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傳·卷五十四

作者：蕭子顯

譯文

《周易》記載君子之道四種，說的是仕輿隱的事。所以有人身在朝堂而形同隱居，有人浪跡江湖而長期歸隱。隱居避世的形式情態，繁複紛紜，千差萬別。如果對道的含義理解十分透徹，聲名與形跡都已忘懷，將身影隱埋在峻極的山岩，把名聲掩蔽在深深的谷底，解除了仁義的桎梏，將形體精神回歸於自然，那么在儒家名教之外，另有一番風韻情致。所以，在唐堯時代就有不信奉聖人的隱士，孔門子弟也陰差陽錯地成為荷篠丈人的客人。其次則高舉獨來獨往的節操，看重仕隱去就的空虛的名聲，他們熱烈爭取的不是實際的物質利益，這與世俗風尚不同。有人謀慮周全而最終悔悟，事情有了結局方知道它的危險陸；有人志向得不到伸展，於是歸隱山林，歌吟澤畔。這些人都是憑藉宇宙而成其心志，以自然風雲作為警戒借鑑。其志向如果真的達到了道，也是很自然的。他們具有貞潔純正的品德，並以“文”來培養它們。不然的話，他們與那些在山中砍柴的樵夫又有什麼區別呢?所以樊英接受了徵聘，這不符合李固對他的期望。馮恢改節出仕，便受到張華的鄙薄。希望身處塵世之外的人，可見是很多的。像現在的這十多位先生，出仕卻不求聞達，退隱又不受世俗的譏諷，雖信服儒道，但能保全自身，這就是逸民節操的模範，所以將他們合在一起寫成《高逸篇》。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氏。高祖褚含曾為始平太守。父親褚襜為征虜參軍。褚伯玉年輕時便有隱士的品德，清心寡欲。十八歲時，其父為他婚配，新娘從前門進房，褚伯玉便從後門外出。於是前往剡地，居住在瀑布山。他很能忍耐寒冷暑熱，當時人們把他比作是王仲都。在山上三十餘年，與世人隔絕。王僧達作吳郡太守，不辭繁勞地苦苦禮請他來，褚伯玉迫不得已，只好在郡城停留了二夜，才交談幾句便告退。寧朔將軍丘珍孫寫信給王僧達說：“聽說褚先生住在您的館舍。這位先生藏身於雲霧山中，不侍奉王侯，高尚其志，采野果為食，已有很多年了。如果不是屈己謙恭喜愛賢者的人，怎能夠請他到來。從前文舉曾住冶城，安道進入昌門，加上這次伯玉宿吳郡，共是王件美事了。大凡辭卻米糧，以煙霞為食的人，祗可以暫時禮請他來，而不宜長久地留住他們。您應該順遂其遣世獨立、羽化登仙的願望。希望他回馬歸山時，能屈尊暫停；也希望您能幫我轉達，使他知曉。”王僧達回信說：“褚先生隨雲煙飄遊已經很久了。古代的隱逸之士，有的因為思慮兒女而留下，有的則使隱居地成為鬧市，但這位先生對此毫無興趣，祇與青松山石交友。身居孤峰絕嶺累積已達幾十年。所以最近特邀請他來這襄，期望寬慰我日夜仰慕他的一片真心。及至談輪起尋訪芝桂、荔蘿之類隱居生活，我就好像親見煙波流泉，親臨隱居之地一樣。知道您想拜見他，我會轉達您的意思。”

宋武帝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施行風俗教化，上表薦舉褚伯玉，特準徵聘為本州議曹從事，褚伯玉不肯就職。齊太祖即位，親手韶命吳郡、會稽二郡太守對他以禮迎送，褚伯玉又藉口有病而辭謝。太祖不想違背他的志向，敕命在剡縣白石山建築太平館讓他居住。建元元年去世。享年八十六歲。因為經常住在一楝樓上，所以就安葬在這座樓中。孔稚珪曾經跟隨他學道法，所以替他在館舍旁立了一塊碑石。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郡鬲縣人。祖父明玩，為州治中。父親明略，為給事中。

宋元嘉年間明僧紹兩次舉為秀才，通曉經義，儒學造詣很深。宋永光年間，鎮北府徵召他為功曹，一概不就職。隱居在長廣郡的嶗山，聚徒講學。淮北陷落於敵手之後才南渡長江。宋明帝泰始六年，征他為通直郎，不肯就任。

宋順帝升明年間，齊太祖當時為太傅，教採用以旌旗幣帛為禮品的徵聘大禮去聘請明僧紹及顧歡、臧榮緒等人，徵召明僧紹篇記室參軍，他也不來。明僧紹之弟明慶符，任貴州刺史，明僧紹因為缺乏糧食，所以隨明慶符一起到郁洲，住在弁榆山，棲雲精舍，喜歡賞玩水石，竟然一次也沒有進過青州城。齊高帝建元元年冬，詔書說：“朕輾轉反側地思念賢士，又懷想塵俗之外的隱者。齊郡明僧紹立志高遠，心性酷愛純樸，幽靜貞節的操守，應當加以褒獎。”徵召他為正員郎，明僧紹藉有病而不肯就職。以後齊高帝在給崔祖思的信中說：“明居士立志值得敬重，我以前的旨意竟然沒有傳達給他嗎?天氣稍涼想舉辦講習之事，你可以到他那兒，把我的意思全部告訴他，令他和明慶符一塊兒回來。”又說：“伯夷、叔齊不吃周朝糧食卻採食周朝野菜，在古時候尚且受到人們議論，現今難道能息止造種議論嗎?姑且把它當作笑話罷了。”

明慶符解除現任職務後，明僧紹跟著他返回，住在江乘攝山。齊太祖對明慶符說：“你的兄長高尚隱逸之事，這也是堯的方外之臣。朕雖然沒有與他直接交往，有時卻在夢中相通。”贈給明僧紹一支竹根如意，一頂筍殼冠。明僧紹聽說佛教徒釋僧遠有高尚的風範品德，前往定林寺守候他。太祖想出寺廟去見僧紹。僧速問明僧紹說：“天子如果到來，居士你怎樣和他相見?”說：“山野之人，正應當鑿牆挖洞以躲避。假如得不到同意，便應當依照以前戴公的辦法行事了。”永明元年，世祖敕命召僧紹，他藉口有病不肯相見。下詔徵聘他為國子博士，也不肯就任，去世。其子明元琳，字仲璋，也能繼傳家業。

明僧紹的長兄明僧胤，能談玄說道，宋朝時為冀州刺史。明僧紹之弟明僧嵩，也愛好學問，宋武帝見了他，親自迎接並頌揚其名聲，當時人認為這是很榮耀的事。宋明帝泰始初年，他任青州刺史。

明慶符在齊高帝建元初年為黃門官。

僧胤之子惠照，元徽年間，任太祖平南主簿，跟隨拒守桂陽，累官至驃騎中兵，與荀伯玉同為值班管領。齊高帝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對鑾羞人採用綏靖懷柔政策，答允讓他作益州刺史，還未升轉便去世了。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氏。祖顧赳，晉朝隆安末年，因躲避動亂而遷居。顧歡六七歲時書寫甲子，有簡策三篇，顧歡據以分析推算，於是知道了六甲。他家境貧寒，父親讓他驅趕田中麻雀，顧歡作了《黃雀賦》便回家，麻雀將田中稻穀吃了大半，父親發怒，想鞭打他，看見顧歡作的賦才停手。鄉村中有學堂，顧歡因貧困而拿不出錢來上學，於是就靠在學堂後牆上旁聽，所學東西沒有什麼遺忘的。他八歲便讀了《孝經》、《詩經》、《論語》。等到長大後，更篤志好學。他母親年老，他便邊種田邊讀書，晚上便燃燒谷糠來照明。同郡人顧覬之來到縣裹，見了他覺得很是驚奇，於是讓幾個兒子都與他相交往，顧覬之的孫子顧憲之也跟他學經傅。顧歡二十多歲便跟隨豫章人雷次宗諮詢玄學儒學各種意義。母親亡故時，他有六七天都水米不沾牙，在墓旁築室而居，於是就隱逸避世而不出仕。他在剡縣天台山開館聚眾講學，接受他教導的經常有近百人。顧歡早年喪父，每當讀到《詩經》中“哀哀父母”這句詩時，便拿著書慟哭流淚，學者從此放棄《蓼莪篇》而不再講。

齊太祖輔佐宋朝朝政時，對楓歡的風範教化很欣賞，徵召他為揚州主簿，並派中使去迎接顧歡。到太祖即位，顧歡才到了京城。顧歡自稱是山谷臣顧歡，上表章說：“臣聽說張綱要提綱繩，整理裘衣要提著衣領。綱領既已理順，裘毛網眼自然會張開。而道德是綱，事物的形式是目。從上治整其綱，則萬事都符合時勢順序；從下張開其目，則庶民百官都不敢荒廢其業。因此商湯、周武王既得情勢又師法正道，其基業便延綿不絕；秦始皇、項羽輕視正道而一昧放縱其威勢，結果是身遭殺戮。自古以來，天門便有開有閉，春夏秋冬氣候互相更新，絲衣皮裘也互相變換替代。當今已是火水更換了位置，日、月、星也變改了法軌，上天樹立顯德之人，適應時序生育萬物，蒐集宣揚偏狹淺陋的意見，草莽中也沒有隱伏的議論了。因此山谷中愚笨之人，也敢於表明自己偏頗的一管之見，謹刪撰《老子》一書，獻上《治綱》一卷．希望皇上能考察古代百王的治理方法，斟酌運用到現時，不要因為是草野鄙陋之人的話而拋棄它，不要因為是地位微賤者的見識而廢置它，那么就是率土之民的福分，微臣我的萬幸了。希望皇上能看看，則從上至下都相互安泰。雖不求百姓歡悅而百姓自然歡悅，不祈請上天保佑而上天自會答應。上順應天，下使民歡悅，那么皇上的基業便很穩固了。臣志向在深山幽谷，不想獲得榮耀；雲霞野食完全滿足需要，不必依靠俸祿養身。陛下既然遠道尋求訪見我，我怎敢不暢所欲言?話已說完，請求允許我從此退隱。”

當時員外郎劉思效上表陳述自己正直的意見說：“劉宋白大明以來，逐漸凋敝衰落，徵收的稅賦比往年增多但國庫卻比以前更貧乏。加上戰爭烽火屢起，國家創傷得不到平復，服兵役的兵士們，家中沒有半點糧食儲備，百姓哀號哭叫，毫無生活的快樂。豪門權貴之流，富商巨賈之族，其車馬服飾伎樂，爭相攀比奢侈靡麗；其亭台樓閣池苑居宅，互相競爭著趨於高大華美。甚至連居于山澤之人也不敢採摘飲用他們的水草。貧富對照鮮明，拋棄本源而崇尚未流。陛下應當發布明確的韶書，傾吐仁德的聲音，廣施恩惠甘霖，禁止邪僻奸偽，減省徭役，杜絕奇麗的財物，堵塞鄭、衛之音，順應歷數天命的變化，改變前朝奢靡的風氣，使禮文與實質相符，這樣做目不是很偉大嗎?又彭城、汴州有鴟梟的巢穴，青丘是狐兔藏身的洞窟，這些害人精殘虐百姓禍害人民，其程度比以往更凶暴，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厲害。鬼神哭泣舊泉的改色，人們悲憤故土的陷敵；兒童見髮式改換而感到活得慚愧，老人見衣襟左掩而覺得陷入敵手的羞恥。陛下應當回報上天、臣民的引頸以顧的期望，哀憐憫惜群黎百姓翹首以待的殷切企盼，授兵權給衛青、霍去病之類的將領，把韜略交給蕭何、張良那樣的軍師，萬道並進，掃蕩山谷。這樣不用揮鞭而恆山傾倒，渤海不夠飲用而枯竭，哪裹僅僅址使敵寇灰飛煙滅而已呢!”

齊太祖頒詔說：“朕以繼夜，思考著弘揚治理朝政的方法，做夢都停留在山岩海濱，精力集中在國家的管理庫藏，諸事煩擾於心而很晚才進食，可以說是極其勤勉了。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勁，或來自山丘田園，或處於閒散職位，都能到金門鳳闕的朝廷來上書獻策，辨析治理世事的方式方法，對朕心有所幫助。現將其表章發下，外臣們可詳細選擇適用的，以待陳奏。顧歡最近已賞給旌旗飾物，劉思劫可以交給吏部按照銓序官員的制度予以升遷，以顯揚正直之言。”顧歡束歸時，太祖賜給他塵尾、素琴。

齊武帝永明元年，有韶徵聘顧歡為太學博，同郡人顧黯征為散騎郎。顧黯字長孺，有隱逸的節操，與顧歡一起都不接受徼召。

顧歡晚年的衣著食物與常人不同。每天早晨一出門，山鳥便聚集在他手掌上啄食。信奉黃老之道，善解陰陽之書，用術數預測事物，大多應驗。當初宋元嘉末年時，他出京都寄住在柬府，忽然在柱上題字說：“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並因此而束返。後劉劭弒君篡逆，果然是這一年的這一天。他自知將要去世，便賦詩言志說：“精氣隨天命而行，遊魂隨物化而逝。”死期一到，卒於剡山，身體仍然柔軟，時年六十四歲。歸葬舊墓，樹木枝幹相連從墓側長出，縣令江山圖上表描述。齊世祖詔令顧歡的幾個兒子，編撰顧歡的《文議》三十卷。

佛道兩家，其立教宗旨不同，學者因此互相非難誹謗。顧歡著《夷夏論》說：

凡是辨別是非，應當依據聖典。所以追尋二教的本源，特標明二教的經典之句。道經云：“老子入關到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趁著她白天睡覺，乘太陽的精氣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出生，墜地就行走七步。於是佛道興盛了。”此段話出白《玄妙內篇》。佛經云： “釋迦牟尼成佛，有在塵世中遭劫難的命數。”語出自《法華無量壽》。“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語出《瑞應本起》。顧歡論述道：

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傅。國師道士，沒有超過老聃、莊周的；儒林之宗，誰能超出周公、孔子。如果孔、老都不是聖，那么誰可稱得上是聖。然上述經籍所說，像符契一樣相合。道則是佛，佛即是道。其道義的極致是相符合的，其行跡則相反。或聚合光輝以照明近處，或星光閃耀以照亮遠處。道救濟天下，所以無處不進；智周全萬物，所以無物不為。它們進入世界的方式不同，所以其作法必定不一樣。各成其本性而不改易其事。因此端莊從容的紳士，遣是華夏的容貌；剪髮而鬆開衣服，這是各少數民族的服飾。挺身跪跽，如磬一樣彎曲行禮，這是中原的恭敬的禮節；像狐狗一樣地蹲踞，這是蠻荒之地的莊嚴的禮俗。用棺槨殯葬死者，這是中原華夏的喪葬制度，火化水沉，這是酉戎的喪葬習俗。保全身形篤守禮儀，這是使人保存善性的教導；破壞容貌改易性格，這是教人杜絕惡性的學問。不僅人是如此，就連異於人的萬物也是這樣。鳥獸之王也往往是佛，在無窮無盡的世界裹有聖人代代興起。或昭明五經，或傳布三乘。在鳥的世界便如烏一樣嗚，在獸的世界裹便像獸一樣吼。用華夏的語言教導他，便說華夏之語：用夷戎的語言化育他，便說夷戎的話。雖然舟與車都是用來乘坐以行達遠方的，但卻有衹能濟川或行陸的限制。佛與道都是為了教化世人，但也有夷戎與華夏的區別。假如說它們要達到的目的是一致的，因而採用的方法可以互換的話，這豈不是車可以渡河，舟可以在陸上行走嗎?現在以中原華夏的體性，去仿效西戎的方法，既不完全相同，也不完全相異。在下拋棄妻子兒女，在上廢除宗廟祭祀。貪圖物慾享受的，都因為禮節而得到伸張；孝親敬長的標準，衹憑藉是否犯法來判斷理虧。違犯了禮儀的條理次序，還一點也不覺悟。喪失了體性忘卻了回返，誰還記得舊有的道路?況且理的可貴之處是正道；事的可卑視之處在於習俗。捨棄華夏而仿效夷戎，這是什麼道理?是因為道嗎?道原本就是相同的。是取其風俗嗎?風俗本來就大大地不同。

常見那些刻舟求劍式的和尚，守株待兔式的道士，互相爭論誰的教義為大誰的教義為小，互相攻擊。或將道一分為二，或將華夷習俗混為一談。造就是牽強附會地將異認作同，將同破壞成異。那么這種論爭所持的理由就是混淆是非的本源。考察兩教，最崇高的道義是相同的，衹是所取的方法有分別。開始於無端，結束於無終止。或涅槃或仙化，各是一種方式。佛教號稱正真，道教叫作正一。正一歸結於無死，正真歸結於無生。在詞義上雖然相反，實際含意上卻互相符合。但無生的教義則渺遠，無死的教義更切近。切近之法可以使性格謙虛軟弱者得到促進，渺遠之法可以使喜好誇口逞強者受到抑制。佛教有文采而廣博，道教質直而精細。太精細則不是粗笨之人所能信服的，太廣博則不是精細之人所能信奉的。佛教的語言華美而善於誘導，道教的語言樸實而慎密。太慎密則衹有聰明人能上進領悟，善導引則使愚昧者爭著向前。佛經繁多而明顯，道經簡練而幽深。幽深則使人難於看清其奇妙的門徑，明顯則使人容易遵循其正路。這就是佛道二法的區別。

神聖的大師原本沒有形成差別的心思，但形式體制卻方圓有別。方圓的器物既然用途不同，因而二教實施的方法也不相同。佛教是破除惡習的方法，道教是輿起善德的方法。興善則以崇尚自然為高，破惡則以講究勇猛為貴。佛教的行跡光明正大，適宜於教化萬物；道教的行跡慎密捆微，有益於為自己所用。其優劣的分別，大致就是這些。

至於蹲踞平坐的種種儀式，本出於它們各自的習俗；教徒們互相爭論，也衹不過出於他們各自的理解，這猶如蚊嗚烏叫一樣，怎么值得一一去比較呢?顧歡雖然贊同二教，但內心更偏向道教。宋司徒袁粲假託道人通公的名義駁斥他，其內容大略說：

白曰停息了照耀，恆星隱藏了光輝，這是佛祖誕生時應驗的徵兆，其事在老子之先，所以並非老子入關後，上天才顯現這種祥瑞。

又老子、莊周、周公、孔子，他們存世的論述，都是依靠太陽的餘光，憑藉佛經的遣法，從中竊取善言而來的，結果反成了書蠹，探究考察其源流，畢竟和我們崇尚的道不同。

依照西域的記載和佛經的稅法，其民俗以膝行為敬禮，而不以蹲坐為恭敬；道教以環繞三圈為虔誠，而不以踞傲為莊重。豈衹是戎夷之地如此，就連我們遣襄也一樣。襄童見帝是膝行而前；趙王見周也是環繞三圈才停止。現在佛法流行於華夏，信仰者常覺安寧；它勸誡人們相互友善，走上這條路的人常能通達。文王創立周朝．泰伯建立吳國，都能改革戎夷的風氣而不因循他們舊有的習俗。這哪裹像舟與車那樣，按理是不可代用的呢?佛法講求感化，有的因循有的變革。在家修行的居士，容貌服飾都不改變；出家修煉的和尚，其服飾容貌必須改變。這種改變原本是根據佛教教規，並不是遵守其地的民俗。教規與民風本不相同，所以用不著擔心會互相淆亂。

孔子、老子、釋迦牟尼，其為聖人大概相同，但對世界的觀照不同，因此立教的宗旨不同。孔、老以治理現世為根本，釋氏以出世為宗旨。其出發點既然有別，其終極目標也有所不同。二教符合的論調，自然是出於臆說之詞。

又道教仙化以形體變化為上，佛教涅槃以修煉精神為上。講求變形的，就是滿頭白髮變成黑色，但終不免於一死；修煉精神的，使塵世的誘惑Et漸減少，精神更加清純而長存。涅槃的方法，是沒有死的。二教的差別如此之大，怎能說它們是相同的呢?顧歡答辯說：

案道經的著作，產生於西周；佛經的傳入，開始於束漢，二者年月相差超過八百年，時代相隔數十代。如果說黃老之說雖然久違，而其源在於釋氏，遣就好比說呂尚竊取了陳恆的齊國，劉邦竊取了王莽的漢朝一樣。

經書說，戎夷之氣強悍粗獷，這難道又是拾人牙慧嗎?又夷俗是長跪，與華夏不同，是抬起左腿踮起右腳，適全是蹲踞的模樣。所以周公與孑L子先後都禁止這種姿式。又舟足用來渡河的，車是用來行陸的。佛教興起於戎地，豈不是戎俗向來便是惡的嗎?道教出於華夏，豈不是華夏風氣原本就是善的嗎?現在華夏風氣已經變化得與戎狄一樣醜惡，因而佛教便來破除它，確實是有原因的。佛理的確珍貴，故其戒律條文值得遵守；戎俗實在低賤，故其語言妝扮可以拋棄。現在華夏的一些士女們，民族並沒有改變，卻光著腦袋偏向蹲踞，濫用戎夷的禮儀。對於這些削髮之徒來說，完全是胡人了。各國都有其原來的風尚習俗，按理是不可以改變的。

如果說觀照世界的方式不同，因而設教的宗旨必定不同的話，那么，佛教並非是東方華夏的宗教，道教也不是西方戎狄的宗教，按理應當像魚鳥一樣，因淵源不同而永不相關；但為什麼老、釋二教都能流行於四面八方?現在既然佛教已風行於東方，道教也向西方邁進，故此知道世風有精粗之分，宗教有文質之別。但道教執守根本以導引末流，佛教拯救末流以保存根本。請問其差別的要領有哪些?如果僅認為差別在於是否剪落頭髮，則罪犯也剪落頭髮。如果以為差別在於是否設立偶像，則巫覡也設立偶像。這些都不是其要領，其要領在於恆久不變。二教都以永恆不變的“常住”為其形於物外的“象”，那么其思想體系的“道”又有什麼差異?

神仙有死，衹是權宜的說法。神仙是大化的總稱，而不是窮極玄妙的至名。至名是沒有名稱的，其有名稱者共有二十七個品級，“仙”變而成“真”，“真”變便成 “神”，“神”或稱為“聖”，仙、真、神各有幾種品級，品級達到極致便進入了空寂的境界，既無為又無名。如果僅僅是服用素食丹芝，以求延年益壽，那藥盡壽終便會死去，這衹是些修身養顏之徒，並非神仙一流人物。

明僧紹《正二教論》認為：“佛教在於顯明其信仰，道教在於保全其生命。保全生命者暗蔽，顯明信仰者通達．現在道家宣揚長生不死，可以補為天上的神官，這根本違背了老、莊立論的原理。”文惠太子、競陵王蕭子良都喜好佛教。吳興孟景翼為道士，太子召他進玄圃園。當時正足眾僧大會，蕭子良讓盂景翼向佛禮敬，孟景翼不肯，蕭子良贈送《十地經》給他。孟景翼作《正一論》，大約是說：“《寶積》雲‘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雲‘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一’是極其神妙的，它的空寂幽玄可以與有形的世界相隔絕，其神奇的變化可以充滿於無窮的境界。它無為而可衍生萬物，處一而成為無數。沒有誰能給予確切的命名，故勉強稱之為‘一’。在佛教稱為‘實相，，在道教稱為‘玄牝’。這無形的東西就是道家所說的‘大象’，也即是佛教所謂的‘法身’。二教都主張採用不去有意為之而是聽其自然方法來執守‘法身，、‘大象’。但事物有八萬四千種，說法也有八萬四千種。方法既然是無數的，其施行也是沒有窮盡的。雖然各種品級的修煉衹是隨其機緣，不能勉強，但必須引導歸之於‘一’。遣歸之於‘一，叫作回歸向正，向正即是無邪。邪念既已排除，眾多的善性便會曰曰更新。三五四六，隨用而行，獨立持守而不改變，棄絕學問而無憂愁。遠古的諸聖，都共同遵守著這個‘一’。老、釋二教初始之時並未分開，迷惑的人將其分離而不能融合。眾多的善行都去普遍地修煉，修行普遍了便能成為聖人。雖然稱號有千百種，但終究不能窮盡。既然難以窮盡，怎能一一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說：“道輿佛的終極沒有不同。我看佛僧與道士論辯是非，好像儒、墨兩家論戰一樣。從前有鴻雁在天邊飛翔，距離遙遠而形象不很鮮明。越人認為是鳧，楚人以為是乙。人的看法有楚、越之分，但鴻雁就是鴻雁，這是同一的。”張融把它拿給太子仆周頤看。周顆駁難他說：“虛與無就其內涵性質來說，都指空寂，這點是相同的。但它們處於空寂的方位，所表露的意義則有所區別。你持論的根據是‘處於極遠處方是無二’。這處於極遺的虛與無沒有分別，大概是指其內涵的性質而言的但足下您所宗仰的本旨卻是同一在鴻這一實實在在的物上，而沒有同一於虛無。以此賓士在佛道二教之中，難免不會產生錯誤。不知您高明的眼光是如何認識本源的，輕易地信仰，哪裹會有根本的宗旨呢?”他們之間往來論辯很多，遣裹就不一一記載了。

顧歡不善於日辯，而善於寫作。著有《三名論》，很是精巧，是鍾會《四本》之類的著作。又注釋王弼《易》書的《繫辭》，在學者中流傳。

始興人盧度，道教的造詣也很深。年輕時他曾經跟隨遲丞北征。退丞戰敗，敵虜追擊得非常緊迫，前面又被進丞阻擋不得渡通。盧僅在心中發誓說：“如果能夠免死，從今以後再不殺生。”不一會兒便看見兩根欄木漂來。盧度接到欄木得以渡過淮水。後隱居西昌三顧山，常有飛鳥走獸伴隨他。天夜裡，有鹿觸碰其牆壁，盧度說：“你碰壞了我的牆壁。”鹿應聲離去。他屋前有一水塘養魚，他用名字來招呼這些魚，魚便依次前來，取食後方離開。他預先便猜測到自己去世的年月，於是便和親友訣別。齊永明末年，壽終正寢。

當初，在永明三年，徵召驃騎參軍顧惠胤為司徒主簿。顧惠胤是宋朝鎮軍將軍顧覬之弟弟的兒子。他志在閒居養身，不肯應徵。

臧榮緒是東莞莒縣人．祖父臧奉先是建陵縣令，父親臧庸民是國子助教。

臧榮緒年幼時父親便亡故了，他親自種菜澆園，用以供奉祭祀。母親死後，於是便撰著《嫡寢論》，灑掃房屋，設定筵席，每遇朔、望之H便按禮拜獻，甘珍美味從不先嘗。

臧榮緒性格純厚喜好學問，他蒐集束晉、西晉史合成書，分紀、錄、志、傳，共一百一十卷。隱居在京口教授門徒。南徐州徵辟他為西曹，舉薦為秀才，都不肯應允。齊太祖作揚州刺史時，曾徵召臧榮緒為主簿，他也不來。司徒褚淵年輕時曾經親自尋找過他。齊建元年間，褚淵稟告太祖說：“臧榮緒是朱方的隱士。從前臧質在宋朝時，以國戚身份出任彭岱的牧守，曾招引他為輔佐，但這並不是臧榮緒所愛好的，所以藉El有病而請求免職．他堅守歸隱之志，身居草屋，雖條件艱苦，滲漏潮濕也覺安寧，以澆園種菜終老一生．與朋友關康之都沉溺於典籍，追記古事著書立說，撰有《晉史》十帙，贊論雖沒有顯示出超卓的才華，但也完全能包羅統括一代之事。臣年前去京，早已與他相見。最近告訴他要取用他的書，他已送出，希望能收錄進石渠秘合，供博採異聞鑑別善本之用。”齊太祖回答說：“公所說的臧榮緒，我很記得他。他有史書。想把它收進天祿閣，很好。”

臧榮緒看重和愛好《五經》，他對入說：“從前呂尚奉獻丹書，周王齋戒降位以迎；老氏、釋門的教誡，都有禮敬的儀式。”為表明至道，於是便著《拜五經序論》。因孔f生於庚子日，故常常在逭一天陳列《五經》叩拜他。自號“被褐先生”．又認為飲酒會淆亂德性，所以平時言談常以酒為誡。齊永明六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當初，臧榮緒和關康之都隱居在京口，世人稱為“二隱”。關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代居住在丹徒縣，以研學古代典籍為業。四十年不出門，不肯應承州府的招聘。宋太始年間，徵召為通直郎，不就任。晚年因為母親年老家境貧寒，所以要求做嶺南小縣的縣令。性格清正簡約，獨自居一室，很少與妻小相見，也不與賓客交往。弟子以學業相傳授。特別喜好《左氏春秋》，、齊太祖為領軍時，平素也喜歡《左氏春秋》。關康之送給齊太祖《春秋》、《五經》，是經他親手句讀校定的，並且還有十餘條論述《禮記》的文字。齊太祖非常高興，很是珍惜這部書。，死時還遣詔命將這部書放入冥宮。關康之卒於劉宋末年。

何求字子有，廬江郡潛縣人。祖父何尚之是宋司空。父親何鑠為宜都太守。

何求於宋元嘉末年為宋文帝的挽郎，初仕著作郎，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何求性格清淡沒有過分的欲望。又官拜征北參軍事，司徒主簿，太子中捨入。宋泰始年間，何求的妻子喪亡，歸葬在吳縣舊墓中，授職為中書郎，他不肯拜受。仍住在吳縣，居住在波若寺內，足不出產，誰也見不著他。宋明帝駕崩，他才出門赴京奔國喪，被授為司空從事中郎，不肯就任。於是便拜官為永嘉太守。何求當時寄住在南澗寺內，他不肯前往台省，請求就在寺中拜受，獲得許可。一天晚上忽然乘小船逃回吳縣，隱居在虎丘山。又授職為黃門郎，不肯就任．齊永明四年，世祖讓他做太中大夫，又不就任。永明七年去世，享年五十六歲。

當初，何求的生母工區被他父親害死，何求兄弟因此沒有做官的興趣。

何求之弟何點，年輕時就不肯出仕。宋朝時曾徵召他為太子洗馬，不就任。隱居在東離門外卞望之的墓旁。他性格循順善良，很少親附名人。齊建元年間，褚淵、王儉為宰相，何點對人說：“我作《齊書》已經完成，讚辭云：‘褚淵出身於豪門世族，王儉葉門第高貴家族華麗。若不是依賴於母舅之力，怎能夠關懷體恤親戚之家。”’王儉原想會見他，知道見不著，才打消了這個念頭。齊永明元年，徵召他為中書郎。豫章王親自登門造訪，何點卻從後門逃出去。竟陵王蕭子良聞知此事，說：“豫章王尚且不能夠使他屈就，我更不能提出這種要求。”於是贈給何點嵇叔夜酒杯和徐景山酒槍以表達心意。何點常自得其樂，雖然一喝酒就醉，但交遊宴樂時仍不離酒。永元年間，京都常受敵寇的侵擾，何點曾把亡衣結成下褲，與崔慧景共同討論佛教教義，其歸隱的行跡多是這樣。

何點之弟何胤，有儒學造詣，也懷抱著隱遁之志，將居宅命名為小山。齊隆昌年間他為中書令，因是皇后的堂叔而受到親近恩寵。齊明帝即位，何／亂便出賣了田園住宅，準備順遂自己歸隱的心愿。建武四年，他為散騎常侍、巴陵王師。聽說吳興太守謝礎辭官，何胤深恐落在他後邊，於是上表辭職不等回音便擅自離開，隱居在會稽山。齊明帝大怒，命有司上奏彈劾何胤，然後再發布優待他的詔書。永元二年，徵召何胤為散騎常侍，太常卿。

劉糾字靈預，南陽郡涅陽縣人。他本是中原舊族，遷居到江陵。他年輕時便節操高尚，好學上進，必要取得爵祿後方歸隱。宋泰始年間，官至晉乎王驃騎記室，宣厘縣令。後罷官歸家，便選擇幽靜處居住，不食五穀，以吃山薊及胡麻為生。

齊建元初，豫章王為荊州刺史，教人寫信禮請劉虬，要聘任他為別駕，與他同時受到禮請的還有同郡人宗測、新野人庾易，劉糾等人各修書答謝，卻都不應允受召之事。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蕭子卿表奏朝廷，請加授給予劉糾及同郡人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蒲車束帛之命。有韶征請劉糾為通直郎，不就任。

競陵王蕭子良寫信向他表達心意。劉糾回信說：“我一年四季經常患病，平時以澆園種菜為業。若使我餘生能在山澤間得到舒暢，暮年情趣寄托在魚鳥身上，這難道不是唐堯、虞舜對我的深重恩典，周公、邵公對我的宏大惠澤嗎?劉糾進不研究機巧玄妙，沒有孔門之徒、稷下學人的論辯才能；退不費神脫離物累，沒有終老於墳間樹下的節操。遠來的恩澤既已灑下，仁愛的規勸也已表明。我謹收起被認為是樵夫牧人之類的嫌疑，對您表示越工勾踐‘軾蛙’般的敬意。”

劉糾篤信佛教，他穿粗衣布衫，禮敬佛而吃長齋。註解《法華經》，親自講說佛教教義。因為江陵西面的沙洲遠離人群，於是遷居到那兒。建武二年，有詔徵聘為國子博士，他不就任。這年冬天，劉糾病重，正午有白雲飄繞在屋檐下房門內，又有香氣及磬聲，這天他便亡故了，終年五十八歲。

劉昭與劉則同宗。州府聘請他為祭酒從事，不肯就任，隱居在山中。

庾易字幼簡，新野郡新野縣人。遷居到江陵某地。祖父庾玫是巴郡太守，父親庾道驥是安西參軍。

庾易生性恬靜志在歸隱，不輿外界交往。齊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聘請他為驃騎參軍，他不肯就任。臨川王蕭映來到州府，特別看重庾易，上表舉薦他，並送他一百斛麥子毛庾易對來使說：“山民我砍柴采野食與麋鹿為伍，終年少有皮毛之衣，自耕自種的收穫足夠度過歲月。受大王的恩澤，已經很深重了。”推辭不接受所贈的糧食。永明三年，有詔征為太子舍人，不肯就任。平時以作文章而自得其樂。安西長史袁彖欽佩他的風範，寫信給他表達自己的心意，庾易則以兄弟間家書的格式給他回信。建武二年，又下詔徵召他為司徒主簿，不肯應徵。去世。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是宋朝徵士宗炳的孫子，世代居住在江陵。宗測年輕便好幽靜避隱，不喜歡處於世俗間。慨嘆說：“因家境貧寒雙親年老便不擇官而出仕，先哲以此為美談，我卻有所疑惑。人的孝心確實不能感動神靈而獲得財物，但應該順應自然規律，憑勞動去分取土地的出產。怎能夠去接受別人鬯厚的俸祿，替他分擔重任呢?”

州府推舉宗測為秀才，主簿，不肯就任。驃騎將軍豫章王徵聘他為參軍，宗測答覆說：“為什麼要錯誤地去傷害海中之鳥，橫暴地去砍伐山中之木呢?”母親喪亡，他親自背土種植松柏。豫章王又寫信給他聘請為參軍。宗測回答說：“我性格同於魚鳥，喜愛止息在山岩溝壑，眷戀著青松翠竹，迷失了人世之路。縱情遊蕩在高山流水之中，好像發狂一般，忽而不覺老之將至．而今雙鬢已白，怎么可以再要求我收斂虛渺的行跡而擔負實際的責任，限制我傾慕魚烏的心情呢?”永明三年，有韶徵聘他為太子舍人，不肯應徵。

宗測想要遊覽名山，於是便將其祖父宗炳畫的《尚子平圖》臨摹到牆壁上。宗測的長子在京師作官，知道父親有出遊的意思，便求取俸祿，回去作南郡丞，以便照管家事。刺史安陸王蕭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的各級官員都贈送禮物給他，宗測什麼也不接受。衹隨身攜帶了《老於》、《莊子》兩部書。子孫們拜別他時悲痛哭泣，而宗測看也不看便長嘯而去。於是他前往廬山，在祖父宗炳的舊宅中居住。

魚復侯蕭子響為江州刺史，贈送給他豐厚的禮物。宗測說：“年輕患有癲狂病，為找山採藥，才從速道來到造裹。按肚量而進食松子蒼朮，按形體而穿薜荔女蘿，這已足夠維持我淡泊的生活，怎能再接受這強加的施予!”蕭子響親自去拜訪他，宗測隱避不見。後來蕭子響乾脆不通告便來訪，已經快要到宗測的住所，他不得已，才戴著葛巾穿著麻布衣與蕭子響相見，但卻不和他交談，蕭子響很不高興地回去了。尚書令王儉送給宗測蒲草被褥。

不久，宗測護送弟弟的靈柩西去回到江陵，仍留住在舊宅永業寺內，不和賓客朋友相交往，衹和志趣相投的庾易、劉糾、族人宗尚之等人往來談論。刺史隨王蕭子隆來到江陵，派遣別駕宗哲前去慰問，宗測笑著說：“按理貴賤不相交往，你為什麼來到這裹?”竟不回答他的問候。建武二年，徵召他為司徒主簿，不肯就任，去世。

宗測善繪畫，自己在屏風上畫有阮籍在蘇門山相遇孫登的圖畫，無論坐臥都能看著它。又畫永業寺的佛影台，這些都是精妙之作。他又很愛好音樂，喜歡《易經》、《老子》，為皇甫謐的《高士傳》續作三卷。又曾經遊歷衡山的七座峰嶺，著有《衡山記》、《廬山記》。

宗尚之字敬文，愛好山水澤。和劉糾一樣，祇做官至驃騎記室便辭官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聘請他為贊府。豫章王聘請他為別駕，都不肯應允。齊永明年間，與劉糾一同徵召為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年，又徵召為諮議，都不就任．高壽而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是杜子恭的玄孫。祖父杜運，為劉毅衛軍參軍。父親杜道鞠，是州從事，他善於彈琴下棋。杜家世傳五斗．米教，直傳至杜京產及其子杜棲。

杜京產年輕時便恬淡靜穆，無意於榮耀與仕宦。頗涉獵文章道義，專修黃老之學。會稽人孔覬，清正剛毅有高節，一見杜京產便與他結成好友。郡召杜京產為主簿，州聘他為從事，他都稱病離開。拜官為奉朝請，也不就任。他與同郡人顧歡脾性相投，在始寧束山設館聚徒講學。齊建元年間，武陵王蕭曄任會稽太守，齊太祖派遣儒士劉秋去東方為蕭曄講說儒術，杜京產便邀請劉轍到館舍講書，竭盡資財供應接待他，兒子杜棲匆忙間拖著鞋走路，親自替劉珊師徒做飯，他們就是這樣禮敬賢士的。孔稚珪、周頤、謝滿都寫信給他以表達懇切深厚的情意。

永明十年，孔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驚、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上表薦舉杜京產說：“依我們看吳郡杜京產這個人，心地潔靜，性格謙虛，平順通和出自於天性，聰敏豁達表露得極其自然。學遍玄、儒之經，博通歷史、諸子之書，耽樂於文章學問，沉吟於道義奧妙。宋泰始之朝，掛冠罷仕，拋舍家業，辭世遁避，隱歸於太平。在峻極的山者上築室而居，在深幽的山澗中采芝而食，自耕自種，自給自足，自得其樂。卓然獨立而不群，淡泊寡慾，麻衣蔬食，已二十餘年。即使是古代的高尚志士，怎能超過他!我們認為應該使他放棄幽谷中的隱居生活，穿著繡衣進入朝廷，則山谷都會歡悅，薜蘿也會鼓掌歡迎。”表章雖上但未見回音。建武初年，徵召為員外散騎侍郎，杜京產說：“莊生持釣的志向，怎能為白璧而迴轉。”推辭有病不肯應微。年六十四，卒於永元元年。

會稽人孔道征，堅守志向而不仕宦，杜京產和他很友好。

永明年間，會稽鐘山有一個姓蔡的人，不知其名．在山中養鼠數十隻，叫來就來，叫去便去．此人言談狂妄簡慢，當時稱之為“謫仙”。不知所終。

沈騷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祖父沈膺期是晉朝的太中大夫。

沈膦士年輕時愛好學習，家境貧寒，他就邊織簾邊讀書，手不停。宋元嘉末年，宋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並查訪舉薦好學之士，武康縣以沈膦士應選。何尚之對兒子何偃說：“呈會從來就有奇異之士．”不久，沈鱗士便藉有病而回歸鄉里，再不與名人交往。他撫養喪父的侄兒，義名顯揚於鄉間。

有人勸說選鹽工出仕，他回答說：“懸魚囚獸，天下同是如此。聖人妙悟，所以每行一步都有吉兆在先．我確實未有高尚的德行，不能淡泊無慮，物我兩忘，為何不企求謙退一些?”於是作《玄散賦》表示與世隔絕。太守孔山士聘請他，他不應允。同族人徐州刺史逸曇慶、侍中這懷文、左率沈勃都來探望他，沈膦士一概不答理。他隱居在余不吳差山，講授經書，跟他學的有百十人，他們各自建設房舍，緊挨在他家的旁邊居住。沈鱗士很看重陸機的<連珠》，所以常常給諸生講解它。

征北將軍張永為吳興太守，邀請沈鱗士入郡。沈鱗士聽說郡後堂有好山好水，於是便前往並停留了數月之久．張永想請他作功曹，讓人把這個意思轉達給他。沈鱗士說：“太守的明德施布遍及淡泊質樸之人，他心中念及山谷之民，我所以才披褐衣拄拐杖而來，忘記了疲勞疾病。如果一定想要讓混沌之人去描畫蛾眉，給披髮的越人戴上有文飾的冠冕，那么對我來說，逃走雖然不是聰明的做法，但要我依附於權貴，那隻好投束海而死丫。”張永這才打消了這一念頭。

宋升明末年，太守王奐上表舉薦他，有詔徵召為奉朝請，沈膦士不應召。齊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上表推薦沈駢士的義行，說：“吳興沈鱗士，傑出的風範早已超群拔俗，高尚的節操也早就樹立，貞潔純正的品性出於天生，淵博的知識得自於誠篤的學習。家世孤弱貧寒，粗茶淡飯也難以自給。鑲抱書籍而躬耕，至白頭而不倦；挾帶琴瑟而砍柴，放歌吟詠而不停止。長兄早卒，留下孤侄四人。他扶持病弱，養育幼稚，含辛茹苦，而把甘甜讓給別人。年紀雖已超過七十，但為人行事仍然沒有改變。自塞亘台以來，有過多次的聘請徵召，但他如玉的品質更加純潔，如霜雪的節操更加嚴正。假如能讓他在朝廷參預政事，在公卿中占一席位置，定能使邊鄙之地都符合朝廷綱紀，使聖上的恩澤流播於荒遠的邊疆。”有詔徵聘沈膦士為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征請他為著作郎，永元二年，征為太子舍人，他都一概不肯廳征。

沈鱗士親自背柴取水，兩曰才吃一餐飯，堅守節操至終老。他專心於學問毫無厭倦，家中遭受火災，燒書數千卷，當時沈璘士已年遇八十，但還是耳聰目明，他在燈下仔細地察看，用廢紙的反面親手抄寫，又完成了二三千卷，裝滿丁幾十隻箱篋，當時人認為這是由於他養身靜默的結果。撰著《周易》、《兩系》、《莊子內篇訓》，注釋《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廣要略》數十卷。他有鑒於楊王孫、皇甫謐等人雖深通生死之道，卻大辦葬禮的虛偽行徑，於是自己便預先寫下如何安葬的遺書，享年八十六歲而卒。

同郡人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沈曇慶之子，也不出仕。徵召他為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召為中書郎。

永明三年，有詔徵聘前南郡國常侍沈顥為著作郎，建武二年，徵聘他為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又徵聘為通直郎．沈顓字處默，是宋朝領軍沈演之兄長的孫子。

吳苞字天蓋，濮陽鄄城人。他是儒學之士，喜好《三禮》及《老子》、《莊子》。宋泰始年間，渡過長江聚徒講學，他常戴一頂黃葛巾，手持竹塵尾，粗茶淡飯二十餘年。宋隆昌元年，詔書說：“處士濮陽入吳苞，其志向在於居處高山大谷，秉性節操貞潔堅固，情趣沉浸在古籍之中，至白頭更是老當益壯。徵聘為太學博士。”他不肯應徵。始安王蕭遙光、右衛江柘在蔣山南面替他建立館舍，自劉珊死後，學者都跟隨著吳苞。高壽而終。

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輿齊太祖同為中書舍人，但這並非他所好，從廬陵郡任上離官而去，隱居在鐘山。齊朝時被任命為太中大夫。建武三年，去世。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祖父與父親都是郡掾史。徐伯珍早年喪父，家境貧困，在竹葉及地上寫字練字。山洪暴發，淹沒了房屋，村裹鄰居都急忙逃走，徐伯珍卻把床疊架起來，留在上面，讀書不止。其叔父徐墦之與顏延之很要好，回到祛蒙山設立學舍聚徒講學，徐伯珍前往那兒跟隨叔父學習，經過十年，對經籍子史都很有研究，所以遊學的人大多依從於他。太守琅邪王蕭曇生、吳郡人張淹都曾禮聘他，徐伯珍應召後便立即退歸，這樣做共有十二次。徵士沈儼和徐伯珍促膝而談，以表達真誠不移的友情。吳郡人顧歡挑剔出《尚書》中含義不通的地方，徐伯珍訓釋回答得很有條理，因此儒學之士對他極為宗仰。

徐伯珍還喜好釋氏、老莊之學，並通曉占卜之術。年歲常旱，徐伯珍占筮，時雨如期而降．他行為舉止很有禮貌，過有曲折的小橋，他都要急忙走過而避開，惟恐阻攔別人。年輕時他的妻子便喪亡，盲到晚年他也不再重新娶妻，自比於曾參。他家南邊九里有座高山，班固稱之為九岩山，足後漢龍丘萇隱居的地方。山上長有很多龍鬚柏，看起來五彩繽紛，世人叫作婦人岩。二年後，徐伯珍移居逭里。他家門前長著一棵梓樹，一年便艮得很粗壯，須兩人合抱。館舍束面的石壁夜晚忽然有紅光通明地照耀。不大一會兒又熄滅了．有一對白雀棲息在他家門窗上，人們議論紛紛，認為這是隱居之德感應的結果。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聘請他為議曹從事，不肯應召。家境很足貧乏，兄弟四人，都白首相對，時人稱之為“四皓”。建武四年，徐伯珍去世，享年八卜四歲。接受他教誨的人共有一千餘人。

同郡人樓幼瑜，電是儒學之士，著有《禮捃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

又有同郡人樓惠明，有道術。居住在金華山，飛禽走獸毒蟲之類都躲避他。宋明帝聞知此事，敕命要他出山居住在華林園。授官奉朝請，樓惠明堅辭不受，要求束歸。齊永明三年，忽然乘輕便的小舟去豐安縣，大家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不久而唐寓之賊便攻破了郡府。文惠太子召請他出來住在蔣山，樓惠明又請求歸回原處，得到允許。齊世祖敕命為他建立館舍。

史臣曰：顧歡論戎夷、華夏的二種宗教，以星氐道教為優而以釋氏佛教為劣。佛法這種東西，其理義來自萬古荒寂，其跡象顯示於中世；淵源深遠廣博，無始無終，無邊無際，宇宙也不知道其深廣的程度，數日也難以計量出來。多么地興盛啊!真正的菩薩的創立言論，深察機微緊扣空寂，有所觸發必定有所感應，以大包小，無捆不容．至於儒家之教，講究的是仁義禮樂。仁是愛心義是適宜，禮講順從樂主中和，如此而已。而現今則以慈悲為本原，以常樂為宗旨。施捨隨其機緣，細小的舉動也能表示敬仰之意。儒家之教，以祖宗言行為其規範，引古證今，對學習者來說容易曉悟。而現今講因果報應，前有何因，後必報以何果。功業與行為互為因果，連鎖相承，循環不已。陰陽五行之教，占驗的是氣候變化H月運行，教給人民知曉天時變化與世事興衰之間的利害關係。現今卻講耳眼聰明洞達，心智與外物相通，自身便如上天星宿，哪裹要等待甘石星經的占驗結果。法家之教，出自刑法，禁止奸佞邪偽，賞罰分明。現今卻講十惡不赦．十惡所墜落之處，有五種達到最低的地方。受到刀山劍樹的砍殺，熱水烈火的燙燒，遭受這樣的劫難都是自己造孽留下的惡果，這是毫無差錯的。墨家之教，崇尚儉薄，即使摩頂放踵，為他人辛勞萬分，也不要過分吝惜自身。現今則講身體如同斷蒂的瓠瓜，眼光如同井星，捐妻獻子，是雄鷹也要庇護小鴿。縱橫家的理論，貴在運用權謀，能言善辯、滔滔不絕，歸根結底在於順應時勢的變化而變化。現在則是佛以一音說法，萬眾隨類各得其解而不須一一解釋，佛性四論，三度法會，都是我們的教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二家之論。現在卻是釋迦牟尼於五時依次而說法，對什麼理論不能窮盡呢!農家之教，講播植耕耘，善於考察雨、暘、燠、寒、風五種物候的變化，以培育各種農作物。現在卻講北方郁單越洲的稻米穀物，和南方閻浮洲的已不相同，這是上天回報的果實，是自然的產物。道家之教，主張執守虛艇專心致志，得真性而忘情慾，聚精會神而不為外物干擾。現今則講最高的智慧無從明說，萬法皆空；極高的道法怎能夠給它命名呢?祇好歸之於“一”。道法與世習相對比，便是將真與假相匹仇。佛理奧妙而深藏，它無所不在，無往不有。如果善於運用它，真便是俗，俗即是真了。九家教義的設立，為的是藉以教化世俗之人。刑名道墨諸家，意旨相互乖異；儒者不學這些理論，對於儒家也毫無損害。佛理玄妙曠遠，佳講實有、智慧、圓成實性的妙有。若有一物不知，便不能成為覺慧周遍的菩薩。至於佛法與現實相感應的力量之神妙，變化之奇幻，是小叮思議的，難以用語言描繪表達出來。而諸家張氏的五斗米道教，講究的是丹書符錄的事先徵驗，道法來自師傳，其祖宗便是伯陽。世俗人情的信仰去就，便是佛教或道教。僧尼和道士，互相非難、攻擊。這不僅僅是尊崇教義，同時也是不顧一切地去求利。審慎查考佛道兩教，其教理歸結於同一極致。但行跡有不同，所以成教有先後。大略而言，其優劣都是由教義本身產生出來的。道的根本在於虛無．逭不是通過學習能夠達到的。但絕聖棄智，這種作法已經是有所為了。有所為的虛無境界，終究不是道的根本。假如本與末都同是“無”，那么有什麼等級的分別?佛教則非如此。它以各種戒律束縛去培養人們，使愚暗者轉向光明，依照一定的階梯次序而逐漸步入聖殿。路途雖遠而可以逐步實踐，功業雖然曠遠而總有實現的期限。勸人向善的道義，對於物我都是一樣的，沒有差別。而心智短淺的人，很少能夠勝任的。世途的度量，全在因果二類。鶸叫便早起為善，未必能夠澤及後人；在東陵吃肉享樂，也未必就有災禍。才能高妙者，也會因為鬱結不通而不能達道；而心智平庸粗魯之輩，也可能終生富裕豐厚。忠貞之人反被遺棄；詭譎之人，卻獲得福運。由此看來，接近佛教不一定有禍有福，因為人們的身、口、意三方的行為是不確定的。經文上已說得很明顯，開宗明義，人有現報、生報、後報等三報，所以上述的疑惑便頓時能夠解開。史臣衷心信服釋迦之教，深信冥冥中的因緣，認為沒有比佛教更可貴的。

贊曰：含蘊貞正懷抱素樸，這是誠篤地學習和實行道教教義。衹有這佛教有如潛淵幽處的真龍，要拋棄魚鱗而培養龍角。