年,東林健者文震孟被排擠罷相以後,溫體仁羽毛已豐,職掌度支的侯恂乃為體仁唆使言官奏劾糜餉,被捕下獄,直到崇禎十四年方始出獄。
侯恂明史無傳,他的落職獲罪,系獄五年之久,始末如何,侯方域詩文中皆未提及。所謂“糜餉”,或非虛誣。
侯方域初到金陵在崇禎十一年。南歸的原因是在應鄉試。
愛情
第二年方始結識李香君。侯方域《李姬傳》: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姬為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稱之。少,風調皎爽不韋,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
“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為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為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鋮不得已,欲侯生為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鋮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
“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鍰邀姬一見;姬固卻之。開府慚且怒,思有以中傷姬。姬嘆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李貞麗為陳貞慧所眷,亦見余淡心《板橋雜記》。可以猜想得到,侯方域之結識李香君,是從陳貞慧同游而起。
在此書以前,又有《致田中丞景》可補《李姬傳》的不足,中云:
“仆之來金陵也,太倉張西銘偶語仆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詞》,尤落落有風調。’仆因與相識,間作小詩贈之。未幾,下第去,不復更與相見。”張西銘即張溥。所謂“間作小詩贈之”當為《四憶堂詩集》卷二,《贈人》及《金陵題畫扇》二首,《贈人》是一首七絕,曾為孔東塘記入《桃花扇》中:
“夾道朱樓一徑斜,王孫爭御富平車。青溪盡種辛荑樹,不及春風桃李花。”
這首詩之為贈李香君,絕無可疑,但含意殊不可曉。青溪九曲,流經秦淮,見《太平寰宇記》;又有“青溪小姑”為蔣侯第三妹,見《異苑》,此為詩中青溪的來歷。而“辛荑”不知是何典故?辛荑即辛夷,開花名迎春,是一種高貴的花卉,而又開在春先,故云“不及春風桃李花”。《桃花扇》引此詩,作“不及春風桃李花”,與原句的褒貶之意,完全相反。這不知是孔東塘所改,還是別有所本,尚待考證。
侯方域與阮大鋮
至於阮大鋮原與侯家有舊,胡介祺撰《侯朝宗公子傳》云:
“大鋮僉壬兇險,顧少有俊才,其朱黨閹時,司徒公絕愛之。後以身陷大逆,見檳君子,猶欲以世講之誼,與公子通殷勤,且欲藉公子以解於四公子之徒,公子拒之峻。”
侯方域本人有《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作於崇禎十六年左良玉打算由九江移軍金陵之前,第一段敘述彼此的淵源:
“執事,仆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大人削官歸,仆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彌日。”
按:此言侯恂與阮大鋮同朝,始而情誼相孚,繼而縱跡相違,則因阮大鋮投身閹黨之故。天啟年間,侯恂削職家居,而仍痛惜阮的才具,可知侯阮之間,並無私憾。
“乃仆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職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為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為師。又有老友,方公孔,汝當持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仆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為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仆言之也。”
按:成勇,天啟五年進士。崇禎十年行取為南京吏部主事,後改御史。崇禎十一年九月以劾楊嗣昌“入樞兩年,一籌莫展”而革職充軍。於此可知,侯方域初到金陵,在此年九月以後。
方以智的父親方孔,其時新奉復起之命,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此時當因長江上游,韋盜狂起,道路阻隔,尚未赴任。
“晨夕過從”者,是與方以智交遊。侯方域獲識陳貞慧、吳應箕及冒辟疆當均在此時。侯方域不謁父執阮大鋮,則以前一年方有《留都防亂》之揭,阮大鋮為清議所棄,侯方域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詞氣之間,仍然在強調並無私憾。
受難
崇禎十、十一、十二年亦即戊寅、己卯、庚辰三年,為明朝百毒俱發,勢在必亡之時,而南都的繁華,卻更勝於昔。“四公子”的名聲,即起於此時。十一年南闈鄉試,王謝子弟,東林孤兒,連翩入場。陳貞慧、冒辟疆、侯方域皆下第,而不盡關乎文字優劣,如侯方域之被擯,乃第一場策論觸犯時忌之故。
《壯悔堂文集》卷八《南省試策一》,有徐鄰唐按語:
“是科為己卯,朝宗舉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如以此策入彀,吾輩且得罪。’本房廖公國遴力爭曰:‘果得罪,本房願獨任之。’正考遲回良久曰:‘吾輩得罪,不過降級罰薪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讀其策,豈讓劉蕢,千載一轍,良可嘆也。”
正主考的意思是,取中侯方域,則磨勘試卷,侯方域將獲重罪,是故斥落正所以保全。這個說法,可以成立。因為侯方域這篇策論中,對崇禎有極深刻的批評,試摘數段如下:
“所貴於甘德者,能臨天下之謂也。虞書曰:‘臨下以簡。’而後世任數之主,乃欲於其察察以窮之。過矣!夫天下之情偽,蓋嘗不可以勝防;而人主恆任其獨智,鉤距探索其間,其偶得之也,則必喜於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轉而疑人。秉自用之術,而積疑人之心,天下豈復有可信者哉?”
這開頭的一段,便是指崇禎察察為明之故,而非虛空鑒衡,驟作月旦,是有實例為根據的。
崇禎二年十二月,清太宗兵逼北京,寧遠巡撫袁崇煥率師赴援。其先,俘獲太監二人,清太宗付與漢軍旗人高鴻中、鮑承先監收。高、鮑二人遵密計行事,據《清太宗實錄》所載如此:
“坐近二人,故作耳語云:‘今月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縱楊太監歸。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袁崇煥下獄。”
這完全是《三國演義》中“蔣乾盜書”故事的翻版。事實上,清太祖時曾將《三國演義》譯為滿文,作為兵書。清太宗確為有心用此反間計,而居然奏效。孟心史先生對崇禎“竟墮此等下劣詭道,自壞萬里長城”,深致感嘆。後入讀史,尚有餘憾,則在當時的侯方域,自更痛心疾首,所以在策論中痛切陳詞如此。倘或中式,闈墨發刻,天下皆知,則謗訕君上,必有巨禍。是故“保全”之說,亦不可全視為遁詞。
榜發下第,侯方域回家鄉,與賈開宗等組織文社,名為“雪苑社”,社友共六人。《李姬傳》所謂“雪苑侯生”之雪苑,出處在此。
避世
崇禎十四年,侯恂出獄而侯執蒲病故。這年李自成破南陽,圍開封,侯方域奉父避難金陵。下一年歸德淪陷,開封被圍益急。其時在河南的官兵,以左良玉的實力比較雄厚,但跋扈不聽節制,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管援汴官軍,結果很不理想。侯方域《寧南侯傳》:
“以司徒公代丁啟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拒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北河;司徒公知糧無所出……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
這段文章寫得支離不明,所謂“朝廷中變”系指何事?左良玉擁兵三十萬,侯恂可曾督促攻賊?皆無交代。此由於侯方域為親者諱,隱略了一大段事實:其時侯恂尚未受代,開封前線,仍由丁啟睿督師。官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雲屯於開封以南的朱仙鎮,與賊壘相望。《明史紀事本末》載:
“啟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啟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鹹懼,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
明史《左良玉傳》所記大致相同,而更為詳晰:
“賊營西,官軍營北。良玉見賊勢盛,一夕拔營遁,眾軍望見皆潰。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過,從後擊之。官軍幸追者緩,疾馳八十里。賊已於其前穿塹,深廣各二尋,環繞百里;自成親率眾遮於後,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谷中,趾其顛而過。賊從而蹂之,軍大敗。”
結果是“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其時侯恂在黃河北岸,崇禎命侯恂“拒河圖賊”。命左良玉“以兵來會”,即由襄陽北上,仍回開封前線,而左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於是九月間,李自成決河灌城,中州佳麗,盡付波臣,大堤弦管,與濁潮相嗚咽了!
於此可知,《寧南侯傳》所謂“流賊憚之,呼為左爺爺”,有無其事,實成疑問。史實俱在,左良玉不能不負開封失陷的主要責任。而侯恂復起,對左良玉一無作用可言。侯方域所記,實皆粉飾之詞。據明史《左良玉傳》:“帝怒恂罷其官,不能罪良玉也。”則左良玉所報答於舉主者,實所不堪。獨怪侯方域猶為之曲曲回護,此中是何道理,很難索解。
左良玉自兵敗後,即在長江上游劫鹽船為活。崇禎十六年移兵九江,揚言缺糧,要就食金陵。一時人心惶惶,計無所出。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便托侯方域以他父親的名義,致函左良玉,勸阻南下。而阮大鋮乘機報復,大放空氣,說左良玉進兵,有侯方域作內應,打算借刀殺人!幸虧楊文驄報信,方得及時躲避。侯方域《癸未生金陵日與阮光祿書》敘其經過如下: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仆云:‘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揚言於清議堂,雲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仆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仆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據年譜記,侯方域“避於宜興”,是逃在陳貞慧家。甲申之變,復回金陵。這年秋天,陳貞慧被捕,是由侯方域“倉皇出兼金”,托錢禧多方賄托,終以練國事的出大力,陳貞慧得以出獄。此為侯方域在《贈陳郎序》中所自道。
《贈陳郎序》又記:
“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阮大鋮意,上奏責浙直督府捕余。余時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為經紀其家事;瀕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測,故鄉又未定,此壘將安歸乎?吾家世與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無不同者,今豈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妻遂與陳夫人置杯酒,定約去。是時余女方三歲,陳郎方二歲爾!”
此為陳、侯於患難中締姻的經過。其後兩不相負,風義可佩。
其宜興被逮以前,侯方域曾一度避在揚州史可法的大營。事跡可稱者,只有替史可法擬復多爾袞書一事。多爾袞《致史可法書》,則出於李雯的手筆——李雯字舒章,青浦人,在明朝是秀才,入清為內閣中書舍人。在當時,此一職位相當於內閣學士,一時詔誥書檄,多出其手。龔芝麓譽之為“國士無滿,名滿江左”。筆下原自不弱,以故代多爾袞所擬原書,縱不能勝於侯方域代史可法所擬的復書,至少亦是旗鼓相當。
自乙酉五月以後,侯方域奉父家居。其兄方夏於順治三年成為滿清第一科的進士,而侯方域已決心做明朝的遺民,無奈事與願違。在多爾袞攝政期間,漢人在朝者,已形成南北之爭。北則馮銓,南則陳名夏,等於前明閹與東林之爭的延續。於是甘心終老於岩壑者亦不得安寧了。最顯著的例子,是吳梅村的復出。
吳梅村在當年是江南士林的魁首,無論馮銓要拖人落水,還是陳名夏要引名士以自重,第一個看中的目標,都必然是吳梅村。而吳與另外一陳——猶如復社兩張一般——當時朝中南派的首腦為兩陳,江蘇溧陽的陳名夏以外,浙江海寧的陳之遴是吳梅村的兒女親家。兩陳交薦,吳梅村在公私方面所受的壓力甚重,終於不得不在順治十年秋天,就征進京。“我本淮南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而被迫做了清朝的國子監祭酒。
在吳梅村復出之說甚囂塵上時,侯方域曾致書規勸,論其“不可出者有三,而當世之不必其出者有二”。吳梅村復書,慷慨自矢,表示“必不負良友”而終於復出。事實上侯方域亦有被迫應試之事,《年譜》載:
“順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歲。當事欲案治公,以及於司徒公者,有司趨應省試。方解。”又賈開宗所撰《本傳》:
“方域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己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語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復斥不錄。既不見用,乃放意聲伎。”
年譜與本傳所記,於侯方域的心跡,大相逕庭,一則被迫,一則有用世之志,而以後者為較可信。
賈開宗為侯方域雪苑社友,侯方域稱之為“賈三兄”,撰傳評文,交非泛泛,必不致厚誣侯方域的出處心跡。但作傳記事,求信求雅,與子孫為先人作年譜,理當為親者諱的情況不同。
鄉試
今按:辛卯(順治八年)侯方域應河南鄉試,闈中所作策論五道!具載《壯悔堂文集》第八卷。其時順治甫行親政而尚未成年,故試策首以《勤於讀書》為諫,計陳三事:《開經筵》、《親儒臣》、《讀漢書(文)》。第二策議禮,以為“人主居五帝三王之位,繼五帝三王之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廢五帝三王之禮,是欲強天下以自為便利也,天下豈從之哉?”第三策論治道,應特重州縣官;第四策論不可輕議治河;第五策論明賞罰,申明大法小廉之義。這五篇煌煌大文,確實下過功夫,既非一味頌聖,虛與委蛇,更未故違功令,意在被擯。如說並無用世之志,或者對滿清仍持反感,實在用不著這樣大賣氣力。
如上持論,或不免過苛。衡諸侯方域後來的行跡,未始不以此舉為悔,下一年治《壯悔堂》,又治《四憶堂》,皆曾作記。《四憶堂記》末段謂:
“或曰:‘然則子既以悔名其集,而以憶名其詩者,何也’?苟憶於昔,不必其悔;苟悔於今,不必其昔之憶。”曰:“詩三百篇,昔人發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憤,聊以憶焉云爾。抑聞之,極則必復。憶之,憶之,所以悔也。”
侯方域的有《壯悔堂文集》,及《四憶堂詩集》,上記表面論時,實則論出處。“或曰”雲之,即為質問:你要做清朝的官,就不必再念明朝;既念明朝,就不該“赴試獵官。”而侯方域對此質問,並沒有明確的解釋,只是自陳悔恨,“憶之、憶之、所以悔也!”說得再明白都沒有。最可玩味的是,人間“四憶”是哪四憶?侯方域的答覆是自己都弄不清楚。他的說法是,詩歌“情迫氣結,縱其所至,不循阡陌,即胸中時一念及,非不歷歷,及欲舉而告之人,固已纏綿沉痛,十且亂其七八矣”!詩以寫情,原有陶詩所謂“欲辨已忘言”的一種境界。但侯方域的四憶,胸中歷歷,只是不願告人而已。所可斷言者,此四憶中,必有陳貞慧與吳次尾的《留都防亂揭》及李香君的《桃花扇》在內。
從侯方域的遺作中去考察,有種種證據顯示,辛卯鄉試一舉,痛悔失足,內心之抑鬱自恨,較之吳梅村有過之無不及。而形之於文字吟詠者,則再三自道本心清白,若深恐人不信,致吳梅村書,勸其不可復出,固為變相的表示他決無意於做新貴!而最可玩味者,則為《致方密之書》,此書見《壯悔堂文集》“遺稿”。侯方域於順治九年治壯悔堂,編定文集。越二年下世,此兩年中所作,由其同窗任元祥編為《遺稿》,附文集後,任序明言:“此侯子壯悔堂集成之後所作”,亦即辛卯鄉試以後所作。
文風與爭議
侯方域的文章風采,著名於時。史可法給多爾袞的回信《復多爾袞書》即為方域起草。他的散文往往能將班、馬傳記,韓、歐古文和傳奇小說手法熔為一爐,形成一種清新奇峭的風格,而尤以傳記散文見長。
《李姬傳》歌頌了明末秦淮名妓李香君明大義、辨是非,不阿附權貴的高尚品德。寫品行高潔、俠義美慧的李香君,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同時也寫反面人物阮大鋮及其他人,均有聲有色,形象生動。文字簡練,敘事分明,情節曲折,具有短篇小說的特點。
侯方域受其先輩的教育和影響,參加了進步的愛國團體復社,與魏志賢的餘黨又展開了積極的鬥爭。秦淮名妓李香君對侯方域傾心相愛,並支持他揭露和抨擊閹黨。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愛情故事,被清代戲劇家孔尚任編成名劇《桃花扇》該劇除被多種劇種上演外,還搬上了銀幕和螢屏,影響頗大,成為中國戲劇史上的一塊豐碑。明朝滅亡後,三十五歲的侯方城回到歸德老家。回想起自己遭遇坎坷,事業一無所成,悔很不已,發誓終生不仕。他建造了壯悔堂,致力於研究學問,創作詩文。在這裡,完成了他的兩部文集。三十七歲時,因不能做官鬱悶在懷和思念香君,不幸染病身亡。2005年7月,商丘市睢陽區政府投資製作了三組共12個蠟像,有侯方域和常氏夫人、香君拂琴等,個個真人大小,栩栩如生。還有從民間收藏的近百餘件古式家具、陶瓷器具陳列其間,極大地豐富了景點的內涵。睢陽區還投資100餘萬元,重修了侯方域父親、明代戶部尚書侯恂的故居,又從民間徵集了大批珍貴古物充實其間。然其為人頗有偽君子之嫌,將不仕之過推於女子之因,乃大丈夫所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