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留良
元史》呂留良(1629—1683),明末清初傑出的學者、思想家、詩人和時文評論家、出版家。又名光輪,一作光綸,字莊生,一字用晦,號晚村,別號恥翁、南陽布衣、呂醫山人等,暮年為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浙江崇德縣(今浙江省桐鄉市崇福鎮)人。順治十年應試為諸生,後隱居不出。康熙間拒應滿清的鴻博之徵,後削髮為僧。死後,雍正十年被剖棺戮屍,子孫及門人等或戮屍,或斬首,或流徙為奴,罹難之酷烈,為清代文字獄之首。呂留良著述多毀,現存《呂晚村先生文集》、《東莊詩存》。► 0篇詩文
人物生平
自幼失怙
呂留良生於崇禎二年正月二十一日(1629年2月13日),出身封建仕宦家庭,祖上在明朝世代為官。其父呂元學曾任繁昌知縣,主要功績是將繁昌縣的三台山修築完成,後因病辭官,回歸故里,為人樂善好施。呂元學正妻郭氏,為元學育子3人:大良、茂良、願良。天啟元年(1621)之後,呂元學娶側室楊氏,生第四子瞿良。
崇禎元年(1628)九月,呂元學病逝。4個月之後,即崇禎二年(1629)正月二十一日,側室楊氏在崇德縣登仙坊祖居生下遺腹子呂留良。由於其父早逝,楊氏體弱多病,留良由三兄願良夫婦扶養。三歲,嫂亡,過繼堂伯父鴻臚寺丞元啟為子。
呂留良幼時即“穎悟絕人,讀書三遍輒不忘”,八歲能文,十歲時,三兄願良建澄社於崇德,東南士子千餘人,往來聚會,徵選詩文,評議朝政,留良深受影響。崇禎十四年(1641),孫子度建征書社於崇福禪院。時留良十三歲,以詩文入社,大得子度讚賞,並被視為畏友。呂留良博學多藝,有二十四絕技,“凡天文、讖緯、樂律、兵法、星卜、算術、靈蘭、青烏、丹經、梵志之書,無不洞曉。工書法,逼顏尚書、米海岳,晚更結密變化。少時能彎五石弧,射輒命中。余至握槊投壺、彈琴撥阮、摹印斫硯,技藝之事皆精絕。然別有神會,人卒不見其功苦習學也。”
抗清失利
順治元年(1644年)明亡後,三兄呂願良隨史可法鎮守揚州,呂留良與侄兒呂宣忠(長留良四歲)於順治二年(1645年)散家財召募義勇,與入浙清軍抗衡。宣忠曾署總兵都督僉事。當時,在其友人董時雨的操持之下,四處連絡,苦心經營。監國魯王加封宣忠為扶義將軍,給與敕印,令其還至太湖,率部抗清。後大戰清兵於瀾溪(太湖下游,烏鎮附近),兵敗。宣忠遣散所部,入山為僧,後因探父病回家被捕遇害。就義之日留良曾為其送行。國讎家恨,使留良痛心疾首,乃至“幼素有咯血疾,方亮工(呂宣忠)之亡,一嘔數升,幾絕。”後來他把這一時期的詩作結集稱為《萬感集》。由於在抗清戰鬥左股中箭,留下終身創傷。《厲耦耕詩》記載有“箭瘢入骨陰輒痛,舌血濺衣洗更新”的詩句。其弟子嚴鴻逵注謂:“子自言左股曾中箭,遇天雨輒痛。”呂留良兵敗後隱居行醫,他雖於清順治十年(1653)改名光輪,應試得諸生,但一直與堅持抗清的張煌言等保持聯繫。後來雍正因此在《大義覺迷錄》中指責他“於順治年間應試,得為諸生,嗣經歲科屢試,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盜竊虛名,夸榮鄉里……按其歲月,呂留良身為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為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對於這段應考經歷,呂留良在其後的詩文中多次表示了深深的反悔與自責,他一直以“失腳”來比喻這次出試:“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談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
順治八年(1651)冬,其兄呂願良在貧病饑寒中死去。由於兒子宣忠已死,呂留良為其操辦後事。順治十一年(1655),陸文霦約請呂留良一起評選八股文時,呂留良欣然應允。於是,他們兩人在吳門集市租了一間房子,從事評點工作。因為他們評選的是從清朝入主中原後順治三年(1646)開始八股取士到順治十一年(1654)共五科的文章,故名《五科程墨》。留良借評選時文以宣揚“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其民族氣節對士人學子影響極大。
傾接儒士
順治十六年以後,呂留良結識浙東餘姚著名學者黃宗羲、黃宗炎兄弟和寧波隱士高斗魁。呂留良嗜硯成癖,曾自言:“予幼嗜硯石,所蓄不下二三十枚。”呂留良的長子葆中稱父親呂留良“摹印斫硯,技藝之事皆精絕”。黃宗羲從其所好,贈予呂留良一方八角硯。呂葆中即於此時從黃宗羲問學。兩年後,二兄茂良以留良外務過多,荒廢學業,強留於崇德西門內祖居友芳園之梅花閣,教子侄輩讀書。康熙二年(1663),黃宗羲應聘至梅花閣執教。留良與宗羲、宗炎、吳之振、吳自牧、高旦中等,相聚於園內水生草堂,詩文唱和。又與之振、自牧共選編《宋詩鈔》九十四卷。留良為所選八十餘位宋代詩人撰寫小傳。
康熙五年(1665),浙江學使至嘉興考核生員,留良拒不應試,被革除諸生。此舉震驚社會,而留良怡然自得。從此歸隱崇德城郊南陽村東莊(在今桐鄉縣留良鄉),自開天蓋樓刻局,繼續選刻時文出售,並提囊行醫,以自隱晦。其時詩朋文友大半散去,獨與張履祥、何商隱、張佩蔥,專攻程朱理學,創立南陽講學堂,設館授徒。身益隱而名益高。八年(1668)迎理學大儒張履祥至東莊講學,“共力發明洛閩之學”。另一方面他又編輯刻印程朱遺書,“以嘉惠學者”。此時他繼續從事時文評選工作。他開“天蓋樓”刻局,自選自刻,自己經營發行,一時之間“天蓋樓”選本風行全國。呂留良通過評選八股文,宣傳他嚴“夷夏之防”和恢復“井田”、“封建”制的政治主張。這也就是《行略》中所說的“其議論無所發泄,一寄之於時文評語,大聲疾呼,不顧世所諱忌。”此時呂留良曾頻頻出遊,寫了相當數量的記游詩。他約友人同游南北湖,即景賦詩,許多詩篇都富有強烈的反清意識。這三十多首紀游詩,成集時題為《真臘凝寒集》。另外呂留良還結交了黃虞稷、周在浚等一批新友,寫了許多唱和詩,全都收在《零星稿》中。呂留良與黃宗羲由於立身旨趣的歧異,後則絕交。
拒仕為僧
呂留良晚年,正值清政府對文人進行軟硬並施、加強專制統治的時期。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開博學鴻詞科,企圖籠絡當時的一批名士。浙江當事首薦呂留良,留良固辭乃始得免,而與他同時代的漢人湯斌則欣然應試,由於缺乏競爭,後得中高官。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為了進一步拉攏和軟化明遺民,徵聘天下山林隱逸,嘉興郡守復薦留良。呂留良在被逼無奈之下,只好削髮為僧,取法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去吳興埭溪之妙山,築風雨庵,隱居講學,門人弟子亦甚眾。康熙二十一年秋,呂留良與門人子侄三游南北湖,按出遊日程寫了一組紀游詩,編成詩集名為《東將詩》。這時大清江山日益穩固,呂留良時刻惦記的抗清復明基本上已成泡影,這愈發增加了他的憤世嫉俗之感。
留良早衰,年四十餘鬚髮灰白齒落過半,且幼有咯血疾,遇有怫鬱即發。康熙二十二年(1683),留良重遊杭州,所寫詩篇收入《欬氣集》中。是年八月,因病與世長辭,終年五十五歲。臨終前數日,仍勉力補輯《朱子近思錄》及《知言集》,作《祈死詩》六篇,子侄弟子勸其休息,答道:“一息尚存,不敢不勉。”臨終時勉勵門人“細心努力為學”,告誡後人一定要恪守“孝友大義”。忽然又說:“我此時鼻息間氣,有出無入矣。”門人呼“先生”,留良答曰:“人皆如此!”聲音半澀而字義楚楚。隨令眾人退出,作揖“拱別者三四”。於是從容正容,展伸其足,叉手安寢而逝。留良逝後,“遠近之士聞者莫不震悼失圖,以為斯道之不幸”。八月十七日,何商隱來吊,泣道:“二十載交情畢矣。傷心!傷心!”陳執齋、陸稼書為文祭奠,黃宗炎作詩哭之,查慎行亦有《挽呂晚村徵君》詩。十一月二十九日,留良葬於識村祖塋(在今晚村鄉識村東長板橋之西)。
夫人姓范,有子七人:公忠(葆中)、主忠、寶忠、誨忠、補忠、納忠、止忠(毅中)。
禍及後人
呂留良去世後,其弟子及曾靜等人崇奉留良其說、為其廣播,後曾靜策動川陝總督岳鍾琪反叛,被告發下獄,牽連呂的兩個學生。呂亦被剖棺戮屍,著作則被焚毀。雍正在《大義覺迷錄》罵呂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呂留良於我朝食德服疇,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孫者數十年,乃不知大一統之義!”傳說其孫女(一說女兒)呂四娘將雍正帝刺殺。
辛亥革命後,冤案昭雪。浙督湯壽潛改西湖彭公祠崇祀三賢,列留良為三賢之一。知縣及地方紳耆,為建新墓,築紀念亭於孔廟後,蔡元培為之書額及聯,立碑以垂不朽。今縣境有留良、晚村兩鄉,用其名號命名,並於崇福鎮築呂園以為紀念。而近代革命家鄒容在扼腕嘆息之餘更稱當時寵榮一時的湯斌為“馴靜奴隸”。
主要成就
藏書成就
呂留良藏書頗富,清初,祁氏“澹生堂”藏書散出,爭購者頗多。當時黃宗羲在石門講學,他與黃宗羲為爭購祁氏圖書而不和,他得書3000餘冊,精本亦多。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遺書記》記其故事甚詳。家有藏書樓為“不遠復堂”、“二妙亭”、“天蓋樓”、“南陽耕釣草堂”、“風雨庵”、“講習堂”等。藏書印有“南陽村莊呂晚村藏書”、“南陽講習堂抄書”、“呂氏藏書”、“恥齋”、“不遠復堂”、“難得幾世好書人”、“御兒呂氏講習堂經籍圖書”等章。家被抄斬後,藏書和著述亦多被焚毀,四庫開館時,查禁焚毀所有著作。今存《呂用晦文集》、《東莊吟稿》。與吳之振合輯有《宋詩抄》等數種。長子呂葆中,字無黨,繼承其藏書,家有藏書樓“觀稼樓”、“玉乳山房”、“吾研齋”、“只拙齋”等,並有多枚藏書印,如“東萊呂氏明農草堂藏書印”、“南陽講習堂”等。
著述名錄
呂留良為學尊朱辟王,推明儒學本旨,精治《四書》,詳辨夷夏之別,其著述由門人輯為《四書語錄》、《四書講義》、《呂子評語》等。後人曾編有《呂晚村先生文集》八卷、《東莊詩存》七卷、《續集》四卷;《慚書》一卷;與吳之振,吳自牧合選《宋詩鈔初集》,與張履祥合選《四書朱子語類摘抄》三十八卷;又有《精選八家古文》及後人匯刻其時文評語數種;刻印其遺文墨跡若干卷。此外,雍正《大義覺迷錄》中引用其日記多條。留良自幼推崇朱熹,為文似朱熹,翻瀾不已,善於說理;詩學楊萬里、陳師道,深情苦語,令人感愴。近人鄧之誠說:“以詩文論,誠宗羲勁敵,唯史學不如。”
身後大事
“大逆”罪
呂留良是在死後49年時,即清雍正十年(1732年),受湖南儒生曾靜反清一案牽連,被雍正皇帝欽定為“大逆”罪名,慘遭開棺戮屍梟示之刑,其子孫、親戚、弟子廣受株連,無一倖免,鑄成清代震驚全國的文字冤獄。呂氏的民族節慨與反清復明思想,多見於其著作《呂晚村先生文集》、《東莊吟稿》等。他的反清思想表現為激烈行動的,清康熙五年(1666年)拒不應試,被革除諸生,當時朝野為之震驚。爾後,康熙十七年、十九年,兩次不應“徵辟”、決意出家為僧、遁跡吳興縣妙山,築風雨庵著書、講學,所著詩詞文章多有“謗議及於皇考”言論。這一時期,可以看出持異端的知識分子還是有一定生存“自由度”的。雍正七年(1729年)的“曾靜案”,使呂留良獲罪的原因主要是他的著作、日記和書信。他在日記中多有“謗議及於皇考”的言論,被定為“思想罪”。辛亥革命後,呂留良被尊為反清志士,始得昭雪翻案,崇德地方官紳民眾籌資為其建亭立碑。
受牽連的人
近有論者以為:清初屢興文字獄,而通盤由武力鎮壓轉向思想統制,則是從雍正開始。這一“思想統制”的結果,是終於轉移了有清一代的士風、大大加強了讀書人的奴性。雍正十年(1732年)判決:呂留良及其子葆中已身故,俱戮屍梟示;次子毅中改斬立決,諸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 因呂案受牽連的還有呂留良的學生嚴鴻逵,他在日記中記載:“索倫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橫一五里,縱三千里,飛起石塊,後出火,居三千內居人全遷避”,又有:“熱河水大發,淹死滿人兩萬餘”。朝廷給他定的罪是“拾呂留良之唾餘,而尤加幻妄,豈非凶逆性成?萬死有餘之逆賊呼?”呂案中還有一個受牽連的人是嚴鴻逵的學生,叫沈在寬。他在一首詩中有“更無地著避秦人”,還有一首詩說:“陸沈不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因為呂案受牽連的人還有:車鼎豐、車鼎賁、孫用克、周敬與、房明疇、金子尚、張聖范、朱羽彩、朱霞山、朱芷年等。就在這一年,清政府為了強化“文字獄”的成果,雍正皇帝將去世45年後的湯斌樹立為漢臣榜樣進行表彰併入祀賢良祠,其目的是讓漢人知識分子都來效法湯斌。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經刑部會審,判嚴鴻逵與呂留良黨惡共濟,誣編妖言,應凌遲處死,但因為已經死亡,固梟屍示眾,他的祖父、父親、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者皆斬立決,男十五以下者及嚴鴻逵之母女、妻妾、姐妹俱給功臣之家為奴。沈在寬傳呂留良、嚴鴻逵之邪說,猖狂悖亂,尤宜速正典刑,凌遲處死。其嫡屬均照律治罪。黃甫奄自稱私淑門人,所作詩詞,荒唐狂悖,斬立決,妻妾子女給功臣家為奴,父母兄弟流放二千里。車鼎豐、車鼎賁刊刻逆書;孫用克陰相援結,周敬與甘心附逆,私藏禁書,判斬監侯。被惑門徒房明疇、金子奇、革去生員,杖一百,流放三千里;陳祖陶、沈允懷、沈成之、董呂音、李天維、費定員、王立夫、施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革去教諭、舉人、監生、生員,杖一百,判三年徒刑。
流放寧古塔
雍正十二年,呂留良後人60餘口,長途跋涉,歷盡艱難,從江南水鄉發遣到北疆。呂留良後人到寧古塔後,撥給寧古塔將軍都賚部下駐防旗人為奴。按著清代法律,對於“謀反大逆”為奴的人身控制,遠比一般奴僕為嚴。即使已經過了好幾代,仍然不許改變身份,不許“出戶為民”。呂留良系“大逆重犯”,所以世代被置於“奴籍”的深淵之下,飽受人間的屈辱。
乾隆元年九月甲辰,上諭有曰:“著各該將軍等查明現在為奴人犯內,有曾為職官及舉,貢、生、監出身者,一概免其為奴,即於戍所,另編入該旗、該營,令其出戶當差。”
呂氏諸人
呂氏諸人系反叛重犯的子孫,本不屬免放之例。但由於清政府戶部官員辦理錯誤,按輕罪有職人員處理,呂留良後人得以免除奴籍開戶。原經發遣寧古塔的呂姓共12戶,男婦大小及家人僕婦等111名,俱分編入旗。呂留良孫輩呂懿兼、曾孫呂念先等於乾隆二年得旨隨旗當差以後,遂各自謀生。呂懿兼學醫,呂念先做醫藥生意,後開春雨堂藥鋪,兼經營米鹽。呂敷先早年讀書,稍長則在永泰號學習生意,後據有其鋪,兌換赫哲弗雅哈等處貂狐皮張,又在寧古塔旗人中間放高利貸;後又在東京城開燒鍋一座。呂衡先學習面鋪生意,兼做官參牙行,換赫哲弗雅哈貂皮,及向領票刨參之人放高利貸。大約是經營得法,呂氏後人也一度小康。據後來吉林將軍衙門移咨,查抄呂氏後人家財:呂懿兼房13間。呂敷先房165間、地414垧、燒鍋一處;呂衡先房35間、地50垧、鹽25000斤;呂念先草房28間、銀300兩、藥鋪一座;其餘銀兩牲畜家俱亦不少。
呂懿兼曾任寧古塔醫官,後因旗人不準,被副都統增海革職,憤懣不平,為從奴籍的重壓下徹底解脫出來,於乾隆三十八年四月捐納監生。呂敷先見呂懿兼已經捐監,亦欲告假上京捐納監生,該管官以呂敷先屬於謫戍之人,不準出境。後來呂敷先由寧古塔私逃到奉天控告該管官,並說出他的堂叔呂懿兼已經捐監,並有戶部國子監執照,因此,呂懿兼、呂敷先被拘提嚴審。清廷終以違例捐監之罪,復將呂氏第三子、第七子、第九子後人重發齊齊哈爾隸水營為兵,其餘交當地管官嚴加管束,並永遠禁止考試納捐。
呂氏後人遣戍齊齊哈爾,各書記載多語焉不詳,惟章太炎云:“……民國元年,余至齊齊哈爾,釋奠於用晦影堂。後裔多以塾師、醫藥、商販為業,土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為台隸,求師者必於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輕,其後裔亦末嘗自屈也。除開原鐵嶺以外,皆故胡地,無讀書識字者,寧古塔知書,由方孝標後裔諸戍者開之(按楊安城啟發最深,不僅孝標一人)。齊齊哈爾知書,由呂用晦後裔謫戍者開之,至於今用夏變夷之功亦著矣。”
清政府1909年頒發新律時,規定禁止蓄奴,至此,呂氏子孫才擺脫了為奴作婢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