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時期
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年1月12日），章太炎出生於一個地主家庭。章太炎起初跟從外祖父朱有虔（左卿）學習，自稱：“餘十一歲時，外祖朱左卿授余讀經，偶讀蔣氏《東華錄》曾靜案，外祖謂：‘夷夏之防，同於君臣之義。’余問：‘前人有談此語否？’外祖曰：‘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為甚。謂‘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余曰：‘明亡於清，反不如亡於李闖。’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論，若果李闖得明天下，闖雖不善，其子孫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論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於此。 ”

光緒十六年（1890年），章太炎到杭州詁經精舍學習，詁經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從顧炎武、戴震、王念孫、王引之等一脈相承下來的清代著名樸學大師，撰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校正群經，諸子句讀，審定文義，並分析其特殊文法與修辭，治學方法縝密，章太炎受其影響，埋頭研究學問，前後一共有八年之久，期間章太炎收穫頗大。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被日本侵略者打敗，在民族危機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書齋，聽到康有為設立強學會，“寄會費銀十六圓入會”

並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年末辭別俞樾，來到上海，擔任《時務報》編務。章太炎當時的辦報主張是“馳騁百家”，“引古鑒今”，“證今則不為巵言，陳古則不觸時忌”。[5] 他在《時務報》任職不久，文章也只發表《論亞洲宜自為唇齒》和《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兩篇。他認為凡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長技，都可以被中國所借鑑，並且可以作為改變成法的參考，例如舉辦“有益於黃人”的學會。應該“修內政”，行“新制度”，不能“惟舊章之守”，而須“發憤為天下雄”。他認為“變郊號，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才，謂之革政。”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應該“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實施政治改革。與此同時，章太炎又編撰《經世報》、《實學報》和《譯書公會報》。還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上書李鴻章，企求他能把握世界的潮流實行改革。也曾跑到武昌，幫助張之洞辦《正學報》，幻想藉助他的實力推動維新變法。不久，維新派推動的百日維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灣。他對戊戌六君子的慘遭殺戮深表憤慨；對康有為“內不容於讒構”而“見詆於俗儒鄉愿者”為之解脫；對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專制驕橫極為仇恨，“討之猶可，況數其罪乎？”經歷維新新政的破滅，他的“革政”思想較前又有發展。

鼓吹革命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夏天，章太炎東渡日本，在京都、東京等地為反清做準備，並與梁啓超等人修好，之後返回上海參與《亞東時報》編務工作。此時章太炎的排滿觀和古文經立場日益明確，在蘇州出版了其著作《訄書》的第一版，由梁啓超題簽。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侵華等相繼發生，慈禧太后等頑固派的賣國原形暴露無遺，章太炎受到極大震動，從維新夢中醒來。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議會上，他激烈反對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滿，一面勤王”的模餬口號，“宣言脫社，割辮與絕”，撰《解辮髮》以明志。對過去構想的“客帝”、“分鎮”也進行了糾正，說是“余自戊、己違難，與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飾苟且之心，棄本崇教，其違於形勢遠矣”。進而提出：“滿洲弗逐，欲士之愛國，民之敵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終為歐、美之陪隸已矣。”接著，章太炎樹起反清的旗幟，開始向改良派展開鬥爭。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章太炎在東京《國民報》發表《正仇滿論》，尖銳批判梁啓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於革命，而思以憲法易之者，為其聖明之主耳。”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1902年2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橫濱，後入東京，和孫中山結識，他們共同商討推翻清朝之後的典章制度和中國的土地賦稅以至建都問題，《訄書》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記錄了他倆當時的討論情況。6月，章太炎返回祖國，為上海廣智書局修改他的譯文，曾譯述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社會學》。他還修改了《訄書》，並立下了編修《中國通史》的志向，認為“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於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於紀傳見之” 。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章太炎到中國教育會贊助成立的上海愛國社任教。這時，抗法拒俄運動展開，革命形勢發展，而康有為卻發表了《與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反對革命黨公開攻擊滿族統治者，以為立憲可以避免革命造成的慘劇，鼓吹光緒帝復辟。章太炎看到後，公開批駁康有為，指出康有為所謂的“滿漢不分，君民同治”，實際上是“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光緒帝只是“未辨菽麥”的“小丑”，他當初贊成變法，不過是“保吾權位”，如果一旦復辟，必然將中國引向滅亡。章太炎讚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他又為鄒容《革命軍》撰序，說是“夫中國吞噬於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

革命講學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獄，中國同盟會派員至滬迎章太炎赴日。他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主編中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他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演說，述“平生的歷史與近日辦事的方法”，認為最緊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他說：“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別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之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的。”認為“古事古蹟，都可以動人愛國的心思”。章太炎在《民報》上發表了不少政論，基本上是宣揚同盟會的革命綱領的。在《民報一周年紀念會祝辭》中強調：“掃除腥羶，建立民國。”《民報一周年紀念會演說辭》說：“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華民國，不怕不立。”由章太炎手撰，以“軍政府”名義發表的《討滿洲檄》，更明確指出：“自盟而後，為掃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有諭此盟，四萬萬人共擊之。”

章太炎在論文中強調革命黨自身的建設，認為“優於私德者亦必優於公德，薄於私德者亦必薄於公德。而無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須“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應該做到“知恥”、“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章太炎在論文中深刻揭露改良派“競名死利”、“志在千祿”的醜態。並說：“夫其所操技術，豈謂上足以給當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論，不可以為成文之法；雜博之記誦，不可以當說經之詁；單篇之文筆，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華辭，不可以備瞽蒙之頌；淫哇之賦詠，不可以瞻國政之違。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視經方陶冶之流，猶尚弗及，亦曰以是嘩世取寵而已”。指出改良派的“謀立憲”，只能使“豪民得志，苞苴橫流，朝有黨援，吏依門戶，士習囂競，民苦騷煩”，表示堅決反對。他還在《民報》上刊發別人批駁《新民叢報》的文章。章太炎在《民報》上發表的文章，大都針鋒相對，文字銳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起，章太炎在《國粹學報》上發表若干學術文字，並在東京開設國學講習班，“宏獎光復，不廢講學”。此前，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章太炎與近代古文經學另一重鎮劉師培定交，此後因學術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遂發生被劉師培與妻子何震誣衊叛變事件。又與孫中山、汪精衛、黃興等因《民報》不合，乃由提倡光復轉入專心論學，著有《文始》《新方言》《國故論衡》《齊物論釋》等。其中《國故論衡》為近代學術史上有數之巨製，開闢了漢語言文字學、經學、文學及哲學、心理學的現代化研究的先河。宣統元年（1909年）又編有《教育今語雜誌》，撰寫若干白話述學著作，以普及學術。

民國之初
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之後，章太炎提出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錯誤口號，主張解散同盟會，並和一些立憲黨人在一起，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聘任章太炎為總統府樞密顧問，他不願常駐南京，返回上海。2月中旬，在討論建都問題時，章太炎主張建都北京，認為“中國本因舊之國，非新辟之國，其良法美俗，應保存者則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張也”。他依戀舊制度，說“專制非無良規，共和非無粃政”，“政治法律，皆依習慣而成”，主張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首”，地方“廢省存道”，而對代議民主制則表示反對，主張“限制財產”，又以“奪富者之田以與貧民”為“大悖乎理”。

南北議和告成，袁世凱上台，章太炎幻想袁世凱“厲精法治”，“以厝中夏於泰山磐石之安”。在用人問題上，以為“同盟會人材乏絕，清流不歸”。反對“政黨內閣”，提出“取清時南方督撫有材名者以充閣員之選”。說什麼：“漢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敗隋之故吏。”主張“循舊貫”，用“老吏”。將中華民國聯合會與一些小政團合併，改組為統一黨，以後更與民社等並為共和黨，推黎元洪為理事長。

袁世凱給了章太炎一個總統府高等顧問的空銜，不久又委任為東三省籌邊使，調出北京。章太炎興致勃勃地跑到東北去“興辦實業”，設東三省籌邊使署於長春，擬《東三省實業計畫書》，提出“設立三省銀行，以圓易吊，使民易知”，並鑄造金幣。“欲鑄金幣，又不可不預浚金源，非開辦金礦，收買金砂，不足以供鼓鑄。又請開浚松花江、遼河，去其淤梗，以利交通”。還擬“組織報館”，“設會研究”。但沒有多久，宋教仁遇刺，血的教訓使他猛醒過來，他沉痛地《挽宋教仁》：“願君化彗孛；為我掃幽燕”，開始對袁世凱不信任了。4月，章太炎託事南行。5月，他又親赴武昌，拜謁了黎元洪，在湖北致電袁世凱，請求免除梁士詒、陳宧、段芝貴、趙秉鈞“四凶”的職位。接著，由武漢到了北京，袁世凱設法籠絡章太炎。5月25日發令“章炳麟授以勛二位”，“冀以歆動”。6月4日，章太炎離京來滬。而他早先提議在東北籌設實業銀行的借款，財政部長梁士詒不肯蓋章，章太炎“實業計畫”落空，感到“大抵政府之與我輩，忌疾甚深，罵亦阻撓，不罵亦阻撓”，於是決計“辭差”，“奉身而退”。

遭袁迫害
民國二年（1913年）4月，章太炎從長春返回上海。7月，孫中山、黃興舉兵武力討袁，章太炎卻不信賴，說什麼“討袁者亦非其人”。他既罵袁世凱“用心陰摯，正與西太后大同”，又說孫中山“與項城一丘之貉”。“謂宜雙退袁與孫、黃，改建賢哲，仆則承命”。以為“若為久遠計，凡一政黨，非有實業為中堅，即有俠士為後應，無此即不足以自樹。非實業則費用不給，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俠士則氣勢不壯，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以為總統改選，“大抵仍宜推舉黃陂，必不肯任，然後求之西林”。“黃陂之廉讓，可望責任內閣；西林之果毅，可望廓清貪邪”。黎元洪（黃陂）也好，岑春煊（西林）也好，都是清朝舊官僚，民國新軍閥，章太炎對這些人寄以厚望，他已彷徨歧途了。

6月，章太炎與湯國梨結婚。8月，章太炎“冒危入京師”，一方面看到“京邑崎嶇，道路以目”，以為“吾雖微末，以一身攖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曉然於彼之凶戾，亦何惜此孱形為”，表示不畏強暴，敢臨虎穴；另一方面又以為“共和黨勢漸擴張，此為可熹”，“連日議員入黨者，已增三十人矣，驥老伏櫪，志在千里，況吾猶未老耶？”但是，袁世凱對章太炎還是不肯放鬆，對他加緊迫害，把他軟禁起來，梁士詒、趙秉鈞等還欲“捏造證據，置章於死”。

民國三年（1914年）1月，章太炎欲乘車離京，為軍警所阻。7日，“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之包藏禍心”，仍被監禁。曾決意絕食，“以死爭之”，自云：“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吾何言哉！”直到民國五年（1916年）袁世凱死後，才被釋放。在監禁期間，編成《章氏叢書》初編。

參與護法
民國五年（1916年）6月，章太炎由北京南返。這時，孫中山也在上海，曾兩電黎元洪規復約法，尊重國會；章太炎也認為“約法、國會，本民國固有之物，為袁氏所摧殘”，主張維護。此後，他多次和孫中山一起參加會議，基本主張與孫中山尚相契合。8月，章太炎南赴肇慶，去看望岑春煊，更出遊南洋群島，一直到年末才回國。孫中山致電黎元洪，認為章太炎“碩學卓識，不畏強御，古之良史，無以過之，為事擇人，竊謂最當”，推舉章為國史館長。

民國六年（1917年）3月，段祺瑞召集督軍團在北京開會，商討對德宣戰。5月7日，國會討論參戰案；10日，段祺瑞組織“公民請願團”等，包圍國會，毆辱議員。章太炎和孫中山兩次致電黎元洪，要求嚴懲“偽公民犯法亂紀之人”，“嚴懲暴徒主名”，“勿令勢要從旁掣肘”。6月7日，張勛率軍北上，與段派集議，電黎“調停須先解散國會”。孫、章聯電陸榮廷等南方各省督軍、省長，指出：“調停戰事之人，即主張復辟之人；擁護元首之人，即主張廢立之人。”“叛人秉政，則共和遺民必無噍類”。又聯名致電陳炯明：“國會為民國之命脈，調和乃借寇之資糧”，“今者群盜鴟張，叛形已著，黃陂與之講解，實同降伏”。

7月1日，張勛復辟。3日，章太炎與海軍總長程璧光等在孫中山的住處秘密商議，籌劃反對張勛的復辟舉動。接著，與孫中山、廖仲愷、朱執信、何香凝乘海琛艦由上海啟程赴廣州，於7月17日抵粵。當有人詢以討逆計畫時，章太炎即答以：“余此次偕孫中山來粵，所抱之希望頗大”，“討逆之舉，即為護法而起，惟不違法之人而後可以討逆”。永豐、同安、豫章三艦抵達黃埔，孫、章一起前往迎迓。廣東各界開歡迎海軍大會，孫中山、程璧光到會，章太炎亦參加。9月1日，國民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章太炎任護法軍政府秘書長，《大元帥就職宣言》就是章太炎起草的。《宣言》中說：“民國根本，掃地無餘，猶幸共和大義，浹於人心，舉國同聲，誓殲元惡”，誓“與天下共擊破壞共和者”。此後，因護法軍政府中派系鬥爭激烈，章“欲西行”，孫中山勸以“不當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表示願為軍政府爭取外援，到雲南聯絡唐繼堯。當他抵達昆明後，多次向唐繼堯進言，促唐繼堯東下，但唐繼堯始終是託故不出。

背孫反共
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工人革命運動日漸發展，章太炎卻由反對軍閥割據逐漸演變為贊成軍閥割據。民國九年（1920年）11月，湖南通電湘省自治，章太炎隨即在北京《益世報》發表《聯省自治虛置政府議》，認為宜虛置中央政府，軍政則分於各省督軍。接著，又主張使地方權重而中央權輕，各省自治為第一步，聯省自治為第二步，聯省政府為第三步，還必以本省人充軍民長官。這種聯省自治說，和孫中山的統一主張背道而馳。民國十年（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職，章太炎以為非法，並以“聯合自治不可反對為獻”。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發表《和平統一宣言》，章太炎以為“統一利害，久處南方者自知，若謂藉此以緩最高問題，則亦非計”。次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分析和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各種錯誤的、反動的政治流派，包括“聯省自治派”，宣告取消不平等條約；孫中山又系統講述了三民主義。10日，決定應馮玉祥的電邀，“即日北上”。章太炎對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表示不滿，在國民黨右派馮玉祥自由等的慫恿下，發出《護黨救國宣言》，“冀以同盟舊人，重行集合團體”。不久，馮玉祥自由組織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章太炎也組織了辛亥革命同志俱樂部，背離孫中山，反對共產黨。

晚年抗日
民國十四年（1925年），“五卅運動”發生，章太炎發出《為上海英租界巡捕慘殺學生之通電》。“以為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肅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後患。惟有責成外交當局，迅速收回租界市政，庶幾一勞永逸，民慶再生”。

民國十六年（1927年），章太炎賦詩自述：“見說興亡事，拿舟望五湖”。晚年在蘇州講學，組織國學會，欲“甄明學術，發揚國光”。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刻《章氏叢書續編》於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鬥爭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之華袞，粹然成為儒宗”。但是，當帝國主義蹂躪中國，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候，章太炎起來譴責國民黨“怯於御亂而勇於內爭”。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北上見張學良；次年，又與馬相伯等聯合發表“二老宣言”、“三老宣言”：“對於當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僅作消極之抵抗，同時更應動員全民族積極收復失地、根本消滅偽國”，呼籲抗日。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一二九運動發生，宋哲元進行壓制。章太炎致電宋哲元：“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之主張何如，何論其平素。”

12月24日，上海學生北上請願，國民黨加以阻撓，章太炎“對學生愛國運動深表同情。但認政府當局，應善為處理，不應貿然加以共產頭銜，武力制止”。請願學生經過蘇州時，又“派代表慰勞，並囑縣長饋食”。他“瞻顧民族之前途，輒中心忉怛而未能自己”，臨終前，在《答友人書》中還說：“北平既急，縱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難兼顧。蓋非常之時，必以非常之事應之。令共黨之在晉北者，其意不過欲北據河套，與蘇俄通聲勢耳。此輩雖多狙詐，然其對於日軍，必不肯俯首馴伏明甚”。管章太炎不可能對共產黨有真正認識，但他對共產黨的堅持抗戰、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還是覺察的。儘管章太炎晚年的行為也有使人失望之處，卻仍保持了愛國主義晚節。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

館舍

章太炎紀念館位於西湖南屏山下，蘇堤對面，占地1.5公頃，建築面積1000平方米，環境清幽，布局具有江南園林風格。是我國唯一集章太炎生平展覽、文物收藏、學術研究於一體的名人博物館。章太炎，名炳麟，浙江餘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國學大師。周恩來總理評價他“學問與革命業績赫然”。

館內收藏1000餘件文物，其中《流血革命》《獄中聯句》《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等，系國家一級文物。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章太炎墓及夫人湯國梨墓，坐落在紀念館後面的蒼松翠柏之中。

在紀念館右側，還有章太炎生前仰慕的民族英雄張蒼水的祠墓。張蒼水，名煌言，浙江鄞縣人，南明大臣，

因抗清不屈被俘而犧牲。

介紹

章太炎於1869年1月12日出生於浙江杭州府餘杭縣東鄉倉前鎮一個末落的書香門第。初名學乘，後改名炳麟，字枚叔，號太炎。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幼受祖父及外祖的民族主義薰陶，通過閱讀《東華錄》、《揚州十日記》等書，不滿於滿清的異族統治，奠定了貫穿其一生的華夷觀念，並在後來與《春秋》的夷狄觀以及西方的現代民族主義觀點相結合，形成具有其個人特色的民族主義觀。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絳（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世人常稱之為“太炎先生”。

他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辛亥革命後，日漸脫離政治，專意治學。在經學、史學、文字音韻和文學諸方面都有深湛造詣。章炳麟一生著述甚豐，被尊為經學大師，著作版本繁多，後輯為《章太炎全集》。

1891年（光緒十七年），章太炎入杭州詁經精舍，師從俞樾、譚獻等，關注經、子之學，初步確立對“今古文”界線的認識，此後幾年陸續完成《膏蘭室札記》、《春秋左傳讀》等。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章太炎曾為強學會捐款，與康有為、梁啓超通信。

1897年任《時務報》撰述，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流亡日本。1900年剪辮髮，立志革命。1903年因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為鄒容《革命軍》作序，觸怒清廷，被捕入獄。1904年與蔡元培等合作，發起光復會。1906年出獄後，孫中山迎其至日本，參加同盟會，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與改良派展開論戰。1911年上海光復後回國，主編《大共和日報》，並任孫中山總統府樞密顧問。曾參加張謇統一黨，散布“革命軍興，革命黨消”言論。1913年宋教仁被刺後參加討袁，為袁禁錮，袁死後被釋放。1917年脫離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在蘇州設章氏國學講習會，以講學為業。1935年在蘇州主持章氏國學講習會，主編《制言》雜誌。晚年憤日本侵略中國，曾贊助抗日救亡運動。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機械唯物主義和生物進化論，在他的著作中闡述了西方哲學、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內容，主要表現在《訄書》中，認為“精氣為物”“其智慮非氣”；宣稱“若夫天與上帝，則未嘗有矣”，否定天命論說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識宗和西方近代主觀唯心主義影響。隨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思想上漸趨頹唐。

魯迅筆下的章太炎先生，首先是一個革命者，其次才是一個大學問家。他張揚國粹，卻堅決而激烈地反抗權威和反抗一切束縛。他的確是一個道德主義者，強調道德的力量，卻反對社會對個人的壓抑，主張個性的絕對自由。

在文學、歷史學、語言學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揚革命的詩文，影響很大，但文字古奧難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國小答問》，上探語源，下明流變，頗多創穫。關於儒學的著作有：《儒術新論》《訂孔》等。

一生著作頗多，約有400餘萬字。著述除刊入《章氏叢書》《續編》外，遺稿又刊入《章氏叢書三編》。

章太炎是同盟會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領袖之一。他與孫文既有過並肩奮戰的歲月，也有過激烈爭辯乃至分道揚鑣的日子。孫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為世鈴鐸……余豈好郵，好是諤諤。”既承認孫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話直說的諍友。孫文生前，他筆下已一再出現如下的字眼：“中山計畫短淺，往往自敗”，“中山天性褊狹”， “中山為人鹵莽輕聽”，“中山名為首領，專忌人才，此仆輩所以事事與之相左也。”

章太炎先生是二十世紀民主主義革命先鋒，是著名的經學大師，同時他還是成就卓著的中醫文獻學家，尤其對《傷寒論》文獻之研究，至今鮮有出其右者。太炎先生於仲景里藉職官、《傷寒》版本流傳、梁阮孝緒《七錄》所載《辨傷寒》十卷與六朝本《傷寒論》、隋本《傷寒論》之傳承關係、《張仲景方》十五卷與《金匱玉函經》八卷、《傷寒論》十卷之關係、北宋校正醫書局校定《傷寒論》所據底本乃至《傷寒論》在臨床辨證上之運用與藥味加減與療效之關係等等，皆有精湛論述。先生辨證，每多精思妙見，著有《章太炎先生論傷寒》。

思想

學術思想
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響，因為變化的歷程相當繁複，依其《菿漢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則轉俗成真，終則回真向俗”十二字予以歸結。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光緒二十四年）著成《齊物論釋》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習樸學、諸子學以及西方進化論和社會學，在因蘇報案入獄之後，則改習法相宗，而後思想便以唯識學為尚，認為先秦諸子之學皆不足比擬，固可謂“轉俗成真”。自《齊物論釋》著成之後，章太炎因齊物思想的啟示，不再僅以唯識為唯一標準，轉而認為凡“外能利物，內以遣憂”之學皆有價值，開始對古今中外的學術思想進行重估。即進入“回真向俗”的境界。
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來自四個淵源：一為受乾嘉考證學的影響，講求客觀實證；二為跟隨晚清諸子學興起的潮流，對荀子、莊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揚，尊子貶孔；三為受到嚴復的影響，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進化論做為理論架構；四為佛學，尤其是佛學中的唯識論，是章氏後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體系中充滿個體主義、相對主義的色彩。除了這四大淵源外，顧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學誠、戴震、孫詒讓、康有為等人的思想也對章太炎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革命思想
認為共和政體不如專制政體
章太炎闡述的，有三層意思：代議制的民主共和政體不能行之於中國；政黨與議員勾結，這種共和政體還不如專制政體為宜。結論是建立共和政體只能是不得已之舉。認為清朝推翻後，中國還是行君主專制為好。

軼事

夢做閻王
民國四年，袁世凱想做皇帝，深怕章太炎先生反對，先期誘至北京，幽於龍泉寺；先生憂憤之餘，夢做閻羅王。當時有報宗仰和尚書云：
「仰上人侍者：快接復曹，神氣為開，所問幻夢事狀，今試筆述，願上人評之。去歲十二月初，夜夢有人持刺，請吃午餐，閱其主名，則王鏊也。（王，震澤人，明武宗時賢相。）走及門外，已有馬車；至其宅中，主人以大餐相餉；旁有陪客，印度人、歐洲人、漢人皆與。各出名刺，漢人有夏侯玄、梅堯臣。余問王公：“讀史知先生各德，而素無杯酒之歡，今茲召飲，情有所感。”王曰：“與君共理簿書事耳！梅君則總檢察，吾輩皆裁判官，以九人分主五洲刑事；而我與君，則主亞東事件者也。”余問王曰：“生死為壽量所限，輪迴則業力所牽；大自在天尚不能為其主宰，而況吾儕？”梅氏答曰：“生死輪轉，本無主者，此地唯受控訴，得有傳訊逮捕事耳。傳訊者不皆死，逮捕則死矣。既判決處分後，至彼期滿釋放後，又趣生諸道，則示非此所主也。”余念此論，頗合佛法，與世俗傳言焰摩主輪迴生死者不同。因復問言：“鐵床銅柱，慘酷至極，誰制此法者？”皆答曰：“此處本無製法之人；吾輩受任，亦是閻浮提人公舉，無有任命之者。法律，則參用漢、唐、明、清及遠西日本諸法，本無鐵床銅柱事也。受罪重者，禁捆一劫；短則有百年。而笞杖之與死刑，皆所不用。吾輩尚疑獄卒私刑，以鐵床銅柱，困苦獄囚，因曾遣人微往視之，皆雲無有。而據受罪期滿者言，則雲確受此痛。”余曰：“獄卒私刑，非覘察所能得，吾此來當與諸公力除此敝何如？”王答曰：“固吾心也。”遂返。明日復夢到署視事。自後夕夕夢之，所判亦無重大案件，唯械鬥謀殺，詐欺取財為多。如此幻夢不已，而日曜（星期日）之夜，則無此夢。余甚厭之。去歲夢此二十餘日；一日，自書請假信條焚之，夜亦無夢。一夕，盡換獄卒，往詢囚徒，云：“仍有鐵床銅柱諸苦。”因問此具何在？囚徒皆指目所在，余則不見，歸而大悟。佛典本說此為化現，初無有人逼迫之者，實罪人業力所現耳。余之夢此，是亦業感也。今春以人參能安五臟，買得服之，並於晚飯後宴坐觀心一小時頃，思欲去此幻夢，終不可得。來示謂不作聖解，此義鄙人本自瞭然。但比量上知其幻妄，而現量上不能除此翳垢，自思此由嗔心所現故耳。吾輩處世，本多見不平事狀。三歲以來，身遭患苦；而京師故人，除學生七、八人外，其餘皆俯仰炎涼，無有足音過我者。更值去歲國體變更問題，心之嗔恚，益復熾然，以此業感，而得焰摩地位，固其所宜。息嗔唯有慈觀，恐一行三昧，亦用不著。慈觀見涅盤經，雖說其義，而無其法；亦如竟無從下手耳。想上人必有以教我也。（所嗔之事，有何體性？能嗔之心，作何形象？未嘗不隨念觀察，而終不能破壞。）......章炳麟和南三月三十日

大師趣事
章太炎最喜歡吃帶有臭味的滷製品。畫家錢化佛是章府常客。一次，錢帶來一包紫黑色的臭雞蛋，章見後大喜，慷慨問道：“你要寫什麼，只管講。”錢立時向章索要“五族共和”四個字。後來，錢又不斷帶來莧菜梗、臭花生等臭物，換得題字一百多張。錢將這些字裱好，掛於自家店中，以每條十元售出，小賺了一筆。

文字學養
俞樾因太炎提倡排滿革命，曾聲言“曲園無是弟子”，章曾就此撰有《謝本師》一文，收入《訄書重訂本》，又有《俞先生傳》，收入《太炎文錄》。但太炎治學，由國小入門，主張音韻文字相通，以此為基礎，結合西學，恢弘清代諸子學之門戶，其方法一本曲園師承，絕非自立門戶。
章太炎曾在晚清時與《新世紀》報吳稚暉等人爭論漢字前途，反對在中國採用“萬國新語”（世界語）。乃依篆書創造記音字母，作為漢字初學的注音手段，以保存漢字。民國三年，由其弟子錢玄同、許壽裳、周樹人促成教育部通過，作為國語注音符號，即今日仍在台灣通用之注音符號前身。

醫學方面
章太炎也精通醫學，著有《霍亂論》、《章太炎醫論》（原名《猝病新論》）。曾有人問章太炎：“先生的學問是經學第一，還是史學第一？”，他答道：“實不相瞞，我是醫學第一。”章太炎也說過：“我的學問不是經學第一，也不是史學第一，而是醫學第一。”

與袁世凱
章太炎被袁世凱幽禁在北京龍泉寺，僅弟子錢玄同可以隨時進見。袁世凱每月提供給他生活費500元，雇廚子一人、聽差兩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氣，曉諭聽差和廚子必須每日向他請安三次，清晨9時一次、下午3時一次、晚上9時一次，請安方式為打躬，不得違誤，若有差池重責不貸。聽差廚子唯唯不敢稍忘。有時已下午3時，章猶自午睡不醒，聽差必聯袂入房，就枕畔低語：“大人醒來，打更時間到了！”按例章可每日享受兩個大洋的菜餚，極盡豐盛，他便要求只做一塊錢的，剩下的一塊錢公然飽入私囊。即便是這一個大洋的菜餚，光他一人享用也過於豐盛，他從來只吃擺在面前的兩個菜，對擺在遠處的則懶得舉箸。久而久之伺侯他的兩個聽差便只把一些清淡的素菜放在他的近處，而把鮮腴的菜餚放在遠處，等他吃完後，聽差們便自己享用。後來錢玄同曉得了，便和官方取得聯繫，將兩個聽差革職。
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期間，被迫寫“勸進書”，書云：“某憶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詞，言猶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國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處京師，生不如死！但冀公見我書，予以極刑，較當日死於滿清惡官僚之手，尤有榮耀！”據說，老袁氣得冒煙，又自嘲說：“彼一瘋子，我何必與之認真也！”時稱章太炎為“民國之禰衡”。

與劉半農
“五四運動”時期興起的白話文運動之中，有一位北大教授，名劉復，字半農，他發出一種論調說“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麼人再寫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話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寫白話文的，就是活人。”劉半農採訪章太炎時，就問其對白話文的見解如何，章太炎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我國的《毛詩》就是白話詩。歷代以來，有白話性的小說，都是以當時的言語寫出來的，寫得最好的是《水滸》、《老殘遊記》等，甚至有用蘇州話寫的《海上花列傳》。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劉半農侃侃而談說：“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太炎聽了哈哈大笑，問劉半農：“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裡人所說的話。”章太炎就以質問的口吻問劉半農：“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呆著無詞以對。章師就用明朝的音韻，背誦了十幾句文天祥的正氣歌，其發音與北京話完全不同，接著就說：“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這番話說出，劉半農更呆住了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來應付。
章太炎又說：“如果漢人要用漢音，我也可以背誦一段漢代音韻的文字。”說完他就背了兩首漢詩，許多字的音韻都與現代不同。他又問：“你知不知道現在還有人用漢代音韻或唐代音韻來講話的？”這時，劉半農已聽得呆若木雞，這一問他倒振作起來，便說：“現在哪裡有人用漢音來說話？”他說得好像振振有詞的模樣。
章太炎說：“現在的高麗話，主要語是漢音，加上了唐朝的唐音、朝鮮的土話和外來話，即是今日的高麗話。”接著他說：“還有日本話，主要的中國字，稱為漢字，即是漢音，其餘的聯綴詞，日本各地的土音，又加上了近代各國外來語，就成為現在的日本。日本人的發音，各處不同，以東京為正宗，漢音也最準。各道各縣的發音，連東京人也聽不懂，這是你劉半農先生不研究‘國小’，不研究‘音訓’，不曾研究過《說文》，所以你聽了我的話，可能會覺得很奇怪。”劉半農面有赧色，無詞以對。
章太炎又說：“我知道你曾經在北方的報紙上，徵求過‘國罵’的字句及各地方罵人的話，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到你學校中，在課堂上講出許多罵你老母的地方話。所以後來你就不敢再做這件工作，現在我來罵幾句給你聽。”接著就說漢代的罵人話，是×××出於何書，唐朝罵人的話，是×××出於何書，直說到上海人寧波人，以及廣東人的三字經，完全罵出來。看起來好像供給他資料，事實上把劉半農祖宗三代都罵到了。這時已超過午餐時間，劉半農同來的人就出來向章師作揖說：“我們麻煩老師很久，現在我們要告辭了。”

交往胡適
胡適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出版時特送了一本給章太炎，上寫“太炎先生指謬”，下署“胡適敬贈”，人名旁邊便用標點符號。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槓，不禁大罵：“何物胡適！竟在我名下胡抹亂畫！”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槓，才消了氣說：“他的名旁也有一槓，就算互相抵消了罷！”案此傳說實不可信，章太炎在晚清時出版的《訄書》（鉛印本）等著作就曾採用旁線作為人名、書名號。所謂新式標點，在晚清以及明治時代的日本就已經發端了，不至於對此感到驚訝。
章太炎又有一致胡適之白話信，抬頭曰：“適之你看”，蓋直譯舊時信函“某某大鑒”之體也。
受劉歆《七略》的影響，以《國故論衡》中《原學》等篇為代表，章太炎主張“九流皆出王官”說，而後來胡適著《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提出相反的意見。

徵婚啟事
章太炎也是最早刊登徵婚啟事的名人之一，有人問他擇偶的條件，他說：“人之娶妻當飯吃，我之娶妻當藥用。兩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適合者為北方女子，廣東女子言語不通，如外國人，那是最不敢當的。”後經過蔡元培介紹，與湯國梨女士結為夫婦，婚禮當天，皮鞋左右顛倒，一時大窘。

政治方面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主編《民報》時，曾主張社會主義，與片山潛等日本社會主義者過從甚密，並由此反思西方的進化論及現代文明，撰寫了《俱分進化論》、《五無論》等著作。據傳，章太炎逝世的時候，只願以五色旗覆蓋，不承認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其他方面
章太炎逝世後，因對日戰爭爆發，暫厝於蘇州錦帆路寓所水池中。解放後，浙江省人民政府按其遺願，葬於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遺臣張蒼水墓旁。“文革”初期遭暴屍，後又重新安葬。湯國梨卒後，亦一併安葬於此。今設有章太炎紀念館。
文化大革命後期的“評法批儒”運動中，章太炎被當作法家體系在晚清的代表而得到發掘，當時上海人民出版社組織並“解放”了一批學者，編輯了若干章太炎詩文、著作的選本和注釋本。這一系列工作，雖然受到政治風潮的影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八十年代以後編校《章太炎全集》和重建章學研究的人員基礎。

評價

當時的北京大學，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於章太炎的門下，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魯迅）、沈兼士等。章太炎為人戲謔，以太平天囯為例，封黃侃為天王，汪東為東王，朱先生為西王，錢玄同為南王，吳承仕為北王。當年二十七歲的胡適獨樹一幟，在大師環伺的北京大學，教起《中國哲學史》，其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頗多沿襲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下卷“諸子學”諸篇的觀點。胡適實為章太炎中年以前學術衣缽的繼承者。但此時章太炎本人的學術已經有所轉向，故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不甚滿意（參見章太炎《與柳詒徵書》）。胡適則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中說：“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症， 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1922）稱章太炎為清學正統派的“殿軍”。

魯迅在1936年臨終時回憶其師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強調其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而相對忽略其學術業績，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至1980年代大陸評價與研究章太炎的主調。

故居

在舉世聞名的京杭大運河南端，餘杭區倉前鎮的餘杭塘河畔，坐落著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家、思想家和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故居。故居是章太炎先生出生、成長之地，在此度過了對其一生產生重要影響的二十二個春秋。故居坐北朝南，共四進一弄，主體為晚清時期建築，由前廳、正廳、臥室、書房、廚房等組成，建築面積811平方米。故居匾額由趙朴初先生題寫。故居前三進為歷史原貌的復原和場景再現，展示了太炎先生青少年時期故居的風貌；第四進為展廳，展覽共四個部分，以豐富的史料和實物、多種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手法展現了先生波瀾壯闊的一生。

故居於1985年文物普查時發現， 2006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1月12日維修改陳後重新對外開發。

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