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及注釋

譯文
離別山川湖澤已久，縱情山林荒野心舒。
姑且帶著子侄晚輩，撥開樹叢漫步荒墟。
遊蕩徘徊墳墓之間，依稀可辨前人舊居。
水井爐灶尚有遺蹟，桑竹殘存枯乾朽株。
上前打聽砍柴之人：“往日居民遷往何處？”
砍柴之人對我言道：“皆已故去並無存余。”
“二十年朝市變面貌”，此語當真一點不虛。
人生好似虛幻變化，最終難免泯滅空無。

注釋
去：離開。游：遊宦。這句是說離開山澤而去做官已經很久了。　
浪莽：放蕩、放曠。這句是說今天有廣闊無邊的林野樂趣。　
試：姑且。榛：叢生的草木。荒墟：廢墟。這兩句是說姑且攜帶子侄，撥開叢生的草木，漫步於廢墟之中。　
丘壟：墳墓。依依：思念的意思。這兩句是說在墳墓間徘徊，思念著從前人們的居處。　
杇（wū ）：塗抹。這兩句是說這裡有井灶的遺蹟，殘留的桑竹枯枝。　
此人：此處之人，指曾在遺蹟生活過的人。焉如：何處去。　
沒（mò）：死。一作“歿”。
一世：二十年為一世。朝市：城市官吏聚居的地方。這種地方為眾人所注視，現在卻改變了，所以說“異朝市”。這是當時的一句成語。這句和下句是說“一世異朝市”這句話真不假。　
幻化：虛幻變化，指人生變化無常。這句和下句是說人生好像是變化的夢幻一樣，最終當歸於虛無。

鑑賞

公元406年（東晉安帝義熙二年），亦即是陶淵明由彭澤令任上棄官歸隱後的第二年，詩人便寫下了《歸園田居》五首著名詩篇，當時詩人四十二歲。此詩是其中的第四首。

只做了八十多天彭澤縣令的陶淵明，已實在無法忍受官場的污濁與世俗的束縛，他堅決地辭官歸隱，躬耕田園，且從此終身不再出仕。脫離仕途的那種輕鬆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種欣悅之情，還有清靜的田園、淳樸的交往、躬耕的體驗，使得這組詩成為傑出的田園詩章，也集中體現了陶淵明追求自由、安於清貧、隱逸山野、潔身自好、遠離官場、超脫世俗的美好情操。

作者之所以毅然棄官歸田，並在這組詩的第三首《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中表達了只求不違所願而不惜勞苦耕作、夕露沾衣的決心，為的是復返自然，以求得人性的回歸。這第四首詩的前四句寫歸田園後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遊。首句“久去山澤游”，是對這組詩首篇《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所寫“誤落塵網中”、“久在樊籠里”的回顧。次句“浪莽林野娛”，是“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作者在脫離“塵網”、重回“故淵”，飛出“樊籠”、復返“舊林”後，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悅。這句中的“浪莽”二字，義同放浪，寫作者此時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狀態；逯欽立校注的《陶淵明集》釋此二字為“形容林野的廣大”，似誤。句中的一個“娛”字，則表達了“性本愛丘山”的作者對自然的契合和愛賞。從第三句詩，則可見作者歸田園後不僅有林野之娛，而且有“攜子侄輩”同游的家人之樂。從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寫，更可見其遊興之濃，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啟下，引出了後面的所見、所問、所感。

陶詩大多即景就事，平鋪直敘，在平淡中見深意、奇趣。這首詩也是一首平鋪直敘之作。詩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杇株”，緊承首段的末句，寫“步荒墟”所見，是全詩的第二段。這四句詩與首篇《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中所寫“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那樣一幅生機盎然的田園畫適成對照。這是生與死、今與昔的對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熱愛人生的作者，面對這世間的生與死、時間的今與昔問題，自有深刻的感受和無窮的悲慨。其在“丘壟間”如此流連徘徊、見“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對遺存的“井灶”和殘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觀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像、耐人尋繹的。

詩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詩的第三段。前兩句寫作者問；後兩句寫薪者答。問話“此人皆焉如”與答話“死沒無復余”，用語都極其簡樸。而簡樸的問話中蘊含作者對當前荒寂之景的無限悵惘、對原居此地之人的無限關切；簡樸的答話則如實地道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而在它的背後是一個引發古往今來無數哲人為之迷惘、思考並從各個角度尋求答案的人生問題。

詩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是最後一段，寫作者聽薪者回答後的所感。這四句詩參破、說盡了盛則有衰、生則有死這樣一個無可逃避的事物規律和自然法則。詩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極大，所蘊藏的哲理意義極深；這正是所謂厚積而薄發，也是陶詩的難以企及之處。正如朱光潛在《詩論》第十三章《陶淵明·他的情感生活》中所說，一些哲理，“儒、佛兩家費許多言語來闡明它，而淵明靈心進發，一語道破。讀者在這裡所領悟的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情趣、一種胸襟、一種具體的人格”。讀陶詩，正應從中看到他內心的境界、智慧的靈光，及其對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賞析文章認為作者此行是訪故友，是聽到故友“死沒無復余”而感到悲哀。但從整首詩看，詩中並無追敘友情、憶念舊遊的語句，似不必如此推測。而且，那樣解釋還縮小了這首詩的內涵。王國維曾說，詩人之觀物是“通古今而觀之”，不“域於一人一事”（《人間詞話刪稿》），其“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是“人類全體之性質”（《紅樓夢評論·餘論》）。這首詩所寫及其意義正如王國維所說。作者從“昔人居”、耕者言所興發的悲慨、所領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個人的、偶然的，而是帶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間悲劇。，而是帶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間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