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早年經歷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江蘇無錫人。祖父高靜成曾任浙江黃巖縣令，父親高繼成生有五個子女，高攀龍排行第二，後因高靜成的弟弟高靜逸無子而被過繼為嗣。

高攀龍自幼好讀書懂禮儀。萬曆十四年（1586年），無錫知縣李元沖聘請江右學派羅懋忠和顧憲成前來講學，高攀龍受其影響，開始潛心研究“程朱理學”，確定了治學方向。

萬曆十七年（1589年），高攀龍中進士。不久後高靜逸去世，高攀龍歸家為嗣父守孝三年。

初入官場

萬曆二十年（1592年），高攀龍服喪期滿，被朝廷任命為行人司行人，執掌傳聖旨、行冊封等禮儀性的事務。因平時工作比較清閒，高攀龍大量閱讀行人司中豐富藏書，深入鑽研二程和朱子著作，親手抄錄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讀書錄》，讚賞其“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的處世態度。高攀龍還編寫了《日省編》，將先朝大儒的語錄附在《大學》章句之下，作為初學者的指南。又將有關儒、釋差異的言論匯集成《崇正編》，以抵制王陽明“心學”所提倡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主張。

當時四川僉事張世則呈上自己著述的《大學初義》，詆毀程朱之學，並請求頒行天下。高攀龍極力反對，上疏駁其荒謬。這本書因而未能刊行。

貶官外放

這一時期，明神宗已長期不理政務，朝中黨派紛爭、宦官橫行，致使政務混亂，國力日衰。高攀龍隨即上《今日第一要務疏》，稱欲改變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勢，首先必須正本，其次要“除刑戮”、“舉朝講”、“用諫臣”、“發內帑”，革新政治。但奏疏被皇帝留中不發。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等人被罷官，朝中議論多歸咎首輔王錫爵。高攀龍和御史袁可立上疏，指責王錫爵排斥異己，認為皇帝不應無故貶斥大臣，並斥責鄭材和楊應宿讒言誣陷，應予罷免。楊應宿則上疏彈劾高攀龍，言辭狂妄近乎荒誕。部院提請輕罰二人，神宗下旨貶高攀龍為廣東揭陽典史。

高攀龍自水路前往揭陽就任，在船上就訂立嚴規，要求自己靜心以涵養德性，不被外界干擾。到揭陽後，每日在官衙教授學徒，培養了不少學生。還四處察訪民情吏弊，懲治地方惡霸。高攀龍在揭陽停留的半年內結識了陸粹明及其老師蕭自麓等人，對其學術思想影響深遠。

歸家講學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高攀龍在赴任七個月後以事假歸家，不久遭遇親人病故，於是不再出仕。此後在家鄉講學二十餘年，雖有言官多次推薦，但皇帝並不理會。

高攀龍在漆湖之畔（今蠡湖東岸）建造一座“水居”，取名“可樓”，作為自己讀書靜坐的場所。除刻苦鑽研外，高攀龍還參與講學，很快成為一代儒學宗師。當時高攀龍與顧憲成志同道合，交誼頗深。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在常州知府和無錫知縣的支持下，高攀龍與顧憲成等人發起重建了東林書院，並每年舉行“東林大會”。初由顧憲成主持，萬曆四十年（1612年）顧憲成去世後改由高攀龍主持，直至天啟五年（1625年）書院被拆毀為止。當時朝野內外的士大夫無論認不認識他們本人，提起高、顧都是一致稱讚。

高攀龍在講學過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標準來評議朝政，裁量人物。當時許多與他們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紛至沓來。在朝的李三才、趙南星、鄒元標、楊漣等正直官員也與他們互通聲氣，遙相應和。東林書院實際上已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反對派對此十分忌恨，誣之為“東林黨”，污衊他們是假借講學以結黨營私。

復起為官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為明光宗。明光宗在位一月駕崩，長子朱由校即位，是為熹宗。

熹宗即位後，東林黨人因擁戴有功而重新崛起。高攀龍被任命為光祿寺丞，天啟元年（1621年）又進封為光祿少卿。天啟二年（1622年）正月，關外重鎮廣寧（今遼寧北鎮）失陷，明軍被迫退縮到山海關一線。訊息傳來，朝野震驚，人心惶惶。高攀龍接連上書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國家瀕危的命運。他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強戰守之備，並推薦禮部右侍郎孫承宗擔任防禦大臣，負責處理戰事。他的意見得到皇帝首肯。孫承宗也不負眾望，收復了廣寧和遼河以西的土地，邊境平靜了四年之久。

天啟二年（1622年）四月，高攀龍上疏追論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要求懲治鄭養性、李如楨、崔文升等人。奏疏上達，皇帝不悅而責備高攀龍多言，但最終仍將鄭養性譴歸原籍。

當時孫慎行以紅丸案指責前任首輔方從哲，高攀龍也引《春秋》典故歸罪方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為方從哲辯解，被高攀龍上疏嚴厲斥責。不久高攀龍被調任太常少卿，又上一道《恭陳聖明務學之要疏》，向熹宗闡明讀書的重要性。方從哲一派故意摘出疏中指責帝王不孝的言辭激怒熹宗，熹宗欲嚴懲高攀龍。葉向高極力挽救，才得以罰俸一年而作罷。

天啟二年（1622年）九月，高攀龍調任大理寺右少卿。十一月，升任太僕卿、刑部右侍郎。

天啟四年（1624年）八月，高攀龍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上《糾劾貪污御史疏》彈劾御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揚地區時貪贓枉法、鋪張浪費。吏部尚書趙南星經複查認為事實確鑿，提請將崔呈秀戍邊。崔呈秀得知後連夜投奔魏忠賢，認魏忠賢為義父。

此時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勢力日益擴張，控制了朝廷內外。東林黨人如楊漣等紛紛上書參劾魏忠賢，雙方爭鬥進入白熱化階段。

被誣自盡

此時魏忠賢正藉機大肆迫害東林黨人，稱高攀龍與趙南星結黨營私，皇帝下旨嚴厲斥責。不久後南京御史游鳳翔出任知府，攻擊高攀龍徇私、排擠同僚，高攀龍因而被罷黜。

高攀龍等人被罷官後，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控制了朝廷大權，編派了《縉紳便覽》、《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等黑名單，將不依附於自己的官員開列在內，予以打擊。

天啟五年（1625年）八月，魏忠賢矯旨，以東林書院為始將全國書院盡數拆毀。

天啟六年（1626年）二月，崔呈秀不甘心高攀龍僅被罷官，必欲除之。於是假造浙江稅監李實的奏本，誣告高攀龍、周起元等七人貪污，派遣緹騎前來抓捕。三月，高攀龍整冠束帶前去拜謁先賢楊時的祠堂。回家後與弟弟高士鶴及門生賞花於後花園池畔，談笑自如。此時有人前來稟告周順昌已被逮捕，高攀龍聞言神情泰然，笑說：“我本視死如歸”。歸家後與夫人談笑如常，沒有異樣。親筆書信交給兩個孫子，交代翌日遞給校官，而後閉門遣散諸孫。不多時高攀龍的兒子們（發覺異樣）前來探查，發覺高攀龍已自沉於池塘，時年六十四（虛歲六十五）。

子孫們打開高攀龍的信，乃是遺囑，上面寫著：“我雖被罷免官職，但過去曾是朝廷大臣。大臣不可以被侮辱，因為大臣被辱等同於國家受辱。我現在只有恭敬地面北叩首，以效仿屈原的遺願。皇帝的恩澤未能報答，只願來世再報。臣高攀龍絕筆。希望使者帶去這封信向皇上復命。”

高攀龍就死前曾致書同年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高子文集·答袁節寰中丞》）。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於筆端，從此袁可立這位力圖遠離黨爭的正直大臣走上了對抗閹黨的前台，每議事與閹黨“數有所牴牾，欲自請外”（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天啟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可立抗疏道：“此非掛冠神武門時呼？”（《睢州志·袁可立傳》）。後來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魏忠賢從中作梗以自己的心腹劉廷元代替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天下兵馬大權二人一手握定。自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忠賢推戴之勢成矣。黃道周說：“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節寰袁公傳》）

身後追封

崇禎初年（1628年），朝廷為高攀龍平反昭雪，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憲”。

家庭成員

祖父

高靜成

繼父（叔祖）

高靜逸

父親

高繼成

兄弟

高士鶴

兒子

高世儒：高攀龍自盡後，崔呈秀還不罷休，矯詔將高世儒下獄。高世儒因父獲罪，被處以徒刑（拘禁服勞役）。崇禎時期高攀龍平反昭雪，高世儒也得到朝廷重新起用。

高世學

高世寧

侄子

高世泰：高攀龍去世後，家室被毀，宅基不久轉售陳姓。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高世泰將原宅贖回，於康熙五年（1666年）在高攀龍投水捐軀園池處葺屋三楹，名曰“止水祠”，成為縣城中祭祀高攀龍的專祠。

後世紀念

高攀龍墓

高攀龍墓幾經遷葬。最初由於黨禍而人心畏懼，高攀龍遺體被草草安葬在無錫縣城西郊橫山之麓。明崇禎元年（1628年），東林黨冤獄得以平反。皇帝欽派禮部官員來到無錫勘定塋城，準諭塋祭葬。清順治三年（1646年），高氏後裔將高攀龍墓遷葬於璨山之麓（河埒口高攀龍墓）。墓地形制宏偉，占地約四畝七分。墓前立石坊，正麵坊楣上刻“諭塋”二字。墓道兩側列有石獸三對。後有祭台，祭台後為墳丘，正中為高攀龍和王氏合葬墓，其下左為長子高世儒墓，右為次子高世學墓和三子高世寧墓。墳前墓碑上刻“明誥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景逸高公暨配王夫人墓”。墳丘四周有石砌墓園，其上浮雕瑞獸圖案。墓園內外，遍植松柏。“文化大革命”初期，墓遭掘毀。

現存高攀龍墓為1985年重建，墓地位於青山南麓其祖、父所葬青山塋地。墓園四周有磚砌羅城，內用石塊圍砌墓墩，上部有封土，前有石刻墓碑，上鐫“明高攀龍之墓”。墓碑前設祭台。墓園內植青松翠柏，格外清幽肅穆。

高子止水

高攀龍去世後，家室被毀，其宅基不久即轉售陳姓。

清順治十七年（1660），其侄高世泰將原宅贖回，後於康熙五年（1666），在高攀龍投水捐軀園池處葺屋三楹，名曰“止水祠”，成為縣城中祭祀高攀龍專祠。雍正十一年（1733），無錫地方官府勒石祠右，公布保護措施。乾隆五十四年（1789），地方官府再次勘定池界，並頒給永禁告示，對止水遺址更加保護。

解放前夕，止水池、祠均告荒廢，無人問津。1953年，無錫市人民政府為了保護這一文物遺址，於南門水曲巷高宅後園舊址處，鑿發築池，恢復原狀，並植種花木，使舊地園池再現一泓清流。同時，由高氏裔族高運昌請郭沫若親筆題寫了“高子止水”四字，並刻石嵌置於水池岸邊。1960年，鄧拓親訪無錫瞻仰東林舊跡，撰有《訪高子止水》詩一首，曰：“力抗權奸志不移，東林一代好兒男。攀友風節揚千古，字字痛心絕命辭。”“文化大革命”期間，高子止水遭受破壞，池塘堙塞。1978年，原池遺址經重新清理整修，恢復昔日舊貌，水池砌有湖石假山石台，綠樹成蔭，花木掩映，清池一泓，倍顯生機。人們臨池俯視，猶覺先賢遺風尚存，格外使人敬重景仰。

紀念館

水居苑位於無錫金城西路以南、蠡湖大橋東側，占地15公頃。苑中主體建築取名“五可樓”，其意既為“第五次重建可樓”，又寓含高攀龍所謂“可以望山、可以觀水、可以清風送爽、可以陽光普照，可以明月作伴”的“五可”之意。
高攀龍紀念館就位於“五可樓”上。入館迎面即可見“實學、親民、憂國，學者以天下為任”的高子精神，令人觀之振奮。館內圖文並茂、泥塑和實物並存，從“高子生平”、“東林風骨”、“水居情懷”、“清遒詩文”、“天下己任”五方面生動再現了高攀龍磊落的一生。

園子細膩雅致，園中臨湖築有百米長廊，可遮風蔽日。同時建有工藝精湛的文化牆、高攀龍坐像。遍布全園的56塊書法碑刻、9幅楹聯、6塊匾額浸潤了高子“學問必須躬行實踐”、“關注民生”的學風、“修身養心、德行為先”的品性和“廉潔自奉，當官為民”的政治主張，讓遊客在山水之間感受這位東林先賢的高風亮節。

水居苑的意義不止於回顧歷史，它更是一個可以領略書法、石刻藝術精華的文化大觀園。水居苑入口處的“高子水居”四個鎏金大字為國民黨愛國將領馮玉祥手跡，“高攀龍紀念館”館名由著名文史評論家、中國書畫界名人金開誠題寫。

主要成就

東林領袖

高攀龍是東林學派的精神領袖之一，與顧憲成兄弟創建了東林書院。

他在學術思想上的最大貢獻，在於提倡“治國平天下”的“有用之學”，反對王學（王守仁學派）末流的“空虛玄妙”之學。他認為“無用便是落空學問”，“立本正要致用”，把“治國平天下”看做是格物致知和個人道德修養的必然結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他畢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因此後人評價他“居與游無出乎家國天下”。

無論在朝在野，高攀龍時刻關注國家的命運，關心百心的生活。在邪惡面前捍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保持了崇高的氣節。他的思想與道德足以成為後世楷模。

詩文著作

高攀龍的詩文被稱為“立朝大節，不愧古人，發為文章，亦不事詞藻而品格自高”。著有《高子遺書》12卷，以及《周易易簡說》、《春秋孔義》、《正蒙釋》、《二程節錄》、《水居詩稿》、《毛詩集注》等書。

高攀龍的文章，平易流暢，素雅清遒。如記敘散文《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先生行狀》和《祭顧涇陽先生》，富有情感地講述了東林領袖顧憲成的生平事跡和為人品德。文中有：“先生於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坐臥，不知其他。四壁不堊庭草，不除帷帳，不飾一幾一榻，敝硯禿筆，終日儼然冥坐讀書，四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饑渴。”等句，素淡幾筆寫出一位清廉自守的正直士人形象。又如《薛文清公傳》，幾件小事即將薛文清公正廉明、的品格勾畫如生。高攀龍的遊記雖不多，但也可見借景抒情的文筆功力。如《武林遊記》中寫湖中雨景道：“是時雨絲陰蒙，水煙籠樹，遠山層疊，濃淡相間。內湖荷香襲人，遊人歌吹與點點漁舟錯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讀文如觀畫。又如《三時記》描繪大姑灘的險急，栩栩如生，頗有深意。

高攀龍的詩歌，樸素自然，文字簡潔，恬淡中別有寄託，頗有陶淵明的風格。如《夏日閒居》中語句：

長夏此靜坐，終日無一言。

問君何所為？無事心自閒。

細雨漁舟歸，兒童喧樹間。

北風忽南來，落日在遠山。

顧此有好懷，酌酒遂陶然。

池中鷗飛去，兩兩復來還。

清幽的環境襯托出悠閒的情緒。《說詩晬語》曾給予評價：“萬曆以來，高景逸攀龍，歸季思子慕，五言淡雅清真，得陶公意趣。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沈德潛則稱高攀龍的詩是：“無心學陶，天趣自會”。

靜坐學說

高攀龍擔任行人職位時大量閱讀經典，但仍自感“讀書雖多，心得卻少”，於是改用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的方法涵養德性，此後幾十年從未間斷。

高攀龍的靜坐功夫造詣甚高。所謂靜坐以“平常”為要訣，“平常”即清靜自然：“以其清靜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靜中妄念即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個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 高攀龍在著作《書靜坐說後》中又把理學的“主一”觀念引入靜坐論，認為“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如意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可見高攀龍的靜坐說也並非一味講靜，具有“以靜為主，動靜交養”的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