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乾隆五十年（1785年）生於江南省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車橋鎮。先世居郡城，自先生始為車橋人。九世祖潘塤，明正德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撫。潘氏經明清之際的社會變革和動亂，家道中落，但仍然是書香世家。祖兆黌，父宗睿，均為庠生，畢生教讀，窮愁一世。宗睿在經學、詩學均有較高的造詣。“經義詞章，名噪一時，內行尤偉。”(曹鑣《信今錄》)著有《笥簫詩文集》。“……其為詩也氣醇而色幽，味俊而質古。”(黃爵滋《笥簫詩集·序》)母盧氏亦知書，通詩文。

潘德輿“幼而聰慧，記誦如成人”，六歲入家塾，八歲正式從邑庠生張籬東(名今彭)受業，九歲即能詩，所作《老樹》、《梨花》二詩，頗為父輩賞識。性至孝，十一歲時，母盧氏去世，他日夜思念，“哭不絕聲”，其後父又“患咯血”症，病臥床榻，延醫熬藥，飲食湯水，均由其操持。

嘉慶五年(1800年)，潘德輿年十六，入縣學，為秀才。學使錢樾“取古學第一”，知府宮懋弼稱其“海內奇才”。是年秋，應“戊申鄉闈，房薦不售”。十一年(1806年)歲科試第一，為廩生，“食米廩”。其後“屢困州舉”，除開科之年，赴金陵(今南京)應試外，均在鄉里授徒，著書立說。先後就館於沙家莊馬氏，城內丁氏、王氏，河下閻氏、梁氏，車橋鮑氏、邵氏，從學者甚眾。後成為著名學者、古文家、經學家、詩人的丁晏、魯一同曾師事於潘，孔繼鑅、吳昆田等則出之門下。“初儀征阮元為漕運總督，招先生，力辭不往”。後大吏朱桂楨、周天爵等“於先生皆願納交”。潘亦謝不見。

道光三年(1823年)，潘德輿於車橋邵氏宅外建書屋三間，使命名為“養一齋”，書聯云：“教悌崇廉恥；博洽精文章”以自勉，表達其立身處世、淡泊寧靜的志趣和嗜學不倦的毅力。從此，“養一先生”聞名於世。

道光八年(1828年)“鍾昌(仰山)、黃爵滋(樹齋)主江南試”，潘德輿再次應考，揭榜為解元(第一名舉人)，“士論翕然，謂得一知名士”。好友邱廣業賀詩云：“天上光芒耿璧星，寒窗辛苦卅年經，文章有價關風會，鄉里從今識典型。”此時潘已四十四歲了。

自第二年春始，潘德輿又先後6次參加會試，未能考取進士。道光十年（1830年）春應座師鍾仰山之聘，赴京館於鍾氏家塾，教其子宗貽、宗佑近二年。辭館時，鍾一再挽留，潘執意歸里。在京期間結識文壇名流張際亮(亨甫)、姚瑩等，張際亮是著名“狂士”、林則徐的好友，姚瑩寫的文章頗具愛國思想，這批具有改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應順天鄉試、會試聚會到一起，“議論追逐，以求文章之真，亦陰以覘氣運之贏縮衰長，而庶幾波流之一返也”。

潘德輿“每當酒酣耳熱，慷慨論天下大事，輒拊膺流涕。”他歷來主張“學以克己為要”，“經世致用”。在當時吏治敗壞，士風墮落的情況下，他提出讀書人作文章應以“挽回世運”為宗旨，以為“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字，尤不外一‘例’字，而實不外一‘利’字。”即天下的禍害在於官吏，當時官多，胥吏坑害百姓，尤其在為官者墨守成例，不思改革，不思進取，其實質在於官吏追逐金錢，貪贓枉法。此語可謂切中時弊，體現了其勵精圖治的政治抱負。

道光十五年(1835年)，潘德輿中舉後將近8年，在京“大挑一等”，分發安徽候補知縣，他雖認為“當知縣可以救世，不可不為。”(《家書》)然由“候補”為“實授”，又談何容易。他終於“以科目資淺截留”未赴任。不久即去阜寧任觀海書院講席，又館於儀征、揚州姚瑩家塾，繼續其教讀生涯。

道光十九年(1839年)潘德輿病逝於車橋，年僅五十五歲。20年後，淮安學界舉行隆重典禮，迎潘氏“神位”入府學鄉賢祠。

文學成就

潘德輿從教近40年，課生之餘，潛心力學，著作等身，有《養一齋集》傳世，未刊刻的大量手稿已散失難覓，尚有少數珍藏淮人手中，視如珍寶。《養一齋集》共十六本，包括詩十卷，文十四卷，《念石子》一卷，《喪禮正俗文》一卷，《詩話》十三卷，《詞集》三卷，《札記》九卷。又《示兒長語》一卷，《金壺浪墨》一卷。

潘德輿一生清貧，無力刊印自己的著作，《集》中最早問世的是《養一齋詩話》(以下稱《詩話》)，由友人徐寶善予道光十六年(1836年)刊行，其餘著作都為逝世後，由友人、學生醵資刊刻。現就《詩話》對潘德輿的詩歌理論作一簡要評述。

《詩話》共十卷，另附《李杜詩話》三卷，前有鍾仰山、徐寶善寫的《序》。

《詩話》闡發了自《詩經》至清詩發展的源流，品評歷代詩人的藝術成就、詩歌主張以及各家的得失，內容十分廣泛。

《詩話》的基本思想是繼承傳統的“溫柔敦厚”的詩教原則，強調文學作品的教化作用，要求詩歌內容“純正”“無邪”，批評了純“性情”觀點，反對詩人把詩歌創作作為抒發個人性情，“最高不過成為嘲風雪、弄花草”的工具。在藝術上提倡由充實內容體現出來的真實美和自然美，提倡“詩貴質實”、“深厚”，反對刻意的雕琢求工。至於“詩教”不主張赤裸裸的說教，而主張“理不必入詩中，詩境不可以出理外”，重視詩的“神理意境”，即詩歌的“教化”，需在潛移默化中進行。潘德輿的詩歌理論代表了當時進步知識分子對於詩歌創作的主張和心聲。

《詩話》輯成後，潘攜手稿至京都，在朋好中，廣為傳播，在詩壇引起了強烈震動。徐寶善云：“是書非潘子一人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言，必公之於天下，爰刊而布之。……是故人心正而詩教昌，詩教昌而世運泰，浮囂怪僻纖淫之詩作，而人心世運且受其敝，今潘子之書必求合於溫柔敦厚，興觀群怨之旨，是古今運會之所系，人人之心所迫欲言者，特假潘子之手以書之云爾。”(《詩話·序》)可見《詩話》是潘德輿力圖變革詩風，進而“正人心”，改變社會風氣，使詩歌為政教服務的一部力作。

其次，《詩話》強調了詩人性情、學問、修養對詩歌的作用，提出學詩的工夫主要不在詩中而在詩外。他認為陸游示子語：“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是“至哉言乎，可以掃盡一切詩話矣”。強調詩人性情與學問的結合，二者“必當和為一味”。

乾隆年問，袁枚大倡詩歌“性靈說”，並為“艷詩宮體”張目，潘德輿對袁氏詩論提出尖銳的批評：“吾所謂性情者，於三百篇取一言，日‘柔惠且直而已”’。“直”就是不畏強御，“柔惠”即體恤貧弱，“窮年憂黎元，以息腸內熱”。詩歌應抒發於國家、黎民哀樂之情思，這在當時有明顯的進步意義。

《詩話》在分析歷代詩人藝術成就和缺憾時，有很多獨到、精闢的見解。潘德輿少年時學漢魏、杜甫詩，近二十歲時愛上王士禎的作品，後又轉學韓愈、蘇軾，參以溫庭筠、李白、李賀，重氣勢，尚詞采，到成年後轉而崇尚陶淵明，四十歲時，復以杜甫為宗。

他學詩數十年，打下了深厚的文學基礎，使他的眼光特別敏銳，能發現別人注意不到的問題。如王昌齡著名的邊塞詩《從軍行》：“大漠風塵日色黃，紅旗半掩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一般人贊其詩雄健、壯烈，同時反映了“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的事實。而潘氏通過詩中“日色黃”、“半掩”、“夜戰”、“生擒”等措詞分析，認為此詩“蓋譏主將於日昏之時，始出轅門，而前鋒已夜戰而擒大敵也。”詩的立意在於諷刺那些只發號施令，懶於戰鬥，又貪天之功的“主將”。從這裡可以看出潘德輿的觀察力和讀書體會入微的特點。

詩話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的一種重要形式，正式出現在宋代，明清有了很大發展，數量之多，難以確計。僅清代潘氏以前王夫之、王士禎、沈德潛、薛雪、袁枚、翁方綱等均有詩話著作，潘氏的《詩話》在浩瀚的“詩話之林”中獨樹一幟，近代論詩者如劉熙載、梁啓超、周實的詩學觀點，都受到潘氏的影響。

現代學者郭紹虞將潘氏《詩話》收入《清詩話續編》，近年出版的《精選歷代詩話評釋》(中州古籍出版社)也節錄了潘氏詩話的部分章節，可見潘氏的詩歌理論歷來受到人們重視和關注。

潘德輿一生治學，他的學術、文學成就絕不僅僅在詩論方面，他在賦、古文、詩、詞以至《紅樓夢》研究均有很深的造詣，在經學、哲學研究方面亦堪稱專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