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志詩二首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
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
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
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
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
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
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
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
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
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
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
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
哀哉二芳草,不值泰山阿。
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
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
賢才抑不用,遠投荊南沙。
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
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
鑑賞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後漢書》有傳,今存詩僅此兩首。此詩約寫於他二十歲左右時,當時州郡舉薦他為孝廉,又徵召他為右北平從事祭酒,他都一一辭去,並寫下了這兩首詩以見其志。
第一首的前八句可為一段,作者將“大道”與“窘路”對舉,表明自己要走的是寬廣的人生道路,不願走狹窄的小道,因為他志向遠大,如同大鵬之鳥,其翼如垂天之雲,不願棲止於卑小之地,以免讓狹窄侷促的小路局限著自己舉足千里的步武。他要在大自然中舒展自己凌霄薄天的翅膀,放開千里之足,超世絕塵,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倏忽之間,令人難以追蹤。“賢愚豈常類”以下六句,說明他根本不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那一套,他認為儘管人的賢愚有別,但並非賢者自賢,愚者自愚,關鍵看自己的秉性如何。秉性清則志向高潔,秉性濁則品格卑污,人的命運並非掌握在上天手裡。只不過人富貴了就名登史冊,貧賤者則名不見經傳罷了。酈炎生活的東漢時代,統治者極力鼓吹“君權神授”,宣傳“天人感應”和讖緯迷信。酈炎反對“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是與官方哲學針鋒相對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兩句,頂上兩句而來,作者要主宰自己的命運,故說貧與富、窮與通若由自己主宰,那么有志之士也就用不著相面占卜了。此處暗用了戰國時蔡澤的典故,蔡澤在乾謁諸侯未被進用時,曾找唐舉相面。唐舉見他一副醜陋不堪的怪相,嘲戲他說:“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說:“富貴我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後來蔡澤西入秦,取范雎而代之,奪取了相位。(見《史記·范雎蔡澤列傳》)由此看來,人的“通塞”最終還是“由己”的。
末尾六句,以西漢初的歷史人物陳平、韓信為例,說明有大志者終能成就一番大事業。陳平在里社(家鄉),因家貧,富人都不肯把女兒嫁給他。(敖,通“傲”,這裡是被動用法,即“見傲”之意)後依劉邦,為其六出奇計,屢建大功,封侯拜相。韓信始為布衣時,家貧無行,曾釣於淮陰城後,依劉邦後,軍功卓著,被封為齊王。故詩中說他們“終為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看來酈炎的辭官,並非想高蹈遺世,做一名隱士,而是在宦官貴戚把持政權、朝政日非的桓、靈時代,他對黑暗的現實有所覺察,不願為五斗米折腰,其“志氣”在此。
第二首開頭以芝蘭為比興,寄寓著自己生不逢時的感慨。靈芝生在河流的洲渚之中,往往因遭到洪波的衝擊而動搖其根本;蘭花所以開放得晚,是因為嚴霜摧殘了它的枝條,它們都是生非其地、生非其時。如果“二芳”生在泰山之阿,那又是另一種光景了。“文質”兩句一轉,由物及人。意謂一個文質兼備的人雖為世道所貴重,但只有為時所用才能發揮其長。下文以賈誼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賈誼乃洛陽才子,才華出眾,入仕後一年三遷,屢為朝廷更定法令,頗得漢文帝的器重,文帝準備委以重任,授與公卿之位。絳侯周勃、灌嬰等元老卻反對賈誼,詆毀他“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漢書·賈誼傳》)於是賈誼被貶為長沙王太傅,遠適荊南。“絳灌臨衡宰”以下四句,所概括的就是這段史實,可見“賢才抑不用”的現象是不乏其例的。“抱玉乘龍驥”兩句,進一步抒發賢才不被知遇的感慨。璞玉不遇卞和,則不知其寶;千里馬不遇伯樂,連駑馬也不如;英才不遇明主,也難以施展其抱負。這是酈炎辭辟的另一原因。結尾兩句是收煞,作者希望在這混濁的時代能有像孔子那樣的聖人出來,列出德行、政事、文學、言語四科,以四科優劣取士,這是作者選拔人才的主張。
酈炎的《見志詩》,在詩歌史上應占有一席地位,它不僅在思想上閃耀著要求主宰自己命運和反對官方哲學的光輝,而且在藝術上成就也較高。西漢時代的五言詩,作者大多不可靠,所以劉勰說“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故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文心雕龍·明詩》)東漢的文人五言詩,在酈炎之前,藝術上較成功的很少,所以鍾嶸《詩品序》云:“東京二百載中,惟班固《詠史》,質木無文。”班固的《詠史》詩寫緹縈救父的故事,概據本傳,不加藻飾,詩歌形象較差,故有“質木無文’之譏。酈炎的《見志詩》,在抒寫自己的志氣與懷抱時,多用形象化的比擬,“大道”、“窘路”、“修翼”、“遠趾”、“陵霄羽”、“千里足”等等,都帶有象喻性。靈芝、蘭花,亦含興寄,鍾嶸《詩品》說:“文勝托詠靈芝,寄懷不淺。”有了興寄,就大大增強了詩歌的形象性和藝術表現力,克服了“質木無文”的現象。又加此詩志氣豪邁高遠,“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等句,大有睥睨千古、逸氣乾雲之概,故顯得“梗概多氣”。在這方面,它影響到建安詩歌。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云:“趙壹、酈炎、孔融、秦嘉五言,俱漸見作用之跡,蓋其時已與建安相接矣。”這話說得不錯。所謂“作用之跡”,是思致的安排,實指詩歌的藻飾以及字面、韻腳的講求。《見志詩》詞采朴茂,讀之琅琅上口,這與詩歌形式的講究有關。
酈炎的《見志詩》,甚至對左思的《詠史》也有一定影響,《見志詩》涉及歷史人物七八人,但他並非意在詠史,而是以詠史見志。開左思“名為詠史,實為詠懷”的先河。他們的詠史都是以史事證己意,篇中的歷史人物不過是詠懷述志的媒介。酈炎“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之句,與左思“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何其相似乃爾。“靈芝生河洲”以下六句,與左思《詠史》詩的“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萌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數句,興寄全然相同,此點應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