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儒學世家

薛瑄生於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十日（1389年8月20日），出身教育世家。祖父薛仲義精通經史，因時值元末戰亂，不願應考做官，大半生均在家鄉教書。父親薛貞於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舉後，歷任河北元氏、河南滎陽、河北玉田、河南鄢陵等縣的儒學教諭達三十餘年。

薛瑄因有良好的求學環境，再加上生性聰穎，在六、七歲時便能對《國小》、四書熟習背誦，十一、二歲就會寫詩作賦。

永樂元年（1403年），薛瑄的父親在任滎陽縣教諭時，河南布政司參政陳宗問前來巡視，在船上偶有感觸，隨口吟出“綠水無憂風皺面”，但一時想不出對句，便求教於在場官吏，結果無一人能夠對得上來。父親回家將此事告訴薛瑄，他稍加思索便道出“青山不老雪白頭”。陳宗問得知後，頗感驚奇，便親臨學舍看望，還索閱了他平時的詩作，稱他才學出眾，長大一定能成大器。

永樂十七年（1419年），薛瑄的父親改任鄢陵縣教諭。年近三十歲的他仍然隨父親求學。不過這時他已將主要精力用於研讀程朱理學，並泛及子史百家、天文地理等，而對科舉的學問並不感興趣。但事有蹊蹺，按照當時規定，凡教諭所在縣長期無人能考上舉人、貢生時，就要將其充發到邊遠地區服役。出於無奈，薛瑄只得聽從父命，於次年八月參加了河南全省鄉試，考中了庚子頭名解元；翌年，又赴京師參加了全國會試，登甲榜賜進士及第。從此便開始了他的從政生涯。

為政有聲

薛瑄從宣德三年（1428年）開始，到天順元年（1457年），陸續居官二十四年，大多執掌法紀，如監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期間他嚴於律己，勤廉從政，剛直不阿，執法如山，被譽為“光明俊偉”的清官。

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擬重整風紀，在內閣首輔楊士奇等的舉薦下，薛瑄被任命為廣東道監察御史，並監湖廣銀場。湖廣銀場即沅州銀場，轄湘西十餘縣二十多處銀礦，有民夫五十餘萬人。這裡多年管理混亂，貪污成風，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時，深知肩負責任重大，便以唐詩“此鄉多寶玉，切莫厭清貧”自警。他輪流駐於沅州、辰溪和瀘溪等處，往復巡視，明察暗訪，承辦要案，特別是對貪污受賄者都一一上報革除官職，依法嚴懲。從而使府縣及銀場秩序井然，民眾誇讚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過一次家。離任時兩袖清風，正如他在詩中所說的那樣：“莫言白筆（代稱自己）南征久，贏得歸囊一物空”。

不屈王振

正統六年（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參與刑獄案件審理。此時，身為司禮太監、把持朝政的王振，為了達到結黨營私、培植親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贈送禮物並約請相見，但都被薛瑄託辭謝絕。朝中重臣楊士奇等見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屢次勸他前往王府道謝。而他卻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之理？吾不為耶！”不僅如此，群臣到東閣議事，公卿們見了王振都行跪拜禮，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禮，從此王振對他就更懷恨在心了。 

薛瑄上任後盡心盡職，昭冤平反，僅四個多月就辦完了在錦衣衛發生的10多起冤獄案。事有湊巧，薛瑄辦案期間，當時錦衣衛有個已去世二年的軍官的小老婆美貌風流，與王振之侄、錦衣衛行事校尉王山私通，兩人想馬上成親，但軍官的大老婆賀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滿為由，從中阻攔。結果引起兩人不滿。王山便唆使那軍官的小老婆狀告賀氏，說她用妖術悶死了自己的丈夫。於是由錦衣衛將賀氏扣押立案，由都察院御史獄審訊判成死罪。薛瑄發現其中有冤，多次要求經辦此案的監察御史複查平反，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藉故推諉，只好又轉交刑部議處。待刑部查清確屬冤案後，薛瑄便憤然對諸監察御史以瀆職枉法進行了彈劾。這樣一來，便引起了錦衣衛指揮馬順和都察院都御史王文的強烈不滿，二人立即向王振大進讒言，王振聽後大怒，便令諫官彈劾薛瑄，以對當今朝廷不滿為由，定為死罪，下於錦衣衛獄中。薛瑄入獄後，許多人紛紛前往看望，但只見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專心致志地誦讀。通政史李錫知道後讚嘆說：“真鐵漢也!”午門會審時，由王文主審提問，薛瑄當即義正詞嚴地斥責他說：“你身為御史長官，自當迥避，安能問我!”羞得王文無言答對。薛瑄蒙冤，震動朝野，就連王振的老僕人也為之痛哭不已。王振見眾怒難犯，只好作出退讓。後經兵部尚書王偉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將他削官為民，放回故里。時過七年，也就是正統十四年（1449年），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為民請命

薛瑄為官不但清廉律己，而且勤政愛民。他誠懇地指出：“為政以愛人為本。”“做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見《讀書錄》）他深刻闡明了愛民、養民；讓民眾富庶起來的重要性。他說：“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見《從政名言》）正是在這種愛民思想的支配下，薛瑄做官期間不斷地為民請命，為民伸冤，動人事跡廣為流傳。

景泰元年（1450年），復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協助巡撫僉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亂。期間，他親自到各處察看民情，發現當地貪官割剝、橫徵暴斂，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難申，作亂主要由此引起。於是，他在作亂平息之後，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說：“番川遠夷，但當羈縻之，不宜責以貢賦。”他列舉事實說明苗彝等少數民族地區民力已竭，財力已盡，只有減少貢賦，才可不生變故。但朝廷對這一建議不置可否。一氣之下，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辭官還鄉的請求。

景泰四年（1453年），全國發生大饑荒。蘇州、松江一帶民眾紛紛向富戶借糧。但富戶們乘人之危，大抬糧價，囤積居奇，吝而不借。為此激起民怨，便發生了民眾群起搶富戶糧食、燒富戶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處，王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五百餘戶，捕得兩百餘人，並以謀反罪將其全部解京，奏請一齊問斬。不少大臣都認為這是一宗大冤案，但懾於王文權勢卻不敢提出異議，只有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王文怒對別人說：“此老倔強猶昔！”但薛瑄卻莊重地表白道：“辨冤獲咎，死何憾焉！”最後經都察院官吏勘實，只嚴懲了為首者三四人。

入閣回鄉

天順元年（1457年）春，年已六十九歲的薛瑄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任命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入內閣參與機務。起初，他還躊躇滿志地想為朝廷效力，每逢朝廷召見，都能坦誠直言，獻計獻策，屢次就行王道、重賢才、用群策等，陳述了自己的主張。但不久他便發現英宗皇帝平庸無能，對朝臣亂政束手無策，置正確意見於不顧，屈殺忠臣于謙，並令從南國購買獅子，玩物喪志。從此，他對振興朝政已毫無信心，想到還是“見幾而作”，致仕還鄉為好。於是便以老病為由接連上章，獲得允準後，第四天便離開京師，踏上歸程。這時，他高興地說：“我所推崇的道學思想可以順利地弘揚了！”

薛瑄在致仕還鄉以後的日子裡，一面聚眾講學，一面進一步深鑽細研正心復性理論，並進行更加嚴格的自我修養，使之達到了更高的境界。

安然逝世

天順八年（1464年）六月十五日（7月19日），薛瑄忽覺身體不適，遂將所寫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後伏案寫詩道：“土炕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窗日影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唯覺性天通。”通字尚未寫完，薛瑄便與世長辭，時年七十六歲。薛瑄逝世後，朝廷遣使諭祭，並命有司為其辦理喪事。次年春又頒下《奉天誥命》，根據薛瑄生前的功績，贈他為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諡號“文清”。

成化元年（1465年），監丞李紳首請薛瑄從祀孔廟，其後請求薛瑄從祀孔廟的人也不少，但劉定之認為薛瑄雖為一代名臣，但他尚未達到從祀資格。

隆慶五年（1571年）九月，朝廷降旨準予薛瑄從祀孔廟，稱其為“先儒薛子”。

主要成就

思想成就

●理學大師

薛瑄是明代有名的理學大師。永樂年間，青年時期的薛瑄便在元末著名學者徐懷玉、魏希文、王素亨等人的指導下，專心攻讀宋明理學，頗有造詣。從政以後，他更是勤學不輟，一有空閒，便親自抄錄《性理大全》一書（明成祖命胡廣編著），認真讀誦，經常深夜才眠；尤其是冬天的夜晚，他不顧寒冷，仍然燃燭苦讀。他在讀書中，如有心得體會，便立即記載下來，後來記得多了，便集成《讀書錄》和《讀書續錄》，兩書共23卷，後成為薛瑄在理學方面的重要論著。

薛瑄推崇程朱理學，在思想上總的是同程朱理學一脈相承的，但又並非程朱理學的簡單延續，而是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程朱理學。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理無窮，故聖人立言亦無窮”的思想指導下，棄舊圖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義思想傾向的觀點，對明中葉興起的理學唯物主義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導作用。首先，他批判和改造了朱熹“理在氣先”和“理、氣決是二物”的唯心主義理氣觀，明確提出了“理在氣中，以氣為本”的新觀點。他反覆強調：“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見《讀書錄》）“理與氣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若無氣，理定無止泊處。”同時，明確指出“理氣決是二物”的說法是錯誤的，他說：“理與氣無間亦無息。”“理氣渾然而無間，若截理氣為二則非矣。”(以上均見《讀書續錄》)他堅持氣是構成宇宙萬事萬物最原始的物質本體的觀點，他說：“天地間只一氣。”“天地萬物皆氣聚而成形。”（均見《讀書錄》）以上這些論述都是非常正確，應該充分肯定的。

●創立實學

其次，薛瑄一貫倡導求實理、務實用的實學思想和學風，他不但明確提出了“實學”的概念，而且賦予了豐富的內涵。他說：“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時隨處省察於言行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心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又說：“為學不在多言，亦顧務行如何耳!”他在強調行的重要性的同時，也肯定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如說：“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觀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合者，終未免有差也。”（以上均見《讀書錄》）由於薛瑄力倡“實學”，並一生躬行實踐，所以他的學說被時人稱為“篤實踐履之學”，他本人被譽為“實踐之儒”。

再次，“復性”說在薛瑄理學思想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薛瑄的“復性”說，雖積極維護程朱的“道統”觀念，本質上仍然是唯心主義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義觀點。如就“性”的本源來說，朱熹認為“性”是天賦，來自先天；而薛瑄則認為“性”是“理”，主要形成於後天。在對“復性”的具體解釋上，朱熹指出，“復性”就是要恢復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卻不然，他說“復性”就是要按理視、聽、言、動。不難看出，薛瑄的“復性”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朱熹“復性”說的修正和完善。

●後世影響

薛瑄的學說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較大。他通過長期聚徒講學，按照自己的思想體系，培養造就了大量學者，創立了著稱於史的河東學派。在之後的一個多世紀裡，河東學派不斷壯大，薛瑄弟子遍及山西、陝西、河南、湖北等地，他們在弘揚薛瑄思想學說和發展程朱理學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薛瑄繼曹端之後，在北方開創了“河東之學”，門徒遍及山西、河南、關隴一帶，蔚為大宗。其學傳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呂大鈞兄弟為主的“關中之學”，其勢“幾與陽明中分其感”。清人視薛學為朱學傳宗，稱之為“明初理學之冠”，“開明代道學之基”。高攀龍認為，有明一代，學脈有二：一是南方的陽明之學，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學。可見其影響之大。

文學成就

薛瑄是有素養的作家和詩人。他的文學作品有散文、雜文等260餘篇，詩歌1570首，成就頗大。對於詩文寫作，他曾講道：“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肺腑者是也。故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為主。”(見《讀書錄》)這就是說，凡是發自肺腑的、具有真情實感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好作品。在寫作方法上，他主張要條理明白，要注重修辭，把文章寫得言簡意賅；他還強調，有了高深的涵養，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寫出好的文章。這些見解，無疑都是正確的、高明的。

薛瑄的散文、雜文大體可分為遊記、隨感、對友人題贈以及寓言故事等。在寫作上大都結構嚴整，行文流暢，格調清新，寓意深刻。如《游龍門記》敘述簡潔明快，寫景繪聲繪色，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被稱為明代散文佳作，上世紀60年代曾被選入中學課本。《退思亭記》《車窗記》都是觸景(物)生情，有感而發，在揭露貪污受賄、敗壞法紀等劣行的同時，不忘奉勸世人和勉勵自己勤廉從政、慎言慎行，說理充分，令人心悅誠服。

薛瑄很愛寫詩，凡行旅、登臨、居住、懷古、讀書、會友、贈別等，多有詩歌問世。對薛瑄的詩，清人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給予了很高評價，曾稱：“大致沖淡高秀，吐言天授，往往有陶（陶淵明）韋（韋應物）之風。蓋有德有言，瑄足當之。”薛詩中不乏名篇、警句，如“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沅州雜詩》）、“庶官務割剝，不念遠人窮。”（《有感》）、“夜深風雪響侵門，繡被熏來睡正溫；忽念中林有樵者，獨慚余暖未能分。”（《瀘溪冬夜》）、“宦情似水年來淡，鄉思如旌日自懸。”、“彤闈紫閣如天上，依舊清汾數頃田。”（見《舟中賦》）。薛瑄的詩意境優美，形象生動，愛民之心，辭官之願，躍然紙上，備受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