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傳·卷二十三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

綽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筭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太祖餞於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為行台郎中。在官歲余，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台中鹹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台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鹹欲分兵御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行台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慧型，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並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

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

然世道雕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樸素。使百姓亹亹，中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欲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

其三，盡地利，曰：

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阪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並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

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谷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為政者，必訊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

其四，擢賢良，曰：

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

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冢養而為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冑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

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其材而為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奸偽為本者，將由其官而為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

而今擇人者多雲“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雲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雲無賢！

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寧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瑰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

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

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

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

其五，恤獄訟，曰：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睹情狀，窮鑒隱伏，使奸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訊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栲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舍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奸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

若有深奸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

其六，均賦役，曰：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徵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恤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征貧弱，不縱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

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己過，捶撲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

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系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

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

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鹹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群公列將，罔不來朝。時乃大稽百憲，敷於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厘百工。舜命九官，庶績鹹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

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

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於先王之典訓，以大誥於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霣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於彼東丘，則我黎人，鹹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彝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後以乂之。惟時元後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恤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 “後克艱厥後，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後。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鹹守厥職。嗟夫，後弗艱厥後，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斁，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樑。皇之弗極，公作相。百揆諐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

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眾，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 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奸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萬邦鹹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

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為教本。嗚呼！為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

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鹹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 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祗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偽，崇厥誠。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

柱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後，元後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庸錫降丕命於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群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鹹昭奉元後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

帝曰：“欽哉。”

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太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啟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

太祖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太祖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卮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為其文。

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太祖廟庭。子威嗣。

威少有父風，襲爵美陽伯。娶晉公護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懷道縣公。建德初，稍遷御伯下大夫。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

隋開皇初，以綽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魏武挹子乾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書、美陽伯蘇綽，文雅政事，遺蹟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績。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封邳國公，邑二千戶。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沉勇有決斷。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蕩寇將軍。累功（封）遷奉朝請、厲威將軍、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加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四年，出為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強濟，特為太祖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眾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盤頭氐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為侯。武成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卒。子植嗣。

史臣曰：書云：“惟後非賢弗乂，惟賢非後罔食”。是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為下之常道。若乃庖廚、胥靡、種德、微管之臣，罕聞於世；黜魯、逐荊、抱關、執戟之士，無乏於時。斯固典慕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勞虛己於吐握，其知賢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稷契伊呂之流可比肩矣。

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為樸，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譯文

蘇綽字令綽，武功郡人，是三國時魏國侍中蘇則的第九代孫。他的祖輩接連幾代都當郡太守。父親蘇協，任職武功郡太守。

蘇綽年輕時喜歡學習，博覽群書，特別擅長計算的方法。他的堂兄蘇讓出任汾州刺史，太祖在束都門外為他餞行。臨別的時候，太祖對蘇讓說：“您家子弟之中，誰可以任用?”蘇讓於是推薦了蘇綽。太祖就召見蘇綽，任命他為行台郎中。在任一年多，太祖還沒有很賞識他。但是各部門的官員有疑難不決的事情，都向蘇綽徵詢然後才作決定。所傳送的公文，蘇綽又為他們擬定條款格式。行台的官員都稱讚他的才能。後來有一次太祖跟僕射周惠達討論政事，周惠達不能回答，請求讓他出外找人商議。於是他把蘇綽召來，把討論的事情告訴他，蘇綽立即為他加以裁定。周惠達再進去呈報太祖，太祖連聲叫好，問周惠達：“誰替你想出這些意見的呢?”周惠達回答說是蘇綽，接著稱讚他有輔佐帝王的才幹。太祖說：“我也聽說這個人很久了。”不久太祖就授任蘇綽為著作佐郎。

有一次適逢太祖和公卿一起到昆明池觀看打魚，走到城西漢代倉庫舊地的時候，回頭詢問左右侍候的人，沒有誰知道。有人說：“蘇綽見多識廣，請問他吧。“太祖就把蘇綽召來詢問，蘇綽就把具體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太祖十分高興，接著又問當初開天闢地的事情和歷代興亡的過程。蘇綽很有口才，全都對答如流。太祖更加歡喜，於是和蘇綽一起騎著馬並排慢走到了昆明池，竟忘了打魚的事情而沒有設定魚網就回去了。於是太祖把蘇綽留下一直到了晚上，繼續詢問治國的方法，自己就躺下來聽他陳述。蘇綽於是向太祖說明了帝王安邦定國的正確措施，同時又論述了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韓非子學說的要點。太祖聽得竟然馬上起來，正襟危坐，連膝蓋在坐席上往前移了也不知道。就這樣兩人一直談論到天亮也不感到厭倦。第二天早上，太祖對周惠達說：“蘇綽真是個奇才，我要把政務委任給他。“太祖當即授任蘇綽為大行台左丞，讓他參與處理機密的事務。從此以後太祖對蘇綽的信任和待遇一天天隆厚。蘇綽又開始制定公文案卷的格式，規定行台發出的檔案用朱筆，呈送入行台的檔案用墨筆，並且制定記賬和戶籍登記的方法。

大統三年，齊神武帝兵分三路入侵，各將領都想分兵抵擋，衹有蘇綽的意見和太祖相同。於是他們集中兵力抵抗竇泰，在潼關把他活捉。大統四年，朝廷加授蘇綽為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爵美陽縣子，封地三百戶。後來又加授通直散騎常侍，提升爵位為伯，增加封地二百戶。大統十年，蘇綽被任命為大行台度支尚書，領著作郎，兼任司農卿。

當時太祖正想改革時政，致力於擴展強國富民的路子，因此蘇綽得以盡力發揮他的智慧和能力，輔佐太祖成就大事。他主張裁減官員，設定黨正、里長，並且設定屯田來資助統軍治國的費用。蘇綽又草擬了六條詔令，奏請施行。

第一條，首先修養自身的思想品德：

凡是當今的地方長官，都是由天朝任命，派到各地統治一方，說起他們的尊貴地位，都跟古代的諸侯相當。因此前代的帝王，常稱說共同治理天下的，衹有優良的郡守縣令罷了。君主明知各部門長官雖然各有所主管的工作，但是作為治理百姓的根本，那就沒有什麼像郡守縣令那樣最為重要的了。大凡治理百姓的法則，首先應當加強自身的思想品德修養。思想是全身的主宰，各種行為做法的根本。思想不清淨，就會胡思亂想。胡思亂想，就會不明事理。不明事理，就會是非顛倒。是非顛倒，就會一身不能自理，這樣哪裹還能治理百姓呢?因此治理百姓的關鍵，在於心地要清淨。所謂心地清淨，不是說不貪圖錢財，而是要讓心情清淨平和，精神端正沉靜。能夠做到心情平和，精神沉靜，那么邪惡不正的念頭就無由產生。邪惡的念頭不產生，那么凡是考慮的事情，沒有不符合最公正無私的道理。用遣最公正無私的道理來治理自己屬下的百姓，那么百姓誰還不聽從你的教化呢。因此說治理百姓的根本首先在於修養思想品德。

其次在於陶冶身心。大凡君主的身心，都是百姓的表率，一國的目標。標記不正，不能測得筆直的日影；目標不明顯，不能要求別人射中。當今君王如果不能很好地陶冶自身，而希望治理好百姓，造就好像用彎曲的標記硬要測得筆直的影一樣；君王如果不能注意自身德行的修養，卻要百姓修養德行，這就好像沒有目標卻要求別人非射中不可。因此作為君主，必須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親自實行仁義，孝順父母、敬愛兄長，忠誠守信，禮貌謙讓，廉潔公平，勤儉節約，然後再加上毫不倦怠，加上明察秋毫，親自做好這八個方面，用它來教導百姓。因此百姓對君主既敬畏又愛戴，既效法又模仿，美好的品德用不著每家教誨每天顯示而自然就可以培養起來了。

第二條，注重教育感化：天地萬物的特性，祇有人是寶貴的。因為明白人有中正平和的思想，仁愛寬厚的品行，跟木石有別，與禽獸不同，所以才覺得人是寶貴的。然而人性不會永遠不變，而是隨著教化而變化。受到敦厚樸實的教化就會質樸正直；受到刻薄虛偽的教化就會虛浮輕薄。虛浮輕薄就是一種衰落敗壞的風氣，而質樸正直則是一種淳厚和洽的風俗。衰落敗壞，禍亂就會交替出現，淳厚和洽，天下自然就會太平。治亂興亡，無不都是由教化所決定的。然而社會風氣的敗壞，已經幾百年了。天下大亂日益嚴重，至今也將近二十年。百姓看不到仁德所在，耳聞目睹的祇是戰爭；統治者不施行教化，衹懂得使用刑罰。國家復興剛剛開始，巨大的災難還沒有平定，加上戰爭頻繁，災荒連年不斷，各種規章制度剛開始草創，大都還是權宜之計。致使禮讓的風尚不能興起，舊的風俗習慣不能改正。近年收成逐漸好轉，徭役賦稅稍微減輕，人民的衣食不成問題，那么教化就可以進行了。大凡各位地方長宮，都應該除去雜念，端正思想，秉承朝廷的旨意，向百姓推行教化。所謂感化，貴在能夠用淳厚的風尚去倡導，用平和的思想去浸潤，用道德的行為去影響，用樸素的作風去示範。使百姓勤勉不倦，心中的想法趨向善，邪惡虛偽的念頭，貪得無厭的習性都暗暗消失，而不知道出現這種情形的原因，造就叫做感化。然後用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的道理教導百姓，讓百姓慈愛；用仁厚和順教導百姓，使百姓和睦；用禮義教導百姓，使百姓恭敬謙讓。百姓慈愛就不會遺棄親人，和睦就不會怨恨他人，恭敬謙讓就不會爭奪財物。這三方面都具備了，那么以仁義治理天下的局面就形成了。這就叫做教。前代君王能夠移風易俗、返璞歸真、垂肩拱手治理天下而達到太平盛世的局面，沒有不是通過教化來實現的。造就是治理天下的重要方法。

第三條，充分發揮地利：人生長在天地之間，把衣食看作是生命一樣重要的大事。糧食不夠就會挨餓，衣服不足就會受寒。當饑寒交迫的時候，卻要讓百姓實行禮讓，造就好像要彈丸往山坡上滾，勢必不可能。因此古代英明的君主懂得這個道理，先讓百姓豐衣足食，然後才跟著進行教化。衣食能夠豐足的原因，在於充分利用土地有利的條件。能儘量利用土地有利條件的原因，是由於鼓勵督促方法適宜。主掌這項教育的人，就在於地方長官了。民就是冥的意思，自己考慮事情不周到，一定要靠勉勵教誨，然後才會盡力去做。各州郡縣，每到年初一定告誡本地百姓，不論老幼，衹要能拿起農具的，就讓他們都到田間，按時耕種，不要讓田地荒蕪。等到播種完畢，茁壯的禾苗需要管理，麥子在田野成熟，蠶在屋裹結繭，在這時候，都應當老幼盡力，男女合作，好像拉起被水淹的人、救火、強盜將要來到一樣緊急行動，然後才能使農夫不荒廢本業，蠶婦得以完成其工作。如果有遊手好閒、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努力耕織的人，那么黨正、里長就要記下他們的名字上報郡縣，郡守縣令就應根據情況加以處罰，罰一人就能勉勵百人。這樣才是賢明的官員所應採取的教育方法。

一家百畝的田地，必定是春耕、夏種、秋收，然後冬天才有糧食。這三個季節是農業生產的重要時節。如果耽誤了一個季節，那么穀物就不能收穫以供食用了。因此前代君王告誡說：“一個農夫不耕種，天下必定有人因此挨餓；一個蠶婦不紡織，天下必定有人因此受寒。“如果這三個季節地方官員不注意審時度勢，而使百姓荒廢農業生產，這樣就等於斷絕百姓的性命，把他們趕向死路一樣。對那些缺乏勞力和沒有耕牛的人家，應鼓勵他們互通有無，使他們同舟共濟。農事的間隙，以及陰雨天氣不能幹活的空閒子，又應當教百姓種桑樹、果樹和蔬菜，修整園圃，養育牲畜，以便準備生活的費用，以便供給養老的東西。

處理政務不要過於瑣碎，遇於瑣碎百姓會感到煩擾；鼓勵督促也不容許太簡單，過於簡單百姓就會懈怠。善於處理政務的官員，必須根據當時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使煩簡適中。因此《詩經》中說：“不剛不柔，施行政令寬和，就能求得百福。“如果不能如此去做，那么必定會陷於施用刑律的境地。

第四條，選拔賢良人才：天生平民百姓，自身不能臻於完美的境界，因此必須設立君主來治理。國君不能獨自一人管理天下，因此必須安排官員來輔佐。上至帝王，下到郡國。安排大臣如能得到賢人擔任，天下就太平無事；如果沒有賢人，天下就會動亂，造就是自然的道理，即使一百個帝王也改變不了。

現在各級地方長官，都設定僚屬，這些都是輔佐管理政務的人。刺史州官就由朝廷任命，州官以下的僚屬，全都由刺史郡守自己任命。自古以來，州郡的高級屬員祇憑藉門第資格任命，大多沒有選擇德才兼備的人才；低級小吏衹是試其文筆優劣，全不問道德品行。所謂門第資格，不過是先輩的爵位高低，俸祿的多少，不能擔保子孫後代不愚昧；所謂文筆，不過是自身之外的末技，不會改變性格品行的刻薄偽詐。如果在門第資格高貴的人士之中能找到德才兼備的人才，造就好像駕馭著駿馬而馳騁千里；如果在門第資格高貴的人中找到的是愚昧的庸才，這樣就好像泥牛木馬一樣，形狀相似但用途卻完全不同，是不能登程的。如果在文筆高超的人士中找到道德品行優秀的人才，這樣就是具有黃金般的外表和玉石般的品質，裹外都美，確實是人中珍寶；如果在懂得舞文弄墨的人中找了一些刻薄偽詐的小人，這樣就好像在朽木上雕飾圖案，衹能一時好看，卻不能用來充當椽木使用。現在選拔舉薦人才，應當不限資格祖蔭，祇在乎找到真正的良才。假如能找到優秀的人才，自然可以把養馬的奴僕起用為公卿宰相，伊尹、傅說就是這樣的例子，更何況州郡的職位呢。假如不是優秀的人才，那么即使是丹朱、商均那樣的帝王后代，也不能保住百里的封地，何況公卿的後代呢。由此說來，觀察一個人的道理就顯耐易見了。

大凡選拔官員要求其具備的才幹技藝，是因為可以用來治理百姓。如果具有才幹、技藝，又以正直的品德作為做人的根本，他必定用自己的才幹把本職工作做好；如果有才幹技藝卻把邪惡偽詐作為做人的根本，他就會依仗自己的官位做壞事，又怎么能夠治理得好呢。因此要選取有才幹技藝的人才，必定首先觀察一個人的道德品行。那些道德品質好的，就推舉他；那些道德品行不好的，就棄置不用。

如今負責選拔人才的官員大都說“自己管轄的那個地方沒有賢才，不知該舉薦誰“。這種說法是從來沒有認真思考，並不是合理的言論。之所以這樣批評他們，是因為古人有這樣的見解：英明的君主能夠興起，不是由於上天給他降下輔佐的大臣；德行高尚的人能夠創業，不是由於地神給他選拔人才。經常是引用當世的人才，治理當世的政務。因此商、周不可能依賴稷、契時代的大臣，魏、晉無法藉助蕭何、曹參來輔佐。孔子說過：“有十家人聚居的地方，必定有像我孔丘一樣忠誠守信的人在其中。“哪裹會有萬戶人家的都市，卻說沒有人才的道理，衹是尋找不力，選擇不精，或者使用不得其所，委任不盡其才，所以說沒有罷了。古人說：

“千人之中的優秀人士叫做英，萬人之中的英才叫做俊。“現在才智足以授予一個官職，德行能夠聞名一方的人，難道不是接近英俊的人才嗎?衹要能盡力去審察，辭退徒有虛名的人，選取有真才實學的人，各自發現本州郡中最優秀的人才來任用，那么無論百姓有多少，都能把地方治理好。誰說沒有賢才呢!

良玉在沒有破開之前，跟瓦片石頭相似；駿馬還沒有賓士的時候，跟劣馬相混雜也分不出來。等到把玉石剖開使它顯露晶瑩，讓駿馬飛馳來驗試它的本領，這樣美玉和石頭、駿馬和劣馬才能分辨清楚。那些賢人在還沒有任用之前，混雜在平常的人群之中，憑什麼能看出他們的不同呢。關鍵是要把事業交給他們，責求他們成就事業，才能比較出他們跟那些庸人截然不同。古代的呂望以屠殺牲畜和釣魚為生，百里奚替人餵牛，寧生敲打牛角求仕，管仲曾經幾次打敗仗，在那時候，眾多的庸人難道會說他們是賢人嗎。等到他們當上王朝或者稱霸的諸侯大國的輔佐，經過幾十年，大功告成，事業完成，人們才認識到他們是奇才。於是後代的人稱讚他們的話，說也說不完。他們那樣奇特的人才，非凡的俊傑，還不能在沒有受到重用的時候，把自己跟普通人區別開來，何況才幹比不上他們的人呢。如果必定要等有了姜太公然後才任用，這樣一千年也沒有太公；必定要等有了管仲然後才委任，這樣一百代也沒有管仲。所以這樣說的原因，是因為士人必定是從卑微發展到顯貴，功勞必定從小積累到大，哪裹有還沒有委任就事業已成。不任用就先顯達的道理。如果懂得這個道理，那么賢人就能找到，士人也能夠加以選擇。找到賢人然後委任他，找到賢士然後使用他，那么天下要治理好，還有什麼不能成功的呢。

然而善於任用官員的人必定首先要減少他的官員。官員減少了，那么好的人才容易充實到官府之中．人才充實了，那么事情沒有處理不好的；官員煩多，那么必定混雜不好的人，混雜了不好的人，那么政務必定有過失。因此人們說：“官員減少了，麻煩事情也會減少；麻煩事情少了，百姓就會清醒。官員繁多，瑣事也就繁多；瑣事繁多，百姓就會感到頭腦昏亂。“清醒和昏亂的由來，在於官員的繁多還是減少。考察當今官員人數並不少。當初人多事廣的時候，尚且能把政務搞好，何況現在戶口減少，按照人數來設定官員，有人還認為太少。好像聽說下邊的州郡，還有兼任或暫代官職的情況，因此攪擾百姓，太沒道理。像逭一類的官吏，全都應當罷免，不能習以為常。

不僅州郡的官員應當任用優秀的人才，就是基層的閭里正長一類的職務，都應當慎重選擇，以便各自能選拔出一鄉之中最合適的人才，來管理百姓。黨正里長是治理百姓的基礎。基礎不傾斜，處於上位的必定安穩。

大凡尋求賢才的途徑，自然不止一條。然而要審慎地選拔賢人的方法，必須通過任用來測試他們的能力，通過考核來觀察他們的優劣。從家庭到鄉間，查訪他們做法的依據，觀察他們取得成績的緣由，那么他們的為人之道就清楚了，賢良和品行不好的人就可以區別開來了。用這樣的方法來尋求人才，那就大概沒有過失了。

第五條，慎重對待訴訟：

人類感受陰陽二氣而生，因此有感情有本性。本性使人們行善，感情控制不住就容易作惡。善惡已經區分，賞罰隨後也要得到運用。賞罰得當，那么惡行被制止而善行得到鼓勵；賞罰不當，那么百姓就會手足無措。百姓手足無措，怨恨反叛的念頭就會產生。因此前代的君王重視賞罰，特加戒慎。戒慎，就是要使審理案件的官員細心地盡力推究案件的根由。首先要從五個方面聽取案情，再拿其他證據作參考，巧妙審察細節，深入查明隱情，使奸詐之人無處容身，犯罪之人必定捉拿歸案。然後根據不同的情況判刑，判罰輕重適當，赦免輕微過失，原諒愚昧犯法，查明實情也不要自鳴得意。還要能夠參考人情事理，斟酌禮製法律，無不曲盡人情，深明仁義禮教，使犯罪的人好像回到家中一樣。這才是最好的做法。然而地方長官並不止一人，不可能人人都有通達的見識，推求情理，有時也很難窮盡。祇是應當本著最公正的心地，去除曲意偏袒的念頭，務求判明是非曲直，儘量使判決量刑都公平得當。聽訴和審查的方法，必須把所發現的情況追查得一清二楚，然後按法律用刑審訊，不苛刻不殘酷，有疑問就從輕發落，還沒有審查清楚就不亂施刑罰，根據事實判決處理，案件決不拖延積壓。這樣也是較好的做法。如果不用仁厚寬恕的方式而肆意採用殘暴的手段，把百姓視同木石，專用刑具鞭打。這樣的話，巧言詭詐的人雖罪狀明顯卻免於治罪，不善言辭的人卻無罪而遭受刑罰。像這樣處理案件的，這就是最差的了，不是共同治理天下所可以依賴的。當今的地方長官，應當盡力按較好的做法處理，並慕求最好的做法。如果是用最差的做法，那么刑律不會放過他們。

此外又應當深刻地思考遠大的事業，心中要想到以德政教化百姓。前代先王的規定曾說到，與其濫殺無辜，寧可寬恕罪人；與其傷害好人，寧可利於奸邪。這就說明如果明知不能處理得當，那就寧可錯免罪人，也不亂傷害好人。當今執政的人卻不是這樣。他們死板地固守法律條文，千方百計羅列過失，寧可使好人受刑法處罰，也不讓罪人免於刑罰。他們這樣做的原因，都不是喜歡殺人，衹是認為當官就寧可嚴酷，這樣可以避免因漏判而帶來的後患。這樣做就是懷有利己的心理，而不考慮最公正的原則，像這樣執行法令，都是奸邪之人。人是天地萬物之中最寶貴的，死了就不能復活。然而在酷刑之下，因為受不住刑訊的痛苦而自誣有罪，又不經申訴審理，就被判刑殺害，恐怕到處都有。因此自古以來，設定了從五個方面聽取訴訟、對三種情況從寬處理的原則，寫下了明察細審案件的法典，這些都是十分愛惜人民的做法。凡是砍樹、割草、打獵不依時節，尚且違反有關農事的政令而損害帝王的治國之道；何況刑罰不當，亂殺好人，難道不使皇天傷心，觸犯陰陽交合而化生萬物的和氣嗎!皇天傷心，和氣受損，而想陰陽協調合適，四季順理有序，萬物豐盛乎安，百姓快樂高興，這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人說過，一個人嘆息，王道就會因此傾覆，說的正是這種情況。所有的地方長官，能不審慎 q匿。

如果有人老奸巨猾，傷風敗俗，違背人倫，不忠不孝，故意做出違背道德的行為，殺掉一人而有利於眾人，以便使君王的教化清明，這樣即使用重刑也是可以的。懂得這兩方面判罰的原則，那么刑政就完備了。

第六條，平均賦稅徭役：

聖人最寶貴的是地位。用來守住地位的是仁愛，用來凝聚百姓的是財富。遣說明前代君王必定用財富凝聚百姓，用仁愛保守地位。國家如果沒有財富，地位就保不住。因此從三皇五帝以來，都有徵稅的做法。雖然輕重不同，但作用是一樣的。現在叛賊強盜還沒有掃乾，軍隊費用的開支很大，雖然還沒有來得及減省，以便救濟百姓的疾苦，但要使它平均，讓百姓不缺乏生活資料。所謂平均，不是免除豪強而衹徵收貧弱人家，不縱容奸邪詭詐的人而使愚昧笨拙的人受困，造就叫做平均。因此聖人說：“衹要平均就沒有貧困。“

然而財物的生產，其工作也不容易。紡線織布，從一絲一線逐漸做起，不是十來天就可以隨便完成的。必須不斷鼓勵督促，使人們預先經營料理。出產絲織品的地方事先做好織作布帛之事，種麻的地方及早備辦緝麻紡鰱。提前做好準備，到時就能交納，所以朝廷的賦稅能夠得到供給，百姓也不會困苦。如果不預先鼓勵勸誡，到徵收期限緊迫的時候，又怕拖延時間成為自己的過失，於是鞭抽棍打，責令馬上備辦交納。那些富有的商買趁此機會牟取暴利，有錢人家向他們高價購買，無錢的向他們付息借貸。交納賦稅的百姓於是遭殃了。

徵收租稅的時候，雖然有大致的規定，至於考慮貧富差別，排列先後順序，都由基

層的黨正里長提出意見，再由郡守縣令決定。如果考慮周全，那么政治和洽而百姓高興；假如審核處理不得法，那么官吏就會作惡而百姓怨恨。此外分派徭役，官員多不用心。致使貧窮體弱的人有的服重役而到遠方防守，富有體壯的人有的派上輕差而在附近防衛。郡守縣令考慮事情如此草率，沒有一點憐憫百姓的心腸，都是君王政務的罪人。太祖很重視這六條韶令，常把它放在座位右邊。他又命令各部門官員學習背誦。那些州官、郡守、縣令等官長，凡是不通曉六條韶令和記賬方法的，不能夠任職。

自從晉朝末年以來，文章競相追求浮華的風格，終於成為習慣。太祖想革除這種弊病，就趁著魏帝祭廟，群臣全都來到的機會，命令蘇綽寫了一篇大誥，奏請魏文帝推行。大誥說：國家中興十一年，仲夏，各地百官，全都會集朝廷。上自柱國宇文泰，下至群公列將，沒有誰不來朝拜。當時大力制定各種法令，施予各地，用來告知我王法度。皇帝說：“當初堯任命羲和，恰當地管理百官。舜任命九官，各種事業興辦起來。武丁任命傅說，能夠號稱高宗。天時美好，寡人敬重順從。你們各有職位，全都來到我太祖的王庭，寡人將把那些官職奉天意任命給你們。“六月丁巳，皇帝到太廟朝拜，凡是官員，無不在位。皇帝這樣說：“啊!我朝宰相、群公、列將、百官、卿士、庶尹、御事，寡人恭敬地發布祖宗的靈命，查考先王的典章訓示，來告誡你們在職的諸位。當初我太祖神皇，開始接受聖明的命令，來創立我朝偉大的基業。烈祖景宗，開拓四方，以武功平定天下。到了文祖，大力施行文教德政，遵奉武考，不失舊制。自那時以後，衰頹的弊端已起，因而在那束丘興起大難，我黎民百姓，都陷於塗炭。我繼承先王帝業，早晚敬畏，好像要渡過大河一樣，不知道該從哪裹過去。因此稽查先帝典章，在朝廷上揣測，力求拯救百姓於疾苦之中。那賢明的君王，給我昭示日常的訓誡，說蒼天降生眾多百姓，他們卻不能治理自己，天帝俯察明智通達，設定天子來治理百姓。衹是天子也不能獨自治理，要廣泛徵求才德兼備之人，任命百官群臣來輔佐他。於是上天任命君主，君主任命百官，衹是用以救助民眾，而並不是貪求安逸的想法。君主是頭，黎民是腳，股肱的作用則是輔佐。上下一個整體，各自都在自己負責的崗位上辛勞，這樣就能達到統治天下的準則要求。因此常訓說：‘君王能夠付出君王的艱辛，大臣能夠付出大臣的艱辛，政局就能安定。‘現在我承受上天之福。已登上天子寶座。各位輔助大臣又服從我國家的命令，無不恪守職責。唉，如果君王不能付出君王的艱辛，大臣不能付出大臣的艱辛，政局怎么會不敗壞呢。啊，確實艱辛啊!諸位凡是在職的，希望聽從寡人之命。“

皇帝這樣說：“柱國，四海不幸，由開始至今已有兩代。皇天還沒有斷絕我太祖列祖之運命，因而把重臣賜給我。國家將要衰敗，先生是國家的棟樑。君王考慮不到之處，先生起來輔佐。百官如有違反法度，先生可作統領。先生文武兼備，能明察是非，能治理天下，遵循武功七德，施行文事九功，平定暴亂，安撫我百姓，施恩九州土地。好比伊尹在商，周王朝有呂尚，傅說輔佐武丁，因而可保我朝無窮無盡的幸福。“

皇帝這樣說：“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諸位作為寡人的三公重臣，輔佐寡人。宰相是百官之首，能夠協調治、教、禮、政、刑、事六種職事。太尉主管武事，武事的作用在於制止干戈。司徒掌管人民，恭敬地施行各種教化。司空負責土地，利用田地使人民生活充裕。這三公職位，好像三台星在天上；這四個輔佐天子的官職，好像四季合起來組成一年。上天的職任，我們這些人可要代替它去完成。“

皇帝這樣說：“各位將領，你們要大展雄才，作寡人英勇善戰的勇士，賊寇違法作亂，蠻夷侵擾中原，你們前往征討，用仁惠安撫他們，用威嚴監督他們。施用刑罰期待達到無刑的地步，天下各地全都安寧。使八方之內，沒有誰違抗寡人的命令，這是你們的功勞。“

皇帝這樣說：“各地眾官，你們掌管所轄的區域，要作百姓的父母。百姓不能忍受飢餓，因此前代君王重視農業生產；百姓不能忍受寒冷，所以前代君王重視女功。如果百姓不遵行孝慈，那么他們骨肉的恩情就會淡薄；不篤守禮讓，那么他們爭奪的惡念就會產生。衹有這六件事情，才確實是教化的根本。啊!身居上位治理百姓的官員應當寬容，但過於寬容百姓又會懈怠。衹有用禮法使他們思想行動一致，不剛不柔，才符合中正之道的準則。“

皇帝這樣說：“卿士、各宮首長、辦事人員，六件事情的實行，君王每年視察各地一次，卿士則應每月一次，眾宮首長每天都應巡視，辦事人員則應隨時檢查。年月曰時，不改變那些制度，百官都作出表率，事業也就能成功。啊!你們這些王官，治理各地，好像上天有北斗星，斟酌宇宙陰陽二氣，不使它們失掉和諧，百姓永遠有所依賴；如果違反了應有的次序，世間萬物就會因此受到損傷。這是十分艱辛的事情啊!“皇帝這樣說：“天地的規律，一陰一陽；禮俗的變化，一文一質。從三皇五帝一直到今天，不僅有所變革，正因為它可以挽救時弊，不僅有所沿襲，正因為它可以保持長久。我魏王朝，承襲周王朝的頹風敗俗，接續秦、漠遺留的弊病，沿襲魏、晉的虛浮，五個朝代的浮薄風氣，都相沿至今而還沒有改革，如果要用它來使風俗純正，振興教化，難道能達到目的嗎。我朝宰相、百官、列侯，寡人德微，還可憑著全副心力，敬慎於事業的艱辛，能遵循前代君王英明美好的事業，不敢怠懈荒廢。啊，你們各在其職，也要跟我的想法一致重視有德行的人，信任仁厚的人，致力於這一艱辛的事業。要能夠捐棄浮華，追求真實，背離虛假，推崇誠信。不要違反不要忘卻，統一夏、商、周三代的固定法典，集中到道德仁義之上，用來保全我祖宗偉大的天命。承受皇天的福祿，能夠安撫天下各地，永遠使我朝百姓安寧。大家要謹慎啊!謹慎啊!我的話不說第二遍了。“柱國宇文泰及百官跪拜叩頭說：“‘確實聰明的人就做君主，君主做百姓的父母。‘三皇五帝大都遵行這種治國之道，以使可以棄置刑法而不用。自那時以後，歷經千年就再沒有聽說過。皇帝懷念三皇五帝的功績，將要改變衰亂的時代，招引遠方百姓和睦相處，於是賜降天命給我等群臣。君王這番話真是博大啊!並非說起來難，而是實行起來確實艱難。做事情無不容易有個好開頭，卻很少能夠有個好的結尾。《商書》說：‘始終如一不間斷，這樣德行才會日出新變化。‘皇帝開始時畢恭畢敬，直到最後始終小心謹慎。以便達到Ft新的德行，那么我們群臣，敢不早晚報答君王的美好教導嗎。逭一正道，還未光大於四方，而遠行布德，使九州深幽僻遠之地，全都勤勉地奉行君王明確的訓誡，全都歸向正道，永遠承受無窮無盡的福祿。“皇帝說：“你們可要認真謹慎啊!”從此之後，文章的風格都依照這種體例。蘇綽品性節儉樸素，不經營私人產業，家中沒有多餘的財物。因為天下還沒有平定，他常把治理天下作為自己的責任。蘇綽廣泛尋求優秀人才，共同弘揚治國之道，凡是經他推薦的人，都做到大官。太祖也誠心誠意地委任他，從來都沒有閒言。太祖有時外出巡遊，經常預先在空白紙上籤署自己的名號交給蘇綽，如果有需要處理的事情，就讓他根據情況施行，到回來以後，告訴左擔一聲就行了。麩緯曾經說治國之道，應當愛護百姓就像一位慈祥的父親，教導百姓就像一位嚴格的老師。蘇綽每次與公卿議論，從白天到晚上，事情無論大小，都好像在手掌上籌劃一樣。由於他長期思考，過於疲勞睏倦。最終患上氣血不通的疾病。大統十二年，蘇綽在任職期間去世，終年四十九歲。太祖對蘇綽的去世十分痛惜，悲哀的情感使左右的人感動。到了將要下葬的時候，太祖就對公卿大臣說：“蘇尚書乾生謙讓，十分注重節儉。我想成全他一貫的志向，就怕普通人對我的心意不能了解；如果追贈豐厚的財物和謐號給他。又違背往昔彼此相知的情義。真是左右為難，我有疑慮，不知該如何處置。“尚書令史麻瑤由后座走上前說：“古時晏子是齊國才德兼備的大夫，一件狐皮毛衣穿了三十年。當他死的時候，衹派了一輛車子送葬。這說明齊侯不改變晏子的志向。蘇綽既然操行清白，以謙虛禮讓自居，鄙人認為喪事應當從儉，以便使他的美德發揚光大。“太祖連聲贊好，於是把麻瑤推薦給朝廷。蘇綽歸葬武功，衹用布篷車一輛載送他的靈柩。太祖和群臣都步行送出同州城門外。

太祖親自在車後把酒灑在地上祭奠，並說：“尚書平生做事，妻子兒女兄弟不知道的，我全都知道。衹有你了解我的心思，我了解你的心意。正想共同安定天下，你卻不幸就捨棄我而離開人世，怎么辦呢!“接著太祖放聲痛哭，酒杯掉在地上也沒察覺。到下葬當天，太祖又派遣使者用牛羊豬三牲齊備的太牢來祭奠，並親自寫下祭文。蘇綽又著有《佛性論》、《七經論》，都流行於世上。明帝二年，把蘇綽神位附在太祖的宗廟裹祭祀。蘇綽的兒子蘇威繼承了爵位。蘇威年輕時就有父親的風度，承襲爵位為美陽伯。他娶晉公宇文護的女兒新興公主為妻，被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爵位為懷道縣公。建德初年，逐漸升任御伯下大夫。大象末年，任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朝開皇初年，因為蘇綽在前朝很有名聲，所以皇帝頒下詔書說：“當初漢高祖欽佩無忌的義氣，魏武帝稱述子乾的遣風，前朝著名的賢人，後代的君王都十分推重。魏朝已故度支尚書、美陽伯蘇綽，文教政事各方面所留下的事跡都值得稱道。他施展才力輔佐前朝君王，聲名功績永垂青史。應當賜給他土地房屋，用來表彰有道德的賢人。“於是追封蘇綽為邳國公，封地二千戶。蘇綽的弟弟蘇椿，字令欽。他品性廉潔，做事謹慎，沉著果敢，有決斷。正光年間，關西賊人作亂，蘇椿回響招募前往征討，任蕩寇將軍。多次立功升任奉朝請、厲威將軍、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又加任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年，蘇椿被授任鎮束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人統四年，他出任武都郡守。後改任西夏州長史，又任帥都督，兼攝弘農郡職務。蘇椿居官稱職，精明幹練，特別被太祖賞識。大統十四年，設定帶領本州鄉兵的帥都督一職，如果不是本鄉有名望能符合眾人心意的人，不能參預這項工作。於是讓驛車徵召蘇椿，命令他帶領鄉兵。那年，蘇椿打敗槃頭氐有功，授任散騎常侍，加任大都督。大統十六年，蘇椿出征隨郡，大軍回師，授任他為武功郡守。已在本邑任職，蘇椿以清廉節儉自居，大小政務，必竭盡忠誠。不久授任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爵位為侯。武成二年，官位升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蘇椿去世，他的兒子蘇植繼承了爵位。

史臣曰：《尚書》有這樣的話：“君主非賢人不能治理好天下，賢人非君主就沒有俸祿。“因此能真正理解大臣稱得上聰明智慧，這是君主治國的先決條件；被任用就推行正確的治國措施，這是作為臣子的通常做法。至於廚師、奴隸能成為布施恩德給百姓、功勳卓著的大臣，這樣的事情世間極少聽說；被放逐在外、以守城門執戟侍衛為業的不得志士人在世上並不少見。這本來就是《典》《謨》要昭示用人的準則，《詩經》提倡指責昏庸君主的原因。如果確實能借鑑前事的得失，虛懷若谷地禮賢下士，知道了賢人必定任用，授予宮爵不要有所疑慮，那么這些君主就可以跟虞舜、夏禹、商湯、周武王的美德相比美，這些大臣也會跟后稷、契、伊尹、呂尚這一類賢臣並列了。太祖提劍起家，各種制度開始創立。在群雄競相角逐的日子施行以法約束的制度，在勢成鼎足對峙的時候加強安定政治的禮教。最終能夠破除凋敝的陋俗，返璞歸真，改變奢靡的惡習，遵從節儉，好的風氣已經遍布天下，地位低的人能恭敬有禮，居上位者能有尊嚴；雖然邊境屢受侵擾，但朝中團結百姓依附。逭都是由於蘇令綽的功勞。他的名聲位居當時之首，恩澤傳到後代，這是很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