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及注釋
譯文
勝敗乃是兵家常事,難以事前預料。能夠忍受失敗和恥辱的才是真正男兒。
江東子弟大多是才能出眾的人,若能重整旗鼓卷土殺回,楚漢相爭,誰輸誰贏還很難說。
注釋
烏江亭:在今安徽和縣東北的烏江浦,相傳為西楚霸王項羽自刎之處。《史記·項羽本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自刎而死。”
兵家:一作“由來”。事不期:一作“不可期”。不期,難以預料。
包羞忍恥:意謂大丈夫能屈能伸,應有忍受屈恥的胸襟氣度。
江東:自漢至隋唐稱自安徽蕪湖以下的長江南岸地區為江東。才俊:才能出眾的人。才,一作“豪”。
捲土重來:指失敗以後,整頓以求再起。
賞析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這首小詩的前兩句是說,勝敗這種事是兵家難以預料的事,但是能夠忍受失敗和恥辱才是男兒。
首句直截了當的指出勝敗乃兵家常事這一普通常識,並暗示關鍵在於如何對待的問題,為以下做好鋪墊。“事不期”,是說勝敗的事,不能預料。此句強調指出只有“包羞忍辱”,才是“男兒”。項羽遭到挫折便灰心喪氣,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正的“男兒”呢?“男兒”二字,令人聯想到自詡為力能拔山,氣可蓋世的西楚霸王,直到臨死,還未找到自己失敗的原因,只是歸咎於“時不利”而羞憤自殺,實在有愧於他的“英雄”稱號。
“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小詩的後兩句是說,江東的子弟大多是才能出眾的人,如項羽願返江東可能捲土重來。
第三句“江東子弟多才俊”,是對亭長建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的藝術概括。人們歷來欣賞“無面見江東父老”一語,認為表現了他的氣節。其實這恰好反映了他的剛愎自用,聽不進亭長的忠言。他錯過了韓信,氣死了范增,確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這最後關頭,如果他能面對現實,“包羞忍恥”,採納忠言,重返江東,再整旗鼓,則勝負之數,或未易量。這就又落腳到了末句。
“捲土重來未可知”,是全詩最得力的句子。它的意思是說,如果能做到這樣,還是大有可為的;可惜的是項羽卻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這樣就為上面一、二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據。而這樣急轉直下,一氣呵成,令人想見“江東子弟”“卷土從來”的情狀,是頗有氣勢的。同時在惋惜、批評、諷刺之餘,又表明了“敗不餒”的道理,也是很有積極意義的。
此詩與《赤壁》詩一樣,議論戰爭成敗之理,提出自己對歷史上已有結局的戰爭的假設性推想。首句言勝敗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評項羽胸襟不夠寬廣,缺乏大將氣度。三四句構想項羽假如回江東重整旗鼓,說不定就可以捲土重來。這句有對項羽負氣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卻是批評他不善於把握機遇,不善於聽取別人的建議,不善於得人、用人。司馬遷曾以史家眼光批評項羽“天亡我,非戰之罪”的執迷不悟。杜牧則以兵家的眼光論成敗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馬遷是總結已然之教訓,強調其必敗之原因;杜牧則是假想未然之機會,強調兵家須有遠見卓識和不屈不撓的意志。
議論不落傳統窠臼,是杜牧詠史詩的特色。諸如“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題商山四皓廟》),都是反說其事,筆調都與這首類似。人們之所以喜歡這些詩,是因為他標新立異,也說明歷史是複雜的,從多維的角度來看,有許多所謂定論是值得商榷的。宋人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中謂這首詩:“好異而畔於理。······項羽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從來,決矣。”其實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胡氏的指責不為無由。人們之所以喜歡這首詩,主要是這首詩借題發揮,宣揚百折不饒的精神,是可取的。
創作背景
這首詩是作者於公元841年(會昌元年)赴任池州刺史,路過烏江亭時所寫。一說作於開成四年(839年)。
杜牧(公元803-約852年),字牧之,號樊川居士,漢族,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唐代詩人。杜牧人稱“小杜”,以別於杜甫。與李商隱並稱“小李杜”。因晚年居長安南樊川別墅,故後世稱“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532篇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