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評價

千古罕見真貴族
再過數百年，人們也很難想像，我中華居然出過這樣的人類驕子。
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1840年、1856年兩次鴉片戰爭完敗於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滾尿流，“安知蕞爾微三島，竟敢橫行大九州”！內憂外患，國讎家恨，求變之切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綱獨斷，發動政變，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頭；天地同悲，萬馬齊喑；禮儀之邦，原是人間地獄！
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危難時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銳出，愛國不必忠君，為國家爭國格、為同胞爭人格，從三綱五常的古代奮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現代文明，行開天闢地之壯舉。
如魯迅先生所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超前見識羞今人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媚大盜。”——也就是說，二千年來，無非上面是強盜，下面是奴才；上面是霸道，下面是苟且；上面是披著儒家外衣的狼，下面是披著儒家外衣的犬；上面指鹿為馬，下面難得糊塗；上面黑，下面厚……，主子使喚奴才，奴才獻媚主子。
“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通義也。”——也就是說，領袖也好、官員也罷，不過都是為民辦事的，稅收是老百姓僱傭你們為我辦事的錢。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 ——也就是說，沒有文明而只有堅船利炮者，只會是越強越禍害，此番石破天驚的“賣國”言論，不知能否振醒今日一些“憤青”？

勇氣人格耀中華
1897年1月，譚嗣同完成了衝決利祿、君主、倫常等一切網羅之學的《仁學》，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他對君主專製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深惡痛絕，君為臣綱“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詔告天下，宣布變法；8月21日，譚嗣同應召抵京，“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議新政；9月21日那拉氏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大肆抓捕維新領袖，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嗣同聞變，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並力勸梁啓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有招後起。”日本使館願提供“保護”，被譚嗣同慨然回絕。“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譚嗣同，與林旭等其他5位維新志士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英勇就義。
譚嗣同非為一人之江山，而是為天下蒼生求自由、謀幸福，“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雖千萬人，我往矣”；“我自橫刀向天笑”：譚嗣同氣吞萬里如虎的豪邁，實為華夏第一人傑，這顆划過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異常耀眼的軌跡，引導、激勵著一個又一個不自由、毋寧死的熱血兒郎。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譚嗣同出生於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其父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

1870年（同治九年），譚嗣同五歲，時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蹟般復活，故名“復生”。

1875年（光緒元年），譚嗣同10歲時，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

求學經歷
1877年（光緒三年），譚嗣同在瀏陽與唐才常訂交，他又師從塗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光緒十年），譚嗣同離家出走，遊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

1888年（光緒十四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維新之始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時年30歲的譚嗣同在家鄉滿懷憂憤，即努力提倡新學，呼號變法，並在家鄉組織算學社，集同志講求鑽研，同時在南台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等新式課程。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2月，譚嗣同入京，結交梁啓超、翁同和等人。

創作仁學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譚嗣同鏇奉父命，入貲為江蘇候補知府，在從北京去江蘇任職的途中遊歷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後在南京候缺期間，開始創作著《仁學》。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1月17日，譚嗣同寫成其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

維新志士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的支持下，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學堂，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啓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初，譚嗣同創建南學會，辦《湘報》，宣傳變法，抨擊舊政，成為維新運動的激進派。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緒頒布《定國是詔》，決定變法。同年8月，因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推薦，譚嗣同被光緒帝徵召入京。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譚嗣同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與變法。次日，光緒又召見他並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譚嗣同密會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於二十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譚嗣同聽到政變訊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畫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他對勸他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英勇就義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譚嗣同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年僅33歲。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

故居

譚嗣同故居，位於湖南省瀏陽市區北正南路98號，始建於明末清初，主體原占地2100平方米，現存建築面積762平方米，故居南北朝向，全木結構，工藝精美，古樸莊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築風格。故居原為周姓房產，後由譚嗣同的祖父譚學琴買下。清鹹豐九年，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中進士，官至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因其官階顯赫，奉旨命名其宅為“大夫第官邸”，因此譚嗣同故居又簡稱“大夫第”。1996年11月，國務院公布譚嗣同故居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4月，故居被定為湖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1998年，時值譚嗣同就義100周年時，瀏陽市政府組織力量對故居殘存建築進行了修繕，並重建門樓，同年9月對外開放。但是由於歷史原因，1994年在瀏陽舊城改造中，有關部門拆除了故居北面、南面的建築和門樓，並在北面建了一棟7層居民住宅樓。2000年，瀏陽舉辦第二屆中國特產文化節，有關部門將故居南面房產部門拆除後留下的空地加以清理和整治，建成了現在的公共綠地。所以現在建築占地面積只有780平方米，僅為原來的三分之一。故居北面部分牆體已經上硝、起霉、變形，何春平說，這主要是因為北面居民樓附屬的煤棚緊貼故居牆體造成的。

瀏陽市旅遊部門正和規劃部門聯手，提出關於譚嗣同故居及其周邊環境保護和開發利用的構想。根據這個構想，周邊不合適建築將在拆除之列。在瀏陽市規劃局副局長金先林看來，恢復原貌沒有政策性的障礙，按照有關法律規定，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30米之內都不能有建築，得知有關部門想將譚嗣同故居恢復原貌的訊息後，譚嗣同的第四代孫、湖南株洲海聯實業發展總公司董事長譚志宏很欣慰：“明年是譚嗣同殉難110周年，作為後代，也在打算做一些事情，比如準備請中央美院的教授雕一座銅像，立在故居旁邊。”

現在是最好的實施時間，“近年來保護歷史建築已成共識，有很好的民意氛圍；其次恢復故居和建設廣場所要拆遷和占用的房產多是政府部門所有，拆遷並不複雜。”

主要成就

參與變法
譚嗣同一生致力於維新變法，主張中國要強盛，只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是維新派中的最激進者。早年在湖南舉辦新政，利用時務學堂培養了大量的維新志士；後來參與領導了發生在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的戊戌變法，期間他力輔光緒皇帝推行變法，整頓官制，革除弊政，最後懷著“願以頸血刷污政”的決心為變法而犧牲，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雖然資產階級的博愛、平等、自由是虛假的，但是他用博愛、平等、自由來衝決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倫常，在舊中國那個史況下，在激烈的反封建專制主義這點上，有它突出的進步性。

思想體系
譚嗣同身處晚清新舊中西混雜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師友眾多，強調兼收並蓄。譚嗣同在《仁學》序言仁學界說二十七界說第二十五條中說：“凡為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來源中包括了經學、理學、佛學、諸子學和西學。經學提倡今文經學，理學提倡王陽明、陸九淵的心學；佛學提倡禪宗、華嚴宗、唯識宗；諸子學提倡莊子、墨子以及明末遺民王船山、黃宗羲等的思想；西學攻格致、算學、社會學。既有唯物主義也有唯心主義，既有自然科學又有社會科學，既有宗教、哲學又有政治思想，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融中西古今之學於一體的龐雜體系。

仁學之論
譚嗣同在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於南京“閒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仁學》是一部將哲學、宗教、科學冶為一爐，自成一體的學術著作，匯聚了譚嗣同短暫一生的學術研究成果。成書五十篇，分為二卷，五萬餘字。譚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參加社會革命而慷慨就義，也使得《仁學》成為他的學術絕唱。

哲學
《仁學》作為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在書中譚嗣同雜糅儒、釋、道、墨各家和西方資產階級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濟學說，形成了獨特的哲學體系。在《仁學》中，譚嗣同指出世界是物質的原質所構成，其本體是“仁”，世界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於“仁”的作用，故稱他的哲學為“仁學”。“仁”是萬物之源；“以太”構成萬物的本質，是“不生不滅”的；宇宙間各種事物只有“變易”，沒有“存亡”，只有“聚散”，沒有“生滅”。

佛學
譚嗣同對佛教思想進行過系統的研究，並且還進行學佛的實踐，譚嗣同將他的研究、實踐成果納入《仁學》之中。譚嗣同接受佛學，是因為佛學博大精深，並且有著“自貴其心”、積極進取的救世精神。在學術上，譚嗣同認為佛學廣大，“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故言佛教，則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譚嗣同看來，佛教積極入世、普渡眾生的精神與“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眾生外無佛法”。《仁學》一書，正體現出以佛法求世法、經世致用，積極入世的經世佛學思想。

軼事典故

劍膽琴心
與長沙時務學堂教習合影 在瀏陽乃至中國的歷史上，維新志士譚嗣同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他為戊戌變法慷慨赴義的壯舉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譚嗣同從少年時代起，就有“劍膽琴心”的雅號。 在才常路的“譚烈士專祠”里，曾經有一幅譚嗣同攝於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歲，外穿月白色長衫，內著玄色武士裝，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俊目，閃閃似電，有一種立如山嶽、傲視死神的凜然正氣。譚嗣同短暫的一生中，兩劍三琴陪伴他度過了不少蒼茫歲月。

佛學彗星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人被譽為“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歲，但卻留下一部佛學經典之作《肇論》，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他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么譚嗣同卻為現代人開拓了“套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於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牆，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

譚嗣同即生於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嘗經歷之嚴峻時刻，外辱內亂，蹂躪著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舉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於社會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別，勢必成為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於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鄉鄰撰聯
有湘人余德泉撰寫對聯：“壯矣，維新欲殺賊而未回天，終成國恨；快哉！喋血屹崑崙以昭肝膽，長醒吾民。”正是化用了那首《獄中題壁》的詩意。

“去留肝膽兩崑崙“中的“去留”可以作死生講，嵇康的《琴賦》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有“曷不委心任去留”，無論生還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也有人認為“去留”不是“去”和“留”兩個對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麼。

“去留肝膽兩崑崙”是譚嗣同譚公臨刑之前抒發的絕唱。意謂是我生為變法而生，死為變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義膽，像崑崙那樣高聳，譚公生如崑崙，死如崑崙。“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