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00 年2月10日生，1986年5月11日去世。1918 年畢業於溫州師範學校。 1930 年，由浙江省立第九中學（即浙江省嚴州中學）轉之江大學任教。曾任浙江大學教授。解放後曾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中國科學院浙江分院語言文學研究室主任兼研究員；《文學研究》雜誌編委、《詞學》雜誌主編、中國唐代文學學會顧問。1986年5月11日，夏承燾因病在北京逝世。他曾任浙江省政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夏承燾先生作為傑出的詞學家，既是傳統詞學的總結者，亦是現代詞學的奠基人。

20歲以後，北到冀晉，西入長安，視野擴大，閱歷加深，寫下了不少憂時憤世之作。30歲前後，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寫《唐宋詞人年譜》、《唐宋詞論叢》和《姜白石詞編年箋校》等詞學專著上，但並未放棄吟詠。30歲後專攻詞學，弘博精深，對我國詞學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他一面繼承歷代詞學之長，一面對傳統詞學作了多方面的開拓與創新，以考信求實的態度研究詞體、詞樂、詞律和詞史，大大擴展了詞學研究的領域，為詞學走向科學化、系統化與理論化的軌道作出了突出貢獻。50歲前後，進行詞學研究的同時，還寫了不少奇思壯采的創新之作。

凝聚著夏承燾先生畢生心血的近千萬字著作中，有已出版的詞學專著近30種，未結集論文百餘篇，待整理出版的著作尚有多種。其中《唐宋詞人年譜》、《唐宋詞論叢》、《姜白石詞編年箋校》等，都是有詞學以來少有的巨著。他還創作了大量詩詞，其代表作為《夏承燾詞集》、《天風閣詩集》，並寫了獨具特色的《天風閣學詞日記》。夏承燾先生之學術成就，還得到國際上的高度評價。1981年後任中國韻文學會名譽會長、《詞學》主編等。

往事略集

夏承燾先生於1927年至1930年在九中任教。他的事業就是從這裡起步，開創詞學研究新風，使傳統的詞學走向科學化、系統化，成為海內外公認的“一代詞宗”。

1927年下半年，夏承燾一到九中就在藏書樓發現了豐富的圖書，令他喜出望外，一頭扎進了書籍的海洋。他在日記中記下了自己的欣喜之情：“在師校圖書館理舊書，有涵芬樓影印廿四史，浙局‘三通’、嘯園叢書等，借二三十本歸，在嚴州得此，如獲一寶藏矣。夜翻《隋書》、《宋史》、‘三通’，作《白石詞考證》，得數事，甚得意。十一時寢。”晚年他回憶起這段往事，仍然記憶憂新：“每天上完課，就鑽進書庫讀書。在那裡，我閱讀了大量的有關唐宋詞人行跡的筆記小說，披沙揀金，往往見寶。”

夏承燾沒有上過大學，但他後來卻走上了大學的講壇，成為著名的教育家、學者和詩人。他的學問全靠自學。他晚年總結讀書經驗時說：“笨是我治學的本錢。”他認為，讀書沒有捷徑，不能取巧，只有下笨功夫才能取得成就。他說“笨”字很有趣，頭上頂著竹冊（冊是串好的竹簡，是古代的書籍），就是教人要用功。用功是人的根本，所以“笨”字從“竹”從“本”。自己天資很低，正因為這樣，促使自己奮發苦學。從七八歲上學起，幾十年來，除了生大病，沒有一天離開過書本。最重要的是要多讀。“讀書千遍，其義自見。”

發現藏書樓的“寶庫”之後，他盡情地在書海中遨遊。白天教書，晚上和節假日就埋頭苦讀，博覽群書，其用功之勤，為常人所不及。在日記中常常有這樣的記載：“兀兀終日，雙目為瞀。”“竟日伏案，用心過勞，口舌為乾。”等等。遇有創見和心得，就忘了苦讀的辛勞：“大喜出戶。素月流天，庭葉無聲，幾三更矣。”“晴日滿窗，亂書坐擁，蕭然自得。”據尚存的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底的日記統計，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裡，他閱讀、扎錄的古今中外各類書籍達368種之多，創作詩文一百多篇。

後來發表在北大燕京學報上的成名作《白石歌曲旁譜辨》以及奠定他詞學泰斗地位的重要著作《唐宋詞人年譜》，都是在九中執教的三年時間內寫成的。1986年5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桃李之師

1918年畢業於溫州師範學校。解放前歷任杭州之江文理學院、浙江大學教授。解放後曾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LSSDJT COM）中國科學院浙江分院語言文學研究室主任兼研究員等職務。他曾任浙江省政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被譽為“詞學宗師”的夏承燾先生，從教60多年來，夏先生善於獎掖人才，扶植後進。桃李門牆，濟濟多士。然而他“但開風氣不為師”，從不以師道自居。出於夏氏門下的，都深受其賜而又不為所限，有的在學術上得以獨立發展。夏先生是一位全心全意為祖國培養人才的導師，研究中國古典詩詞的外國學者慕名遠道前來向他求教的，絡繹不絕。如今他的學生遍及海內外。

詞成一派

詞學是由詩學分離出來的一門專業學問，興起於兩宋，盛行於清朝。舊詞學長於詞的外在形式的考訂與詞集校理，而疏於詞史與詞學理論的系統研究，因此歷代詞學著述雖然繁富，研究路子卻不免逼仄，難得融會貫通之要旨。進入20世紀後，詞學研究才逐漸步入科學、系統、現代化的軌道，取得了多方位的成果。夏承燾先生正是現代詞學的傑出代表。他承晚清詞學復興之餘緒，借鑑科學的研究方法與現代理念，結合其深厚的傳統學養與紮實的考訂功夫，鍥而不捨，精勤探索，以畢生之力，在詞人年譜、詞論、詞史、詞樂、詞律、詞韻以及詞籍箋校諸方面均取得突破性成果，構築起超越前人的嚴整的詞學體系，拓展了詞學研究的疆域，提高了詞學研究的總體水平。

主要成就

夏承燾先生詞學研究的最大成就在於開創詞人譜牒之學。20世紀以前，詞學界對詞人生平不予重視，史籍、詞集中有關詞人的傳記多簡約不詳，各類雜書、筆記又往往傳聞異辭，互相牴牾，或以訛傳訛，不加考辨，以致許多詞人身世茫然，無可究詰，不少作品亦因此隱晦不顯，難以考稽。近代王國維撰《清真先生年表》，為考訂詞人行實導夫先路。但系統開創詞人譜牒之學，奠定現代詞學之科學基石，實從夏先生開始。早在30歲前後，夏先生即專心致力於詞人研究，他旁搜遠紹，精心考辨，匡謬決疑，積年累月而成《唐宋詞人年譜》十種十二家，由此唐宋詞人生平事跡若繩貫珠聯，清晰可辨，信實可靠，部分難解作品亦得到妥貼的詮釋。十種年譜問世以後，在學術界引起極大反響。趙百辛先生盛讚“十種並行，可代一部詞史”；唐圭璋先生則譽之為“空前之作”；日本學者清水茂教授撰文指出：“今日研究詞學，此必為重要參考書之一。”

除詞人年譜外，夏先生在詞學研究領域進行了多方位的開拓，取得了全面的研究成果。他的《唐宋詞論叢》、《月輪山詞論集》、《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龍川詞校箋》、《詞學論札》等都是承先啟後、卓有建樹的經典之作。在詞韻、詞樂、詞譜研究方面，夏先生致力尤勤，有關唐宋詞聲律的著述造詣精深，多有發明。在詞集整理方面，夏先生對白石、龍川、夢窗、放翁詞集及《詞源》的箋校，功力深厚，成績卓異；尤其是白石詞箋校，疏解之精湛，考訂之翔實，搜輯之宏富，無人能出其右，學術界推為“白石聲學研究的小百科全書”，確非虛譽。在詞學評論方面，夏先生既吸收了舊詞論的精華，又突破了舊詞論的局限，目光如炬，闡發透闢，昭示了現代詞學理論的發展方向。他對唐宋詞發展脈絡、表現形式的綜述，統攝全局，精密周詳；對易安、白石、稼軒、龍川、放翁等詞家的評論剖析，獨具隻眼，迥出時流。

夏承燾先生還以其出色的詩詞創作印證並豐富其詞學理論。其《天風閣詞集》前後編作為當代不可多得的詞集，顯示詞人出入白石、稼軒、遺山、碧山諸家，取精用宏，兼具獨特個性與時代特色。

夏承燾先生對於中國當代詞學建設所做的貢獻是相當卓著的。與前輩詞家、詞論家及同輩詞家、詞論家相比，無論是詞學考訂、詞學論述，或者是詞的創作，先生都有獨特的建樹：

在詞學考訂方面，先生是尊體派的中堅力量。他既繼承了前輩詞學家的未竟之業，又有所增添、發展。尤其是譜牒考訂，更是碩果纍纍。如果說，王鵬運、朱孝臧為中國詞學創立了校勘學，那么，先生就是詞學譜牒學的奠基人．而且，先生還將考訂工作推進詞樂領域及詞法領域，他“對於唐宋詞之聲律，剖析入微，前無古人”，47他的詞例歸納，將為後來者打開無數法門。先生在詞學考訂上的獨特建樹，對於中國詞學建設所起的作用將是無法估量的。

在詞學論述方面，先生善將詞學考訂中的某些成果體現到作家作品研究中去，不僅使先生的論述具有超越時流的優勢，又為反思、探索階段對於思維模式及研究方法的思考提供借鑑，先生的獨特建樹是具有一定逾時價值的。

在詞的創作方面，先生不以尊體自限，而是兼收並蓄，再造新體。即，他不僅“妄意合稼軒、白石、遺山、碧山為一家”，而且“欲合唐詞宋詩為一體”48。在這點上講，先生可稱為尊體派中的“左派”。因此，在當代詞壇，先生的瞿髯詞是一般作者所難以企及的。

以上三個方面，既是先生為中國詞學發展所增添的新內容，又是先生的真傳。當然，經過六十幾年的努力，先生並未能將其全部工作進行完畢，所謂未竟之業，這是需要後來者進一步加以繼承與發展的。但是，作為“一代詞宗”夏承燾先生，他的名字將永遠與中國當代詞學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