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東晉末，官江州刺史劉柳後軍功曹，轉主簿，歷豫章公劉裕世子參軍。劉裕代晉建宋，官太子舍人。宋少帝時，以正員郎兼中書郎，出為始安太守。宋文帝時，征為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後為秘書監，光祿勛，太常。劉劭弒立，以之為光祿大夫。宋孝武帝即位，為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後世稱其“顏光祿”。長子顏竣從孝武帝討滅劉劭，權傾一朝。凡是顏竣所資供之物，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曾經對顏竣說：“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孝建三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謚曰憲子。延之性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世人呼之“顏彪”。

顏延之和陶淵明私交甚篤。在顏延之江州任後軍功曹時，二人過從甚密；其後延之出任始安太守，路經潯陽，又與陶淵明在一起飲酒，臨行並以兩萬錢相贈。陶淵明死後，他還寫了《陶徵士誄》。

顏延之在當時的詩壇上聲望很高，和謝靈運齊名，並稱“顏謝”。但實際上，他的成就似乎不如謝靈運。他的詩凝鍊規整，喜用典故，堆砌辭藻，往往缺乏生動的情致。湯惠休說他的詩“如錯采鏤金”（見《詩品》），鍾嶸也說他“喜用古事，彌見拘束”。其詩存世者不少而可觀者不多，較為人們所稱道的是《五君詠》五首，是他在被出為永嘉太守時所作。稱述竹林七賢中的“五君”，“五君”即嵇康、向秀、劉伶、阮籍、阮鹹，而山濤、王戎因為貴顯而不詠，借五位古人抒發自己的不平，體現了他性格中正直放達的一面，比別的作品要顯得清朗。《北使洛》、《還至梁城作》，感慨中原殘破，象“陰風振涼野，飛雲瞀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壟填郛郭，銘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等句，感情也比較真實。他的《赭白馬賦》，雖屬奉詔而作，但如“旦刷幽燕，晝秣荊越”之句，描寫駿馬賓士之速，對後來許多詠馬詩都曾產生過影響。

《隋書》稱有文集二十五卷，兩《唐書》作三十卷，佚。明代張溥輯有《顏光祿集》，收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評述

在南朝宋時代，顏延之和謝靈運並稱“顏謝”。“爰及宋氏，顏謝騰聲”(《宋書。謝靈運傳》)，“顏謝重葉以文章”(《文心雕龍·時序》)，“爰及江左，稱彼顏謝”(裴子野《雕蟲論》)，從這些南朝人的評論都可以看出顏延之在當時文壇上的地位。事實上，顏與謝不能敵體，後來的評論家幾乎沒有異辭。不過，無論如何，顏延之總是一位有影響的詩人。本文試圖探討有關他生平和作品的幾個問題。

生平
顏氏屬於隨晉室南渡的門閥之一，不過在高門大姓中地位較低，比不上王、謝、郗、庾這樣的甲族。顏延之的曾祖顏含，是渡江顏氏的“始祖”，《晉書》有傳。《顏氏家訓》的作者顏之推出自顏含這一支，晚於顏延之五世。顏之推《觀我生賦》中提到，“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可見顏家一直住在建康。賦中又說侯景之亂以後，“經長乾以掩抑，展白下以流連”，自註：“長乾，舊顏家巷。靖侯(顏含謚曰靖)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下。”《宋書》及《南史》本傳並記其“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長乾鄰近秦淮河，在今天南京市中華門外，正好是“負郭”的地段。顏延之的少年時代可能是在顏家巷的老宅中度過的，其時顏氏已無顯宦，所以就成了陋室陋巷。元嘉十年後罷官家居，據其《重釋何衡陽達性論》“薄歲從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為儔，言止谷稼，務盡耕牧”這些話來看，大約在做官以後在郊區鐘山一帶又有別業。《宋書》本傳說是“屏居里巷”，當然不如顏延之自己的話可靠。關於顏延之的出仕，《宋書》本傳這樣記載：
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參軍，因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
《南史》所記大略相同，但略去為劉柳行參軍、主薄一句。其實這一段記載是有問題的。劉柳在晉未曾為尚書僕射，《晉書》附其事跡於《劉喬傳》，頗為簡略，不過他做吳國內史的時間大體還是可以考定的。據《晉書。王凝之妻傳》，那位著名的才女謝道韞，丈夫王凝之為孫恩所殺，寡居會稽，太守劉柳曾和她“談議”。按，孫恩破會稽，王凝之被殺，事在晉安帝隆安三年(399)，孫恩兵敗被殺，事在安帝元興元年(402)。所以劉柳在會稽任太守當在元興年間。據《本書。謝瞻傳》，謝瞻幼年父母雙亡，為叔母劉氏所撫養。劉氏是劉柳的姐姐，“柳為吳郡，將姐俱行”。謝瞻跟隨叔母到吳郡，為劉柳建威長史，不久轉入劉裕幕中為鎮軍參軍。劉裕為鎮軍參軍的時間在元興三年(404)至義熙二年(406)，所以劉柳為吳國內史而兼太守的時間應當在元興、義熙之間，而不能晚於義熙三年，因為《宋書．沈演之傳》說沈十一歲為“尚書僕射劉柳”所賞識，據沈演之的年歲推算，當時正是義熙三年。綜合以上幾條證據可以推定，顏延之入仕為劉柳的行參軍時在義熙初，時年二十三歲左右。從《宋書》本傳行文看，似乎顏延之三十以後才出仕，這和劉柳的仕歷相矛盾。
與廬陵王劉義真的交往是顏延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情串涉到謝靈運，其原委和經過我已在《謝靈運的政治態度和思想性格》一文中作了詳細論述(文載《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2期)。永初三年(422)，劉裕病故，少帝劉義符繼位，謝靈運於此年外放永嘉太守，成為徐羨之、傅亮的主要打擊對象。顏延之當時被從寬發落，留在建康，但終於未能倖免。兩年之後，即少帝景平二年(424)，徐、傅又把顏延之外放為始安(今廣西桂林)太守。繆鉞先生《顏延之年譜》系此事於永初三年，他認為：
《文選》六十顏延年《祭屈原文》云：“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嶼舊楚。”據此，則延之《祭屈原文》乃有宋五年所作；有宋五年，應為少帝景平二年，即文帝元嘉元年，延之貶始安太守亦應在景平二年矣。但細按之，則“有宋五年”之“五”乃“三”字之誤，延之貶始安太守，道經湘中，為張邵作《祭屈原文》，皆永初三年事。
其理由是：一、謝靈運被貶在永初三年，顏延之被貶，“似不應遲至兩年之後”；二、“建嶼舊楚”，應當是張邵剛抵湘州的口氣，張邵任刺史在永初三年。按，繆先生的疑問是有理由的，但不能由此就成為結論。顏、謝被貶時間不同，是因為謝的門第、身世、名望皆過於顏，所以作為“主犯”，對顏延之則是“以觀後效”；而“建嶼”一詞相當於出守，不一定非是標誌蒞任之初。而更有力的反證則是顏延之自己的文章。《文選》卷五七錄顏延之《陽給事誄》，序雲“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宋書。索虜傳》載，陽瓚戰死，少帝下詔追贈為給事中，“文士顏延之為誄焉”。從文氣上看，顏延之看到了少帝的撫恤詔令，“側聞”，當是在朝的口氣，從道理上說，建康文士很多，這篇誄文並沒有必要讓遠在兩千多里之外的顏延之去撰寫。所以，景平元年顏延之尚在建康，這樣，“有宋五年”之“五”也就不必懷疑了。
同謝靈運一樣，顏延之的性格里有十分傲岸的一面。所不同的是，顏延之門第較低，政治上並不熱衷躁進，立身處世則以佯狂掩蓋狷介而又有和光同塵的一面。在當權者心目中，他不是一個帶有很大危險性的人物，所以雖然屢經蹉跌，卻仍然得保天年，富貴以終。
顏延之被貶始安，一則因為皇室內部權力之爭的波及，二則也因為恃才傲物，引起了傅亮的嫉忌。《宋書》本傳載：“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傅亮，其為人也小有才，《詩品》列入下品，稱其“平美”，而且還是由於沈約在選本中選了他的詩才引起鍾嶸的注意。他的創作成績不能和顏延之相比，但官高權重，他就有條件把顏延之擠走。顏延之本人則並未因之改容折節。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徐羨之、傅亮被殺，顏、謝先後回到建康，顏延之和謝靈運依然有來往，而且“好酒疎誕”，因而又不為新的當權派彭城王劉義康和劉湛、殷景仁所喜歡。元嘉十一年(434)罷官家居，他的生活態度開始有所轉變，這在《庭誥》里反映得比較清楚。其後復出為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則顯然是思想上的轉變見之於行動。到他的晚年，劉劭殺宋文帝自立，劉駿討伐劉劭，檄文出自顏延之兒子顏竣的手筆。劉劭見到檄文，質問顏延之“言辭何至乃爾”，他回答“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宋書》本傳)，後來又看到顏竣居功驕盈而斥其“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南史》本傳)，這已經是在人生道路上屢遭顛頓之後的“見道之言”了。不過即使如此，顏延之耿介不合流俗的一面始終沒有泯滅，還是“肆意直言，曾無遏隱”，“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如果用前人作比，謝靈運的性格近於嵇康，而顏延之則近於阮籍。張溥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顏光祿集》的題辭中說：“顏延之飲酒袒歌，自雲狂不可及……玩世如阮籍，善對如樂廣。”《南史》本傳記：“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輓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得臣義，躍得巨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這種生活態度確乎十分近似於《世說新語》中記載的阮籍飲酒佯狂。
顏延之主要接受的是儒家傳統。在時代風氣的影響下，他也信奉佛教，和一些著名的僧人來往。元嘉十二年，顏延之和何承天之間展開了一場關於《達性論》的爭辯。何承天精於天文、歷算等自然科學，傾向於唯物主義觀點，以為天地人“三才同體，相須而成”，“人”不能等同於“眾生”，在形神生死的問題上，則“有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顏延之不同意何承天的論點，兩次致函何承天，反覆辯論。當時與顏延之結成同盟的有著名的藝術家宗炳。這件事曾驚動了宋文帝，曾向何尚之、羊玄保表示他自己對佛經讀得不多，“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接著他又提到范泰、謝靈運、顏延之、宗炳都能出入儒佛，顏延之駁斥《達性論》，宗炳非難《白黑論》，尤足給人以啟發。“若使率土之濱，皆敦化此，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見《高僧傳》卷七《慧嚴傳》、《弘明集》卷十一何尚之《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這段話，足以說明當時君主和某些上層人士提倡宗教的目的並不是真正的信仰。使人意外的是，當年曾和謝靈運、顏延之一起出入於廬陵王門下的僧人慧琳，卻反戈一擊，成為佛門的異端。他的《均善論》(即《白黑論》，見《宋書。夷蠻。天竺迦毗利國傳》)，指責佛教徒“大其言矣”，“所務之乖”，卻同樣得到宋文帝的信任。看來慧琳是一個“政治和尚”，宋文帝欣賞他的才學，聽取他對朝政的意見。佛理上意見的分歧加上政治上的不滿，顏延之與慧琳變友為敵，而且借酒批評了宋文帝，罵慧琳為“刑餘”之人，致使宋文帝為之變色。

作品
前面說過，顏、謝並稱而實際上不能比肩齊足，這並不完全需要等待歷史的檢驗，在同時代有見識的批評中已經透露了訊息。《南史》本傳：
延之嘗問鮑照已與謝靈運優劣。照曰：“謝公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延之終身病之。
《詩品》“顏延之”條引此作湯惠休的評論，文字小有出入。湊巧的是的照和湯惠休也被人合稱“休鮑”(《南齊書，文學傳論》)，所以對顏、謝詩風所使用的同一形象的比喻，究竟是二人所見略同，還是一人引用了另一人的創見，已難於確定。附帶說一下，劉宋時代幾位大詩人陶、謝、鮑、顏，顏延之是惟一的和其他三位都有交往的人，而其他三位相互之間並沒有任何直接聯繫。顏延之和休、鮑的作品風格有很大差別，在“詩運轉關”之際，顏偏於保守，休、鮑意在創新。《詩品》“齊惠休上人”條還記載顏延之“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意思是顏延之以牙還牙，鄙薄湯惠休的“委巷中歌謠”，也鄙薄了鮑照。
謝靈運和顏延之都重視雕琢刻鏤，但謝靈運致力於自然形象的捕捉，景中融情，情中寓理，突破了玄言詩的束縛，使人眼目一新；顏延之則主要著意於用事和謀篇琢句，長處在於謹嚴厚重，短處則是缺乏生動自然的韻致，甚至流於艱澀。《詩品》“顏延之”條：
其源出於陸機。尚巧議，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
《詩品》中論詩人的源流，有的不易理解，但是說顏延之源出於陸機，卻是深中竅隙的議論。鍾嶸認為陸機“才高詞贍，舉體華美”，“尚規矩”，五言詩中的排偶雕琢，到陸機而有進一步的發展東晉崇尚清峻，不求華縟，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顏延之直接繼承了太康詩風。顏延之和陸機同樣具有規矩、典雅、華而不靡的特色，和永明以後的輕艷之風相比較，顏延之的詩“雖乖秀逸”而能古拙勁健，這就是鍾嶸所以讚賞的原因。
顏延之詩的另一個特點是好用古事，所謂“鋪錦列繡”或“錯金鏤采”都是指這一點而言的。作為漢語文學中修辭技巧的特徵之一，屬辭比事，本來是比興的一個旁支，意在為作品增添色澤，但流弊所及，往往被用來掩蓋內容的空虛和情趣的貧乏。張戒《羅寒堂詩話》說：“詩以用事為博，始於顏光祿而極於杜子美。”由於劉宋初期詩文中屬辭比事的技巧還不像後來那么成熟，顏延之本人也並不完全像鍾嶸說的具有那么多的“風流文雅才”，相反，卻是才不勝學，所以顏詩中用典往往顯得拘束，滯塞。比如《贈王太常(僧達)》：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蓄室每希聲，雖秘猶彰徹。聆龍睬九泉，聞風窺丹穴。歷聽豈多工，唯然覯世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間時晏開，亟回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群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闋。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全篇幾乎“無一字無來歷”，但除了“幽人”以下六句還有一些詩味而外，正是何焯《義門讀書記》所譏評的“拉雜而至，亦復何趣”。顏詩多廟堂應制之作，這些詩更需要典重的詞語裝點。像《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辭藻華麗，頗能反映“元嘉之治”的氣象，以“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領起全詩，用典尚能貼切，所以李白在《春日陪王江寧及諸官宴北湖感古作》中就寫到了“延年獻佳作，邈與佳人俱”；而《侍游蒜山》開頭所寫的“玄天高北列，日觀臨東冥。人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則和低矮的蒜山丁不相涉，純屬敷衍成文了。
顏詩中歷來為人所稱的是《北使洛》、《還至梁城作》、《五君詠》和《秋胡詩》。義熙十二年，劉裕北伐取得勝利，十月，克復洛陽，這是東晉一代中對北方用兵最成功的一次。顏延之奉命到前線祝賀，《北使洛》、《還至梁城作》兩詩即作於此年冬天。
陰鳳振涼野，飛雲瞀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游役去芳時，歸來屢徂愆。蓬心既已矣，飛薄殊已然。(《北使洛》)
洛陽在東晉時期屢次失陷，朝廷已把它置之度外。現在一戰而捷，得以收復，然而顏延之在奉使赴洛途中卻沒有欣喜之情，即目所見，中原殘破，故國之思結合行役的艱辛，形成了悲涼沉重的氣氛。全詩一氣呵成，有異於其他一些詩篇的艱澀，在手法和情調上都近於陸機的《赴洛道中作》，甚至可以認為是有意的模仿。《還至梁城作》是此詩的姐妹篇，在以“故國多喬木”等六句抒發了黍離之感以後，詩人又以懷古傷時作結：
惟彼雍門事，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曷為久遊客，憂念坐自殷!
憂傷而終歸於譬解，本來是詩文中的常套，但由於感情真摯強烈。所以讀來並沒有虛矯自飾、為文造情的感覺。《宋書》本傳稱這兩首詩“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這兩首詩情調悲涼而被時人譽為“藻麗”，可見這一概念和“錦繡”、“金玉”的比喻一樣，含有工致、繁富的意思，不同於齊、梁以後的華靡。
《五君詠》突出反映了顏延之人格中的耿介和性格中的傲岸一面。元嘉十一年，劉湛、殷景仁不能容忍顏延之的耿直放誕，通過彭城王劉義康再次外放他為永嘉太守。這裡正是十二年前謝靈運第一次被貶的地方，謝靈運在前一年剛剛被殺於廣州，分明是以謝靈運的下場來暗示顏延之。顏延之極為憤慨，寫作了《五君詠》，五首分詠阮步兵(籍)、嵇中散(康)、劉參軍(伶)、阮始平(鹹)、向常侍(秀)，在“竹林七賢”中取五人而遺落貴顯的山濤、王成，這本身就是一種態度。《宋書》本傳說其中詠阮鹹和詠劉伶的“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是作者自序，其實通觀五篇，莫不是顏延之思想境界的自我寫照，而尤以詠阮籍、嵇康的兩首寫得更加鮮明：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托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起句矯健，結句悲涼。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六評此詩說“五篇別為新裁，其聲堅蒼，其旨超越，每於結句淒婉壯激，餘音詘然，千秋乃有此體。”語雖誇大，尚能近實。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五首詩都是五言八句，中間四句，排偶相對。這一現象也許出於偶然，不過它出現在永明新體詩之前五六十年，說明了已經有人在作這種格律規整的探索。這五首詩在後世被視為顏延之的代表作，有相當的影響。李白《酬王補闕》“鸞翮我先鎩，龍性君莫馴”，顯然是套用顏詩中的兩句警句。
《秋胡詩》是一首敘事詩，敘魯國人秋胡娶妻後幾天就到陳國做官，五年後歸家，見路旁有美婦人採桑，贈之以金，不受。回家，才發現美婦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妻子責以大義，然後投河自盡。這個故事與《陌上桑》有一致之處，從齊、梁開始，就有人把它們合二而一，例如王筠《陌上桑》：“秋胡始停馬，羅敷未滿筐。”李白《陌上桑》：“使君且不顧，況復論秋胡!”稍後於顏延之的丘巨源也作有《秋胡詩》，譏刺齊明帝蕭鸞為吳興太守時事，見《南齊書。文學傳》。丘詩已佚，但既然語含譏刺，應當和調戲或霸占婦女有關。
詩分九章。第一章寫秋胡娶妻的歡愉；第二章寫夫婦別離；第三、四章寫妻子對秋胡的思念，繼承《詩．周南．卷耳》的手法，作設身處地之語；第五章寫秋胡返家途中遇婦於桑下；第六章寫贈金不受；第七章寫返家見母見妻；第八章寫妻子申言離居之苦；第九章寫妻子責以大義。全詩章法謹嚴，布置穩貼，風格在嚴肅中顯出婉轉，足以體現《宋書·謝靈運傳論》所說“延年之體裁明密”這一特色。作為大型的敘事詩，《秋胡詩》當然趕不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但在唐以前為數不多的敘事詩中，它也不失為一篇較好的作品。
顏詩中也有一些詩句輕快流麗，如“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英”(《侍游蒜山作》)，“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直東宮答鄭尚書道子》)，“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也有一些詩句悲涼壯闊，如“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還至梁城作》)，“淒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遺憾的是這些佳句數量並不多，而全篇的其他部分也往往不能相稱。
顏詩典雅莊重的風格，對同時代和稍後的詩人有一定的影響。《詩品》下論謝超宗、丘靈鞠、劉祥、檀超等七人，說他們“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這些詩人中有人已無作品存世，從現存的作品來看，確有學習顏延之的痕跡。
顏延之在散文和駢文上也有相當成就，是劉宋前期的大手筆。據現存史料，他是最早提出“文…‘筆”對舉的作家。作品錄入《文選》的有《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陽給事誄》、《陶徵士誄》、《宋文皇帝元皇后哀冊文》、《祭屈原文》。顏和陶前後有兩次晤面，交誼甚篤。這篇誄文是史料中第一篇有關陶淵明的文字，誄中“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熙秋陰”等語，都可以和陶詩印證。不過影響更大而寫法．上又有特色的卻是沒有人《文選》的《庭誥》和《赭白馬賦》。
《庭誥》意即家戒、家訓。從劉邦《手敕太子文》、馬援《戒兄子書》、鄭玄《戒子益恩書》、諸葛亮《戒子》一直到明、清之際朱用純(柏廬)《治家格言》，兩千年來，形成了一種文體。這一類文章的目的都在於把自己的人生經驗告訴子弟，通常都平易坦率，於樸素中見出作者的真性情。顏延之在《庭誥》中諄諄告誡子弟，必須收斂鋒芒甚至謹小慎微。他說，“言高一世，處之逾默”、“不以所能幹眾，不以所長議物”的，是“士之上也”；“敬慕謙通，畏避矜踞”、“文理精出，而言未稱達”的，“此其亞也”；如果“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為道義久立；才未信於仆妾而曰我有以過人”，這就是“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之流，最不足取。他甚至連生活中的小節都構想到了。這些都很容易使人想起嵇康的《家戒》。兩位詩人同樣放誕任達，龍性難馴，不甘與濁世合污，然而又深知在世道上隨處潛伏殺機，因此不希望子弟學樣模仿，成為狂狷。這正是他們內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此外，《庭誥》中還提出了對詩歌的某些看法，認為古詩中不見九言，是“聲度闡誕，不協金石”，即不符合語言音節的自然規律；傳為李陵的五言詩出於偽作，今天已成定論，最早提出懷疑的就是《庭誥》：“李陵眾作，聲雜不類，原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寫，有足悲者。”可見這些詩在晉、宋之際已經流傳，儘管出於後人假託，但並非出於“齊、梁間小兒”之手。
《赭白馬賦》作於元嘉十八年。賦中對馬的形體、神態、速度有形象的描寫：
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超攄絕夫塵轍，驅騖疾於滅沒。簡偉塞門，獻狀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荊越。……睨影高鳴，將超中折，分馳回場，角壯永埒。別輩越群，絢練夐絕。“旦刷”兩句，通過早晚在不同地點刷馬、餵馬，以顯示這匹駿馬一日之間的行程。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篇》中對此有精闢的論述：
按前人寫馬之迅疾，輒揣稱其馳驟之狀，追風絕塵。(《全宋文》)卷三四謝莊《舞馬賦》：“朝送曰於西版，夕歸風於北都”，亦仍舊貫，增“朝”、“夕”為襯托。顏氏之“旦”、“晝”，猶“朝”、“夕”也，而一破窠臼，不寫馬之行路，祇寫馬之在廄，顧其歷塊過都，萬里一息，不言可喻。文思新巧，宜李白、杜甫見而心喜。李《天馬歌》：“雞鳴刷燕晡秣越”，直取顏語；杜《驄馬行》“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稍加點綴，而道出“趨”字，便落跡著相。(第四冊1035頁)
宋朝人王得臣在《塵史》中雖已注意到了《天馬歌》、《驄馬行》用《赭白馬賦》的手法，但遠不如錢說精博。除了《驄馬行》以外，杜甫在《高都護驄馬行》、《魏將軍歌》、《瘦馬行》等詩篇中也屢屢化用這篇賦中的詞語，可見其影響之深。
若干年來，很少看到關於顏延之的研究文章，而這位作家確有其值得研究之處，因而寫了如上不成熟的意見，以期作為引玉之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