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世上記事的書籍雖然很多，但學者們仍然以“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等經典為徵信的憑據。《詩經》、《尚書》雖有缺損，但是記載虞、夏兩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見到的。堯將退位，讓給虞舜，還有舜讓位給禹的時候，都是由四方諸侯長和州牧們推薦出來的，於是，讓他們先試著任職工作，主持事務數十年，做出了成就，建立了功績，然後再把大政交給他們。這是表示天下是極貴重的寶器，帝王是最大的統領者，把天下移交給繼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難。然而，也有人說過，堯要把天下讓給許由，許由不肯接受，以為是一種恥辱而逃走隱居起來。到了夏代的時候，又有卞隨、務光等人。這些人又為什麼要受到稱許呢？太史公說：我登過箕山，相傳山上有許由之墓。孔子依次評論古代的仁人、聖人、賢人，對吳太伯和伯夷等講得很詳細。我聽說許由、務光等節義品德至為高尚，而經書中有關他們的文辭卻一點兒也見不到，這是為什麼呢？孔子說：“伯夷、叔齊，不是老記著人家以前的過錯，因此怨恨他們的人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麼可怨恨的呢？”我對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但看到那些逸詩又感到詫異。他們的傳記說道：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父親想把王位傳給叔齊，到了父親去世以後，叔齊要讓位給伯夷。伯夷說：“這是父親的遺命啊！”於是便逃走了。叔齊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國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個兒子為王。這時，伯夷、叔齊聽說西伯昌能關心老人，撫養老人，便商量著說：我們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達那裡，西伯已去世了。武王用車載著西伯的神主，追謚為文王，率軍東進去征伐商紂。伯夷、叔齊拉住武王的馬而諫阻道：“父親死了卻不安葬，大動干戈去打仗，這難道是孝的行為嗎？身為臣子，卻要去殺害國君，這難道可以算做仁德嗎？”周王左右的人準備殺掉他們，太公說：“他們是義人啊！”扶著他們離開了。武王摧毀了殷商的暴虐統治，天下都歸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齊卻認為這是很可恥的事，為了表示對殷商的忠義，不肯再吃周朝的糧食，隱居在首陽山中，靠著採食薇菜充飢。到了由於飢餓而將死的時候，作了一首歌，歌辭說：“登上那西山啊，采些那薇菜呀！用暴力來取代暴力，不知道這是錯誤的。神農、虞舜和夏禹，授政仁人相禪讓，聖人倏忽辭世去，我輩今日向何方？啊，別啦，永別啦！命運衰薄令人哀傷！”終於餓死在首陽山中。從這些記載來看，伯夷、叔齊是怨呢，還是不怨呢？有人說：“天道並不對誰特別偏愛，但通常是幫助善良人的。”像伯夷、叔齊，總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難道不是嗎？他們行善積仁，修養品行，這樣的好人竟然給餓死了！再說孔子的七十二位賢弟子這批人吧，仲尼特別讚揚顏淵好學。然而顏回常常為貧窮所困擾，連酒糟谷糠一類的食物都吃不飽，終於過早地去世了。上天對於好人的報償，到底是怎樣的呢？盜跖天天在屠殺無辜的人，割人肝，吃人肉，凶暴殘忍，胡作非為，聚集黨徒數千人，橫行天下，竟然能夠長壽而終。他又究竟積了什麼德，行了什麼善呢？這幾個例子是最典型，最能說明問題的了。若要說到近代，那種品行不遵循法度，專門違法亂紀的人，反倒能終身安逸享樂，富貴優裕，一代一代地傳下去；而有的人（誠如孔子教誨的那樣，）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選擇；說話要待到合適的時機才啟唇；走路只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為了主持公正，就不表露憤懣，結果反倒遭遇災禍。這種情形多得簡直數也數不清。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謂天道，那么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 孔子說“主義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議謀劃”，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孔子又說：“富貴如果能夠求得，就是要乾手拿鞭子的卑賤的職務，我也願意去乾；如果不能求得，那還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乾吧！”“天氣寒冷以後，才知道松樹、柏樹是最後落葉的。”世間到處混濁齷齪，那清白高潔的人就顯得格外突出。這豈不是因為他們是如此重視道德和品行，又是那樣鄙薄富貴與苟活啊！“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聲不被大家所稱頌。”賈誼說：“貪得無厭的人為追求錢財而不惜一死，胸懷大志的人為追求名節而不惜一死，作威作福的人為追求權勢而不惜一死，芸芸眾生只顧惜自己的生命。”“同是明燈，方能相互輝照；同是一類，方能相互親近。”“飛龍騰空而起，總有祥雲相隨；猛虎縱身一躍，總有狂風相隨；聖人一出現，萬物的本來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伯夷、叔齊雖然賢明，由於得到了孔子的讚揚，名聲才更加響亮；顏淵雖然好學，由於追隨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顯。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隱士們，他們出仕與退隱也都很注重原則，有一定的時機，而他們的名字（由於沒有聖人的表彰），就大都被埋沒了，不被人們所傳頌，真可悲啊！一個下層的平民，要想磨練品行，成名成家，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賢人，怎么可能讓自己的名聲流傳於後世呢？

評論

《伯夷列傳》是伯夷和叔齊的合傳，冠《史記》列傳之首。在這篇列傳中，作者以“考信於六藝，折衷於孔子”的史料處理原則，於大量論贊之中，夾敘了伯夷、叔齊的簡短事跡。他們先是拒絕接受王位，讓國出逃；武王伐紂的時候，又以仁義叩馬而諫；等到天下宗周之後，又恥食周粟，採薇而食，作歌明志，於是餓死在首陽山上。作者極力頌揚他們積仁潔行、清風高節的崇高品格，抒發了作者的諸多感慨。

文章藉助夷、齊善行，和所謂暴戾兇殘、橫行天下的盜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軌，違法犯禁的人和審慎小心、有崇高正義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惡者安逸享樂，富裕優厚，累世不絕；而善者遭遇的災禍卻不可勝數。從而抒發了天道與人事相違背的現實，有力地抨擊了“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謊言，對天道賞善罰惡的報應論，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充分表現了作者無神論的觀點。

但是，商朝末年，紂王的統治已瀕於崩潰，武王伐暴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是不可逆轉的，而夷、齊的諫阻和恥食周粟是背轉歷史大潮的。所以，毛澤東同志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歷史上歌頌這兩個人物，那是頌錯了，他們不值得歌頌。而作者對篤守遺訓、不能變通的行為加以歌頌，無疑是有所偏頗的。

本文寫作獨具特色。縱觀《史記》本紀、世家、列傳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贊語，唯《伯夷列傳》則無。滿紙贊論、詠嘆夾以敘事。名為傳紀，實則傳論。史家的通例是憑藉翔實的史料說話，而或於敘述之中雜以作者的意見，就算變例了。所以，本文實開史家之先河，亦為本紀、世家、列傳之僅有。

本文雖多贊論，但縱橫捭闔，彼此呼應，迴環跌宕，起伏相間。伯夷、叔齊的事實，只在中間一頓即過，“如長江大河，前後風濤重疊，而中有澄湖數頃，波平若黛，正以相間出奇。”《史記論文》第五冊《伯夷列傳》時有鮮明比照，一目豁然；時有含蓄設問，不露鋒芒卻問題尖銳又耐人尋味。太史公潤筆潑墨之中，可略見其筆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