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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

出自宋代辛棄疾的《水調歌頭·壬子三山被召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
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

譯文及注釋

譯文
長恨啊!實在更長恨!我把它剪裁成《短歌行》。及時唱歌行樂吧!什麼人了解我,來為我跳楚舞?聽我唱楚狂人接輿的《鳳兮》歌?我在帶湖既種了九畹的蘭花,又栽了百畝的蕙,到了秋天可以吃菊花的落花。在我的門外有滄浪的清水可以洗我的絲帶。
請問:一杯酒與身後名譽,哪一件重要?身後名當然重要。但是,現今是人間萬事都是本末倒置,毫髮常常是重的,而泰山卻倒很輕。最悲傷也沒有比生離死別更悲傷的,最歡樂也沒有比結識了一個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更歡樂的。這是古今以來兒女的常情。富貴不是我謀求的事,還是回到帶湖的家去,與我早已訂立過同盟的老朋友白鷗聚會的好。

注釋
水調歌頭:詞牌名,又名“元會曲”“台城游”“凱歌”“江南好”“花犯念奴”等。雙調,九十五字,平韻(宋代也有用仄聲韻和平仄混用的)。相傳隋煬帝開汴河自製《水調歌》,唐人演為大曲, “歌頭”就是大曲中的開頭部分。
壬子:指紹熙三年(1192年)。陳端仁:即陳峴,字端仁,閩縣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曾先後任平江守、兩浙轉運判官、福建市舶。淳熙九年在四川安撫使任上罷職回家。給事,給事中,官名。為門下省。宋制,門下省的給事中有四人,掌管:侍從規諫,掌讀中外出納,日編章奏目錄以進,駁正政令失當,考其稽違而糾正之。(見《宋史·職官志》門下省條)
長恨復長恨二句:長恨,即《長恨歌》。白居易《長恨歌》:“天長地久有時進,此恨綿綿無絕期。”《短歌行》,樂府平調曲名。《樂府解題》:“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機‘置酒高堂,悲來臨觴。’皆言當及時為樂。”
何人為我楚舞二句:《史記·留侯世家》:漢高祖劉幫欲廢呂后的兒子,另立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玉為太子,事情沒有成。“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楚狂聲,楚國的狂人接輿的《鳳兮歌》。接輿曾路過孔子的門口,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見《論語·微子篇》)
余既滋蘭九畹三句:《離騷》:“余既滋蘭 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朝飲木蘭之墜 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門外滄浪水二句:《孟子·離屢篇》:“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纓,絲帶子。這兩句的意思是:對清水、濁水態度要明確,不要然然可可。表示了他剛正清高的品德。
毫髮常重泰山輕:這是說人世間的各種事都被顛倒了。
悲莫悲生離別三句:屈原《楚辭·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離別,樂莫樂兮新相識。”這裡是對陳端仁說的。表示對陳端仁有深厚的感情。
富貴非吾事二句:陶淵明《歸去來辭》:“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鑑賞

辛棄疾的這首《水調歌頭》,是一首感時撫事的答別之作。

此詞上片分兩層,前兩韻是第一層,直接抒寫人的“長恨”和“有恨無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句開篇,乍看似覺突兀;其實稍加思索,就會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於北方金朝的入侵,戰亂不息,被占區人民處在金人統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卻非但不圖恢復,還對主張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壓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擊。這對於一個志在恢復的愛國者來說,不能不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長恨”,在“飲餞席上”難以盡言,所以詞人只能用高度濃縮的語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樂府《平調曲》名,多用作飲宴席上的歌辭。詞人信手拈來,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點明了題面。“長恨”而“短歌”,不僅造成形式上的對應美,更主要的是顯示出那種恨不得盡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一句,合用了兩個典故。據《史記·留侯世家》載,漢高祖劉邦“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由於留侯張良設謀維護太子,此事只好作罷,戚夫人因向劉邦哭泣,劉邦對她說:“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中表達了劉邦事不從心、無可奈何的心情。又《論語·微子篇》載,楚國隱士接輿曾唱歌當面諷刺孔子迷於從政,疲於奔走,《論語》因稱接輿為“楚狂”。辛棄疾在這裡運用這兩個典故,目的是為了抒發他雖有滿腔“長恨”而又無人理解的悲憤,一個“狂”字,更突出了他不願趨炎附勢、屈從權貴的耿介之情。從遣詞造句看,這一韻還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詰語氣出之,大大增強了詞句的感人力量;而“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反覆詠言,又造成一種一唱三嘆,迴腸盪氣的藝術效果。詞人在直抒胸臆以後,緊接著就以舒緩的語氣寫道:“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一韻三句,均用屈原《離騷》詩句。前兩句徑用屈原原句,只是“蘭”字後少一“之”字,“畹”字後少一“兮”字。“餐英”句則從原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來。蘭、蕙都是香草,“滋蘭”、“樹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養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節。而“飲露”、“餐英”,則是以飲食的芳潔比喻品節的純潔和高尚。作者在這裡引用屈原詩句,並用“滋蘭”、“樹蕙”之詞,顯然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志節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謗、賢而見逐的情況下,仍然堅定地持其“內美”和“修能”,執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詞人在遭朝中奸臣讒言排擠,被削職鄉居的情況下,依然不變報國之志,表明自己決不肯隨波逐流與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氣。“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一句,仍承前韻詞意,從另一個角度表明自己的志節和操守。這裡又用一典。《楚辭·漁父》中說,屈原被放逐,“游於江潭”,“形容枯槁”,漁父問他為什麼到了這種地步,屈原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勸他“與世推移”,不要“深思高舉”,自討其苦。屈原說:“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漁父聽後,一邊搖船而去,一邊唱道:“滄浪之水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勸屈原要善於審時度勢,採取從時隨俗的處世態度。詞人化用此典,意在進一步表明自己的志節情操。

下片頭三句“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遙應篇首,意在抒發自己理想無從實現的感慨,情緒又轉入激昂。據《世說新語·任誕》載,西晉張翰(字季鷹),為人“縱任不拘”,有人問他:“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他說:“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詞人用張翰的典故,乃是牢騷之氣。

他的抗金復國理想難以實現,志業難遂,還要那“身後”的虛名乾什麼!詞人為什麼會發此牢騷呢?辛棄疾接著寫:“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輕。”這一韻是全詞的關鍵所在,道出“長恨復長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南宋統治集團輕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於不顧,而一味地苟且偷安。這是詞人對南宋小朝廷腐敗政局的嚴厲批判和憤怒呼喊。最後兩韻是下片第二層,通過寫惜別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詞人的情緒這時又漸漸平靜下來。前三句寫惜別,用屈原《九歌》點明恨別樂交乃古往今來人之常情,表明詞人和餞行者陳端仁的情誼深厚,彼此都不忍離別之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一句,又引用兩個典故。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陶淵明生於東晉末葉,社會動亂,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質性自然”(《歸去來兮辭序》),“不慕榮利”(《五柳先生傳》),因有是辭。這裡詞人引用陶詩,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臨安並不是追求個人榮利,並且也不想在那裡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跡。“歸與白鷗盟”,是作者從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跡。據《列子·黃帝篇》載,相傳海上有位喜好鷗鳥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與鷗鳥相游處,後遂以與鷗鳥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沒雲水間的隱居生活。在這裡,詞人說歸來與鷗鳥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寧可退歸林下,也不屑與投降派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陳端仁之意。

與一般的離別之詞不同,辛棄疾的這首《水調歌頭》,雖是答別之詞,卻無常人的哀怨之氣。通觀此篇,它答別而不怨別,溢滿全詞的是他感時撫事的悲恨和憂憤,而一無淒楚或哀怨。詞中的聲情,時而激越,時而平靜,時而急促,時而沉穩,形成一種豪放中見沉鬱的藝術情致。此外,詞中還成功地運用比興手法,不僅豐富了詞的含蘊,而且對抒發詞人的志節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創作背景

辛棄疾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初,辛棄疾出任福建提點刑獄。是年冬天,被宋光宗趙淳召見,由三山(今福建福州)赴臨安。雖然新年將到,也只得立即起程,當時正免官家居的陳峴(字端仁)為他設宴餞行。在陳端仁為他餞行的宴會上,寫了這首詞。
辛棄疾

辛棄疾

辛棄疾(1140-1207),南宋詞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別號稼軒,漢族,歷城(今山東濟南)人。出生時,中原已為金兵所占。21歲參加抗金義軍,不久歸南宋。歷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東安撫使等職。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論》與《九議》,條陳戰守之策。其詞抒寫力圖恢復國家統一的愛國熱情,傾訴壯志難酬的悲憤,對當時執政者的屈辱求和頗多譴責;也有不少吟詠祖國河山的作品。題材廣闊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詞,風格沉雄豪邁又不乏細膩柔媚之處。由於辛棄疾的抗金主張與當政的主和派政見不合,後被彈劾落職,退隱江西帶湖。► 1399篇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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