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評價

作為歷史上的一個政治家，陸贄的政治遭遇是很不理想的。他的政治才能沒能得到充分的施展，這是有其歷史原因和政治原因的。首先是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使他難以在一個不長的時間裡取得顯著成效。從整個歷史趨勢來看唐朝已經由盛而衰，安史之亂後的分裂混亂狀態，到德宗時已持續了二三十年，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不斷加深，病入膏盲，積重難返，非一般改良所能解決。

其次，唐德宗有時雖能採用陸贄的建議，但總的來說，他對於陸贄的許多重要主張“雖嘉之”而“不能用”，“愛重其言”而“不從”，有時“雖貌從”而“心頗不悅”，“所用才什一”。這樣，儘管陸贄後來身居宰相之位，也極大地限制了他的政治作用。

第三，寵臣裴延齡等“以聚斂為長策”，雖然引起社會的不滿，但“獨幸於天子”，他們結黨作惡，“朝廷無敢言其短”，而陸贄“獨身當之”，與他們進行了不懈的鬥爭，後來裴延齡等造謠中傷，以不實之詞進行誣陷，結果唐德宗聽信讒言，移陸贄為忠州別駕。陸贄直至去世，十年之內未能發揮政治作用，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悲劇。

實際上，陸贄的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唐書》的論贊中說他的思想“可為後世法”。司馬光非常推崇陸贄，在《資治通鑑》中引用陸贄的議論，達三十九篇之多，長者近千言，基本上把《陸宣公文集》的主要內容都概括了。像這樣連篇累牘地記錄一個人的政治主張，在《資治通鑑》中是罕見的，可見陸贄言論“資治”作用之大。

蘇軾則說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並把陸贄的奏議文集進呈給宋哲宗說：“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聖言幽遠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而贄之論，開卷瞭然，聚古今之精英，治亂之龜鑑。”

南宋也有人把陸宣公的奏議進呈給皇帝，說：“斯皆治道之急務”，“無片言不合於理，靡一事或失於機，策之熟，見之明，若燭照”。希望皇帝把它“置坐之隅”，以引為鑑戒。直到明清，一些政治家對陸贄仍頌聲不絕。

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王夫之認為“唐室為之再安，皆敬輿悟主之功也”，范文瀾《中國通史》稱“陸贄是唐朝中期卓越的政治家”，這個評價是當之無愧的。

個人成就

思想

政治思想

治亂由人，不在天命

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後，封建統治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都遭到了嚴重破壞。藩鎮割據，山河破碎，戰火紛飛。到德宗時出現了一派蕭條破敗的氣象，田園荒蕪，人煙斷絕。

“四海騷然，靡有寧處”。涇原兵變後，長安失守，國難益重。但唐德宗在談到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時卻說：“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針對德宗的這種“國家興衰皆由天命”的錯誤思想，陸贄指出把國家興衰說成由於天命是荒謬的。認為“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否定了天有思想、有意志、能主宰人類社會的命運，得出了“天命在人”的結論。並說：“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說明了治亂由人，不在天命。
陸贄還辯證地分析了“治”和“亂”的關係。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會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認為“理（治）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所以他面對於亂並不悲觀失望，而是充滿“治”的信心。他躊躇滿志地勸誡唐德宗“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不要憂慮“亂”，不要害怕“厄運”，只要“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蕩滌妖氛，鏇復宮闕”。陸贄的這種反天命，重人事的進步的歷史觀，構成了他治國思想的哲學基礎和理論基礎。

理亂之本，繫於人心

在分裂混亂之中“海內波搖，兆庶雲擾”，“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誰要想在這種局面中取得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陸贄進一步闡發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傳統儒家思想，認為“立國之本，在乎得眾”。“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天下固不治。”陸贄反覆強調人心的作用，這是他的治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所說的“得眾”、“得人心”的階級內容當然主要是指廣大農民對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包括在統治階級內部取得地主階級的擁護。那么怎樣才能“得眾”、“得人心”呢？陸贄曾懇切而又深刻地向唐德宗談了自己的想法：“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難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查群情，同其欲惡，使億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又說：“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情乃固，失則危。”作為一個賢明的君主必須要使“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當然在封建社會裡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兩者之間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其欲惡”。所謂“同其欲惡”不過是相對而言，也就是說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在不損害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基礎上儘可能地協調和農民階級的關係。這就必須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最大局出發，適當地考慮一些廣大農民民眾的切身利益，“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以便爭取更多人的支持和擁護，儘可能地集中目標打擊主要敵人——破壞統一的割據勢力。為了取得民心，陸贄請求賑救災民。貞元八年（892年）河南、河北、江、淮、荊、襄、陳、許等四十餘州發生水災的時候，他勸德宗給予撫恤，並說：“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為了取得人心，陸贄提出國家必須要用度有節，躬行儉約，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以弭民怨。他要求“均節賦稅”來減輕人民的負擔。為了取得人心，陸贄建議德宗“痛自引咎，以感動人心；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並為之親自起草罪己詔。詔書中還特別宣布對那些受到“凶逆”煽誘的脅從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詔書下，“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淚感泣”。後來李抱真入朝對德宗說：“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陸贄的這些措施和建議收到了一些效果。緩和了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或多或少提高了唐皇室的政治形象，使一些顧瞻觀望的勢力能夠傾向於唐朝，在一定程度上分化瓦解了藩鎮。

立國之權，居重馭輕安史之亂後，出現了藩鎮割據的局面，到唐德宗時有增無減，“假王者四，僭帝號者二，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河南、河北、淮西早已擁兵自守，不聽朝廷號令。涇原兵變後，京畿地區也為割據勢力所控制。節度使的權力不斷擴大，有的已經世襲，他們可以“自置文武將吏，私貢賦”，並可以大量召募軍隊，擁有很大權力，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決定，“天子不能制”。在政治、軍事、經濟上保持獨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雖稱藩臣，實非王臣”。顯然唐朝要想恢復昔日的統治，消滅藩鎮已成為迫在眉睫的大問題。陸贄是一個博通古今、明於治亂、具有遠見卓識的人。他總結了歷史經驗，尤其是吸取了西漢賈誼在《治安策》中所闡述的加強皇權集權的思想，深刻地指出：“立國之安危在勢。”認為“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這就必須要採用強幹弱枝之術。加強皇權實力，削弱地方勢力，這樣才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和安定，有利於封建政權的鞏固。為此他對唐朝前期的歷史作了一番回顧：談到在唐太宗時，由於妥善地處理了朝廷和地方的關係，內重外輕，“舉天下不敵關中”，處於“居重馭輕”的有利地位，因而能夠保持安定統一的局面。可是後來“承平漸久”，內地武備鬆弛，地方節度使權力日益擴大，關中實力日益削弱，外重內輕，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結果“安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發動叛亂，兩京不守。這就從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闡明了“居重以馭輕，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的道理。否則“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就會釀成大亂。他告誡唐德宗要“追鑒往事”，並申明：“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因而提出了“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的方針。要求採取一些具體措施，加強關中實力以鞏固皇權，逐漸削弱藩鎮勢力，以便最後剪除“凶逆”。陸贄的這些主張無疑是正確的。

求才貴廣，考課貴精陸贄認為能否正確地使用人才是關係到國家存亡的大問題。要想使唐朝有所振作，不整頓吏治、廣開才路是不會取得什麼成效的。而昏庸的唐德宗既不能求賢任能，又缺乏知人之明，“累嘆乏才，惘然恍見於色”。又往往對臣下吹毛求疵，求全責備。針對唐德宗的用人弊病，陸贄在《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中進行了認真的分析。認為人才之多寡和統治者的政治思想有很大關係。說“漢高祖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才，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並向德宗指出：“朝之乏人，其患有七”：第一，人才之進用與否不由人才是否合適為準，而由推薦人才的宰相是否受到皇帝的寵信來決定；第二，聽信讒言而不加以任用；第三，求全責備，標準太高；弟四，對於有“過錯”的人，因痛恨太甚而不復用；第五，考察不當，只看表面，不看本質；第六，根據一個人一言一事來決定用與否，不是全面地看一個人；第七，援引舊例使用朝官闕員，而有才幹的人不得升遷。為了能夠合理地使用人才，發現人才，提高吏治水平，他花了很大功夫對吏治問題在理論上作了比較全面的論述，提出了“求才貴廣，考課貴精”的重要原則。

所謂“求才貴廣”就是要求廣泛地選拔人才，使人“各舉所知”，不僅宰相可以推選官吏，而且台省長官也可以薦舉賢能。認為“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匯征，啟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才能通過更多的渠道得到更多的人才。要像武則天那樣：“弘委任之意，開汲引大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他反對對人吹毛求疵，求全責備。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認為“人之才行，自古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他反對“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終身而不復用的錯誤做法，認為這是造成“乏才”的原因之一。並指出：“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者”，也應該錄用，何況其中有些是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的人，只有做到這樣廣泛地搜羅人才，才能使“人無滯用，朝無乏才”。為了廣開才路，在陸贄的協助下，唐德宗又開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敢諫科、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量才取士。招攬各種不同類型的人材，以滿足封建國家各方面的需要。《陸贄評傳》—中國思想家評傳

所謂“考課貴精”就是“按名責實”，依據一定的標準進行考核，加強吏治的管理，以便高標準地培養地主階級的官吏。為了全面地了解一個官吏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陸贄提出了考課的具體內容，即所謂“八計聽吏治”，有以下八個方面：一、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二、視墾田盈縮以稽本末；三、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四、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五、視囚系盈虛以稽決滯；六、視奸盜有無以稽禁御；七、視選舉眾寡以稽風化；八、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在考課的過程中他強調不能注重言論，而要注重行動。不能看表面現象，而要看內在思想。指出口拙寡言的人不一定就愚笨，能言善辯的人不一定就聰明；直朴而冒犯的人不一定是背叛，阿諛奉承的人不一定就忠實。因而“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通過實踐檢驗是非優劣。這種比較實事求是的考核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對於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弄虛作假、貪污怠惰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時通過考課可以根據每個人的實際才能，合理使用，使舉得其人，任得其所，更好地發揮官吏應有的作用。他認為“才如負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必須使其才幹和所授之官相一致，如果委非所任，處非所宜，就會使器大者不能人盡其材，才小者不能承擔重任，這是不利於地主階級的統治的。為了使獎懲分明，升降得當，在考課的基礎上陸贄還提出了核才取吏的三術：“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這樣才能使有政治才能的人得到重用，使庸碌無能、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貶斥，使吏治清明，提高官僚機構的工作效率。

廣開言路，改過求治

陸贄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對唐太宗從諫如流的政治風度特別讚賞，認為“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而“從諫改過為其首焉”。說：“諫而能從，過而能改”是“帝王之大烈”。把對於納諫作用的認識，提到一個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唐德宗卻對納諫一無所知，他“嚴邃高居”，很少“降旨臨問”，以致出現了“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的可悲局面。這是非常危險的。鑒於這種情況，陸贄對君主納諫這個問題進行了極為認真的總結，從理論上作了比前人更為詳細更為具體的分析。他上書唐德宗，力陳要“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要召見群臣“備詢禍亂之由，各使極言得失，不能當耳目閉塞的孤家寡人”。並進一步指出世界廣大，社會複雜，“以一人之所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是不可能的。只有虛受廣納，勤與接下，“總天下之智以為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才能使下情上達，上情下知，君臣一致，政權鞏固。
陸贄認為要使諫路暢通，必須克服堵塞諫路的九種弊病。其中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君主的六種弊病是：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臣下的三種弊病是：諂諛，顧望，畏懦。九弊之所以阻塞諫路是因為：上好勝就一定嫉恨直諫，這樣下邊諂諛的人就順情說好話，而真實情況就聽不到了；騁辯給就必然不讓人把話說完就給頂回去；炫聰明就必然自以為是地加以猜測而懷疑別人欺詐，這樣顧望的人便不敢多說話，而一些有深刻道理的見解就不能盡言；厲威嚴就一定不能和顏悅色地待人接物，恣強愎就一定不能承認自己的過錯而接受勸告，這樣下邊畏懦的人避免進言得罪，而一些合情合理的意見就得不到發表。所以必須克服這九種弊病以廣諫諍之路。要“以求過為急，以能改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使臣下敢於盡言。認為諫者多，才能表明君主喜歡納諫；諫者直，才能表明君主的優容大度；諫者冒犯而不罪責，才能表明君主的容忍寬恕。“惟恐讜言不至”，這樣才能使諫路暢通無阻。

經濟思想

均節賦稅

唐中期以後均田制遭到破壞，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出現了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地的狀況。這樣租庸調製就難以實施。由於長期用兵，戰事頻繁，興師動眾，人民的徭役負擔繁重。同時軍費開支龐大，人民遭受的賦稅剝削越來越殘酷：“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畢，復命加征，加征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而且徵收賦稅時，催促緊迫，不分季節，“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據斂谷租”，絲不容織，谷不暇舂，農民不堪於這種剝削和壓迫，紛紛破產。有的不得不當佃客依附豪強，成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房屋，終日勞苦，長年不息，仍然難以維持生計。而地主階級對人民的橫徵暴斂超過了封建國家的賦稅剝削，而且又大放高利貸，坐食租稅，大肆聚斂，以致出現了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局面。廣大勞動人民處於艱難竭蹶之中，許多人離鄉背井，奔波流亡，轉死溝壑，出現了十室九空，都市化為丘墟，遺骸遍于田野的悽慘景象。生產力遭到嚴重的摧殘，民困國窮，財政枯竭，經濟處於崩潰狀態。為了緩和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日益激化的矛盾，解決國家的財政經濟危機，陸贄上疏提出：“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系統地闡述了恢復和發展封建經濟進行改良的思想。

養人資國

關於人在創造物質財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中如何能更好地發揮這種作用，陸贄認為“財之所生，必因人力”。他主張保護在生產力中起決定性因素的勞動力，指出：“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所謂“養人”就是說要使勞動者能夠繼續生存下去，有一個從事奴役性勞動的條件。他看到了“養人”和“資國”兩者之間的關係，認為只有“養人”，充分使農民的個體經濟得到發展，發揮他們在生產力方面的作用，才能儘可能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使民“富”國強。因此，他反對對農民進行敲骨吸髓、毀家取財的極度剝削，認為這是統治階級“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只顧眼前利益而不顧長遠利益的做法。相反地他認為“當今之務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成永厚也”。所以他強調必須要“等以厚生之業”。“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吋。”只有這樣才能使簡單的擴大再生產成為可能，才能使國家的財政收入得到保證，達到“養人以資國”的目的。為此陸贄主張採取以下一些改良措施：限制土地兼併，“凡所占田，約為田限”。實行輕徭薄賦，要“量人之力”徵收賦稅，降低剝削率，十分取一，“裁減租價，務利貧人”。適當縮小“貪富懸絕”的巨大差別。“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使“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節約國家開支，“量入以為出”，使用度有節。認為“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為了“嗇用節財”，他提出“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這些措施總的指導原則是“安富恤窮”，在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尋找平衡。這一方面表現出陸贄保護地主階級利益的階級本質，另一方面他兼顧農民階級的利益，表現出他對廣大貧苦農民的極大同情。這些措施在當時對限制統治階級的無節制的聚斂，緩和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調整生產關係，發展生產，解決面臨的經濟危機，加強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還是有意義的。

軍事思想

治軍

針對德宗時大都徵調關東比較富庶地區的士兵輪番戍守邊防，士兵缺乏訓練，不能適應邊疆的艱苦環境；邊帥身不臨邊而在內地，又選精兵銳卒自隨左右，把守邊防要塞的士兵，更加缺乏戰鬥力的情況，陸贄建議：選派士兵“必量其習性，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加強訓練，嚴明紀律，又要撫以恩惠，安排好家屬，安樂其居，使之思想穩定，才能發揮戰鬥力。做到“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於是他提出取消各道將士輪番防秋制度。按原來軍隊人數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委命本道節度使招募年輕力壯願住邊城者而遷移之；一部分則由本道但供衣糧，委命關內、河東各軍州招募蕃漢子弟願入邊軍者以供給之；一部分由本道僅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作為新遷居的費用，又命度支在各道和市耕牛，兼雇手工業者到各軍城修造器具。召募的人，每家給耕牛一頭和各種農田水火器具，使其完備。這樣“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耕”。軍事力量必然增強，糧食供給必然充足，避免了輪番徵發之苦，又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

善擇將帥

開元、天寶之際，西北邊防僅設有朔方、河西、隴右三個節度使。德宗時，又將朔方之地分由三個節度使統領，其餘各鎮軍，將近四十多個，都由皇帝任命，並有宦官監軍，彼此之間各自獨立。如同一國三公，十羊九牧，節制多門而人心不一。陸贄認為這樣：“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建軍如斯可謂力分於將多。”因而建議選擇文武全備的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統管涇、隴、鳳翔、長武、山南西道等兵馬；一人為朔方元帥統管鄜坊、邠寧、靈夏等所節度的兵馬，一人為河東元帥統管河東、振武等所節度的兵馬。三帥各到臨邊要害之州作為治所。不重要的節度隨所便進行合併，只有元帥可置統軍，其餘全部罷免。只有這樣才能使將帥專一，人心不分，號令一致，進退可齊，指揮如意，機不會失，氣勢自壯，無往而不勝。

放權

當時邊軍行動，多由朝廷決定選派將帥，只求容易駕馭。“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度”。陸贄認為，兩軍相持，抓住戰機，刻不容緩，“況乎千里之外，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要想使決策沒有差錯，就是聖賢也難以辦到。因而強調：“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於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主張給將帥以自主權，可以便宜從事，才能使其充分發揮智謀，作出果敢決策，不失戰機，取得勝利。當然這樣的將帥必須稱職。陸贄認為“選用將帥，必先考察行能”，使真正有軍事才能、指揮能力的人擔當重任。

獎懲分明

由於沒有嚴明的獎懲制度，有功不能賞，有罪不能罰。出現違反法紀現象，互相推委。遇敵失守，“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朝廷不追究是非曲直，漫不經心，置若罔聞。同時在軍資供給方面，也極不合理。長期戍守邊防的士兵，處在危難之地，服役勞苦，勇於殺敵，衣糧供給不足，常有凍餒之色；而不在邊塞的關東士兵服役時間短暫，不耐勞苦，怯於作戰，卻衣糧供給豐厚，高於前者數倍，兩者相比，差別懸殊。“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結果“怨生於不均”。這些都大大削弱了軍隊的士氣。

陸贄認為：治理軍隊，必須要獎懲分明，“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勉勵有功的將士，嚴懲邪惡不法之徒。同時又主張根據士卒勞役的輕重，貢獻的大小，所處安危的情況，制定衣糧供給的等級，合理分配給養，以避免“怨生於不均”，保證士卒之間的團結，提高軍隊的士氣。

貯積軍糧

陸贄注重軍事，尤其注重軍糧的貯積、供給和運輸。

德宗時，軍糧的供應非常緊張，費用很大，運糧的人又很辛勞。千里運糧，長途跋涉，運米一斛抵達邊軍，運費錢需五六千。一年四季，持續不斷，“傾財用而竭物力”，仍然滿足不了供應的需要。陸贄向德宗指出：“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當時吐蕃侵擾邊地，朔方、五原相繼失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軍糧，他認為造成這種狀況是由於斂導無方、籌劃不當。所以他建議採取“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對於有力無資、願意住在邊地的士卒，貸其種食、工具、耕牛，就可以使戍卒忘歸，貧人樂徙。既可以有足夠的軍糧，又可以充實邊防。“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征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如果能付諸實施，可以說是長久之計。

陸贄又對於當時徵調軍糧不顧各地糧食的豐歉，不知各地谷價的貴賤，不能權衡輕重靈活變通，而一味地按照舊例從江淮運糧，深感籌劃失當。如關輔一帶穀賤傷農，宜加價糴谷，以勸農桑；江淮一帶谷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結果宜糴之處無錢，宜糶之處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以所余”。乖於事理，浪費又很大。針對這種情況他提出了改革漕運的措施。在沿邊各州連年豐收的情況下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所得費用先在關中進入和糴。根據當時的價格計算，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然後將所余之錢以供邊鎮和糴。這樣可以“不勞人，不加賦稅，不費官錢”。惟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可以使成百萬石糧食“坐實邊鄙”；又可以勸課農桑，賑濟窮困之人。一舉而兩得，籌劃頗為精細。

文學

陸贄以駢文擅名。他的駢文，對偶齊整，音韻協調，語言流暢，氣勢極盛。所寫詔書﹑奏議等，善於將誠摯的感情同精當的議論融合在一起，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他為德宗起草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情詞懇切，深自痛責，據與其同時代的權德輿說，“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翰苑集序》）。他寫的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論裴延齡奸蠹書》，都是數千字以至近萬字的政論文，分析朝政時事，剖明是非得失，情理結合，兼有駢文和散文的長處。陸贄不是古文家，但他的作品體現了當時駢文向散文轉化的趨勢。貞元八年，他主持進士科試，韓愈﹑歐陽詹﹑李觀等8人登第，時稱“龍虎榜”，譽為“天下第一”，而他便為韓愈等人座師。宋代蘇軾的奏議，也深受他的影響。陸贄文集，明清以來刻本很多，今傳《翰苑集》24卷，有《四部叢刊》本，系據宋刊本影印。另有詩文別集15卷，已久佚不傳。
《全唐詩》存其詩3首：《賦得御園芳草》、《曉過南宮聞太常清樂》、《禁中春松》，《全唐詩外編》補斷句1。文章：《陸贄論人才》。

逸聞趣事

陸贄執政時，懷疑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結交朋黨，將他貶為明州長史。後來陸贄遭到裴延齡的構陷排擠，被貶忠州。裴延齡欲加害陸贄，便起用李吉甫為忠州刺史，陸贄的兄弟門人為此擔憂不已。李吉甫卻不記前仇，以對待宰相的禮節對待陸贄，與他相處甚歡。陸贄起初感到羞愧恐懼，後來逐漸與李吉甫結為至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