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叔倫
戴叔倫(732—789)，唐代詩人，字幼公（一作次公），潤州金壇(今屬江蘇)人。年輕時師事蕭穎士。曾任新城令、東陽令、撫州刺史、容管經略使。晚年上表自請為道士。其詩多表現隱逸生活和閒適情調，但《女耕田行》、《屯田詞》等篇也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艱苦。論詩主張“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其詩體裁皆有所涉獵。► 313篇詩文
生平
戴叔倫(732—789)字幼公，一字次公，金壇城西南窯村人，是唐代中期著名的詩人，出生在一個隱士家庭。祖父戴修譽，父親戴昚用，都是終生隱居不仕的士人。戴叔倫年少時拜著名的學者蕭穎士為師，他博聞強記，聰慧過人，“諸子百家過目不忘”，是蕭門弟子中出類拔萃的學生。至德元載（756年）歲暮，為避永王兵亂，25歲的戴叔倫隨親族搭商船逃難到江西鄱陽。在人生地疏的異鄉，家計窘迫，於是他開始探尋仕途。 大曆元年（766年），戴叔倫得到戶部尚書充諸道鹽鐵使劉晏賞識，在其幕下任職。大曆三年，由劉晏推薦，任湖南轉運留後。此後，曾任涪州督賦、撫州刺史，以及廣西容州刺史，加御史中丞，官至容管經略使。他在任期間，政績卓著，是個出色的地方官吏。貞元五年（789年）四月，他上表辭官歸隱，六月十三日在返鄉途中客死清遠峽（今四川成都北）。第二年返葬於金壇小南門外縣城南郊。明萬曆46年（1618年），金壇知縣張翰中為疏通城內漕河，將其墓地移至南郊高坡（今南門麵粉廠南圍牆前），並親自題立“詩伯夜台”墓碑，即“大詩人之墓”的意思。詩詞風格
戴叔倫的詩，體裁形式多樣：五言七言，五律七律，古體近體，皆有佳作。題材內容也十分豐富：有反映戰亂中社會現實的，有揭露昏暗醜惡世道的，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有慨嘆羈旅離愁的，也有描繪田園風光的……而在他的諸多詩篇中，最有價值、最富有社會意義的，還應該說是那些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例如：《女耕田行》：“無人無牛不及犁，持刀砍地翻新泥。”“姊妹相攜心正苦，不見路人唯見土。”寫盡農家婦女勞作之苦；《邊城曲》：“人生莫作遠行客，遠行莫戍黃沙磧，黃沙磧下八月時，霜風裂膚百草衰。”寫遠戍邊城士兵的艱辛； 《屯田詞》開始寫：“春來耕田遍沙磧，老稚欣欣種禾麥”，後來在遇到天旱、蝗災、顆粒無收的情況下，官吏還強迫去砍伐南山樹木，趕著耕牛去，耕牛也因“霜重草枯”而凍死，詩人禁不住發出“艱辛歷盡誰得知，望斷天南淚 如雨”的慨嘆。這些詩，不僅從正面描寫封建壓迫與剝削下勞動者的痛苦生活，而且語言平易暢達，描寫細膩委婉，感情充沛連綿，具有強烈的藝術效果。 另外，戴叔倫還給後人留下了頗為有名的論詩名言，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這對宋明以後的神韻派和性靈派詩人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家庭
有關戴叔倫的家庭，據史料所載，他先後取過兩位妻子，第一位是永州刺史韋采的女兒，繼室娶的則是殿中侍御史崔殷之女。他膝下究竟有幾個孩子，不知道。只知道他的繼室在公元787年左右過世時，撇下了一個僅有六歲的女兒。那年戴叔倫55歲，可謂晚年喪妻。他借女兒六歲生日的機會還寫下一首《少女生日感懷》的七律詩，以此----“五逢晬日今方見/置爾懷中自惘然/乍喜老身辭遠役/翻悲一笑隔重泉/欲教針線嬌難解/暫弄琴書性已便/還有蔡家殘書籍/可能分與外人傳”（今天又到了那曾為你過過五次的生日/可我把你抱在懷中時卻感到異常茫然/雖說老父我慶幸自己還能在你身邊而沒遠赴異鄉為官做事/但一想到與你剛剛去世的母親相隔黃泉就悲上心頭/想教你做針線活兒可你還太小而不懂事/想讓你學琴棋書畫的本領可又怕你因此而喪失了孩子的那股天真勁兒/家裡老父我留下的書籍雖像當年蔡邕死後留給他女兒蔡文姬的一樣多/但恐怕只能傳給外人去讀了）。戴叔倫寫完這首詩的三年後，也就是小女兒九歲時，自己也便離開了人世。從這首詩上看，至少在當時他身邊只有這一個女兒。主要事跡
戴叔倫是江蘇/金壇縣人。他爺爺戴修譽和他爸爸戴昚用，都做了一輩子隱士而不願為官。可到了戴叔倫這輩兒，他與哥哥戴伯倫就都開始做官了。他哥哥做的官不大，僅是個縣令。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里說戴叔倫是貞元十六年（公元805年）中的進士，恐大謬。唐人權德輿為戴叔倫所寫的“墓志銘”很清楚地說，戴叔倫死於貞元五年（公元789年），春秋五十八歲。倒推一下，其生年則為公元732年。而公元805年時，戴叔倫已經死了17年了，絕不可能再登什麼進士第。想必辛文房是沒見過權德輿為戴叔倫所寫的這篇“墓志銘”，所以就一通瞎猜。戴叔倫中進士，估計應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前後，那時他二十六歲，“安/史之亂”也剛平息。在“安史之亂”平息前，戴叔倫一直跟從當時的名士蕭穎士學習，且因避亂而去鄱陽暫居過幾年。他三十二歲時，吏部尚書兼鹽鐵轉運使/劉晏很欣賞他，向朝廷上表推薦戴叔倫為九品秘書正字，並召他入自己的幕府中做事。鹽鐵轉運的差事，其實就是負責國家鹽務與錢糧的運輸。那時，劉晏負責的是湖南一帶的鹽鐵轉運，戴叔倫可謂是他的得力助手。一次，戴叔倫押解錢糧路過四川雲安，正逢叛臣楊子琳謀反，劫持了戴叔倫，並威嚇戴叔倫說，“把錢交出來，我就免你一死。”我們的戴大人竟也寧死不屈了一把，說“身可殺/財不可奪”，那楊子琳看看也沒什麼辦法，就又把他放了。戴叔倫因此而升為八品的監察御史。五十歲時，再升為七品的東陽縣令。任縣令期間，因政績卓著，加授從六品的大理司直。五十二歲時，提升為正六品的侍御史。五十三歲那年，代任四品的撫州刺史，同年轉正，加授金紫服（《新唐書車服志》曰：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封譙縣開國男爵位。
戴叔倫的詩，自唐人高仲武說他“其骨稍軟”後，清代的紀曉嵐、翁方綱、喬億等人也都講他“雄渾不足”或“皮鬆肌軟”之類的話。我倒不以為然，因為大凡充滿澹泊之意的詩，你讓它怒目圓睜或鏗鏘有聲也不大可能，雄渾與澹泊原本就是一對兒矛盾，非要二者兼備起來，就是渾球兒的要求了。再則，紀曉嵐、翁方綱是何等脾氣與人物----那是拚命入世的大官人啊，所寫的東西自然是“進取”有餘、“奮鬥”剛強。
而戴叔倫是不想逞強的，即使三十歲出頭時被劉晏推薦做了九品的秘書省正字，也還抒寫著“野人無本意/散木任天材”的恬淡情愫。等到他升任御史時，對於仕途其實已有厭倦情緒了，諸如“早知名是病，不敢繡為衣”以及“身隨幻境勞多事/跡學禪心厭有名”之類的詩句，就很能表明他激流勇退的心思。據說在出仕前，他就曾半隱於小天台山中，常與方外之士交往，甚至精研《易經》，很打算求仙學道。
其實，戴叔倫有他自己的詩歌觀，他曾說：“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藍田那地方在陝西省，以盛產美玉聞名。但美玉在尚未開採出山以及未加工前，猛地看去其實與一塊破石頭無異，自然不能把它放在眼前來觀賞，與其拿到眼前來看一塊破石頭，真不如去看它在山中被烈日照耀時所生髮出的朦朧光芒。把這句話說的更明白些，其實就是說“詩貴朦朧”。當然，這句話可能也還有另外一種指向----詩人與詩之關係，因為“藍田生玉”這四字的本意指的是“只有藍田那地方才能產出美玉”，換言之----只有好詩人/才能出好詩；而好詩人未必就能夠拉到你跟前做成好朋友或好人，一但你離詩人近了/熟了/沒了神秘感，沒準兒就開始討厭他了。倘若再發現他有打嗝放屁的毛病，口臭腋臭的氣息，以往那美好詩人的形象很可能就被徹底糟蹋。若干年前，我去貴州出差，順便到貴州農學院造訪了一下印象中還不錯的詩人鄭單衣，可見面時驚聞他身上散發出濃烈的胡臭，就再也不想見他的人和詩了。
估計戴叔倫是不會有胡臭的，即使有，也知道要躲人遠一點，留個好印象。他讓人遠遠看他的詩，自己也把詩寫得遠遠的----
年年五湖上，厭見五湖春。長醉非關酒，多愁不為貧。
山川迷道路，伊洛困風塵。今日扁舟別，俱為滄海人。
自唐人高仲武始，宋/元/明/清歷代評論者能比較認可的基本是他的五律， 《中興間氣集》里所選的六首戴詩，全是五律。唐人姚合在《極玄集》里所選的七首戴詩，不是五律的也只有一首。唐人韋糓所編的《才調集》選戴詩四首，三首是五律。其實，從初唐到中唐，五律一直是詩壇上的主流詩體，即使是“省試詩”也是十二句的五言體，所以詩人大都對五言詩的寫作下過極深功夫，而以五律或五言體見長的詩人也就不獨戴叔倫一個了。 有一個情況是需要特別說明的，那就是收在戴叔倫名下的詩，偽作及還不能確定的比較多。 《全唐詩》共收戴叔倫詩304首，基本是以明代的活字本唐人詩集/朱警的《唐百家詩》/胡震亨的《唐音統箋》/《文苑英華》以及清康熙年間席啟寓所編的《唐百名家集》等書為依據編纂而成。上世紀八十年代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蔣寅先生耙梳考證，暫時得出可確信為戴作的184首，可確定為偽作的56首，而備考之作依舊高達64首之多。戴詩的偽作及不確定之作的數量之所以很高，主要因為歷經宋/元時期的頻繁戰亂，各類文集遭兵焚及散佚均很嚴重，明代以後的民間私館刻本又基本屬傳抄性質，七拼八湊，許多詩甚至都是唐代以後的人所寫，故可做的考據工作依然很多。四百多年後的宋朝，也有位姓戴的詩人叫戴復古，詩名響徹東南半壁江山近五十年，這人便是戴叔倫的後裔。若比較二人的詩，我其實更喜歡戴復古的，也常摘他的對偶詩句寫成對聯贈給友人，諸如“心寬忘地窄/亭小得山多”、“無心當世用/袖手看人忙”、“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菊花到死猶堪惜/秋葉雖紅不耐觀”、“苦恨好山移不得/生憎俗客去還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