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貫考證

綜述

根據以上史料，牛僧孺的籍貫因其祖上，當是昔之安定鶉觚，今甘肅靈台縣。那么，為什麼會出現“隴西人”的說法呢？下面試論之。

祖上人士

牛弘死於公元607年，牛僧孺生於公元779年，其間170年。如果都從生年算，那么他們相差達236年。這樣，僧孺當是牛弘的數代後孫。牛氏居官在外，接連數代，對其籍貫，世人誤以枝為本也是可能的。宋代計有功編輯的《唐詩紀事》在介紹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進士牛嶠時說：“嶠，字公卿，一字延峰，隴西人。自雲僧孺之後。”清張思宕、宗棣所輯《詞林紀事》也說牛嶠是“唐宰相僧孺之後。”《舊唐書》記載，僧孺有個孫子叫牛嶠，官至尚書郎。唐玄宗時代，有個叫牛仙客的，初為縣小吏，當過隴西營田使，遷洮州司馬、河西節度使，曾駐軍過臨洮，後來做到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爵，封隴西縣公。他父親叫牛意仁，本沒有做什麼大官，因其子貴，唐玄宗時代的張九齡曾給他題過墓志銘，說牛意仁族祖是“奇章公隋宗臣”（《靈台縣誌》），這說明牛意仁、牛仙客也是牛弘之後牛僧孺的族祖了。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牛僧孺的祖系還可以追溯到漢代。其族祖牛邯，當過漢護羌校尉，曾在隴西住過；另一族祖牛崇還當過隴西主簿。如此，說牛僧孺是隴西人，是否因牛邯、牛崇、牛仙客、牛嶠的官封、居處和記述而錯以枝為本呢？

文獻記載

但是，牛僧孺的族祖在漢代就住在鶉觚。張九齡說：牛崇他們“因官安定，爰處鶉觚為郡人。”牛意仁在“開元六年（公元718年），隨子（仙客）西征，就養終側伏羌官舍（一說秦州官舍），時年七十有六。冬十一月歸葬北原……逸人之墓，今同郡邸。”《靈台縣誌》上說“歸葬鶉觚，墓在縣南夷平鄉。”如果說牛意仁的族祖不是靈台（鶉觚）人，那么，他死在秦州（天水）為何要“歸葬北原”（靈台）呢？皇帝為什麼要贈其持節澤州諸軍事涇州刺史的封號？（時，靈台屬涇州）。宋代《太平寰宇記》記載牛仙客的祖墓在靈台縣城南一里蒲川水西。《資治通鑑·唐紀三十》）說“牛仙客，涇州人。”《唐紀二十九》說：“仙客本鶉觚小吏。”這說明牛意仁、牛仙客祖系也是靈台。《靈台縣誌》還記載了牛僧孺的墓在縣南三十里處與牛弘墓在一起。其墓冢在今靈台縣新開鄉的牛村，為甘肅省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別墅

除此之外，關於牛僧孺的文物傳說，還有一處他的別墅。其故址在縣城南里許離山下的南寺窪。據《靈台縣誌》記載，當初院中青竹翠柏，有一棵杏樹還是牛僧孺親手栽的。清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靈台縣令張齊聖在《至定寺碑記》中說：“去郭里許，有山巍然，曰離山。山之下，水環之，曰達溪夾岸……沿溪而上曰至定寺。寺創自唐，考之志書，為牛僧別墅。庭有銀杏一株，老乾虬枝，廣陰數丈，為僧孺手植。”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靈台縣令蘇履吉詩云：“南望離山簇曉煙，牛家別墅仰前賢。庭培老樹流芳遠，郡襲奇章繼緒綿。父子天倫能悟主，詩書世業冀承先。於今梵剎仍居址，棟宇巍峨代幾遷。”大概清末銀杏已被砍掉了，房屋破敗失修，所以廩生張明新有詩一首寫到：“古剎何年結構成，宮留瓦礫尚縱橫。院無銀杏風光減，地少俗塵眼界清。綠樹陰遮聞磬處，青苔痕杳步虛聲。我來先看殘碑字，為爰煙霞每獨行。”

子嗣

關於牛僧孺的子嗣，史書記載極簡，據《唐書》說，牛僧孺有兩個兒子也做了大官。一個叫太蔚，大和九年進士，官至尚書左僕射；一個叫叢，開成二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客死太原。孫，牛徽（蔚子），鹹通八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病卒於樊川別墅（在今陝西長安）；孫，牛循（蔚子），官給事中；孫，牛嶠（叢子），位至尚書郎。重孫牛希濟，仕蜀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像牛氏這樣的書香世家在封建社會一般是不會寂寞的。但牛僧孺後，靈台地區卻再沒有什麼關於牛家的傳說，可見牛氏居官者大都在外地落戶、發展了。不過今縣內新開鄉尚有“牛村”之名，並多牛姓者，且有牛氏家譜，牛弘、牛僧孺等具列譜中，這是否也可以做為牛僧孺族系的一個佐證呢？

歷史資料

牛僧孺（779～847）唐穆宗、文宗時宰相。字思黯。安定鶉觚（今甘肅靈台）人。在著名的牛李黨爭中，是牛黨的領袖。貞元二十一年（805）僧孺登進士第。唐憲宗元和三年（808），與李宗閔、皇甫湜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得高第。三人策文指斥時政，觸犯宰相李吉甫。結果，主考官和複審官都被貶謫；僧孺授伊闕尉，在元和朝不得志。後來，僧孺、宗閔與李德裕（吉甫子）等紛爭數十年，這次科場案是個起因。

穆宗即位，僧孺累遷戶部侍郎，因拒絕宣武（今河南開封）節度使韓弘的賄賂，獲得穆宗賞識。當時，李吉甫的政敵李逢吉為相，長慶二年（822），逢吉排擠翰林學士李德裕出任浙西（今江蘇鎮江）觀察使，引僧孺為同平章事。四年，敬宗即位，僧孺出任武昌軍（今湖北武漢）節度使。文宗大和三年（829），僧孺再次入相，德裕出為鄭滑（今河南滑縣東）節度使。五年，幽州（今北京）大將楊志誠逐節度使李載義，文宗召宰相商議對策，僧孺認為此事無關大局，主張任命楊忘誠繼任節度使，為文宗採納。同年，吐落維州（今四川漢川西北）守將悉怛謀降唐，劍南西川（今四川成都）節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駐維州城，並奏陳用兵事宜。僧孺認為唐與吐蕃結盟，不宜違約開釁。文字從僧孺議，命德裕撤退駐兵，送還降將。其實，大和四年吐蕃已違約攻唐，此時，唐已可不受盟約拘束。僧孺對幽州和維州的決策，反映了他一貫妥協反戰的思想。文宗後來對維州的處理不免後悔，僧孺也知文宗對他不滿，便主動告退，出為淮南（今江蘇揚州北）節度使，累遷東都留守、山南東道（今湖北襄樊襄陽）節度使，唐武宗即位後，李德裕當權，僧孺被罷為太子少師。會昌四年（844），又以交結澤潞（今山西長洽）叛藩的罪名，貶為循州（今廣東惠州）長史。宣宗即位後，李黨盡被貶滴，大中元年（847），僧孺復原官太子少師。同年卒。

治鄂之功

唐中葉，鄂州(州治江夏縣，在今武漢市武昌區)成為東南貢賦轉運中心，地位日顯重要。寶曆元年(825)，唐敬宗命宰相牛僧孺出任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領鄂、岳、蘄、安、申、光等6州。牛僧孺在鄂6年，裁撤冗員，整肅吏治，減輕民賦，頗有政聲。其間，他奏請廢沔州，並漢陽、漢川於鄂州，開始將漢陽、江夏納入同一行政區。江夏縣原為土城，牛僧孺分期將其建為磚城，使之北臨沙湖，南抵紫陽湖，規模空前宏大，為唐宋時期鄂州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生平

人物生平

牛僧孺（779～847），唐穆宗、唐文宗時宰相。字思黯。安定鶉觚（今甘肅靈台）人。在牛李黨爭中是牛黨的領袖。 《吳中先賢譜》 蘇 文 編繪

貞元二十一年（805）僧孺登進士第。他在唐憲宗元和三年（808）的科場案中，所作策文觸犯宰相李吉甫，在元和朝不得志。這次科場案是以後糾葛40餘年的牛李黨爭的起因。

穆宗時，牛因拒絕賄賂，獲得穆宗賞識。當時，李吉甫的政敵李逢吉為相，長慶二年（822），逢吉排擠李德裕（吉甫子）出任浙西（今江蘇鎮江)觀察使，引僧孺為同平章事。文宗大和三年(829)，僧孺再次入相，德裕出為鄭滑（今河南滑縣東 ）節度使。

五年，吐蕃維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守將悉怛謀降唐，劍南西川（今四川成都）節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駐維州城，並奏陳用兵事宜。僧孺認為唐與吐蕃結盟，不宜違約開釁。文宗從僧孺議，命德裕撤退駐兵，送還降將。其實，大和四年吐蕃已違約攻唐，此時，唐已可不受盟約拘束。僧孺對維州的決策，反映了他一貫妥協反戰的思想。文宗後來對維州的處理不免後悔，僧孺便主動告退，出為淮南（今江蘇揚州北）節度使，累遷東都留守、山南東道（今湖北襄樊襄陽）節度使。唐武宗即位後，李德裕當權，僧孺被罷為太子少師。

會昌四年（844）又以交結澤潞（今山西長治）叛藩的罪名 ，貶為循州（今廣東惠州）長史。宣宗即位後，李黨盡被貶謫，大中元年（847）僧孺復原官太子少師 。僧孺好文學，著有傳奇集《玄怪錄》10卷，現僅存輯本一卷。

從政生涯

牛僧孺是甘肅靈台的一位歷史人物。他既是政界的貴胄。又是文壇的名士。

牛僧孺生於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卒於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他一生六十九年中經歷了德、順、憲、穆、敬、文、武、宣八個皇帝。這正是唐中期以後走向衰亡的歷史時期。這時期，皇帝昏庸，宦官弄權，因此，朝臣與宦官的鬥爭，朝臣中世家出身的與科舉出身的黨派鬥爭，非常尖銳激烈。各派政治集團你上台，他下台，像走馬燈似的。朝廷對宰相的更換極為頻繁，而一個宰相的更替、貶斥就相應地引起了一大批京官、外任的調換。官宦巨族的鬥爭，皇帝成為掌權的黨派用來打擊對方的棍子。其時，政治腐敗，藩鎮勢力乘機發展，社會動亂不安，唐玄宗以前的大唐盛世已經走向末路了。牛僧孺所處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25歲的牛僧孺高中進士，步入仕林。這使他看到了腐敗政治的一些內幕。公元808年，唐憲宗制舉賢良方正科特試，牛僧孺正血氣方剛，胸懷治國韜略，在策對中毫無顧忌地指陳時政。他的膽略見識深為考官賞識，成績被列為上等。但是，對朝政的指責卻得罪了當時宰相李吉甫，因此遭了“斥退”的打擊，久不得敘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吉甫死後，牛僧孺才得重用，被提拔做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

公元820年，唐憲宗被宦官所殺，穆宗即位後，牛僧孺改任御史中丞，專管彈劾（檢舉官吏過失）之事。這時，他精神大振，按治冤獄，執法不阿。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宿州刺史李直臣貪贓枉法，其罪當誅。李直臣賄賂宦官為他說情，穆宗皇帝也當面對牛僧孺言明“欲貸其法”（李容李直臣）。牛僧孺據理雄辯，強調應堅持國家法制。穆宗被牛僧孺的正確論述所動，“嘉其守法，面賜金紫”，加官同平章事。

牛僧孺為官比較正派，他不受賄賂，在當時很有好名。《唐書》記載了這么一件事：土族韓弘入朝為官時，其子曾厚賂宦官朝貴。韓弘父子死後，皇帝派人幫助其幼孫清理財產時，發現宅簿上“具有納賂之所”，至僧孺名下，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新唐書》）穆宗看了這批語大受感動，在議論宰相的時候，“首可僧孺之名”。

唐穆宗長慶元年以後，西部民族吐蕃又派使者與唐朝會盟，約定雙方各守現管本界，不相侵犯，並把盟約刻石立碑，表示親善。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吐蕃遣使者論董勃義入朝修好。這時，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說，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要獻城投唐，並建議乘機出兵以圖大事。文宗把李德裕的奏章下尚書省討論。牛僧孺上奏章駁斥李德裕所議，強調“中國御戎，守信為上”，若“一朝失信”，將會帶來嚴重後果。他的意見得到皇帝採納。

史學家岑仲勉就歸還維州對牛僧孺有異議。他評論說，大中三年（849年），正牛黨執政時期，離歸還維州僅僅18年，而這次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投，急詔令盡力收復。為何此次便不再“守信為上”？李德裕要收復維州時，牛黨說“維州緩而關中急”，此時怎么來個180度大轉變？！收復維州，作用與謀通南詔制衡吐蕃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圍魏救趙。不收維州，則劍南節度所控制的西山八國蕃落，都被割斷，藩籬盡失，李德裕數年苦心孤詣，經營劍南邊疆，剛有好轉，牛僧孺幾句話便讓他所有的努力化為泡影，李德裕怎么能不恨牛僧孺。歸還維州帶來的另一個嚴重後果就是斷絕了外族內附之心——來投靠也讓你給遣送回去給宰了！誰還敢叛族內附？後來文宗意識到這一點，對牛僧孺相當不滿。綜上所述，牛讓李歸還維州純粹因私怨，以私害公。

文學名士

牛僧孺好學博聞，青年時代就有文名。他和當時著名詩人白居易、劉禹錫等常往來唱和，這在《唐詩紀事》中見到他的一些軼事和詩作。在文學上，他突出的是寫了卷帙浩繁的《玄怪錄》傳奇十卷。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造傳奇之文，薈萃於一集者，唐代多有，而煊赫者莫如牛僧孺之《玄怪錄》”。據學者論，牛僧孺的《玄怪錄》已佚，現僅可從《太平廣記》之中看到引篇。就此而論，雖然他的傳奇多寫怪異奇幻，在現實意義和藝術性上不如蔣防的《霍小玉傳》、元稹的《鶯鶯傳》、陳鴻的《長恨歌傳》、白行簡的《李娃傳》、沈既濟的《枕中記》、李公佐的《南柯記》、楊巨源的《紅線傳》等。但如他的《韋協律兄》《崔書生》等，也有一定的教育意義和很高的藝術價值。

牛僧孺，官至宰輔，死贈太尉，謚曰文簡，在唐代歷史上是個有名人物。但是，對他的祖籍，歷來學者說法不一。魯迅先生說：“僧孺字思黯，本隴西狄道人。”（《中國小說史略》）張友鶴教授也說是隴西狄道人（見1979年版《唐宋傳奇選注》）。還有1979年3月號《甘肅文藝》上穆青同志的《甘肅古代著名作家及其代表作考略》也是這個觀點。（按：“隴西狄道”即今甘肅臨洮縣。）

197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辭海》說：“牛僧孺，（唐）鶉觚人。”鶉觚，今甘肅靈台縣，鶉觚縣城故址在縣東南三十里的邵寨鎮。傳說秦大將蒙恬駐兵於此，太子扶蘇監軍。築城時，有鶉鳥立於祭觚之上，以為異，遂號鶉觚，鏇設縣焉。其城隋大業元年移建於今縣治所，秦屬北地郡，漢、隋、唐屬安定、涇州。

籍貫問題

關於牛僧孺的籍貫，新舊《唐書》都無明言。但是兩《唐書》提到了他的祖系，都說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後裔。”考《隋書·牛弘傳》：“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從幸江都（今江蘇揚州），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賜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隋書》1309頁）頁這段記載清楚地說明牛弘是靈台人，並葬於安定郡內。《靈台縣誌》記載，牛弘墓在縣城三十里。明代巡按薛剛有詩為證：“史節逕行陰密城，城臨古墓表牛弘。當年不責醉中過，今日能垂身後名。入土剛腸雖已朽，根天友愛祗如生。紛紛振臂為仇者，過此方知有弟兄。”（註：陰密城，因靈台縣境在商代為密須國，故城在今縣西五十里的百里鄉古城村，周為密國，漢代曾改置陰密縣。）

奇聞趣事

牛僧孺與白居易有著深厚的友情，兩人經常一起品石作文，其樂融融。

牛僧孺經常同白居易坐石論道。牛僧孺坦言：“嘗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為了紀念二人的友情和記載牛僧孺的愛石情愫，白居易特於會昌三年(843)五月題寫了著名的《太湖石記》，簡明而深刻地闡述了有關藏石賞石方面的理論與方法，從而提升了牛僧孺在古代石壇上的影響。鑒於牛僧孺藏石甚多，且多佳作，抽象具象均有，形神兼備，獨樹一幟，牛僧孺因而被白居易視為唐代的藏石大家。白居易為牛僧孺題寫的《太湖石記》，更成為千古名文，為世人所傳頌。茲將原文抄錄於此，以饗讀者：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稽中散嗜琴，靖節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眾皆怪之，吾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言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厘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徙，游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聚族，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石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累累而至。公於此物獨不謙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吏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棱銳劌和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跬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斗。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皚，若欲雲□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消影麗之旦，岩壑□□，若拂嵐撲黛，藹藹然可狎而玩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而要言，則三山五嶽，百洞千壑，□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會昌三年(843)五月丁丑記。《太湖石記》，是中國賞石文化史上第一篇賞石名作。在為牛僧孺題寫的這篇名作中，白居易提出了“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及“古之達人，皆有所嗜……誠哉是言，適意而已”的觀點；提出了“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的石種選擇標準；這篇名作，還向後人傳達了牛僧儒痴迷太湖石“東弟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的藏石盛況和“公於此物，獨不謙讓……待之如賓友，視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的愛石情結。更重要的是，文中所提到的“石有大小，其數四等，從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的這種對賞石分等論級的品評方法，並為後來者所效仿。

牛僧孺在洛陽城東和城南分別購置了一所宅邸和別墅，他“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游息之時，與石為伍”。牛僧孺在各地任職的朋友同好都知道他有石癖，便千方百計搜奇獻瑰，“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致之……三山五嶽，百洞千壑，視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牛僧孺所愛蓄藏之奇石，多半是出自蘇州太湖的太湖石。一次，他在蘇州任地方官的朋友李某輾轉搞來幾座“奇狀絕倫”的太湖石峰，“池塘初展見，金玉身凡輕。側眩魂猶悚，周觀意漸平。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旺興添魔力，消煩破宿酲。”牛僧孺激賞之餘，寫成一首40句的五言長詩，寄奉同好白居易和劉禹錫，白、劉二人前往觀瞻後，也大為稱奇，各自奉和了一首，白居易稱讚其“在世為尤物，如人負逸才”，自嘆雖曾為蘇州刺史，卻無緣得此奇石，“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劉禹錫在詩中也提到：“有獲人爭賀，歡遙眾共聽。一州驚閱寶，千里遠揚舲。”讀來令人想見其風采。牛僧孺在邸墅中羅致了大量的太湖石峰，朝夕相對，如坐春風，“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並把太湖石峰從大到小分為甲乙丙丁四類，每類分別品評為上中下三等，刻於石表，如“牛氏石甲之上”之類，這便開了唐末宋初品石之風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