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著作

精醫，著有《沐浴經》三卷、《如意方》十卷，均佚。

為詩本自“傷於輕靡”的蕭綱，入住東宮後，宮體詩的創作更逾往時。

（1）所謂宮體詩，就其內容而言，主要是以宮廷生活為描寫對象，具體的題材不外乎詠物與描寫女性。可以說，他們對女性的審美關照，同對器物的審美關照的心理是一樣的。而在情調上，傷於輕艷，風格上比較柔靡緩慢。在描寫女性的詩歌當中，絕大部分是將目光停留在女性上的生活圈內，包括她們的容貌、體態、服飾以及器物等方面。這類詩歌的共同藝術特點是：注重辭藻、對偶、聲律。

（2）宮體詩中有少數作品表現宮中淫蕩的生活，如蕭綱的《詠內人晝眠》、《和徐錄事見內人臥》、《率而為詠》、《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蕭綱曾說：“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誡當陽公大心書》）儘管人們對於“放蕩”一詞的理解不同，但是表現淫蕩生活內容的作品在梁陳宮體詩中是存在的。

（3）詠物之作在宮體詩中占的比重相當大，這些詩的共同特點是內容貧乏，單純詠物而毫無寄託，只講究詞藻與對偶。

（4）蕭綱之外宮體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徐擒，今存詩歌僅五首，其中四首皆為詠物詩，其情調與風格，與蕭綱完全一致。其他宮體詩人的作品，大抵皆如此，不脫輕艷之風。這種風氣一直影響到隋及初唐。

（5）然而就藝術形式而言，宮體詩仍有貢獻。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宮體詩發展了吳歌西曲的藝術形式，並繼承了永明體的藝術探索而更趨格律化。至於其語言的風華流麗、對的工穩精巧以及用典隸事等方面的藝術探索和積累，也同樣為唐代詩人提供了足資借鑑的藝術經驗。

文化背景

自東晉南遷以來，漢族政權偏安江左，歷代雖間或有奮發有為的君主，但大多數帝王貴族都安於逸樂，縱情聲色。反映在文學創作上，便往往以浮艷的辭句來表現空虛放蕩的內容。蕭綱在蕃及做太子時期，寫作了大量這類題材的詩。當時的屬官徐□、庾肩吾等又推波助瀾，文學侍從之臣競相仿作，形成“宮體詩”的流派。今存蕭綱作品中，象描寫女性聲容情態的《詠內人晝眠》、《詠舞》、《美人晨妝》等，都屬於這一類。
當時文人創作，已有不少以邊塞為主題的樂府詩，蕭綱也有一些這類作品，如《從軍行》、《隴西行》、《雁門太守行》、《度關山》等，在某些寫作技巧上，開了唐人邊塞詩的先河。他的詠物詩，寫得也還輕巧，雖然輕細不足道，但這樣的題材對後世也有一定影響。
齊梁時代，雖然整個社會更替疊代、動盪不寧，但是南朝偏安江左，有比北朝安定的社會環境，農業、手工業發展，經濟繁榮帶來了人口稠密的商業都市，在物質生活相對富足的基礎上，南朝君臣日益荒淫腐朽，耽於酒色。帝王荒淫放蕩的生活為宮體詩的產生提供了土壤和生活基礎。同時，文筆說和聲律論的產生，使文學和詩歌形式趨於獨立，文學創作進入一個更為自覺更為解放的時期。詩人和詩歌作品大量產生。
齊梁時期文學集團的詩歌創作活動，方式大體一致。從現存詩歌來看，應制、應教、同題、共賦、相互唱和的作品居多，而且爭勝鬥豔的色彩較為濃重。由於生活範圍和生活方式的限制，他們的視野大多停留在皇宮苑囿、帝王府第或藩鎮使府之內，因而詩歌題材單調狹窄，內容脫離社會生活。為了迎合帝王的口味，文學集團內部的詩歌創作很少有真正的吟詠性情之作。因而這種創作方式帶來的結果，便是審美趣味和藝術風格的大體一致，湮沒了詩人的個性色彩。這也是那個時代難以產生大詩人的一個根本原因。
至齊、梁之世，以皇室成員為中心的文學集團對文學尤其是詩歌發展的影響更是深刻。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顯著者，主要有三大文學集團：南齊竟陵王蕭子良文學集團、梁代蕭衍、蕭統文學集團，蕭綱文學集團。

史詩背景
作為宮體詩的主要倡導者，蕭綱的文學觀念，是在他的文學生涯中逐步建構完成的。

薰陶下成長
蕭綱六歲能屬文，七歲有“詩癖”，是一位早慧的文學少年。但是，蕭綱不同於普通的貴族少年，因為是皇帝之子，他的文學趣味和他的生活一樣，從年幼出閣時期開始，就與眾多的幕僚聯繫在一起。七歲的這一年，晉安王蕭綱正式出宮，為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開王府，選幕僚。晉安王侍讀徐摛堪稱蕭綱詩歌與文學的啟蒙老師。《梁書》卷三○《徐摛傳》曰：“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舍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為侍讀。”徐摛與宮體文學的關係，亦見於本傳：“（徐）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這段故事發生在蕭綱初入東宮時。蕭綱從七歲開始，文學上接受的就是徐摛的培養；到蕭綱二十九歲宮體詩出名時，徐摛仍被認為是宮體詩的老師。由此可見徐摛對蕭綱及蕭綱文學集團的影響。

大徐庾
與徐摛齊名被後代論者稱為“大徐庾”的庾肩吾，按照《梁書》的觀點，是蕭綱文學集團的代表人物。《梁書》對蕭綱文學集團文學成就與地位的論述，集中論述於《梁書·文學·庾肩吾傳》。《梁書·文學傳》本傳記載庾肩吾，“初為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晉安王蕭綱初為宣惠將軍在天監十二年（513），庾肩吾於這年遷宣惠府行參軍，可知他入蕭綱幕府還在天監十二年之前。按照筆者對蕭綱、蕭繹及其幕府的研究，府僚父子、兄弟同入一幕的現象特別多。庾肩吾兄庾於陵於天監九年出任晉安王長史，疑肩吾隨兄同入王府，“初為晉安王國常侍”亦在天監九年，蕭綱時年八歲。從此，庾肩吾亦跟隨蕭綱幾十年。對蕭綱文學趣味的影響可想而知。 蕭綱早年的文學侍從之臣當中，張率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位。據《梁書》卷三三本傳記載，張率天監八年初入幕府，此後隨府遷轉，“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張率在府實際上是九年，天監八年至十六年，從蕭綱七歲至十五歲，對於一個文學少年的成長來說，應該是非常重要的時期。張率工於詩賦創作，有名於史，天監初年，頗受梁武帝賞識。曾經受敕撰集婦人事百餘卷，令人繕寫，以供給後宮閱讀。張率的這一經驗，究竟是否對蕭綱後來倡導寫作宮體詩的行為有影響，也是一個有趣的論題。按照蕭綱後來在《與湘東王書》中的評價，他認為張率（按：張率字士簡）的賦是第一流的。
彭城安上里劉氏是當時一個顯赫的文學家族，劉孺、劉遵兄弟，劉孝儀、劉孝威兄弟都曾入蕭綱晉安王幕府。《梁書》卷四一本傳曰：“（劉）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劉遵至晚在天監十三年（514）即蕭綱十二歲這年入幕，至大同元年（535）卒官為止，在府二十多年。無疑也是見證過宮體文學理想孕育成長過程的重要人物。此外，陸罩的事跡別詳本文下文。其它出入晉安王幕府的文學侍從之臣，還有幾十甚至上百人。總而言之，七歲至十四歲期間，圍繞在文學少年蕭綱周圍的是他的晉安王府的眾府僚，蕭綱在他們的薰陶與培育下成長；文學史上的一代領袖人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被他們塑造出來的。晉安王府的文學侍從之臣的代表人物是徐摛、庾肩吾、張率、劉遵、陸罩等。

介紹

梁簡文帝蕭綱，字世贊，梁武帝蕭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蕭統同母弟。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卒，立為皇太子，後嗣位。謚曰簡文帝，廟號太宗。蕭綱在政治上的成就遠沒有在文學上的成就大。蕭綱自幼愛好文學，因為特殊的身份，以他的幕僚為主，圍繞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主張鮮明的文學集團。隨著蕭綱於中大通三年被立為皇太子，這一集團的文學影響逐步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公開宣布並倡導文學史上著名的宮體文學，形成風尚，影響於文學史不止一個時代。

蕭綱四歲封晉安王，七歲為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量置佐吏。此時是蕭綱“有詩癖”之始。

（1）而其“詩癖”的養成及其後來“宮體”詩的形成，又與此時如幕的徐擒和張率有直接關係。

（2）徐擒為蕭綱侍讀，而他“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其新變之體，其實就是宮體詩。

（3）張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與陸、任昉等友善，曾得沈約讚賞。天監初，他曾經被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以給後宮”。可見，他早就具備寫作宮體詩的基本條件。而且其今存詩中不乏艷情的內容。他“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對於蕭綱的影響也是可想而知的。

（4）蕭綱11歲為宣惠將軍、丹陽尹時，有庾肩吾等人入幕；18歲為南徐刺史時，又有王規等人入幕，從而使蕭綱文學集團初具規模。

（5）從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蕭綱在雍州刺史任上七年。此間其幕府中又有：

劉孝儀、劉孝威等人入幕。其文學集團已自然形成，並且詩歌創作也日漸繁榮。

（6）至蕭綱入主東宮後，文學才士更是濟濟一堂。（徐擒、張率、庾肩吾、王規、劉孝儀、劉孝威……）

蕭綱的文學主張，在當時也具有代表意義。他既反對質直懦鈍，又反對浮疏闡緩(《與湘東王書》)，正面提出“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誡當陽公大心書》），和蕭繹主張的“情靈搖盪”互為呼應。《南史·梁簡文帝紀》記其有文集100卷，其他著作600餘卷。存世的作品，經明代張溥輯為《梁簡文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蕭綱的著述事業，除了文學、玄學外，還精醫道，著有《沐浴經》三卷、《如意方》十卷，均佚；還對雜藝、陰陽五行兩方面的較多興趣。

成就

文學
處於梁代後期的蕭綱文學集團的詩歌創作最為繁榮，其影響亦更深遠。開創了劃時代的宮體文學，為宮體詩的最有影響的一位代表人物。對於宮體，這裡作一些辨析。所謂宮體，其實可以有狹義、廣義兩種使用與理解。狹義的宮體是“《玉台新詠》體”，即寫美人與艷情的那種詩，這也是中大通三年宮體開始出名時的本義。鑒於狹義的宮體並不能概括以蕭綱為中心的文學群體的全部成就，所以，可以推而廣之，用廣義的宮體文學的概念，來作蕭綱文學集團所倡導的詩歌風格體貌特徵的總稱名。蕭綱時代的廣義的宮體文學，是對永明體的整合與發展，形成為律體建構史上的關鍵階段。蕭綱文學集團的成就，以及蕭綱的文學論述所反映的文學理想，總地說屬於廣義的宮體。並不限於狹義的“《玉台新詠》體”的範圍。
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蕭統去世，蕭綱正位東宮，從此成為梁朝中央文壇的領袖人物。晉安王文學集團成為東宮文學集團，這時，湘東王蕭繹雖然遠在荊州，大略具有蕭綱文學集團副領袖的地位。蕭綱與蕭統同父同母，情義甚篤。蕭綱與蕭繹不同母，但是，兄弟情好亦甚至。蕭綱入為太子之後，當時賦詩作文，常以“曹丕”比蕭綱、“曹植”比蕭繹。蕭綱、蕭繹真地象曹丕、曹植主導建安文壇那樣攜手領導著當代文壇，中大通後期至大同年間，新文學的風氣有聲有色，流行一時。所以，隋唐之際的論者論宮體詩風的流行，必歸罪於“簡文、湘東”。魏徵《隋書·文學傳序》曰：“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 對於蕭綱東宮文學集團來說，蕭子顯（487—535）的加入，是一件不能忽視的事件。蕭子顯為齊高帝之孫、齊豫章王蕭嶷之子，與蕭梁皇族同族，輩分與蕭綱同，但年長十六歲。子顯已於天監年間撰成《南齊書》，《南齊書·文學傳論》表明當時子顯對文學已經具有非常成熟的見解。將《南齊書·文學傳論》與蕭綱《與湘東王書》對讀，不難發現蕭子顯、蕭綱是一對文學知音。所以，蕭子顯特別受蕭綱賞識，就不足為奇了。子顯與蕭綱的交往，可考者，多在蕭綱為太子之後。中大通四年，子顯作《春別詩》四首，太子綱作《和蕭侍中子顯春別詩》，湘東王繹更和太子，作《春別應令詩》。這組詩都見於《玉台新詠》，是典型的宮體詩。子顯於當世有才名，頗自負。中大通五年，蕭綱曾經讚嘆子顯為“異人間出”。《梁書》卷三五《蕭子顯傳》：“太宗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蕭綱與子顯交好，亦見張纘《中書令蕭子顯墓誌》：“儲君毓德少陽，情協陳阮。”中大通六年，蕭綱主撰的《法寶聯璧》成書，湘東王蕭繹為作《序》，與修者，《序》作者湘東王繹以下，蕭子顯等共三十七人列名。蕭子顯於大同元年去世，與蕭綱的密切交往雖然可能只有三年多，但是，這一交往值得重視，不應該被文學史論者忽略。
《玉台新詠》十卷是蕭綱正位東宮之初開始倡導宮體詩時的一個配合的作品。該書由徐陵於中大通六年（534）編撰成功。

玄學
文、義之學並稱南朝的顯學，義學即玄學。與對待詩歌類似，蕭綱在玄學上投注的熱情也非常大。歷史上的梁大同年間，宮體詩風與玄談講學之風之盛，大致並駕齊驅。蕭綱、蕭繹兄弟與其父梁武帝蕭衍一起，充當了大同玄風的重大推手。《梁書·武帝紀》曰：“大同中，於台西立士林館，領軍朱異、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祛等遞相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矣。”《顏氏家訓·勉學篇》回憶說：“洎於梁世，茲風（引按：玄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元帝在江、荊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雲。”《金樓子·雜記上》記載大同五年蕭繹自荊州還京師，“其日賦詩”,“其晚道義”。正是一時風氣的寫照。京師、郡國其它講學玄辯的事跡，可以參看本譜的相關內容。這種風氣，至太清、承聖國難之中仍在延續，蕭綱的太子蕭大器臨刑之前仍在講《老子》；西魏大兵壓境、江陵勢如危卵之際，蕭繹亦頻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真正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或許如前揭《顏氏家訓》所說，“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玄談也有消除緊張恐懼的功能。
梁武帝崇佛聞名於史，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梁朝的佛教主要是佛學，佛學的理論，而非實踐的佛教修行，所以，梁朝空前繁榮的佛學，梁武帝一再開講所推動的佛教講經的風氣，某種意義上，亦可以與玄學的發展聯結起來。以本譜所述天監十八年昭明太子蕭統講真俗二諦義，以及蕭綱等人的諮問為例，其實就是一場玄學辯論。 歷史上西晉亡國，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為是玄學清談導致的結果。清談廢事，對於梁朝的滅亡，也有史籍記載直接與玄談的風氣聯繫起來。《梁書》卷三七《何敬容傳》載，太清元年，何敬容遷太子詹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又有託名陶弘景的詩歌預言玄風再盛終將導致侯景之亂、斷送梁朝：“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
與文學藉文字以傳不同，玄學重在談論，多是口頭之學，保存不多。蕭氏兄弟的玄學著述與成就，今大略可考者如下。《梁書·簡文帝紀》記載蕭綱《老子義》、《莊子義》各二十卷，《隋志》、《唐志》也有著錄，書名、卷數稍異。

學術
蕭綱的著述事業，除了前述文學、玄學的成就之外，體現出對雜藝、陰陽五行兩方面的較多興趣。雜藝有《馬槊譜》、《投壺經》、《棋品》、《彈棋譜》之作，五行有《光明符》、《易林》、《沐浴經》、《灶經》、《新增白澤圖》之作。兩部大書《長春義記》、《法寶聯璧》都是集合他人共同編著。顧野王《玉篇》系受蕭綱之命而作。
蕭綱的陰陽五行著作，大多今屬道教領域。反映了一時風氣。唐初貞觀年間，鑒於陰陽五行雜書太多，唐太宗就曾經下令太常集合諸術士一起進行大肆刊定。
精通醫術，著有《沐浴經》三卷、《如意方》十卷，均佚。

為官經歷

蕭綱在雍州刺史任上，曾經發教原減民間資費、又發教革除貪惰。在東宮時，視察京師監獄，同情囚徒配役既枉且濫，上啟論事。從這些事跡來看，他能夠體恤民瘼。至於他的政治業績，主要是在雍州刺史任時，北伐有攻城略地之功。《梁書·簡文帝紀》曰：“在襄陽拜表北伐，遣長史柳津、司馬董當門、壯武將軍杜懷寶、振遠將軍曹義宗等眾軍進討，克平南陽、新野等郡。魏南荊州刺史李志據安昌城降，拓地千餘里。”這裡是綜合蕭綱普通、大通北伐業績而言的，詳細的內容，本譜普通六年、大通二年有考證。

蕭綱養德東宮十八年，與通常的太子一樣，沒有特別的政治業績。在攸關梁朝生死的侯景之亂當中，蕭綱最初雖然積極投身救亡，但是，從范桃棒事件的處理，可見他個性優柔寡斷。台城攻陷之後，先作俘虜，再當傀儡皇帝，最終仍死於敵手。

論蕭綱與梁朝政治，蕭綱與朱異近二十年的矛盾不應忽視。在梁朝的中後期，朱異是最受梁武帝寵信的權臣。中大通三年蕭綱繼蕭統之後任皇太子，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初入東宮，蕭綱就非常不快樂。他在《與湘東王書》中透露過心中的壓抑與鬱悶。朱異因為嫉恨自蕭綱小時就隨侍的徐摛受梁武帝賞識，馬上將徐摛排擠出京城。奸臣擅權，對於經歷過邊鎮辛苦的蕭綱來說，很看不慣。他答書在新安太守任的徐摛，感嘆自身雖居監撫之任，不能去朝之奸臣。文曰：

“山濤有雲，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慚遑，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冑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浞訾栗斯，容與自熹。亦復言軒羲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嘆。”

大同年間，蕭綱親信的侍臣韋粲又被朱異排擠外放。侯景之亂爆發之前，相關事件的處置失當，與朱異頗有關係。侯景之亂爆發，叛軍提出的口號就是要誅殺朱異等奸臣。據《梁書·朱異傳》，侯景叛軍包圍台城時，城內文武百官皆怨恨朱異弄權，皇太子蕭綱作《圍城賦》直指朱異為招禍之首；又據《南史·朱異傳》，蕭綱作《愍亂詩》也指斥朱異誤國。這一現象值得讀史者深長思考。蕭綱其實也是因為受父皇寵愛才被越次拜為皇太子的，貴為王儲，仍要身受一位權臣幾十年的擠壓，直至國家滅亡前夕才能一吐心中的憤怒。可見君主專制政體的嚴重弊端。

文學意識

生平事跡
蕭綱七歲出宮，七至十一歲在京城及其附近做官，十二至十四歲出遠藩，先後擔任荊州刺史、江州刺史。此前只是個兒童少年，若說他已經具備系統的文學理想，不免誇大其詞，最多只能說具有一定的趣味傾向。經排比蕭綱生平事跡，筆者認為，天監十六年至普通元年四年間，蕭綱返回京城的這段時間，對於蕭綱文學理想的形成可能具有決定性意義。十五至十八歲，通常是一個人的自我意識形成的關鍵階段。這段時間內揚州文壇的風氣以及一系列事件，對蕭綱的影響值得仔細分析。
眾所周知，蕭梁政權是自蕭齊政權禪讓而來的，梁初的文學也與齊代文學一脈相承。對齊梁時代的文人而言，宋代詩人謝靈運名氣極大，是所有人都要面對的近代文學的第一座大山。有趣的是，謝靈運詩歌的缺點明顯，亦人人看在眼裡。已故齊代詩人謝朓的成就，當時已得到普遍認可。活到梁初的著名詩人當中，江淹（444—505）於天監四年去世，但是，“江郎才盡”，江淹的文學成就在他生前已經是昨日黃花，影響力有限。沈約（441—513）穩坐文壇的第一把交椅，早在齊永明年間，沈約已經在所撰《宋書·謝靈運傳論》中將發明詩歌聲律的功勞攬到自己的名下，沈約的詩風屬於永明體。若就在梁初文壇的影響力而言，任昉或許比沈約還要大。任昉（460—508）文名盛於齊梁間，與沈約齊名，當時號“任筆沈詩”。但是，當時文、筆有所區分，詩賦是文學世界的“上等公民”，任昉對自己沒有詩名引以為恨，晚年傾力作詩。昉因博學，詩歌用事成癖，後進受此影響，文章殆同書抄，竟成一時風氣。天監年間劉孝標編《類苑》、梁武帝敕編《華林遍略》，編撰類事之書的競爭，雖然未必是任昉詩風的直接影響使然，但是，屬文煊博的需要，一時風會確實是客觀存在的。對於梁初十來年間的文壇風氣，任昉是影響力最大的人物，沈約次之。當時京城士子寫作詩歌，用典的風氣、講究聲律的風氣，都比較盛。

三體
任昉於天監七年、沈約於天監十二年相繼去世之後，天監十六年至普通元年（517—520），十五至十八歲的蕭綱返回並留在京城任職，正趕上文壇對天監初年詩風進行總結與回顧的時期。真正是個歷史的巧合。天監十一年表上的蕭子顯所著《南齊書》的《文學傳論》，可以想見蕭綱必然是看到的。該論綜述“今之文章”分為三體，一則出於謝靈運；二則出於傅鹹、應璩；三則出於鮑照。這三派文風，在梁初詩壇均有相應者，一則謝靈運體，二則受任昉影響者，三則受沈約影響者。子顯對文章三派都有所批評，並提出三派之外的理想的文學。從時隔十年之後蕭綱對蕭子顯的激賞，以及《與湘東王書》與《南齊書·文學傳論》類似的立論傾向來看，蕭子顯對梁初詩壇的分析批判，必然曾經打動青年蕭綱的心。並且蕭綱後來明目張胆倡導宮體詩，與《南齊書·文學傳論》所揭發的“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文學史邏輯的啟示可能也有關係。

詩品
成書在天監十三至十六年前後的論詩名著鍾嶸《詩品》對詩歌用事及聲律說的猛烈抨擊，也是眾所周知。天監十七年蕭綱為西中郎將、領石頭戍軍事，鍾嶸曾經任西中郎晉安王記室，是蕭綱的幕僚。這時，新撰成的《詩品》以及鍾嶸對齊梁文學的分析、品評，蕭綱更加不可能不了解。這裡錄《詩品》中品任昉、沈約二則評語：“彥升（按：任昉字彥升）少年為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遒變。善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學，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觀休文（按：沈約字休文）眾制，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閒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王融）等，皆宗附之。約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為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雲），意淺於江（淹）也。”這裡，一代文宗都成了任人評說的對象，任昉博學用典，文體淵雅，但是，動輒用事，詩不得奇，末流則文章殆同書抄了。沈約的成就雖為一代之選，但是，效法鮑照，長於清怨，雖為閭里少年所重，然於雅麗有所不足。蕭綱在《南齊書·文學傳論》、《詩品》之類對近代文學分析與批判的風氣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學趨向與觀念。

藩府文風
普通二年至中大通二年共十年的時間內，蕭綱先後出任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揚州刺史。其中，雍州七年，為時最久，對於蕭綱及其文學集團的活動來說，也最重要。雖然蕭綱自幼即是晉安王府的文學集團的中心人物，但是，他成為一個真正的核心和領袖人物，大概是從普通二年（521）十九歲的蕭綱再度自京城揚州出為外藩時期開始的。普通二至四年共二年多南徐州刺史任內，蕭綱與陶弘景、何胤這樣的在野的重要人物均有交往；他與幕僚之間則有過一次較大規模的集體遊覽唱和的詩歌活動可考。蕭綱《往虎窟山寺詩》，治中王冏、記室參軍陸罩、前臣刑獄參軍孔燾、州民前吏刑獄參軍王台卿、西曹書佐鮑至有應和之作。據鮑至和詩“年還節已仲，野綠氣方韶”句，可知時令在仲春。則為普通三年或四年二月。自普通四年（523）至中大通二年（530）約七年多的雍州刺史任期，對於蕭綱的政治軍事文學生涯來說，都是最為重要的歷練。《梁書·文學·庾肩吾傳》敘述蕭綱文學集團的活動及其歷史地位，大約即就雍府至東宮時期而言：“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逾於往時。”按：《梁書》此節所述諸人名，“陸杲”應為陸罩。陸罩在雍藩，頗得晉安王器重。足與徐、庾、三劉並駕齊驅。《南史》卷四八《陸杲傳》附子罩傳：“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藩，為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南史》卷五○《庾肩吾傳》：“（肩吾）在雍州，被（晉安王）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眾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蕭綱在雍州，有下令幕府賦詩的記載可考。《三日賦詩教》：“二府州綱紀：今氣序韶明，風雲調謐，豈直洛格嘉宴，金谷可游，景落興遒，舞雩斯在，鹹可賦詩。”教稱“二府州綱紀”云云，“二府”指將軍府、寧蠻府，自是在雍州時的稱呼。因此可知該命令作於雍州。 蕭綱的文集，如前揭《南史·陸杲傳》所述，由陸罩編撰。該文集八十五卷，編成於大通元年（527）的雍州府。《隋書·經籍志》集部別集類：“《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陸罩撰，並錄。”文集編成之際，蕭綱將文集示張纘，張纘有書謝示集，蕭綱遂又有《答張纘謝示集書》之作。這篇文章的寫作原由與行文方式，都有點依仿歷史上曹植將所作文章示楊修並作《與楊德祖書》故事。二書分別都是作於曹植、蕭綱二十五歲之年。所以，如同曹植的《與楊德祖書》一樣，蕭綱的這篇《答張纘謝示集書》其實是對生平創作的一篇總結性論述。書曰：
“綱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旦睛，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這篇文章“罪在不赦”之前的部分，認為文章的地位天經地義，批評揚雄、曹植鄙薄文學的觀點。“至如春庭落景”以下的一節，自述自己的寫作，春風秋雨、浮雲明月，是自然季節與物色的感激；賓駕宴集、邊塞征戍，則因事抒情。如果要將這段論述所反映的文學觀念作一立場的定位，從積極的方面可以看到，高度重視文學的價值；從消極的方面看，蕭綱的寫作與風景、游宴、心情直接相關，所謂“寓目寫心，因事而作”，顯然反對為文造情，與文學的“古典主義”最不相干。
雍府時期，徐陵、庾信先後加入晉安王幕，對於蕭綱文學集團來說，堪稱一項重大事件。徐陵入晉安王幕，時在普通四年（523），徐陵年十七歲。時陵父摛為晉安王咨議參軍。大通元年（527），庾信年十五，隨父肩吾入晉安王幕府，釋褐為國常侍。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均父子共事晉安王蕭綱。作為蕭綱文學集團的後進，徐陵、庾信以卓越的文學成就，將宮體文學的理想發揚光大，後來成為彪炳文學史的巨擘。直至唐天寶十二載（753），論者舉文詞華麗，仍以“徐庾”為首。《通鑑》記載，唐前進士劉乃上書中書舍人，批評當時以文詞取士的制度，曰：“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元胡三省曰：“徐陵、庾信，唐正元（按：貞元）、大曆以前，皆尚其文。”得其實也。

評價

蕭綱自幼受徐摛、庾肩吾、張率、劉遵、陸罩等幕僚的文學趣味的薰陶。天監十六至普通元年間（517—520），年輕的蕭綱（十五至十八歲）正處於形成文學觀念的關鍵時期，又受到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鍾嶸《詩品》等的影響。晉安王府的文學風氣的特色也許早已有之，但是，晉安王蕭綱成為文學活動的真正的核心，晉安王府的文學集團因此可以稱為名符其實的蕭綱文學集團，大約開始於普通二年（521）十九歲的蕭綱出為南徐州刺史之時。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蕭綱在雍州刺史任上的時期，蕭綱文學集團的活動逐步達到高潮。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去世，蕭綱入主東宮，將雍府以來的文學活動推到一個最高層次，蕭綱成為京城也即梁朝文壇的中心人物。令人矚目的宮體詩風是在這時得到正名的，所謂宮體即“東宮體”。蕭綱文學集團從這時開始以湘東王蕭繹為副領袖，又得著名文人蕭子顯的加盟。雖然徐摛、庾肩吾這兩位早期健將在東宮初期曾先後離開過東宮，但是，宮體詩風愈演愈烈，終梁之世，又不斷有新人加入。 寫作宮體詩的主張除了與“新變”的文學觀念有關之外，與當時整個的歷史氛圍、與永明體以來文學史發展的趨勢也並不矛盾。宮體詩的倡導、宮體新文學觀念，與當時文學史實際是可以銜接得上的。宮體詩的基本觀念也大致是清晰的：主張“新變”，所以反對復古；主張修辭，所以反對“闡緩”冗長；主張文娛審美的傾向，所以主張“放蕩”，主張美文學。

以蕭綱為中心的文學群體的活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文學史上有其地位。它推動了文學事業的發展，對於律體的建設及唐詩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從雍府時期成長起來的蕭綱文學集團的後起之秀徐陵、庾信，甚至成為梁朝之後二百多年間文學的偶像。直至九世紀初葉，唐元和年間“元和詩變”的推動者們樹立杜甫的典範地位時，才逐步被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