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清末民初

龍榆生出生於1902年3月19日，其父親龍賡言與文廷式、蔡元培、董康是光緒十六年（1890）的同榜進士，在安徽和湖北等地做過多任知縣和知府，著有《蛻庵詩存》；母親楊玉蘭出身於萬載世族。6歲時，他的母親就去世了。母親的早逝，使得他的童年“溫飽學習無人過問，因而身體瘦弱，性情孤僻。十歲前，只在鍾祥、隨州、1念過一年多的初小，在家鄉讀過一年蒙館。”辛亥革命後，其父辭去隨州知府的職務，回到家鄉創辦集義國小，龍榆生開始在父親的指導下，熟讀了《史記》的前傳、《文選》等文史名著，並學會了詩詞駢文。14歲高小畢業以後，由於身體差，龍榆生跳過中學直接前往北京大學的願望落空。

1916年，龍榆生開始患病。1917年，在其父親的安排下，與年長龍榆生四歲的陳淑蘭成婚。1918年，“大病幾死”，在其妻陳淑蘭的照料下才得以恢復。但是上大學的夢想卻泡湯了。

1921年春天，20歲的龍榆生由堂兄沐光介紹，前往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從黃侃學習聲韻、文字及詞章之學，同時教黃氏次子讀《論語》。同年夏天，王占元發動武昌兵變，黃侃離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帶著龍榆生前往蘇州、揚州遊歷，之後龍榆生返回家鄉，出任集義國小的國文教員。

1923年春，經郭一岑出任上海神州女校國文教員，因不會上海話，在一個月後被辭退。同年夏天，經黃侃推薦，轉至武昌中華大學附中任教，三個月後辭職。1924年至1928年上半年任教廈門集美中學，期間曾拜閩派詩人陳衍（石遺）為師，併到廈門大學拜見過魯迅。

1928年9月，經陳衍介紹，擔任上海暨南大學國文系講師（翌年升教授）兼國立音樂院詩詞課，而龍榆生開始研究詞，也是從這段時間開始的。期間，龍榆生得以拜謁夏敬觀，並進而結識了陳散原（三立）、朱彊村（祖謀，清光緒9年即1883年進士，曾任禮部、吏部侍郎等，近代著名詞人，為“清末四大家”之一）、程十髮、胡適之等。1929年9月，龍榆生開始在暨大教詞。

1931年12月，朱祖謀去世，卒前以遺稿和校詞朱墨雙硯相授，並由夏敬觀畫了《上彊村授硯圖》，後相繼有吳湖帆、徐悲鴻、方君璧、蔣慧為等人為其繪《受硯圖》。汪精衛系彊村任廣東學政時的門人，龍榆生因朱的身後事開始與汪有較多聯繫，皆多為詩詞唱和。

1932年與著名作曲家黃自合作完成《玫瑰三願》等歌曲，成為一代名曲。9月起，開始擔任上海暨南大學中文系主任，時年31歲。1933年下半年兼任復旦大學教席，同年4月其主編的《詞學季刊》創刊。 1937年8月13日，因日軍炮轟上海，該刊被毀版停刊。總共出11期。1935年下半年開學之初，龍榆生辭去暨南大學的教職，轉而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1936年下半年任教於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及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所。

1937年至1939年，因經濟十分拮据，龍榆生不顧胃病嚴重，扶病奔走於蘇滬和市中心區之間。有一段時間，甚至兼了五個學校的課。

抗戰期間

1940年2月，龍榆生被汪精衛接去談話。4月，被汪精衛偽國民政府任命為立法院立法委員。據龍榆生的門人任睦寧後來講，汪偽宣布任命龍榆生為立法委員並未徵得龍榆生同意；而據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載，1940年4月4日，他曾接到龍榆生的信，“謂胃疾大發，醫謂非休養不可，而家口嗷嗷，無以為活，出處之際，非一言所能盡云云”。

1940年9月，兼任汪精衛宅家庭教師。他堅持不參加任何政治會議，惟以教書育人研究學問為務。同年12月11日，其父龍賡言病逝於萬載馬步烏溪壁。20日，龍榆生創辦的《同聲月刊》創刊號出版。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與負責金陵大學校產的陳嶸（林業研究所所長）合作，將金陵大學全部校產、圖書和設備轉移到中央大學，避免了被日本人侵占。

1943年夏，他以中大文學院院長的資格兼領南京文物保管委員會博物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當年，他3次去北平，通過張東蓀教授和中共中央華北局取得了聯繫，曾做過策動擁有兩萬裝備精良軍隊的偽中央陸軍將校訓練團中將教育長郝鵬舉起義的工作，但未果。

1945年11月8日，龍榆生被囚禁於南京老虎橋監獄；第二年3月8日，被轉移到蘇州獅子口監獄看守所。1946年6月26日，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龍榆生被關了兩年零三個月，直到1948年2月5日，才由夏承燾的弟子潘希真等設法將他保釋出來。

解放以後

1949年初至10月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審部館外編審。11月受陳毅接見，在其關懷下，16日即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纂。1950年秋改任文管會研究員。1951年調任上海市博物館編纂、研究員。

1952年由陳毅安排至上海博物館任資料室主任，並特許其專心撰述，不必隨例上班。1956年2月，在陳毅的安排下，龍榆生特邀列席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2月6日晚受毛主席接待，在京期間曾與郭沫若論詩。4月，任上海市政協委員，8月，辭去上海博物館任資料室主任職務，轉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教授，11月，被評為三級教授。1958年5月龍榆生被打成右派，由三級教授降為五級教授。

1961年5月，被安排去上海社會主義學院“脫產學習”，9月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1962年為上海戲劇學院戲曲創作研究班授課。是年，施蟄存常與龍榆生往來，討論詞學。

1965年11月，龍榆生因毛主席在延安時曾經看過其主編的《詞學季刊》，遂將《詞學季刊》合訂本三冊托蕭向榮將軍交陳毅副總理轉呈毛主席。龍榆生研究佛學多年，晚年與趙朴初最為相契。

1966年10月中，龍榆生因甲狀腺瘤住院。手術後恢復良好，本欲出院。11月1日，家遭上海音樂學院造反派查抄，書稿文物悉被掃空，對龍打擊甚大。5日，肺炎復發，高燒不退，漸至昏迷，18日凌晨，龍榆生因病發心肌梗塞，與世長辭。

1979年1月16日，中共上海音樂學院委員會對龍榆生錯劃右派的問題予以改正，恢復其名譽。

1980年3月，其骨灰安葬於北京香山萬安公墓木區余組。

詞學成就

龍榆生於 1934 年4 月發表《研究詞學之商榷》一文，正式界定詞學內涵，並提出詞學研究的八個方面。他在圖譜之學、音律之學、詞韻之學、詞史之學、校勘之學這五項清代傳統詞學成就的基礎之上，又提出聲調之學、批評之學、目錄之學三個有待於開拓的領域，這是當年引導詞學界前進方向的一篇宏文，而龍榆生本人畢生治詞，範圍也不出乎此。今從四方面加以評述。

詞籍整理

整理詞籍，創辦詞刊晚清以來，詞籍的校勘整理蔚為大觀。龍榆生以最年少的學人得以參與此事，見到了許多罕見的清代詞集。因為這層淵源，龍榆生一生校詞主要集中在清代，而且是從晚清近代詞入手，上溯至清初的。

1931 年12 月30 日，朱祖謀逝世。卒前以遺稿及生平校詞朱墨雙硯相授，龍榆生秉承遺命，在“一·二八”事變爆發後，仍孜孜不倦，在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的一個地下室里，費了幾個月的工夫，校輯刊印了《強村遺書》。

1933 年至 1936 年，龍榆生在葉恭綽等人資助下，創辦《詞學季刊》，前後共出版十一期，後因抗戰爆發而不得不停刊。這是第一份詞學專門刊物，也是當時唯一的一份，內容分論述、專著、遺著、輯佚、詞錄、圖畫、僉載、通訊、雜綴等九項，受到了整個詞學界的廣泛支持。這一階段，龍榆生校輯整理了今釋澹歸《遍行堂集詞》、勞紡《織文詞稿》及《強村老人評詞》、《大鶴山人詞話》等，皆刊於《詞學季刊》。

1940 年至 1945 年，龍榆生寓居白下，生活較以前穩定，便開始傾全力於詞學事業。完成了《重校集評雲起軒詞》，並計畫校刻《滄海遺音續集》。文廷式是江西萍鄉人，與龍榆生父親龍賡言系同榜進士。所著《雲起軒詞》規模蘇辛，氣度豪邁，在清末異軍突起，別樹一幟。其詞學理論與龍榆生相仿佛，故龍榆生孜孜為其整理遺稿。龍榆生還整理出版了文廷式的其它著作如《純常子枝語》等，當時錢仲聯撰《文廷式年譜》，資料上就得到了龍榆生的大力資助。《滄海遺音續集》是承《強村遺書》中《滄海遺音集》而來，是將《滄海遺音集》十一位作者中仍在世的幾位如張爾田、夏孫桐、陳曾壽、陳洵的新作詞集加以校輯出版。《續集》後僅能完成張爾田的《遁庵樂府》，而夏孫桐的《悔龕詞續》、陳曾壽的《舊月簃詞》續稿、陳洵的《海綃詞》卷三等未能及時刊行，因為龍榆生當時已身陷囹圄。

同時，龍榆生在南京創辦了《同聲月刊》，該刊編輯體例類同於《詞學季刊》，但內容不限於詞。由於社會政治環境大異，稿件來源及水準已遠不如前。 解放後，龍榆生校訂了朱敦儒的《樵歌》和《蘇門四學士詞》。《蘇門四學士詞》1957 年 8 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分《淮海居士長短句》、《豫章黃先生詞》、《晁氏琴趣外篇》、《柯山詞》四種三冊。此集的出版，非但在於利用善本校勘，富有版本參考價值；更重要的是龍榆生調動了自己的詞學體驗，豐富了對詞的標點。正如他自己所說：“宋人詞在句讀上也常有些出入，不能像後來訂詞律的弄得那么死。這裡面確有不少養料，惟在讀者善於吸收而已。”

龍榆生校訂的詞集，除《蘇門四學士詞》與他本人的詞學理論、趣味相關外，其餘基本都在為老輩詞家整理遺稿，保存文獻。直到晚年，他仍掛念篋中師友遺制，謀求以任何形式公諸於世。龍榆生的這些活動，在中國現代詞學史，乃至學術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詞學研究

推源溯流，發覆闡微。

1933 年起，龍榆生在《詞學季刊》上連續發表長篇論文，一改過去評點論詞的形式。在當時引起了極大反響，有力地推動了當代詞學研究的學科建設。這一時期，龍榆生對詞的起源、詞的發展、詞的創作、詞的藝術風格以及作家作品進行了全面的探討，而重點放在唐宋詞。撰有《詞體之演進》（1933 年）、《今日學詞應取之途徑》（1935 年）、《清真詞敘論》（1935 年）、《漱玉詞敘論》（1936 年）、《南唐二主詞敘論》（1936 年）等。

龍榆生自幼喜讀《史記·刺客列傳》，由於氣質相近，故在詞中尤嗜蘇辛詞派，曾先後撰寫《蘇辛詞派之淵源流變》（1932 年）、《蘇門四學士詞》（1934 年）、《東坡樂府綜論》（1935 年）等論文。自明人倡豪放、婉約之說後，對於蘇詞風格，學者多以豪放目之，而龍榆生則認為應以王鵬運拈出的“清雄”二字來概括。

龍榆生還認為常州詞派之所以不能臻於極詣，就是因為僅知稼軒之沉著痛快，而未理會東坡的蘊藉空靈。近世詞學不為常州派所囿，是因為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都很推崇蘇詞。龍榆生在論述蘇、辛諸人時，站得比較高。他對蘇辛詞派的淵源、發展、演變以及具體作家風格特色的把握，直到今日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權威性。

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1940 年以後，龍榆生論詞多轉向清代。三十年代中期，龍榆生開始著手《近三百年名家詞選》的編撰，以期世人對清詞有全局的了解。他研治清詞基於兩種考慮。一是為當代詞學研究及詞的創作提供借鑑，二是為保存晚近詞學資料。前者撰有《晚近詞風之轉變》（1941 年）、《論常州詞派》（1941 年）等，後者撰有《陳海綃先生之詞學》（1942 年）等。龍榆生對清詞的研究，既有師承，又有個人的體會，不乏真知灼見。

詞之音樂性

研求聲韻，辨析格調。

從 1928 年起，龍榆生應邀至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任教。在那裡陸續結識了蕭友梅、李惟寧、黃自等著名音樂家，他們經常在一起探討詞與音樂結合的問題，嘗試把傳統的詩詞規律用於現代的歌詞創作。在這種氛圍中，龍氏寫下了《玫瑰三願》、《秋之禮讚》、《逍遙遊》等歌詞，由黃自、李惟寧等譜曲，立即傳唱大江南北。《玫瑰三願》一曲至今仍被之弦管，成為音樂史上不朽的名曲。龍榆生不但勤於實踐，而且埋頭於詞的音樂性研究，對平仄四聲、句度長短、韻位安排等做了極其深入的探討。這項研究從他的早年一直持續到逝世之前，是龍榆生一生用力最勤、創穫最多的部分。

基於創作新體樂歌的原因，龍榆生對聲韻在詞曲中的地位尤其重視。對於四聲，龍榆生認為由於四聲的性質不同，關係到表達情感。“入聲短促，沒有含蓄的餘地，所以宜於表達激越峭拔的思想感情；上聲舒徐，宜於表達清新綿邈的思想感情；去聲勁厲，宜於表達高亢響亮的思想感情。但上、去兩聲與入聲比較起來，總是要含蓄得多，所以上、去互葉，適宜表達悲壯鬱勃的情趣。”而平仄四聲的錯綜使用與安排，是為了取得和諧與拗怒的矛盾和統一。龍氏尤其重視去聲在詞中的運用，自清人萬樹在《詞律·發凡》中強調去聲“激厲勁遠，其腔高”，近人吳梅在《詞學通論》中第二章《論平仄四聲》中亦詳述去聲之重要。龍榆生本人早年在《論平仄四聲》（1936 年）一文中提出了去聲在歌詞上的特殊地位及在詞中轉折處之關係。及至晚年，見解益發老到。如論述“平仄平”之仄須用去聲，“上去”或“去上”的聯用等，都富有啟發意義。

龍榆生還對韻位疏密與表情的關係，詞的句法、詞的結構、詞中的比興及對偶等進行了剖析。主要成果是早年所撰《論詞譜》（1936 年）、《論平仄四聲》（1936 年）、《令詞之聲韻組織》（1937 年）、《填詞與選調》（1937 年）及《詞學十講》、《詞曲概論》這兩部晚年的講義。他的研究成果，使詞的音樂本質得到了較大程度的復原。

詞學普及

重視普及，意在提高 龍榆生畢生治詞，不僅面廣思精，而且深入淺出。況且，他常年任教於大中學校，面對青年學子，授業解惑，很能了解一般初學者的特點。所以，在大力從事著述的同時，他也費了不少力氣從事普及工作。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概論，二是選本。前者包括《詞學十講》、《詞曲概論》，二者均系由講義整理而成，所撰文全部是龍氏本人幾十年研詞心得，故能深入淺出，有系統地啟迪後學。後者包括《唐宋名家詞選》（1934 年）、《唐五代宋詞選》（1937 年）、《近三百年名家詞選》（1956 年）；其中尤以《唐宋名家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二書廣為流傳，深受詞學者所愛。歷年銷售已達數百萬冊。

解放後，《唐宋名家詞選》發行了新版。受時代影響，選目經過調整，更側重反映詞史的全貌。入選詞家由原來的四十二家四八九首增至九十四家七○八首。起自李白，迄於張炎，刪除了作為附錄的元好問詞十九首。同時，對當時評價很低的吳文英詞由三十八首降為十首，史達祖由十三首減至七首，周密由九首減至五首。詞選喪失了特色，僅以保存鄭文焯等的評語才得以被學者經常稱引。新版的《唐宋名家詞選》不足以代表龍榆生一貫的詞學思想。

1930 年，至 1956 年方才出版。編輯體例同於新版《唐宋名家詞選》，也是儘量做到了持論平妥。但這其中畢竟仍蘊含著個人的詞學主張。最明顯的仍是推重蘇辛詞派，選陳維崧詞達三十四首，居入選者之冠。《近三百年名家詞選》是以譚獻《篋中詞》、葉恭綽《廣篋中詞》為藍本編選成的，譚獻以吳偉業居《篋中詞》之首，葉恭綽以王夫之為《廣篋中詞》之首，而龍榆生卻標出陳子龍，云：“詞學衰於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來詞學中興之盛，故特取冠斯編。”陳子龍為雲間詞派的領袖，於明清之際標舉唐五代、北宋，反撥明詞陋習，對清詞的中興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在這個意義上，顯然，龍榆生對詞史的理解比譚、葉二人更加深刻。

從詞學史的角度考察，龍榆生這兩部詞選的普及有其更深層的意義。自張惠言《詞選》出，標舉意內言外之旨，周濟舉四大家以示人學詞途徑。之後，大小詞選不斷。清季朱強村《宋詞三百首》示人學詞規範，論者以為太過深奧，讀者難於領悟。1931 年唐圭璋乃為之作箋，然仍失之過深。至此，詞學界已開始考慮嘗試新的詞選讀本。1934 年，開明書店同時出版了龍榆生的《唐宋名家詞選》及俞平伯的《讀詞偶得》，恰恰代表著兩種不同的風格路數，沾溉後學甚多。前者以獨特的眼光展示整個詞史的風貌，使讀者讀後，可以進而推求詞史及作家作品之間的異趣。後來俞平伯的《唐宋詞選釋》、胡云翼《宋詞選》等皆屬於這一類；後者以具體的文本為單位，進行欣賞，從中歸納出若干法則與理論。俞平伯本人的《清真詞釋》仍屬於這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