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背景

賞析

文章的開頭就不俗，充分反映了作者“不拘格套”和“發人所不能發”的文學主張。

作者在文中是寫春遊，但一開頭卻寫不能游；作者在文中要表現的是早春時節那將舒未舒的柳條和如淺鬣寸許的麥苗，但開頭卻大寫氣候惡劣，“余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砂走礫”。

在這種氣候下，即使有心去郊遊也無法成行：“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作者用惡劣氣候和不能出遊作一篇遊記的開頭，在立意和結構上起了這樣兩個作用：其一，是用城內的枯燥侷促與後面將要描述的城外春色春意形成對比，從而得出作者要得出的結論：“始知田郊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當然，結論之外又有深意，它實際上是反映了作者對城市、官場的厭棄和投身於大自然懷抱的欣喜之情。如沒有第一段的飛砂走礫、枯坐一室，這個創作意圖就不能很好地表現出來。其二，在結構上更能體現出作者“不拘格套”“發人所不能發”的創作主張。這段文字作為遊記開頭卻大寫其不能游，這種出人意料的新奇筆法當然不同於常格，既反映出作者隨筆寫來、興之所至的性靈和意趣，也在新奇之中看出作者不同於常規的文學追求。

從第二段開始，作者突然筆鋒一轉去寫春遊，這中間沒有過渡性的語句，顯得很突兀，反映了作者思緒的跳躍。“二十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短短一句之中，交待了出遊日期、春遊地點及行走路線，顯得乾淨利落。下面即進入對滿井春色的正面描繪。作者描繪的步驟是按遊人的觀賞習慣由遠及近、由面及點。作者先寫遠景：“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如脫籠之鵠”。這是對郊外早春的總體印象，也是對滿井一帶的泛寫和縱覽。作者雖未提早春，但早春景色自現。正因為春天到了，冰雪消融，春雨濛濛，大地才會變得滋潤，但春天畢竟才剛剛開始，所以又是“微潤”。同樣地，正因為是早春，草木尚未繁茂，人的視線無遮無攔，才會“一望空闊”。作者駕馭語言的功力，於此可見一斑。另外，作者又用“脫籠之鵠”來形容他乍見郊外早春景色的感奮和擺脫了城中侷促的歡欣，也顯得生動傳神，使景和情很好地交融為一體。下面，轉入近景的描繪，作者選擇三組優美的鏡頭來表現早春二月滿井一帶的旖旎風光。首先寫水：“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始解”與“乍明”，說明春天已到，但又是剛到；“鱗浪層層”，既明寫春風，又暗示河冰已經消融；“晶晶然如鏡之新開”，是形容春天到來時河水之清澈，而“冷光之乍出於匣”，則又清澈之中加上寒意，更形象而準確地道出二月春水的典型特徵。作者正是通過這形象的比喻和特別準確的副詞來描寫二月春水的形態、顏色、溫度的。寫山時，作者則又變換手法，用擬人的方法來表現。春天來了，山上的積雪消融了，但作者不說積雪消融，而說“山巒為晴雪所洗”。積雪由被動地消融變為主動地為山川梳妝打扮，山峰也由一個沉寂的靜物變成一個梳洗打扮、髻鬟始掠的美女。這種擬人手法不但生動形象地描繪出春臨大地、山峰轉翠這個變化過程，而且也使積雪和山峰在擬人的手法中顯得更加嬌艷動人，充滿春的氣息。寫田野，則抓住柳條和麥苗，柳條是將舒未舒，麥苗像野獸身上淺淺的鬣毛。我們讀後不能不嘆服作者觀察的細緻和比喻的生動準確。“將舒未舒”和“淺鬣寸許”，不但準確地寫出了柳條和麥苗在早春二月時的形狀，而且也把它們時時變化著的動態表現了出來。時時在吐芽，這才會將舒未舒；時時在拔節，這才會像獸身上不時生長著的鬣毛。這樣的比喻更能體現出春天是個生長的季節、向上的季節這個典型的季節特徵。

唐代畫家張彥遠在談山水畫技法時說：“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俱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論畫體》)也就是說畫山水時要“以少總多”，以點帶面，切忌全面而細密。看來，袁宏道是深諳此道的。他寫滿井之春，並沒有全面地去細描密繪，而是抓住水、山、田野這三組鏡頭，通過冰皮、水波、山巒、晴雪、柳條、麥苗這幾個典型事物來以點帶面，從內在氣質上把滿井初春的氣息寫活了。

如果只一味地描景，即使把景物寫得再逼真，也算不上山水小品的上乘。更為重要的還要融情入景、情景交融，正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必須把“人的心靈的定性納入大自然物理”(《美學》)，讓山水景物都帶上作者的主觀感情，成為王國維所稱讚的“有我之境”。袁宏道在這篇遊記中就是這樣做的。在作者的筆下，不但那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的遊人都是興之所至、自得其樂，而且曝沙之鳥，呷浪之魚，也悠然自得，都有一種擺脫拘牽，放情於春光中的喜氣。這種情志，實際上是作者厭棄官場，欣慕大自然的主觀感覺的折射，而這種主觀感覺又隨著草木向榮，禽鳥的歡叫，春風的鼓盪變得更濃更深。情與景、主觀與客觀便渾融到一起分不清孰賓孰主了。

本文作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滿井是北京安定門東三里外的一口古井，井中飛泉噴礴，冬夏不竭。井旁蒼藤豐草，掩映著清清的渠水，錯落的亭台，景色優美，是當時京郊探勝的好地方。

開首點出時地節令。燕地，指現在的北京和河北省北部，古代屬燕國。舊俗以陰曆二月十五（一說為二月十二或二月初二）為百花生日，稱為花朝節。這一天人們要到野外去玩賞春光。可是，這一年過了花朝節，百花還沒有訊息，余寒仍然很厲害，可見北方天氣寒冷，春天來遲了。

下接幾句承上文“餘寒猶厲”，著重寫風沙的厲害。風是“凍風”，有起凍結冰之感；而且時常刮，一颳風，就沙礫飛揚，簡直沒法出門。一出門，冒風快走，不到百來步就擋不住要回頭。這是寫渴望出遊與不能出遊的矛盾。作者是一位喜游愛動的人，如今花朝節已經過了，也不知花事如何，因而探春出遊之意早已按捺不住，但卻被寒風沙礫所阻，不得不“侷促一室之內”，其懊喪和鬱悶可想而知。

以下，作者記敘了廿二日偕友游滿井時所見的融融春光。“廿二日天稍和”幾句，狀寫天氣和心情。一個“和”字，既寫天氣的和暖，也透露出作者心情的解凍，於是立即同幾位朋友出東直門，到滿井去。“高柳夾堤，土膏微潤”，是出郊所見；一個“侷促室內，欲出不得”的人，忽然來到野外，看到堤岸兩旁高高的柳樹，聞到滋潤的泥土芳香，心頭不禁漾出一股春天的喜悅。他四望郊原，一片空闊，快活的心情就像脫籠之鳥之樣，飛向那遼闊的春天原野。“若脫籠之鵠”，鵠就是天鵝，這是著力描寫從侷促困居的境況下解脫出來的喜悅。

“冰皮始解”幾句寫春水之美。“冰皮解，波色乍明”，用對偶的句式，點出余寒已退，薄冰初消，春水開始呈現出澄明的色澤。“始”、“乍”二字扣緊早春景象，十分貼切。“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乍出於匣也”，是寫微風吹過水麵，漾起魚鱗般的波紋，清澈的流水閃閃發光，好像清晨剛打開鏡匣，反射出鏡子的清光一樣。“鏡之新開”、“冷光乍出”的“新開”、“乍出”，與“冰以始解，波色乍明”的“始解”、“乍明”，一是形容一天的起點，一是形容一年的起點，相互呼應，同一機杼，很有節候感，足見作者觀察的細緻和刻畫的工巧。另外，用新開匣的明鏡來比喻明亮的春水，也顯得優美熨貼；同時還可以使人聯想到晨妝對鏡的美人，從而具有表里相關的兩層意蘊。

“山巒為晴雪所洗”幾句，是寫春山之美。山巒的積雪被晴日所融化，青蔥的山色如同經過洗試一般，顯得格外鮮妍明媚，好像剛洗過臉的美人正在梳掠她的髮髻。“始掠”的“始”字，表明美人晨妝剛罷。這個比喻，與上面開匣明鏡的春水的比喻，雖然分別指山和水，卻一氣相通，由明鏡而帶出對鏡梳妝的美人，這就把春山春水融成一體，給人以相互生髮的和諧美感。

寫水寫山之後，轉筆寫植物。楊柳是敏感的春天使者，也是春色的象徵。“柳條將舒未舒”，寫柳芽剛吐，枝頭鵝黃嫩綠，宛如朵朵蓓蕾，欲開還閉，別有一種風韻。“柔梢披風”，則寫出楊柳的動態美。輕柔的柳梢，雖然還沒有垂下萬縷金絲，卻已經迎著和暖的春風低昂而舞了。用一“柔”字、“披”字，寫早春楊柳的風姿，很傳神。這幾句寫楊柳，回應前面“高柳夾堤”一句，而作進一步的領略觀賞。“麥田淺鬣寸許”，則回應前面“土膏微潤”一句，視線由高而低：那一望無際的平疇上，淺綠的麥苗已經從芳潤的泥土中探出頭來，剛剛只有寸把長呢，整齊得像短短的馬鬃一樣。作者以極其簡練的文字，把景物的特徵和自己的審美感受鮮明地表現出來，每一句都滲透著明朗而喜悅的感情色彩。

以上幾小段，從初到野外的第一印象寫起，進而逐層展示春水之美，春山之美，楊柳之美，麥苗之美，構成了一幅北國郊原的早春風光圖，令人目不暇接，心曠神怡。這是描寫早春風光的第一大層次。

接著寫早春的遊人。余寒剛過，盛春未到，遊人也還不多。但是春天畢竟來了，第一批郊遊者也跟著來了。作者寫了遊人的幾種情態：“泉而茗者”，是飲泉水煮茶的，顯得清雅而悠閒；“罍而歌者”，是邊喝酒邊唱歌的，顯得豪爽而痛快；“紅裝而蹇者”，寫穿著艷麗服裝的女子，騎著毛驢緩緩而得，顯得從容而舒適。“亦時時有”，是說經常可以看到。這一句反接“遊人雖未盛”一句，說明遊春者已頗有人在。作者對這些最早到郊外來尋春的遊人，顯然是欣賞而懷有好感的。“風力雖未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這兩句是抒寫自己的感受，儘管郊原的風還很有點勁道，但徒步而游，從背上沁出的汗水中，卻分明可以感到暖融融的春意了。這一節從遊人著筆，寫出各得其樂的種種情態，無異是一幅郊原春遊圖。他們既領略著最早的春光，又給余寒初退、大地回春的景色增添了不少的生氣和暖意。這一倒敘之筆，成為描寫早春風光的第二大層次。

“凡曝沙之鳥”幾句，寫大自然中的生物。“曝沙之鳥”，指在沙灘上曬太陽的鳥兒；“呷浪之鱗”，指在水波中呼吸的魚兒。曝沙，描寫鳥的安閒恬靜；呷浪，刻畫魚的自由天真。作者通過魚鳥一動一靜的情態，概括了大自然一切生物在春光中的悠然自得之感。他甚至發現和感受到鳥的羽毛和魚的鱗鰭之間，都洋溢著一股“喜氣”。這真是體察入微，化身為魚鳥的代言人了。所謂“替山川寫照，為魚鳥傳神”，作者以畫工的手段、詩人的敏感，把早春景色寫活了。這一節著眼於大自然的生物，構成了春光描寫的第三大層次。

通過以上三個層次描寫，得出一個審美結論：“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春在郊田之外，而居住在城裡的人還不知道。辜負春光，豈不可惜！這幾句與開頭“侷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對照，可以感到作者由衷的欣慰之情。他在郊田之外，呼吸領略到初春的氣息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機，心頭的鬱悶荒寒到這時便為之一掃。另外這與前面的“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的景象，也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這是作者郊遊滿井的結論。“始知”二字，得之於目接神遇的深切感受，也就是說，當他站立在郊田之外，沐浴著大好春光的時候，對於那些長期蟄居城內，感受不到早春氣息的人，很有幾分感慨。辛棄疾《鷓鴣天》詞中說“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袁中郎的感慨在這一點上頗有共同之處，因而其寓意似乎也不局限在感知春色上，而含有引發人們擺脫塵俗，嚮往大自然的美好情懷。

以上寫景，寫人，旁及魚鳥，然後拍入到人自身。“夫能不以游墮事，而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這幾句是說：能夠自由自在地遨遊于山石草木之間，而不至於因為遊玩而耽誤公事的，只有我這個官員啊。當時他正在作順天府學教官，是個閒職，因而有時間縱情遨遊，不怕耽誤公事。“惟此官也”的“惟”字，頗有自傲和自慰之感，他不因官小職閒而懊惱，反而為此深自慶幸沒有那種庸俗的封建官場習氣，流露出袁中郎獨特的性情與個性。

結尾“此地適與余近”，從字面上是說此地剛好與我的住處接近，但這個“近”字，不僅指空間距離的相近，也指性情品格的相近。山水也有性情，辛棄疾說：“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賀新郎》）。這裡就體現了物我交融、如逢知己之感。“余之游將自此始”，表示這一次滿井之游，將成為一個值得紀念的開端，怎么能不記下這美好的第一印象呢？把感受化為文字，是為了鞏固記憶，時時回顧，充分流露了作者的眷眷珍惜之情。事實上，作者在寫這篇遊記的前一年（萬曆二十六年），已經游過滿井，而且寫了一首詩；但他在這裡卻說“余之游將自此始”。這大概是因為這一次的感受特別深刻，所以把它作為一個美好的開端吧。最後點明寫這篇遊記的時間是“己亥二月”，也就是萬曆二十七年（1599）二月。篇末記時，是古代遊記的一種常見格式。

這篇遊記描寫北國早春氣象，既能傳達出山川景物之神，又處處洋溢著作者悠然神往的情感。作者從城居不見春敘起，接著寫郊外探春，並逐層寫出郊原早春景色的誘人，而最後歸結道：“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回應開頭困居侷促之狀，迥然有苦樂之異和天淵之別，表現了作者厭棄喧囂塵俗的城市生活，寄意于山川草木的瀟灑情懷。通篇寫景都滲透著這種灑脫而悠然的感情，使文字具有一種清新恬靜的田園節奏。而簡練的白描和貼切的比喻，更為行文增添了不少詩情畫意。

研討

第一段：花朝節過後 城中余寒猶厲的景象

第二段：2月22日滿井的早春景色

第三段：物我交融（議論）

袁宏道生於江南（湖北公安）。北國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遊興。文章的第一段，就寫了這種欲游不能的苦惱。早春二月，乍暖還寒，這對北方人來說本不足為奇，但對一個在江南長大的人來說，卻是不可忍受的。作者從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節後，余寒猶厲”則是他親身的感受和體驗了。一個“余”字，一個“猶”字，兩相映襯，把寒流不肯罷去的情狀描述無遺。那么，其具體表現是什麼呢？作者用了極其簡練的語言來描繪：“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不說“寒風”“冷風”而說“凍風”，意在說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對“燕地寒”的敏感。這樣惡劣的天氣，只好“侷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從“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來看，作者不知做過多少次嘗試，都無奈而歸。

第二段是全文的主體部分，寫郊遊的所見所感。“欲出不得”的壓抑並沒有打消作者出遊的念頭，反而激發了他出遊的熱情。等待“天稍和”，作者就偕同“數友”，如脫籠之鳥，飛出城門，來到郊外。但見長堤高柳，大地回春，空曠遼遠，一派生機。作者寫景，主要寫了水光山色，柳條麥田，以及遊人的歡欣，魚鳥的“悠然自得”。其中寫水寫山的部分是重點。作者先用白描的手法刻畫，“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繪出初春水光；“娟然如拭，鮮妍明媚”畫出春山之態。然後，分別用兩個長句作喻，水如新開之鏡，山如髻鬟始梳，新奇而生動。寫柳條突出其“將舒未舒”的姿態，寫麥田說其“淺鬣寸許”，都是典型的早春景致。寫人雖寥寥數語，卻頗為傳神。“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將品茶、飲酒、騎驢觀賞諸畫面合為一組鏡頭，雖曰“未盛”，已是熱鬧非凡。更有曬太陽的鳥，吸水戲浪的魚，它們的快樂不亞於遊人，仿佛羽毛鱗鰭之間“皆有喜氣”。最後作者總括一句：“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這一句回應首段，是對自己冒寒出遊的肯定，並對“城居者”困坐京城不知大好春光表示惋惜。

文章最後一段以議論作結，再次表明作者寄情山水的興趣。“不能以游墮事”，這是對那些熱衷仕途功名的官僚而言的。至於作者本人，本無意於在政治上進取。何況他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教官，當然可以“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惟此官也”，既是自嘲，也是自傲。“余之游將自此始，惡能無記？”這完全是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的口吻。但所不同的是，柳宗元果然一游再游，寫出了《永州八記》；袁宏道也許再沒有重遊滿井，因為第二年八月，他就告假回鄉，過上了隱居的生活。以後雖又出仕，終非所願，年僅四十二歲病逝。

1．郊田之外未始無春：一個孤獨者的漫步。

“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一句，是本文的畫龍點睛之筆。這句話看似為作者不經意之談，是在為自己出城郊遊找藉口，實則大有深意。袁宏道25歲中進士，不受官，請假歸家，又與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縱情山水，訪師問學，可見他追求自由的天性。袁宏道的遊記散文，也充滿了疏放不羈的精神，是對大自然的熱愛，是對官場的厭倦，是個性的張揚和抒發。他是一個漫步郊原的孤獨者，“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遺落世事，在與自然風物的對話中，感受自由的可貴。

2．白描的筆法。

作者寫景，不堆砌詞藻，而是用極為簡練的筆法勾勒出來。如寫水為“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寫柳條為“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這種表現方法，沒有誇張、渲染和烘托，而形象卻鮮明如畫。

3．擬人的寫法。

作者寫山，用倩女新妝作喻，寫魚鳥，說它們洋溢著喜氣，都是用了擬人的寫法。這種表現方法，可以增加景物的動感或“靈氣”，同時也融入作者的主觀情感。把景物擬人化，是袁宏道常用的寫景方法。如他說蘇州虎丘“如冶女艷妝”（《上方》），寫杭州西湖為“山色如娥，花光如頰”（《初至西湖記》）。在《滿井遊記》中這種寫法也很突出。

4．比喻的妙用。

比喻的表現方法雖然很常見，但袁宏道運用起來自有他的新奇之處。在這篇遊記中，比喻大多是用來寫景的，如上文分析過的寫水寫山的句子；但也有的是寫人（自身）的，如形容自己出城遊玩為“脫籠之鵠”。這些比喻都很恰當，因為是出自作者深切的體會和感受。

練習說明滲透的感情

這篇遊記寫初春景象，抓住了乍暖還寒、萬物復甦的特點。如“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一句，寫出了柳枝初展的神韻。熟讀課文，試找出幾處這樣的景物描寫，略加分析，想一想，作者在這樣的描寫中滲透了怎樣的感情。

設題目的是讓學生在熟讀課文的基礎上，體會本文寫景的特點。

文中這樣的景物描寫還有幾處，如“土膏微潤”，寫冬去春來大地解凍復甦的情景，簡練而傳神；“冰皮始解，波色乍明”，寫天氣轉暖湖冰消融的情景，令人精神為之一振；“麥田淺鬣寸許”，寫麥苗破土初芽的情景，準確而生動。作者在這樣的描寫中，無不滲透了對春回大地的喜悅之情，對自然界重新煥發生機的欣賞和讚美。

幾例運用比喻

本文在記敘描寫中多處運用比喻，比如作者將初春曠野中的自己比作“脫籠之鵠”；“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以新開明鏡比喻新綠水波，寫出了水光的明麗，貼切而有新意；“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以新妝倩女比喻被晴雪洗過的山巒，寫出了春山的“鮮妍明媚”，生動而又傳神；“麥田淺鬣寸許”，以獸頸之毛比喻還沒有長高的麥苗，簡明而又形象。

助詞“之”的用法

下列三組短語中的“之”字，有的表示修飾關係，可譯成“的”；有的表示限定關係，可譯成“以”；有的起舒緩語氣的作用，可不譯。試加以辨析，並說說這些用法現在是否還在用。

設題目的是讓學生注意課文中助詞“之”的用法，體會它在結構或語氣上的作用，並作一些古今對比，加深印象。

一室之內 郊田之外（表示限定關係，可譯為“以”。這種用法現在的書面語中還常用，如“四海之內”“國門之外”。）

脫籠之鵠 曝沙之鳥（表示修飾關係，可譯為“的”。這種用法現在的書面語中也常用，尤其保留在成語中，如“驚弓之鳥”“一丘之貉”。以上兩種，也都兼有舒緩語氣的作用，但主要起結構作用。）

倩女之面 髻鬟之始掠（起舒緩語氣的作用，可不譯。這種用法現在已不用。）

對比《記承天寺夜遊》

1、蘇軾心懷報國之志，而報國無門，被貶謫在外，自己得不到重用。實際是借夜遊來排遣心中的苦悶。自己閒是不得以的閒。2、袁宏道個性志在遊山玩水。寄情山水之中。他的閒是生活如他所願。自得其樂的閒。是發自內心的自由自在的閒情逸緻。

一、

學習本文，應重點引導學生把握作者個性化的寫景抒情風格，並結合完成課後練習，體會本文白描和擬人手法的運用以及比喻句的表達效果。教學中，可以以提問的方式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解說或訂正。

二、

袁宏道的山水遊記更注重對大自然的客觀描寫，也揭示出人們遊山玩水的愉悅心情，這與唐宋時代的遊記重寄託重理念的寫法完全不同。可將本文與本單元前幾篇課文作比較閱讀，體會它們的不同特點。袁宏道的遊記散文現存九十多篇，成就很大。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找來選本作擴展閱讀。

三、

組織一次春遊，仿照本文的風格寫一篇遊記，要求語言簡練，寫出獨特的感受。

有關資料公安派（胡小偉）

公安派，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曆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曆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

①反對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於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衝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於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於箴銘後》），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著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讚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選自《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