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禎卿
徐禎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國，漢族，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祖籍常熟梅李鎮，後遷居吳縣。明代文學家，被人稱為“吳中詩冠”，是吳中四才子（亦稱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因“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之絕句而為人稱譽。► 124篇詩文
詩學思想
徐禎卿的思想。其思想仍依其生平分為兩個時期，其前期對儒、佛、道、文學等兼收並蓄，體現出一種大體符合吳中地域的知識雜進性特徵;後期大體可以王陽明所說的“學凡三變”來勾勒其思想的轉變軌跡。“末世論”思想是徐禎卿對時代特徵的一種概念性把握，也是其思想的一個基礎起點，徐氏對文學復古的倡導、一生潛心“玄學”等都與其欲拯救“末世”的意圖相關。徐禎卿的思想歷程是與整個時代結合在一起的，每一次轉變大都體現了其精神結構的轉換，從時間來看，徐禎卿是七子典範作家中較早由文學轉入道學，又最早轉向心學之人。《談藝錄》與徐禎卿的詩學理論。《談藝錄》是徐禎卿的詩學理論專著，其詩學思想可以概括為在“復古”觀念的觀照之下，以“情”為核心帶動“氣”、“聲”、“辭”、“韻”、“思”等諸理論要素的詩論體系。其時的社會政治、思想潮流以及吳中文人的文化復古思潮、感受主義與審美主義的膨脹均為徐禎卿“主情”、“復古”觀念的產生提供了極有利的環境。“因情立格”說則是徐氏對情感與格調的相互關係所作的探索，為復古派提供了一個學習漢魏古詩的基本途徑。徐禎卿吳中時期的詩歌與吳中地域性因素的關係。徐禎卿早期的習詩系統為六朝、中唐白居易、劉禹錫，又兼以晚唐，詩歌以“情深”為主要特徵，風格哀婉清麗，詩中涌動的“愁緒”及對意象系統的選擇形成其感傷化的詩境。徐禎卿前期詩歌主要是融入吳中一脈，具有很強的吳中地域性，但又有鮮明的個體性特徵，特別是對“情”的吟詠與張揚在吳中“主意”的詩壇環境中顯得尤為突出，同時也成為其入京後加入復古主義陣營的前在因由之一(另一主要因由則是其復古主張)。徐禎卿與李夢陽等七子盟友的交往與轉變。相對而言，在七子盟友中徐氏與李夢陽往來密切，特相友善，與邊貢、南京作家群中的朱應登、顧璘亦交往頗多且情誼深厚，與何景明也有往來及詩歌酬贈，但相聚時日極短，而其與王廷相、康海、王九思、鄭善夫等人交往的記載不多。關於徐禎卿後期詩歌觀念的轉變問題，本文主張其詩學觀念在後期並沒有發生大的轉變，只是因指導其後期詩歌創作的觀念由吳中風習轉向復古理論，才導致習詩系統改趨漢、魏，詩歌內容、藝術特徵等也發生轉變，但同時也保留了前期情深、清麗等特徵。可以說徐禎卿的後期詩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南北文風的交融。李、徐論辯及二人詩學思想辨析。在前七子復古運動史上，徐、李二人之間發生了一次詩學理論上的論辯，本文對論辯的具體時間、起因、過程以及論辨的態度、結果等做了比較細緻的考察。李、徐二人的詩學觀念在“復古”、“主情”等基本主張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次一級層次上還是有些差異，並且這種差異根深蒂固，始終存在，如在“復古”觀念方面，二人對具體的復古統序、復古范型內部要素的選擇等還存在一些差別。生平
徐禎卿天性聰穎，少長文理，人稱“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早年學文於吳寬，學書法於李應禎。 在文學流派上，與李夢陽、何景明、康海、王九思、邊貢和王廷相並成為“前七子”，強調文章學習秦漢，古詩推崇漢魏，近體宗法盛唐，王世貞《藝苑卮言》內引有“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之絕句。書法亦是一絕，王世貞稱： “待詔小楷師二王，精工之甚，少年草師懷素，行筆仿蘇（軾）、黃（庭堅）、米（芾）及《集王書聖教序》晚歲取《集王書聖教序》損益之，加以蒼老，遂自成一家。”
徐禎卿著有《迪功集》、《迪功外集》、以及文學批判著作《談藝錄》。
徐禎卿16歲著《新倩集》。但早年屢試不第，讀《離騷》有感，作《嘆嘆集》；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作《江行記》；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與文徵明合纂《太湖新錄》；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聞韃靼入侵，官兵抗戰不力而敗，又作長詩《榆台行》。同年中進士，因貌醜，不得入翰林，改授大理左寺副。明正德五年（1510年）被貶為國子監博士。
徐禎卿後期信仰道教，研習養生。明正德六年（1511年）卒於京師，年僅33歲，為四才子中最早過世和享壽最短的。徐禎卿的著述尚有《迪功集》、《翦勝野聞》（該書多詆毀明太祖的內容，實為誣告）、《異林》等。
文學成就
“吳中四才子”中，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三人，以畫或書法蜚聲於世，獨徐禎卿以詩歌名滿士林。徐禎卿在詩壇占有特殊地位，詩作之多，號稱“文雄”。早期詩作近白居易、劉禹錫風格，及第後受李夢陽、何景明、迪貢等影響，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參與文學復古運動，為“前七子”之一（其他六人為李夢陽、何景明、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所作《談藝錄》，只論漢魏，六朝以後不屑一顧，闡述重在復古之論。其詩格調高雅，縱橫馳騁於漢唐之間，雖刻意復古，但仍不失吳中風流之情。
清人沈德潛編選《明詩別裁集》，四才子詩，只收錄徐禎卿和文徵明兩人，文徵明僅錄兩首，而徐禎卿詩竟輯錄二十三首之多。他為前七子之一，聲譽僅次於李（夢陽）、何（景明）。《明詩綜》在比較徐與李、何詩歌時曰：“李氣雄，何才逸，徐情深”，一語中的地指出徐禎卿詩歌的基本特徵——“情深”。他雖然與李夢陽同調，但中原習氣未深，江左流風猶存，吳中派清麗秀逸的風格仍有保留，較前七子其餘各家詩作更有自身特點。《明史》用“熔煉精警”四字概括其詩風格。他長於七言近體，絕句尤精，清詞逸格，情韻雋永。
徐禎卿所撰詩話《談藝錄》，頗多精闢警策見解，在明代詩話史乃至整箇中國古代詩話史中都是屈指可數的精品。且不說前後七子及其追隨者們對此備加推崇，就連以反覆古自命的錢謙益，也對徐禎卿這篇詩論大加讚賞：“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茲文質，取充棟之草，刪百存一，至今海內，奉如圭璧”。現代文學大師錢鍾書先生甚至直接將“談藝錄”用作自己的著作之名。徐禎卿作為“吳中詩人之冠”（《明史》卷286），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