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卷二十四
作者：張廷玉等
◎禮二(吉禮二)
郊祀 郊祀配位 郊祀儀注 祈谷 大雩 大饗 令節拜天
郊祀之制
洪武元年，中書省臣李善長等奉敕撰進《郊祀議》，略言：
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周禮·大司樂》：“冬日至，禮天神，夏日至，禮地祇。”《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書》曰：“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按古者或曰地祇，或曰后土，或曰社，皆祭地，則皆對天而言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秦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復增北畤，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畤，及渭陽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魏、晉以後，宗鄭玄者，以為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宗王肅者，以為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雖因革不同，大抵多參二家之說。自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因於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又鄭玄惑於緯書，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為二。後世又因之一歲二祭。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皆因之合祭。其親祀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帝而已。宋元豐中，議罷合祭。紹聖、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專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順以後，惟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則祀皇地祇於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
太祖如其議行之。建圜丘於鐘山之陽，方丘於鐘山之陰。三年，增祀風雲雷雨於圜丘，天下山川之神於方丘。七年，增設天下神祇壇於南北郊。九年，定郊社之禮，雖有三年喪，不廢。十年秋，太祖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於南郊。是歲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於奉天殿，而親制祝文，意謂人君事天地猶父母，不宜異處。遂定每歲合祀於孟春，為永制。十二年正月，始合祀於大祀殿，太祖親作《大祀文》並歌九章。永樂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規制如南京。南京舊郊壇，國有大事，則遣官告祭。
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製作之事，郊廟百神，鹹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乃問大學士張璁：“《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於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於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況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璁言：“國初遵古禮，分祭天地，後又合祀。說者謂大祀殿下壇上屋，屋即明堂，壇即圜丘，列聖相承，亦孔子從周之意。”帝復諭璁：“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以為即圜丘，實無謂也。”璁乃備述《周禮》及宋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祖制已定，無敢輕議。帝銳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問大學士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禮部尚書李時，時請少需日月，博選儒臣，議復古制。帝復卜之太祖，不吉，議且寢。
會給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所議郊祀相表里，因令璁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長至而於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郊祀之文，及漢、宋諸儒匡衡、劉安世、朱熹等之定論，以及太祖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帝切責之。乃敕禮部令群臣各陳所見。且言：“汝梅等舉《召誥》中郊用二牛，謂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牢。此等言論，褻慢已甚。又或謂郊為祀天，社稷為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有‘親地’之說，非謂祭社即方澤祭地也。”璁因錄上《郊祀考議》一冊。
時詹事霍韜深非郊議，且言分祀之說，惟見《周禮》，莽賊偽書，不足引據，於是言復上疏言：
《周禮》一書，於祭祀為詳。《大宗伯》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艹貍｝沈、趯辜之禮。《大司樂》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日，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為定。”今議者既以大社為祭地，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也？合祭之說，實自莽始，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賚之費，每傾府藏，故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為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製，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無二道也。《周禮》一書，朱子以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誣以莽之偽為耶？且合祭以後配地，實自莽始。莽既偽為是書，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為一說耶？
於是禮部集上群臣所議郊禮，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為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侖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諭，折衷眾論。分祀之義，合於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禮》，屋祭曰帝，夫既稱昊天上帝，則當屋祭。宜仍於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壇為地壇，以專祀皇地祇。既無創建之勞，行禮亦便。”帝復諭當遵皇祖舊制，露祭於壇，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襲已久，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獨破千古之謬，一理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
已而命戶、禮、工三部偕言等詣南郊相擇。南天門外有自然之丘，鹹謂舊丘地位偏東，不宜襲用。禮臣欲於具服殿少南為圜丘。言復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對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閟，以盡昭事之誠。二祭時義不同，則壇殿相去，亦宜有所區別。乞於具服殿稍南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於前，體勢峻極，可與大祀殿等。”制曰“可”。於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東、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萬曆三年，大學士張居正等輯《郊祀新舊圖考》進呈。舊禮者，太祖所定。新禮者，世宗所定也。
郊祀配位
洪武元年，始有事於南郊。有司議配祀。太祖謙讓不許，親為文告太廟曰：“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有未就，政治有闕失。去年上天垂戒，有聲東南，雷火焚舟擊殿吻，早暮兢惕，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惟祖神與天通，上帝有問，願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惡無隱。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詣廟廷，告成大禮，以共享上帝之錫福。”明年夏至，將祀方丘，群臣復請。乃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天於圜丘。明年祀方丘，亦如之。建文元年，改奉太祖配。洪熙改元，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興皇業。太宗中興宗社，再奠寰區。聖德神功，鹹配天地。《易》曰，‘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以配。”遂於郊祀前告太廟及几筵，請太祖、太宗並配。
嘉靖九年，給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當之。”禮臣集議，以為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帝降敕諭，欲於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歲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於是大學士張璁、翟鑾等言，二祖分配，於義未協，且錄仁宗年撰敕諭並告廟文以進。帝復命集議於東閣，皆以為：“太廟之祀，列聖昭穆相向，無嫌並列。況太祖、太宗，功德並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為天，則配天之祖，不宜闕一。臣等竊議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並配。”帝終以並配非禮，諭閣臣講求。璁等言：“《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凡祭盡然，況祖宗配享大典？且古者郊與明堂異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禮行於報而太宗不與，孟春禮行於祈而太祖不與，心實有所不安。”帝復報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報天之祀，止當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豈不可配天？但開天立極，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當時未聞爭辨功德也。”因命寢其議。已而夏言復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為二，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致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望斷自宸衷，依前敕旨。”帝報曰：“禮臣前引太廟不嫌一堂。夫祀帝與享先不同，此說無當。”仍命申議。於是禮臣復上議：“南北郊雖曰祖制，實今日新創。請如聖諭，俱奉太祖獨配。至大祀殿則太祖所創，今乃不得侑享於中，恐太宗未安，宜仍奉二祖並配。”遂依擬行之。
郊祀儀注
洪武元年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先期，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前祀二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省牲器。次日，有司陳設。祭之日，清晨車駕至大次，太常卿奏中嚴，皇帝服袞冕。奏外辦，皇帝入就位，贊禮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中和之曲》。贊禮唱燔柴，郊社令升煙，燔全犢於燎壇。贊禮唱請行禮，太常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皇帝再拜，皇太子及在位官皆再拜。贊禮唱奠玉帛，皇帝詣盥洗位。太常卿贊曰：“前期齋戒，今辰奉祭，加其清潔，以對神明。”皇帝搢圭，盥手，帨手。出圭，升壇。太常卿贊曰：“神明在上，整肅威儀。”升自午陛。協律郎舉麾奏《凝和之曲》。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跪，搢圭，三上香，奠玉帛，出圭，再拜復位。贊禮唱進俎，協律郎舉麾奏《凝和之曲》。皇帝詣神位前，搢圭奠俎，出圭，復位。贊禮唱行初獻禮。皇帝詣爵洗位，搢圭，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圭。詣酒尊年，搢圭，執爵，受泛齊，以爵授執事者，出圭。協律郎舉麾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皇帝詣神位前跪，搢圭，上香，祭酒，奠爵，出圭。讀祝官捧祝跪讀訖，皇帝俯伏，興，再拜，復位。亞獻，酌醴齊，樂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終獻，酌盎齊，樂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儀並同初獻，但不用祝。贊禮唱飲福受胙，皇帝升壇，至飲福位，再拜，跪，搢圭。奉爵官酌福酒跪進，太常卿贊曰：“惟此酒肴，神之所與，賜以福慶，億兆同沾。”皇帝受爵，祭酒，飲福酒，以爵置於坫。奉胙官奉胙跪進，皇帝受胙，以授執事者，出圭，俯伏，興，再拜，復位。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贊禮唱徹豆，協律郎舉麾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徹豆。贊禮唱送神，協律郎舉麾奏《安和之曲》。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贊禮唱讀祝官奉祝，奉幣官奉幣，掌祭官取饌及爵酒，各詣燎所。唱望燎，皇帝至望燎位。半燎，太常卿奏禮畢，皇帝還大次，解嚴。
二年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其儀並同。惟迎神後瘞毛血，祭畢，奉牲帛祝饌而埋之，與郊天異。其冬，奉仁祖配天於南郊，儀同元年。其奠玉帛、進俎、三獻，皆先詣上帝前，次詣仁祖神位前，行禮亦如之，惟不用玉。四年定，先祭六日，百官沐浴宿官署。翼日，朝服詣奉天殿丹墀，受誓戒。丞相以祀期遍告百神，後詣各祠廟行香三日。次日，駕詣仁祖廟，告請配享。禮畢，還齋宮。七年，去中嚴、外辦及贊唱上香之縟節，定十二拜禮。十年，改合祀之制，奠玉帛、進俎、三獻，俱先詣上帝神位前，次皇地祇，次仁祖，餘悉仍舊儀。
嘉靖八年，罷各廟焚香禮。九年，復分祀之制，禮部上大祀圓丘儀註：前期十日，太常寺題請視牲。次請命大臣三員看牲，四員分獻。前期五日，錦衣衛備隨朝駕，帝詣犧牲所視牲。其前一日，常服告於廟。前期四日，御奉天殿，太常寺進銅人如常儀。太常博士請太祖祝版於文華殿，候帝親填御名捧出。前期三日，帝具祭服，以脯醢酒果詣太廟，請太祖配。帝還易服，御奉天殿，百官朝服受誓戒。前期二日，太常光祿卿奏省牲，帝至奉天殿親填祝版。前期一日免朝，錦衣衛備法駕，設版輿於奉天門。常服告廟，乘輿詣南郊，由西天門入，至昭亨門外降輿。禮部太常官導由左門入，至內壝。太常卿導至圜丘，恭視壇位，次至神庫視籩豆，至神廚視牲畢，仍由左門出，升輿，至齋宮。分獻陪祀官叩首，禮部太常官詣皇穹宇，請皇天上帝神版、太祖神主、從祀神牌，奉安壇座。祭之日，三鼓，帝自齋宮乘輿至外壝神路之西，降輿至神路東大次。禮部、太常寺捧神位官復命訖，退。百官分列神路東西以候。帝具祭服出，導引官導由左靈星門入內。贊對引官導行至內壝，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帝至御拜位，自燔柴、迎神至禮畢，其儀悉如舊。至大次易服，禮部太常官奉神位安於皇穹宇。還齋宮，少憩。駕還，詣廟參拜畢。回宮。詔如擬。
明年，定方澤儀：先期一日，太常卿請太祖配位，奉安皇祇室。至期，禮部太常官同請皇地祇神版、太祖神主、從祀神牌，奉安壇座。祀畢，太常奉神版、神牌安皇祇室，奉神主還廟寢。餘皆如圜丘儀。
是年十月，帝將郊祀，諭禮部尚書夏言欲親行奉安禮。言乃擬儀注以聞：先期擇捧主執事官十一員，分獻配殿大臣二員，撰祝文，備脯醢、酒果、制帛、香燭。前一日行告廟禮，設神輿香案於奉天殿，神案二於泰神殿，神案二於東西配殿，香案一于丹墀正中，設大次於圜丘左門外。是日質明，帝常服詣奉天殿，行一拜三叩頭禮。執事官先後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及從祀神主，各奉安輿中，至圜丘泰神殿門外。帝乘輅至昭亨門，禮官導至泰神殿丹墀。執事官就神輿捧神主升石座，奉安於龕中。帝乃詣香案前，行三獻禮如儀。禮畢，出至大次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頭禮畢，還宮。帝從之，而命行禮用祭服，導引用太常寺官一員，合禮部堂上官四員。十一年冬至，尚書言，前此有事南郊，風寒莫備。乃采《禮書》天子祀天張大次、小次之說，請“作黃氈御幄為小次。每大祭，所司以隨。值風雪，則設於圜丘下，帝就幄中對越，而陟降奠獻以太常執事官代之”。命著為令。
祈谷
明初末嘗行。世宗時，更定二祖分配禮。因諸臣固請，乃許於大祀殿祈谷，奉二祖配。嘉靖十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谷禮於大祀殿。禮畢，帝心終以為未當，諭張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谷，但奉太祖配。”尋親制祝文，更定儀注，改用驚蟄節，禮視大祀少殺。帛減十一，不設從壇，不燔柴，著為定式。十一年驚蟄節，帝疾，不能親，乃命武定侯郭勛代。給事中葉洪言：“祈谷、大報，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不親郊。成化、弘治間，或有故，寧展至三月。蓋以郊祀禮重，不宜攝以人臣，請俟聖躬痊，改卜吉日行禮。”不從。十八年，改行於大內之玄極寶殿，不奉配，遂為定製。隆慶元年，禮臣言：“先農親祭，遂耕耤田，即祈谷遺意。今二祀並行於春，未免煩數。且玄極寶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罷祈谷，止先農壇行事。”從之。
大雩
明初，凡水旱災傷及非常變異，或躬禱，或露告於宮中，或於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廟、陵寢及社稷、山川，無常儀。嘉靖八年，春祈雨，冬祈雪，皆御製祝文，躬祀南郊及山川壇。次日，祀社稷壇。冠服淺色，鹵簿不陳，馳道不除，皆不設配，不奏樂。九年，帝欲於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禮。夏言言：“按《左傳》‘龍見而雩’。蓋巳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為百穀祈膏雨也。《月令》：‘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谷實。’《通典》曰：‘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雩，禜於南郊之傍。’先臣丘浚亦謂：‘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為壇以祈雨者也。後世此禮不傳，遇有旱，輒假異端之人為祈禱之事，不務以誠意感格，而以法術劫制，誣亦甚矣。’浚意欲於郊傍擇地為雩壇，孟夏後行禮。臣以為孟春既祈谷矣，苟自二月至四月，雨昜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行。如雨澤愆期，則陛下躬行禱祝。”乃建崇雩壇於圜丘壇外泰元門之東，為制一成，歲旱則禱，奉太祖配。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蓋假聲容之和，以宣陰陽之氣。請於三獻禮成之後，九奏樂止之時，樂奏《雲門之舞》。仍命儒臣括《雲漢》詩詞，制《雲門》一曲，使文武舞士並舞而歌之。蓋《雲門》者，帝堯之樂，《周官》以祀天神，取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且請增鼓吹數番，教舞童百人，青衣執羽，繞壇歌《雲門之曲》而舞，曲凡九成。”因上其儀，視祈谷禮。又言：“大雩乃祀天禱雨之祭。凡遇亢旱，則禮部於春末請行之。”帝從其議。十七年，躬禱於壇，青服。用一牛，熟薦。
大饗禮
明初無明堂之制。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同知豐坊上疏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會議。尚書嚴嵩等言：
昔羲、農肇祀上帝，或為明堂。嗣是夏後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作明堂之制，視夏、殷加詳焉。蓋聖王事天，如子事父，體尊而情親。故制為一歲享祀之禮，冬至圜丘，孟春祈谷，孟夏雩壇，季秋明堂，皆所以尊之也。明堂帝而享之，又以親之也。今日創製，古法難尋，要在師先王之意。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東西，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享，即以大祀殿行之為當。至配侑之禮，昔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詩傳以為物成形於帝，猶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物之時也。漢孝武明堂之享，以景帝配，孝章以光武配，唐中宗以高宗配，明皇以睿宗配，代宗以肅宗配，宋真宗以太宗配，仁宗以真宗配，英宗以仁宗配，皆世以遞配，此主於親親也。宋錢公輔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當時司馬光、孫抃諸臣執辨於朝，程、朱大賢倡議於下，此主於祖宗之功德也。今復古明堂大享之制，其所當配之帝，亦惟二說而已。若以功德論，則太宗再造家邦，功符太祖，當配以太宗。若以親親論，則獻皇帝陛下之所自出，陛下之功德，即皇考之功德，當配以獻皇帝。至稱宗之說，則臣等不敢妄議。
帝降旨：“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天殿行，其配帝務求畫一之說。皇考稱宗，何為不可？再會議以聞。”於是戶部左侍郎唐胄抗疏言：
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有聖人之德，製作禮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答曾子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蓋為成王而制，於周公為嚴父，於成王則為嚴祖矣。然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後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誤《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昔有問於朱熹曰：“周公之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時王之父配耶？”熹曰：“只當以文王為配。”又曰：“繼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後來第為嚴父說所惑亂耳。”由此觀之，明堂之配，不專於父明矣。今禮臣不能辨嚴父之非，不舉文、武、成、康之盛，而乃濫引漢、唐、宋不足法之事為言，謂之何哉！雖然，豐坊明堂之議，雖未可從，而明堂之禮，則不可廢。今南、北兩郊皆主尊尊，必季秋一大享帝，而親親之義始備。自三代以來，郊與明堂各立所配之帝。太祖、大宗功德並盛，比之於周，太祖則后稷也，太宗則文王也。今兩郊及祈谷，皆奉配太祖，而太宗獨未有配。甚為缺典。故今奉天殿大享之祭，必奉配太宗，而後我朝之典禮始備。
帝怒，下胄詔獄。嵩乃再會廷臣，先議配帝之禮，言：“考季秋成物之指，嚴父配天之文，宜奉獻皇帝配帝侑食。”因請奉文皇帝配祀於孟春祈谷。帝從獻皇配帝之請，而卻文皇議不行。已復以稱宗之禮，集文武大臣於東閣議，言：“《禮》稱：‘祖有功，宗有德。’釋者曰：‘祖，始也。宗，尊也。’《漢書注》曰：‘祖之稱始，始受命也。宗之稱尊，有德可尊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王肅注曰：‘周公於文王，尊而祀之也。’此宗尊之說也。古者天子七廟。劉歆曰：“七者正法，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宗不在數中，宗變也。’朱熹亦以歆之說為然。陳氏《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此宗無數之說，禮以義起者。今援據古義，推緣人情，皇考至德昭聞，密佑穹旻，宗以其德可。聖子神孫，傳授無疆，皆皇考一人所衍布，宗以其世亦可。宜加宗皇考，配帝明堂，永為有德不遷之廟。”帝以疏不言祔廟，留中不下，乃設為臣下奏對之詞，作《明堂或問》，以示輔臣。大略言：“文皇遠祖，不應嚴父之義，宜以父配。稱宗雖無定說，尊親崇上，義所當行。既稱宗，則當祔廟，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具之禮？”帝既排正議，崇私親，心念太宗永無配享，無以謝廷臣，乃定獻皇配帝稱宗，而改稱太宗號曰成祖。時未建明堂，迫季秋。遂大享上帝於玄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殿在宮右乾隅，舊名欽安殿。禮成，禮部請帝升殿，百官表賀，如郊祀慶成儀。帝以大享初舉，命賜宴群臣于謹身殿。已而以足疾不御殿，命群臣勿行賀禮。禮官以表聞，並罷宴，令光祿寺分給。
二十一年，敕諭禮部：“季秋大享明堂，成周禮典，與郊祀並行。曩以享地未定，特祭於玄極寶殿，朕誠未盡。南郊舊殿，原為大祀所，昨歲已令有司撤之。朕自作制象，立為殿，恭薦名曰泰享，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歲以秋季大享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禮如南郊，陳設如祈谷。明年，禮部尚書費寀以大享殿工將竣，請帝定殿門名，門曰大享，殿曰皇乾。及殿成，而大享仍於玄極寶殿，遣官行禮以為常。隆慶元年，禮臣言：“我朝大享之禮，自皇考舉行，追崇睿宗，以昭嚴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視之，則睿宗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於是帝從其請，罷大享禮，命玄極寶殿仍為欽安殿。
令節拜天
嘉靖初，沿先朝舊儀，每日宮中行拜天禮。後以為瀆，罷之。遇正旦、冬至、聖誕節，於奉天殿丹陛上行禮。既定郊祀，遂罷冬至之禮。惟正旦、聖誕節行禮於玄極寶殿。隆慶元年正旦，命宮中拜天，不用在外執事，祭品亦不取供於太常。
譯文
洪武元年，中書省大臣李善長等人奉敕命撰寫進獻《郊祀議》，大概說：做帝王的侍奉上天明鑑，侍奉大地明察，因而冬至日祭天，夏至日祭地，就是順應陰陽的意思。
在南郊的圜丘祭天，在北郊的方澤祭地，就是順應陰陽的方位。
《周禮，大司樂》中說：“冬至日，禮祭天神，夏至日，祭祀地祇。”《禮》說：“茌郊外祭祀上帝，在都城祭祀社神。”又說：“郊祀是用來明示天道，社祀是用來明示地道。”《書》說：“敢請明白告示皇天后土。”考察古代有時稱為地只，有時稱為后土，有時稱為社，都是祭祀地，則都是相對於天而言。
這是三代的正禮，是解釋經典的正確說法。
從秦開始建立四時，用來祭祀白、青、黃、赤四帝。
漢高祖又增加北時，同時祭祀黑帝。
到武帝有雍地的五時，以及渭水北岸的五帝、甘泉太乙的祠廟，但對昊天上帝的祭祀還不曾舉行。
魏、晉以後，推崇鄭玄的人，主張上天有六個名稱，每年有九次祭祀。
推崇王肅的人，認為天體是一個整體，怎么會分為六個？每年兩次祭祀，怎么會有九次？雖然承繼變革各有不同，但大多數都是參照了這兩家的說法。
從漢武帝開始採納祠官寬舒的建議，在汾陰雎上建立后土祠廟，如同祭天一樣舉行祭禮。
後代就在北郊之外。
仍祭祀后土。
又因為鄭玄被《緯書》迷惑，說夏至日在方丘之上祭祀崑崙之只，七月在祭祀地祇的泰折祭壇祭祀神州的地只，分為兩次。
後代又沿襲為每年祭祀兩次。
元始年間，王莽奏請廢除甘泉泰時，恢復長安南北郊的祭壇。
在正月上辛日或丁日，天子親自在南郊合祭天地。
從漢到唐，千餘年間，都沿襲共同祭祀。
親祀北郊的，只有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個皇帝而已。
宋朝元豐年間，議定罷除合祭的儀式。
紹聖、政和年間，有時分祭、有時合祭。
高宗南渡以後，只舉行合祭的禮儀。
元成宗開始共同祭祀天地五方之帝，不久建立南郊，專門祭祀上天。
泰定年間，又合祭。
文宗至順以後，只祭祀昊天上帝。
而今應當遵從古代禮制，在南北郊分祭天地。
冬至日則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陪從祭祀。
夏至日在方丘祭祀皇地只，以五嶽、五鎮、四海、四漬陪從祭祀。
太祖按照他們的提議實行。
在鐘山的南面建立圜丘，在鐘山的北面建立方丘。
三年，在圜丘增加祭祀風雲雷雨，在方丘增加祭祀天下山川的神只。
七年，在南北郊增設天下神只壇。
九年，規定郊社祭祀的禮儀，即使有三年的喪期，也不廢棄。
十年秋，太祖齋居時因陰雨天氣而有所觸動，閱讀京房災異的學說，說分別祭祀天地心中不安，命在南郊建造大祀殿。
這年冬至日，因為大殿尚未建成，就在奉天殿共同祭祀，皇帝親自撰寫祝禱文，大意說君王侍奉天地猶如侍奉自己的父母，不應當分作兩處。
於是規定每年正月共同祭祀，作為固定制度。
十二年正月，開始在大祀殿合祭，太祖親自撰寫《大祀文》和歌九章n永樂十八年，京都大祀殿建成，規模樣式如同南塞。
童京的舊郊祀壇，國家如果有大事，就派遣官員前往祭祀。
塞靖九年，世宗制定《明倫大典》以後，更深思建立禮制的事，對郊廟供奉的眾多神只，都想要斟酌古代的禮法，清理訂正從前的禮制。
於是問大學士張璁：“《尚書》中說焚燒木柴祭天，又說‘類於上帝’，《孝經》說，‘郊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因形體主宰的不同而言。
朱子說，在祭壇祭祀稱為天，在房屋下祭祀稱為帝。
而今大祀有宮殿，是在房屋下面祭祀帝而已，沒有看見有祭天的禮儀。
況且上帝和皇地只在一起共同祭祀，也不是專門祭祀上帝。”張璁說：“開國初期遵從古禮，分祭天地，後來又共同祭祀。
說禮的人認為，大祀殿下面是祭壇，上面是房屋，房屋就是明堂，祭壇就是圜丘，眾多聖賢相傳繼承，也是孔子遵從《周禮》的意思。”皇帝又訓諭張璁說：“夏至、冬至兩個至日分開祭祀，是萬代不變的禮儀。
而今大祀殿模擬周代的明堂或者還接近，認焉造就是圜丘，其實毫無道理。”張璁就詳細述說《周禮》以及宋代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議論的分合異同的話來回答。
並且說祖宗制度已經制定，不敢輕易議論。
皇帝執意想要復位郊祀制度，在奉先殿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
於是詢問大學士翟鑾，翟鑾詳備陳述了所有禮制的沿革來回答。
又問禮部尚書李時，李時請求稍稍等待，廣泛徵選儒臣，商議恢復古代禮制。
皇帝又在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議論將停息。
恰逢給事中夏言請求舉行皇后躬親蠶事的典禮。
皇帝因為古代天子在南郊舉行躬親耕種的典禮，皇后在北郊舉行躬親蠶事的典禮，剛好與先前所討論的郊祀禮密切相關，因此令張璁告訴夏言上奏郊祀的意見。
於是夏言上疏說：“國家共同祭祀天地，以及太祖、太宗的共同配祀，各壇的從祀，舉行典禮不是在夏至日而是在初春，都不符合古代典章。
應當令群臣廣泛考察《詩》、《書》、《禮經》所記載的有關郊祀的文字，以及漢、宋諸儒士匡衡、劉安世、朱熹等人的定論，以及太祖開國初期分別祭祀的舊制，由皇上下旨裁定。
這是中興的大功業。”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人譴責夏言的說法不對，皇帝狠狠地責備了他們。
於是敕命禮部令群臣各抒己見。
並且說：“王汝梅等人舉出《召誥》當中說郊祀用兩頭牛，認為已經明白顯示是共同祭祀天地。
用兩頭牛，是一個上帝，一個配位，不是天地各享一頭牛。
又有人認為天地共同祭祀是因為人子事奉父母的道理，比擬為夫婦共同享用祭牲。
這些言論，褻瀆輕慢太嚴重。
又有人說郊祀就是祭天，祭祀社稷就是祭地。
古代沒有北郊祭祀，社祭是祭祀五方土地的地只，如同說五方帝而已，不是皇地祇。
社祭的名稱不同，從天子以下，都可以在所在之地祭祀。
因此《禮》有‘親地’的說法，不是說祭社就是方澤的祭祀地祇。”張璁因此記錄呈上《郊祀考議》一冊。
當時詹事霍韜十分反對郊祀的議論，並且說分別祭祀的說法，只見於《周禮》，王莽賊子偽造經典，不足以引為根據。
於是夏言又上疏說：《周禮》一書，對祭祀記載得尤為詳細。
《大宗伯》記載祭祀天神，就有里祀、實柴、槓燎的禮儀，祭祀地只，就有血祭、藐沈、詬辜的禮儀。
《大司樂≥記載冬至日，陸地上圜丘的制度，稱為禮祀天神；夏至日，水澤中方丘的制度，稱為禮祭地只。
對天地分開祭祀，已經有久遠的來歷了。
因此宋儒葉時說：“郊祀丘祀分合的說法，應當以《周禮》為準則。”而今眾人議論以大社為祭地，那么南郊自然不應當祭皇地祇，為什麼又說分祭不行呢？共同祭祀的說法其實是從王莽開始的，漠以前都主張分祭，並且漢以後也間或有分祭。
宋代元豐年間第一次議論，元佑年間第二次議論，紹聖年問第三次議論，都主張共同祭祀，而最終不能再改變，是因為郊祀的開銷，每每用盡國庫的儲備，因此就節約減省一些而已，並不曾因為分祭不合乎禮儀。
而今議論的人，往往因為是太祖的制度而避嫌、懼怕。
然而他們只知道共同祭祀是太祖的定製，是不能更改的，卻不知道分祭本來就是太祖的最初禮制，是可以恢復的。
只知道《大祀文》是太祖的明訓，不能夠違背，卻不知道《存心錄》本來就是太祖的著作，是應當遵守的。
況且都是太祖定下的制度，按照禮儀中正確的遵守就是了。
敬畏上天遵從祖訓，並沒有別的道路。
《周禮》一書，朱子認為是周公輔佐盛王而作，為後代作榜樣，用意最為深刻切實，怎么可以誣枉為是王莽的偽作呢？況且共同祭祀以後配祀地，事實是從王莽開始的。
王莽既然偽造了這部書，為何不刪去圜丘、方丘的制度，天神地祇的祭祀，而自成一說呢？於是禮部總結了群臣對郊禮的議論，上奏說：“主張分祭的，是都御史汪鉉等八十二人；主張分祭而以慎重對待既成制度及時不可為言的，是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張分祭而以山川壇焉方丘的，是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張共同祭祀而不認為分祭是錯誤的，是尚書方獻夫等二百零六人；不置可否的，是英國公張侖等一百九十八人。
臣等敬奉御旨，折衷眾人的議論。
分別祭祀約道理，合乎古代的禮儀，但祭壇的建造，工程浩大。
《禮》中說，在房屋中祭祀稱帝，既然稱為昊天上帝，就應當在屋宇中受祭。
應該仍舊在大豐塹璧專門祭祀上帝，改山川壇為地壇，用來專門祭祀皇地祇。
既沒有開工建造祭壇的勞役耗費，行禮也方便。”皇帝又諭令應當遵從皇祖的舊制，在祭壇上露天祭祀，分為南北郊，在兩個至日舉行祭祀禮。
夏言就上奏說：“南郊共同祭祀，沿襲已久，朱子所說的一千五六百年來無人整理。
而陛下獨自打破千古的謬誤，一旦舉行，真可以說得上建立了經天緯地的功業而不會違背了。”不久命戶、禮、工三部，偕同夏言等人到南郊相看風水選擇地址。
南天門外有自然的丘陵，都說舊有的丘陵位置偏束，不宜襲用。
禮部大臣想在具服殿稍微偏南的地方建造圜丘。
夏言又上奏說：“圜丘是祭祀上天的地方，應當在地勢高而寬敞的地方，以便展示對天地神靈的敬意。
大祀殿祭享上帝，應當清淨隱蔽，以便盡到祭祀的誠意。
兩次祭祀時間意義不同，那么殿壇之間的距離，也應當有所區別。
請求在具服殿稍微偏南的地方建造大祀殿，而圜丘更移到前方，形勢高峻，可以和大祀殿等高。”制命說“可以”。
於是修築圜丘，這年十月竣工。
第二年夏天，北郊以及束、西郊，也依次完工，而分祀的制度也就確定下來了。
萬曆三年，大學士張居正等人纂集《郊祀新舊圖考》進獻。
舊禮，是太祖制定的。
新禮，是世宗制定的。
洪武元年，開始在南郊舉行祭祀儀式。
有關部門商議配祀的事情。
太祖謙讓不允許，親自寫下祭文告祭太廟說：“歷代據有天下的帝王，都以祖先配祀上天。
惟獨臣不敢，是因為功業尚未完成，朝政國事尚有闕失。
去年上天降下警戒，東南部有聲響，雷火焚燒了船隻擊毀了殿吻，我朝夕謹慎警惕，惟恐沒有什麼來接續上帝好生之德，因而不敢輕易供奉配祀。
只是祖先出神靈與上天相通，上帝如果問起，祈望把臣的所作所馬上奏上帝面前，善惡都不要隱瞞。
等到南郊竣工，臣率領百官恭敬拜謁宗廟，祭告成功的大禮，以便共享上帝的賜福。”第二年夏至日將要祭祀方丘，群臣再次請求配祀。
太祖堅決不答應。
一再請求。
纔說：“等到慶陽平定，再商議。”八月，慶陽平定。
十一月冬至日，群臣又堅決請求。
於是在圜丘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祀上天。
第二年，祭祀方丘，也照此辦理。
建文元年改為奉太祖配祀。
洪熙元年，救命說：“太祖受命於上天，興起創建帝業。
太宗中興宗廟社稷，再次奠定天下。
聖德神功，都可以配祀天地。
《易》說，‘殷奉享上帝，以配祀祖考’。
朕崇敬祖考，永遠一心一意。
正月十五日大祀天神地只，奉皇祖、皇考配祀。”於是在郊祀前告祭太廟及靈座，請太祖、太宗共同配祀。
嘉靖九年，給事中夏言上疏說：“太祖、太宗一併配祀，父子同列，察考經書旨意，不能說沒有疑問。
臣認為周人郊祀后稷以配祀上天，太祖足以當之。
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祀上帝，太宗足以當之。”禮部大臣會集商議，認為二祖配享，已有一百多年，不宜輕易改動。
皇帝降下敕諭，希望在兩個至日奉太祖配祀南、北郊，正月初一在大祀殿奉太宗配祀上帝。
於是大學士張璁、翟鑾等人說，二祖分別配祀，在禮法上不妥當，並且抄錄了仁宗撰寫的敕諭和告廟文進獻。
皇帝又命在東閣會集商議，都認為：“太廟的祭祀，眾先聖按昭穆次序相向排列，沒有並列的嫌疑。
何況太祖、太宗，功德同等盛大，圜丘、大祀殿所祭祀的，總之都是上天，那么配享上天的祖先，不宜闕失一個。
臣等私下認為南、北郊及大祀殿，每次祭祀都應當二祖共同配祀。”皇帝最終因為並配不符合禮法，諭令內閣大臣商討。
張璁等人說：“《禮》說：‘有就要進行，沒有人敢廢除。
’所有祭祀都是這樣，何況祖宗配祀的大典呢？而且古代郊祀與明堂不在同一個地方，因而可以分別配祀。
而今圜丘、大祀殿同在南郊，冬至日行報禮而太宗不參與，孟春行祈禮而太祖不參與，心中確實有所不安。”皇帝又回覆說：“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
天只有一個天，祖先也祇有一個祖先。
因而大報上天的祭祀，只應當以高皇帝配祀。
文皇帝的功德，難道不可以配祀上天嗎？然而開闢天下基業，本來是從高皇帝開始的。
如同周的王業，實際是由武王完成的，但配祀上天只以后稷，，配祀上帝只以文王，當時並未聽說爭辯功德。”因而下令停止議論。
不久夏言又上疏說：“虞、夏、商、周的郊祀，只配祀一個祖先。
後儒穿鑿附會，把郊、丘一分為二，又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的義理。
以致唐、宋變亂古法，纔有二祖並享，三帝並配的事情。
祈望按皇上心意判定，依從此前的敕旨。”皇帝回覆說：“禮部大臣此前引證太廟中沒有同堂共列的嫌疑。
其實祭祀上帝和祭享祖先不同，這說法不妥當。”仍舊命進一步商議。
於是禮部大臣又上奏：“南北郊雖然是祖制，寅際是今天的新創舉。
請求依照聖上諭令，都供奉太祖單獨配祀。
至於大祀殿則是太祖創建的，而今反而不能在那裡得到配享，恐怕太宗不安，應當仍舊奉二祖共同配祀。”於是按照擬定的建議實行。
洪武元年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
在這之前，皇帝實行散齋四日，致齋三日。
祭祀前兩天，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視察祭牲祭器。
第二天，官吏陳列擺放好。
祭祀當天，清晨車駕到達祭祀時休息的大帳篷，太常卿奏請中庭戒嚴，皇帝穿戴袞服冠冕。
奏請警衛宮禁，皇帝進入就位。
贊禮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中和之曲》。
贊禮宣唱燔柴，郊社下令點火升煙，在燎壇燔烤整頭牛犢。
贊禮宣唱請行禮，太常卿奏諳主管官吏妥善準備，奏請進行祭祀。
皇帝行再拜禮，皇太子及在位官員行再拜禮。
贊禮宣唱進獻玉帛，皇帝到盥洗位。
太常卿贊唱道：“在此之前齋戒，此時奉祭，加倍清潔，以對神明。”皇帝插上玉圭，洗手，擦手。
拿出玉圭，登壇。
太常卿贊唱道：“神明在上，儀容莊嚴肅穆。”從正南陛登壇，協律郎舉麾奏《肅和之曲》。
皇帝到昊天上帝神位前跪下，插上玉圭，三次上香，祭奠玉帛，拿出玉圭，行再拜禮回到原位。
贊禮宣唱進俎，協律郎舉麾奏《凝和之曲》。
皇帝到神位前，插上玉圭，備置祭牲，拿出玉圭，回到原位。
贊禮宣唱舉行初獻禮。
皇帝到爵洗位，插上玉圭，洗滌酒爵，擦乾，把酒爵交給執事官員，拿出玉圭。
到酒尊放置的地方，插上玉圭，拿起酒爵，接受泛齊，把酒爵交給執事人員，拿出玉圭。
協律郎舉麾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到神位前下跪，插上玉圭，上香，祭酒，奠爵，拿出玉圭。
讀祝官捧祝禱文跪著朗讀完畢，皇帝伏跪在地，站起來，行再拜禮，回到原位。
亞獻，酌醴齊，音樂演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終獻，酌盎齊，音樂演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
儀程與初獻相同，但不用讀祝文。
贊禮宣唱飲福酒受胙肉，皇帝登壇，至飲福酒位置，行再拜禮，跪下，插上玉圭。
奉爵官斟上祭神後的福酒跪著進獻，太常卿贊唱道：“只有這酒肉，是神的恩賜，賜給你福祿吉祥，天下同沾恩澤。”皇帝接受酒爵，祭酒，飲福酒，把酒爵放在土台上。
奉胙官捧祭肉跪著進獻，皇帝接受祭肉，交給執事人員，拿出玉圭，伏跪在地，站起來，行再拜禮，回到原位。
皇太子以下在位官，都行再拜禮。
贊禮宣唱撤除俎豆，協律郎舉麾奏《雍和之曲》，執掌祭祀的官員撤除俎豆。
贊禮宣唱送神，協律郎舉麾奏《安和之曲》。
皇帝又行再拜禮，皇太子以下在位官都行再拜禮。
贊禮宣唱祝官捧祝，奉幣官捧幣，執掌祭祀官取仆食及爵酒，各自前往燎祭之所。
宣唱望祭與燎祭，皇帝到達望燎位。
燎至一半，太常卿奏請禮畢，皇帝回到休息的大篷，解除戒嚴。
洪武二年夏至日，在方丘祭祀皇地只，儀程相同。
祇是在迎神後痙埋毛血，祭祀完畢，奉祭牲祭帛祝文仆食掩埋，與祭天有所不同。
那年冬天，在南郊供奉仁祖配祀上天，儀程如同洪武元年。
奠玉帛、進奉祭牲、三獻，都是先到上帝神位前，再到仁祖神位前，衍禮也是這樣，只是不用玉。
洪武四年規定，祭祀前六天，百官沐浴後留宿官署。
第二天，穿上朝服前往奉天殿丹墀下，接受誓戒。
丞相把祭祀日期遍告百神，又前往各祠廟進香三天。
再過一天，御駕前往仁祖廟，告請配享。
行禮完畢，回到齋宮。
洪武七年，廢除中庭戒嚴、警衛宮禁及贊唱上香的繁瑣禮節，定為十二拜禮。
十年，改變為共同祭祀的制度，祭奠玉帛，進獻祭牲、三獻，都先到上帝神位前，其次到皇地只神位，再次到仁祖神位，其餘都遵照舊儀程。
嘉靖八年，廢除各廟焚香禮。
九年，恢復分別祭祀的制度，禮部進獻大祀圜丘儀程。
祭期前十天，太常寺奏請視察祭牲。
然後奏請命大臣三位看守祭牲，大臣四位分獻祭品。
祭期前五天，錦衣衛準備跟隨朝駕，皇帝前往看養犧牲的地方視察祭牲。
此前一天，穿日常衣冠在太廟告祭。
祭期前四天，駕臨奉天殿，太常寺按常規進獻銅人。
太常博士到文華殿請太祖祝版，等候皇帝親自填寫御名捧出。
祭期前三天，皇帝穿祭服，送脯醢酒果前往太廟，恭請太祖配祀。
皇帝回來換去衣冠，駕臨奉天殿，百官穿朝服接受誓戒。
祭期前兩天，太常光祿卿奏請視察祭牲，皇帝到奉天殿親自填寫祝版。
祭期前一天罷朝，錦衣衛預備法駕，在奉天門設版輿。
皇帝穿日常衣冠告祭太廟，乘車輿前往南郊，從西天門進入，到昭亨門外下車。
禮部太常官引導從左門進入，到稱作內堰的內矮牆。
太常卿引導到圜丘，恭視祭壇神位，再到神庫視察篷豆祭器，到神廚視察祭牲完畢，仍從左門出，上車到齋宮。
分獻陪祀官叩頭覲見。
禮部太常官前往皇穹宇，請求皇天上帝神版、太祖神主、從祀神牌，供奉安放在壇座上。
祭祀當天，三鼓時分，皇帝從齋宮乘車到稱作外蠟的外矮牆神路的西面，下車到神路東面臨時休息的大帳篷。
禮部、太常寺捧神位官復命完畢，退下。
百官分列神路東西兩側等候。
皇帝穿祭服出來，導引官引導從左靈星門入內。
贊對引官引導前衍到內堪，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自辦自己職責內的事。
皇帝到御拜位，從燔柴、迎神到禮畢，儀程完全照舊。
到休息的大帳篷換下衣冠，禮部太常官捧神位安放在皇穹宇。
回到齋宮，稍作休息。
起駕回宮，前往太廟參拜完畢，回宮。
下詔如同擬定的儀程進行。
第二年，規定方澤祭祀儀程。
祭期前一天，太常卿恭請太祖配位，供奉安放在皇祇室。
到日期，禮部太常官一同請求皇地祇神版、太祖神位牌、從祀神牌，供奉安放在壇座上。
祭祀完畢，太常捧神版、神牌安放在皇只室，捧神位牌回到太廟。
其餘都如同圜丘儀程。
這年十月，皇帝將要舉行郊祀禮，諭令禮部尚書夏言想要親自舉行奉安禮。
夏言就草擬了儀程上奏。
祭期之前挑選捧神位牌的執事官十一員，分獻陪殿大臣兩員，撰寫祝文，預備脯醢、酒果、制帛、香燭。
前一天舉行告祭太廟禮，在奉天殿設神輿香案，在泰神殿設神案兩張，在東西配殿設神案兩張，在丹墀正中設香案一張，在圜丘左門外設臨時休息的大帳篷。
當天拂曉，皇帝穿日常衣冠前往奉天殿，行一拜三叩頭禮。
執事官先後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以及從祀神主，各供奉安放在車中，到圜丘泰神殿門外。
皇帝乘車到昭亨門，禮官引導至泰神殿台階下。
執事官到神輿前捧神位牌登上石座，安放在龜中。
皇帝纔到香案前，按照儀程舉行三獻禮。
禮畢，退出來到臨時休息的大帳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頭禮畢，回宮。
皇帝聽從了，但命令行禮時穿祭服，導引用太常寺官一員，加上禮部堂上官四員。
十一年冬至日，尚書說，在此之前南郊舉行祭祀儀式，對風寒沒有準備。
於是採用《禮書》天子祭祀天張設大帳篷、小帳篷的說法，請求“建造黃氈御帳馴、帳篷。
每次大祭，有關人員跟隨。
遇上風雪，就張設在圜丘下，皇帝到帷幕中行祭祀禮，而上下祭奠進獻的事就由太常執事官代替”。
下令寫為定製。
明朝初年不曾舉行祈谷禮。
世宗時，重新確走二祖分別配祀的禮儀。
因為眾臣堅決請求，纔允許在大祀殿行祈谷禮，供奉二祖配祀。
嘉靖十年，開始在正月上辛日，在大祀殿舉行祈谷禮。
行禮完畢，皇帝內心終究認為不妥當，諭令張璁說：“自古只以祖宗配祀上天，而今二祖共同配祀，決不能垂法後世。
以後大報與祈谷禮，只供奉太祖配祀。”不久親自撰寫祝文，重新訂立儀程，改在驚墊節，禮儀比大祀禮稍微降低，供獻的帛減少十分之一，不設從壇，不燔柴，寫為定製。
十一年驚墊節，皇帝生病，不能親自行禮，就命武定侯郭勛代替。
給事中葉洪說：“祈谷、大報，祭祀的名稱不同，但同樣都是祭祀上天。
祖宗沒有不親自行禮的。
成化、弘治年間，有別的緣故，寧可推遲到三月。
因為郊祀禮重大，不宜由臣子代行，請求等到聖上身體康復，改換占卜吉日行禮。”沒有聽從。
嘉靖十八年，改在大內的玄極寶殿行禮，不供奉配祀，於是成為定製。
隆慶元年，禮部大臣說：“先農壇親自行祭，接著耕藉田，就是祈谷禮的遣意。
而今兩次祭祀都在春季舉行，未免繁瑣。
並且玄極實殿在禁宮內，百官陪祀，出入不便。
應當罷除祈殼禮，只在先農壇舉行祭祀禮。”聽從其請。
明代初年，凡是有水旱災害以及非常變異，有時親自禱告，有時在宮中露天之地祭告，有時在奉天殿的台階上祭告，有時派遣官員祭告郊廟、陵寢以及社稷、山川，沒有固定的禮儀。
嘉靖八年春季祈雨，冬季祈雪，都是皇上撰寫的祝文，親自在南郊及山川壇祭祀。
第二天，祭祀社稷壇。
穿戴淺色衣冠，不陳設儀仗，不肅清御道，都不設配祀，不奏樂。
嘉靖九年，皇帝想在奉天殿的台階上舉行大雩禮。
夏言說：“按照《左傳》記載‘蒼龍出現就舉行雩祭’。
大概四月萬物開始茂盛，等到下雨而大，因而祭天為百穀祈求雨露滋潤。
《月令》上說：‘雩祭上帝用盛大的禮樂，於是命百縣舉行雩祭，祭杞對百姓有益的百王卿士，以祈禱莊稼豐收。
’《通典》上說：‘四月雩祭五方上帝，祭壇稱為雩，在南郊之旁舉行榮祭。
’先臣丘浚也說：‘天子除了郊祀上天之外，另外建築祭壇祈雨。
後世這一禮儀沒有流傳，遇上旱災，就請異端邪說的人舉行祈禱祭祀，不求用誠意去感動上天，而以法術相要挾，誣枉太厲害了。
’丘浚希望能在郊社旁擇地建造雩壇，孟夏後行禮。
臣認為孟春已行祈谷禮，如果從二月至四月，晴雨時節和順，那么大雩的祭祀，可派遣官吏代為舉行。
如果雨期推遲，陛下就親自禱告。”於是在圜丘壇外泰元門的東方建造崇雩壇，形成制度，年成乾旱就舉行禱告，供奉太祖配祀。
嘉靖十二年，夏言等人說：“古代大雩之祭，命樂正演習盛樂、舞皇舞。
藉音樂舞蹈的和諧，激發天地陰陽之氣。
請求在三獻禮完成之後，九奏樂停止之時，演奏《雲門之舞》。
仍舊命儒臣總括《雲漢》詩詞，譜寫《雲門》一曲，派文武舞士一同舞蹈一同高歌。
《雲門》，是帝堯的樂曲，《周官》記載用來祭祀天神，取雲出天氣，雨出地氣的意思。
並且請求增添數闕鼓吹曲，教一百名舞童，穿青衣執羽毛，繞壇歌《雲門之曲》而舞蹈，樂曲共有九章。”因而奏上儀程，比照祈谷禮。
又說：“大雩是祀天禱雨的祭祀，凡是遇上乾旱，禮部在春季末期奏請舉行。”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嘉靖十七年，親自在祭壇禱告，穿青衣，用一頭牛，熟食祭獻。
明朝初年沒有明堂制度。
嘉靖十七年六月，辭官歸居的揚州府同知豐坊上疏說：“孝敬沒有什麼比尊父更大的，尊敬父親沒有什麼比配天更大的。
懇請恢復古禮，建造明堂。
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為宗，以配祀上帝。”下發禮部集體商議。
尚書嚴嵩等人說：從前伏羲、神農開始祭祀上帝，有時建造明堂。
繼後夏後氏在世室，殷人在重屋，周人作明堂之制，比夏、殷更加詳備。
聖王奉事上天，如同兒子事奉父親，血統尊重而感情親切。
因而規定為一年享祀的禮儀，冬至圜丘祭，孟春祈谷祭，孟夏雩壇祭，季秋明堂祭，都以此來表示尊顯。
明堂祭享上帝，又以此親近親人。
今天創建新制度，難以借鑑古法，關鍵在於效法先王之意。
明堂圜正，都是祀天的地方，而今大祀殿在圜丘的北方，禁城的東南方，正好對應古法的方位。
明堂秋季祭享，就以在大祀殿舉行更為妥當。
至於配祀的禮儀，從前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詩》傳認為萬物成形於上帝，如同人成形於父親。
因而季秋在明堂祭享上帝，而以父親配祀，取萬物成熟季節之意。
漠孝武明堂的祭享，以景帝配祀，孝章帝以光武帝配祀，唐中宗以高宗配祀，明皇以睿宗配祀，代宗以肅宗配祀，宋真宗以太宗配祀，仁宗以真宗配祀，英宗以仁宗配祀，都是世代依次配祀，這是主要依據親緣關係。
宋錢公輔說：“郊祀之祭，由開拓封疆的祖先，有聖人功德的人配祀。
明堂之祭，由繼嗣的君王，有聖人功德的人配祀。”當時司馬光、孫忭等大臣在朝堂上辯論，程、朱大賢在下倡議，這是主要依據祖宗的功德。
而今恢復古代明堂大享的制度，那應當配祀的帝王，也就只有這兩種說法而已。
如若按功德論，則太宗重新建設國家，功德與太祖相符，應當由太宗配祀。
如果按親綠論，獻皇帝，是陛下的親生父親，陛下的功德，就是皇考的功德，應當由獻皇帝配祀。
至於稱宗的說法，臣等不敢妄加議論。
皇帝降旨：“明堂秋報大禮，在奉天殿舉行，配祀的帝王務必要有個統一的說法。
皇考稱宗，有什麼不可？再商議上奏。”於是戶部左侍郎唐冑直言上疏說：三代的禮制，沒有比周更周詳的。
《孝經》上說：“郊祀后稷以配上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說：“尊敬父親莫大於配天，周公就是這樣做的。”論者認為周公有聖人的功德，制禮作樂，而文王恰巧是他的父親，因而引用來證明聖人的孝敬，回答曾子的提問罷了。
不是說有天下的人，都必定以父親配天，然後纔稱為孝。
否則，周公輔佐成王治理夭下，其禮是為成王而設的，對於周公來說是尊父，對於成王來說就是尊祖了。
然而周公把政權歸還之後，沒聽說成三因為尊父的原因，廢去文王配天的祭祀，而換作武王。
後世祀明堂的，都以父親配祀，這是誤解了《孝經》的意義，違背了先王的禮法。
從前有人向朱熹請教：“周公之後，應當以文王配祀呢，還是以當時帝王的父親配祀？”朱熹說：“只當以文王配祀。”又問：“繼承周的天下的又怎么樣？”朱熹說：“只以有功德的祖宗配祀，後來祇是被尊父的說法迷惑錯亂罷了。”由此看來，明堂的配祀，不專門由父親是明白的。
而今禮部大臣不能辨明尊父的錯誤，不舉證文、武、成、康的盛事，而濫引漠、唐、宋不足效法的事例為論據，說的都是什麼啊！即使這樣，豐坊明堂的提議，雖然不可聽從，但明堂的禮儀，則不應當廢除。
而今南、北兩郊都主張尊敬親尊，必定在季秋大享上帝，而親近親人的意義纔具備。
自三岱以來，郊天與明堂各立所陪祀之帝。
太祖、太宗功德同等盛大，與周相比，太祖就配后稷，太宗就配文王。
而今兩次郊祀及祈谷，都供奉太祖配祀，而太宗獨獨沒有配祀，遭是儀制典禮的欠缺。
因此今日奉天殿大享之祭，一定要供奉太宗配祀，然後我朝的典禮纔完備。
皇帝發怒，逮捕唐胄關進欽犯獄。
嚴嵩這纔又召集朝臣，先商議配帝的禮法，說：“考證季秋萬物成熟的意義，尊父配天的論說，應當供奉獻皇帝配享上帝。”因而請求供奉文皇帝在孟春祈谷時配祀。
皇帝聽從了獻皇配祀上帝的請求，但拒絕了文皇配享的提議而不施行。
不久又因為稱宗的禮儀，召集文武大臣在東合商議，說：“《禮》稱：‘祖有功，宗有德。
’解釋的人說：‘祖，是始祖。
宗，是尊。
，《漢書》注焉：‘祖被稱為始，開始接受天命。
宗被稱為尊，是有德可尊。
’《孝經》上說：‘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
’王肅注為：‘周公對於文王，尊親而祭祀他。
’這是宗尊的說法。
古代，天子有七廟。
劉歆說：‘七，是常規法則，如果有功德就宗奉，不可預先定下數目。
宗不在七數之中，是有變化。
’朱熹也認為劉歆的說法對。
陳氏《禮書》說：‘父焉昭，子為穆，而有一定的數目，是禮法。
祖有功宗有德，而沒有一定的成法，是道義。
，這是宗沒有定數的說法，禮法是因道義纔興起的。
而今援引古義，推及人情，皇考有至高的德行和昭顯的名聲，在天上秘密佑護，按其德行宗奉是可以的。
聖子神孫，傳授不絕，都是皇考一人繁衍廣布，按其世次宗奉也可以。
應當加宗皇考，在明堂配帝，建造有德而永世不遷的宗廟。”皇帝因為奏疏中不言及拊太廟，留在宮內不下發。
於是假設臣下奏對的口氣，作《明堂或問》，拿給宰輔大臣看。
大概說：“文皇是遠祖，不符合尊父的意思，應當由父親配祀。
稱宗雖然沒有定說，尊敬親人崇奉上天，按道義應當進行。
既然稱宗，就應當柑太廟，難道有太廟中沒有四親的道理？”皇帝既已排斥正當的言論，尊崇私親，心中想到太宗永遠沒有配享，不能杜絕朝廷大臣，於是定獻皇配帝稱宗，而改稱太宗的廟號為成祖。
當時沒有建造明堂，迫近季秋，於是在玄極寶殿大享上帝，供奉睿宗獻皇帝配祀。
殿在宮中右面西北方位一角，舊名欽安殿。
行禮完畢，禮部請皇帝升殿，百官上表朝賀，如同郊祀慶賀禮成的儀式。
皇帝因為大享初次舉行，命令在謹身殿賜宴群臣。
隨後因為腳病沒有駕臨，命群臣不要賀禮。
禮官上表奏聞，撤銷宴請，令光祿寺分別發給宴品。
嘉靖二十一年，敕諭禮部：“季秋大享明堂，是成周出禮儀典章，與郊祀同時進行。
以前因為享地沒有確定，特地在玄極賓殿行祭，朕誠意未盡。
南郊舊殿，原為大祀的處所，去年已令有關官員撤除。
朕自己製作了圖樣，建造為殿，恭奉進名稱泰享，用以昭示敬奉上帝的意思。”於是規定每年在秋季大享上帝，供奉皇考睿宗配享。
行禮如同南郊，陳設如同祈谷。
第二年，禮部尚書費案因為大享殿將要竣工，奏請皇帝定殿門名稱，門為大享，殿為皇乾。
等到大殿落成，而大享禮儀仍在玄極寶殿舉行，派遣官吏行禮成為常規。
隆慶元年，禮部大臣說：“我朝大享之禮，從皇考舉行，追尊睿宗，以昭示尊父配天之孝。
從皇上看來，則睿宗為皇祖，不合於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於是皇帝聽從他們的請求，罷除大享禮，命玄極寶殿仍改為欽安殿。
嘉靖初年，沿襲先朝舊儀，每天宮中舉行拜天禮。
後來認為太泛濫，罷除了。
遇上元旦、冬至、聖上生日，在奉天殿丹陛上行禮。
既已確定了郊天祭祀，就罷除了冬至的祭禮。
只有元旦、聖上生日在玄捶童揚行禮。
隆慶元年元旦，命令宮中拜天，不用在外舉行祭祀，祭品也不從太常寺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